摘要：[目的/意义]分析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梳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主要研究议题。[方法/过程]梳理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要研究现状，并对现状进行了述评。[结果/结论]应该厘清国家安全情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边界，对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相关成果进行学理化提升，吸纳更多的地方学者参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融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国家安全情报；学科发展；学科建设；学科领域；综述
在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中，以研究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揭示国家安全情报工作规律、阐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实践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1 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有悠久的历史，随着安全观的转变其内涵在不断地发展，但是，以防御外敌为目的的军事(对外)情报工作、以维护政权稳定为目的的国内安全情报工作，是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就具有了悠久的历史。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已经对军事情报工作进行了系统阐述，但是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系统研究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军统特工郑介民出版《军事情报学》，对军事情报工作进行了详尽描述。但由于郑介民的军统身份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他的著作没有在大陆流传。1946年，美国学者乔治·S·佩蒂(G.S.Pettee)出版的《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未来》被称为战略情报文献的开山之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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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奠定国家安全情报学基础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分析家谢尔曼·肯特(S.Kent)，他根据自己在研究分析处任职时取得的情报工作经验，于1949年出版《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该书中，肯特把战略情报定位为战略家制定和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情报，是身居高位的文武官员保卫国家福祉必须掌握的知识。他从知识、活动和组织三个层面，剖析了他所理解的战略情报工作，并对美国战略情报工作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肯特定义了情报学科的研究内容，包括情报工作的任务，开展情报工作的方法，预警情报如何开展。他认为，情报和大多数职业一样，具备了学科性质：有被广泛认可的方法论、专业术语、理论、学说，以及复杂的情报工作技巧。情报事业有了大量的从业人员。肯特指出，必要的情报文献的储备是情报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起来的基础[2]。由此，美国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研究正式起步，并使其迅速发展成一门成熟的学科。
肯特本质上是一个学者，囿于自身经历，他对战略情报工作的认识局限于战略情报领域，局限于公开搜集和情报分析。他对秘密人力搜集、情报分析的对抗性、反情报和隐蔽行动等情报活动缺乏明确的认识，甚至存在错误的认识，因此相关内容在其著作中也未得到反映。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战略情报》一书在体系上存在较大缺陷。这一局限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W.Dulles)的《情报艺术》一书弥补。杜勒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伯尔尼从事秘密谍报活动，战后担任了10年时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参与过大量的国家安全决策。因此，《情报艺术》实际上是他自己情报经历的总结，其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力情报、技术搜集、反情报行动、隐蔽行动、情报评估、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情报工作等内容。与肯特对反情报工作的摒弃相反，杜勒斯强调了反情报工作的特殊职能。他认为，反间谍活动本质上属于保护性和防御性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和挫败别国的间谍活动，但同时在发现敌对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方面也非常有效。它的理想目标是在敌方实施破坏性的情报活动之前就发现并将其挫败，而不是等到敌方已经造成了破坏才采取行动。要达到此目的，国家安全机构必须主动尽全力渗透敌方情报机构，或采取其他可行的办法[3]。杜勒斯指出，矛头对准敌方情报机构的指挥部和它的所属机构，就是最成熟的反间谍工作，在这方面的成功也就是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就。与肯特片面强调情报分析科学性的倾向相反，杜勒斯认为，情报分析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对抗，情报分析并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技艺。他指出：“情报评估不仅仅是针对一些已经察觉但还不明显的事情，它还涉及一些未知的事情”“当我们从军事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评估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不可能把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并预见人的反应交给电子计算机进行，即便是最聪明的分析人员也难以回答这些问题”[3]，“……谁都难以了解任何一个特定局势的一切有关因素，谁也不能料事如神地指出，那些决定历史的领袖们的头脑究竟是怎样思想的。事实上，即便我们着手估计我们自己今后几年内的政策会怎样，我们也会茫然无知如入迷境，何况估计别人的做法。很不幸，情报机构估计局势的过程，永远也不会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3]
肯特和杜勒斯的研究奠定了西方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并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同。由洛克·约翰逊(L.K.Johnson)和詹姆斯·沃兹(J.J.Wirtz)主编的《战略情报：透视秘密世界的窗口》列举的美国情报研究主题包括如下内容：情报历史、情报的搜集与分析、反情报、隐蔽行动、问责与公民自由、情报与决策关系以及情报的政治化问题[4]。英国情报学者迈克尔·赫尔曼(M.Herman)的《和平与战争时期的情报力量》虽然以英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为考察对象，但是，其研究的主题则与美国情报学术界的研究主题大致相同[5]，足见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已经成熟。
4)预警情报。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意识到情报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在设计情报体制的时候，美国决策者把预警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老布什(G.H.W.Bush) 说过：“情报是预测危险的基本工具。情报工作应该是而且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23]印度情报局前任局长纳拉亚南(M.K.Narayanan)也指出，情报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向国家决策者和军事指挥官提供早期预警”[24]。要实现预警功能，情报机构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战争会不会发生?什么时间发生？是否可以避免？交战对手是谁？战争的规模和性质及对我影响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情报机构需要了解潜在对手的战略意图，对方的战争潜力，对方的战争准备情况，双方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态势。这种工作被称为预警情报工作，其方法主要是整编预警指标，编制对手的战斗序列，监控对手的动向，研判对手的意图，及时向决策者发出警告，方便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以避免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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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在经历60年的建设后，国家安全情报学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比较成熟，基本的研究主题已经确定，它完全贴合了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实践。
7)情报监督和情报法制。情报监督是美国情报研究中一个特色主题。不让情报机构侵犯公民自由和个人隐私，让情报活动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是美国建立情报机构的初衷。所以，情报监督、情报法制、对隐蔽行动的控制问题是美国情报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一般研究美国情报工作的著作都会涉及情报监督和情报法制问题。例如，杜勒斯在《情报艺术》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开放社会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问题。艾布拉姆·舒尔茨基(A.N.Shulsky)在《无声的战争》中设专章讨论情报管理问题，其中就涉及国会监督、立法与公众监督、民主与保密问题、隐蔽行动控制[36]。弗兰克·史密斯特(F.J.Smist.Jr.)的《国会监管美国情报界：1947—1993》[37]梳理了国会在美国情报监督管理问题上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其中的内在原因。布鲁斯·伯考维茨的《国会的情报监督》阐述了国会在美国情报监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监督机构的设立与监督活动的一般流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哈里·豪·兰瑟姆(H.H.Ransom)在《美国的秘密情报工作：1947—1982》中分析了美国国会对情报监督态度变化的原因，认为冷战期间国会对情报监督的兴趣，与美苏关系存在相关关系，美苏关系缓和时，情报机构会经历一个很大的问责压力，而在紧张时期这种压力却不存在。此外，美国朝野在对外关系上的共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38]。
2 国家安全情报学的主要领域和重要议题
美国的情报研究强调实用主义。虽然很多大学开设情报与国家安全课程，但真正的情报研究学科并没有建立，大量的情报研究隐藏在政治学研究的框架之下，因此其学科属性并不十分清晰。但是，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基础理论、情报搜集、情报分析与评估，以及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反情报和隐蔽行动，无疑是美国国家安全情报研究的主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几个关键性议题进行评述。
1)情报基础理论。国家安全情报基础理论主要研究国家安全情报的概念、特性、分类、作用；国家安全情报的组成问题(即所谓情报要素)；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流程；反情报和情报斗争；隐蔽行动等。如前所述，谢尔曼·肯特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而杜勒斯的《情报艺术》对肯特的研究体系进行了完善。由于时代所限，这两本书的内容(尤其是《情报艺术》)已有隔世之感，但其研究主题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兰德公司研究员格里高利·特拉沃顿(G.F.Treverton)的《重塑信息时代的情报系统》从“21世纪前期的情报世界”“重塑情报界的动力”“情报工作的军事化”“开源情报革命”“情报与政策的关系”等视角，重新勾勒了21世纪前期的国家安全情报世界[16]。与本书类似的，则有布鲁斯·D·伯尔考威茨(B.D.Berkowitz)、阿兰·E·古德曼(A.E.Goodman)的《绝对真实——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该书关注冷战结束和信息革命对美国情报工作的影响，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美国情报部门想要监控的内容，也改变了监控的方式。信息革命正在塑造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各个方面，情报机构也处于革命的中心。情报的搜集方式、分析模式、产品的提供、情报的组织文化都必须发生变革，以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作者断言，除非对情报部门实行根本改革，否则它将不能为美国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有关威胁国家安全的情报[17]。与前几部书一样，其立论的基点依然是美国情报界，得出的结论未必完全适合于其他国家的情报工作，但毫无疑问，其关注的主题，得出的结论，对改进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在英语世界，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的迈克尔·赫尔曼的《和平与战争时期的情报力量》则从英国的视角，勾勒了英国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历史，解读了英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实践，分析了英国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与美国的情报工作实践进行了对比。
2)情报预警失误。从本质上说，情报的功能是预防对手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突然袭击一再发生，其中尤以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和珍珠港事件为甚。尽管苏联和美国均在事件发生前获取了若干情报，了解战争即将爆发，但突然袭击未能避免。1941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成立罗伯茨委员会，对珍珠港事件进行调查。1962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Wohlstetter)出版了《珍珠港：预警与决策》，从情报的视角对珍珠港事件的起因进行了解释。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指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足以预料到日军对珍珠港的攻击。但是，由于这些情报淹没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里，能使人觉察日本意图的情报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报资料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情报分析人员往往倾向于符合自己先入之见的解释，因而很难做出正确的情报判断[18]。她进而指出，所谓“信号”，是指那些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意图的征兆、线索的情报资料，而“噪音”则是与反映敌人意图不相干，甚或使情报人员做出错误判断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通常会抵消“信号”的效果。因此，为了正确理解突然袭击的本质，在研究那些预示着突然袭击但只有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出的“信号”的同时，有必要考察那些“噪音”的特质[18]。罗伯塔·沃尔斯泰特的研究使情报失误研究成为美国情报学术界的一个研究主题，此后，许多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介入了情报失误的研究。而这一主题的研究视角，也从单纯的信号与噪音的比率，拓展到情报搜集能力的局限、信息共享的障碍、分析人员的认知局限、对手的战略欺骗，以及决策者对情报的使用等诸多领域。可以说，美国情报界对情报工作的改革，以及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体系建构，都离不开情报失误的研究。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巴顿·惠利(B.Whaley)对战略欺骗的研究、迈克尔·汉德尔(M.Handel)对情报突然性的研究，以及罗伯特·杰维斯(R.Jervis)对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认知的研究，以及小理查兹·霍耶尔(R.J.Heuer)对情报分析心理的研究，都从各个领域拓展了人们对情报失误这一研究主题的认识。197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第21卷集中推出了一批文章，讨论突然袭击问题，其中由迈克尔·汉德尔撰写的《赎罪日战争和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汉德尔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发挥了罗伯塔·沃尔斯泰特的“信号—噪音”理论。他提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情报分析人员面临三重“噪音”障碍，其一是由敌人引起的“噪音”障碍。在很多情况下，敌人的目标和意图并不明确，同时存在很多目标。这些都为情报人员分析敌人的意图造成困难。影响情报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碍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过于紧张会分散情报人员的注意力，国际形势过于缓和又会掩盖敌对双方的紧张状态，钝化情报人员的嗅觉。因此，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分散情报人员对“信号”的注意力。情报人员面临的第三重“噪音”障碍是自我产生的“噪音”，这主要是由情报人员的先入之见引起的。汉德尔认为，情报人员应该意识到，要区分“噪音”和“信号”十分困难。在情报分析人员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号”，因此，对各种情报资料，不管其有无根据，都必须一视同仁[19]。路德瓦克(E.Lut-twak)和霍罗维茨(D.Horowitz)也认为，如果不是从事后看，“信号”与“噪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区别[20]。因此，所谓能避免判断失误的说法，都是一些事后诸葛亮。理查德·贝兹(R.K.Betts)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1]。
3)战略欺骗。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战略欺骗的问题。在她看来，她提出的“信号—噪音”研究范式穷尽了情报失误的所有形式，这个断言曾让许多研究者欢欣鼓舞，但也让他们误入歧途。“信号—噪音”模式对珍珠港事件确实适用，但对其他案例就未必如此。例如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用“信号—噪音”模式就很难解释清楚。在“巴巴罗萨”行动发生前，苏联情报机构收到了大量的警告，说明德国侵苏战争迫在眉睫，情报的可信性绝无问题，警告的清晰程度更是无可怀疑，但斯大林还是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足以让人们怀疑：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信号—噪音”模式究竟是否适用于所有情报失误的案例？“信号—噪音”模式是否穷尽了情报失误的所有原因？巴顿·惠利发现，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苏联情报机构曾得到84个战争警告。斯大林之所以不相信苏联会遭到突然袭击，不是由于苏联情报机构得到的“信号”含糊，恰恰相反，德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竭力降低那些有可能干扰斯大林判断的“噪音”的含糊程度，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假“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散布的假“信号”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认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信号—噪音”模式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即她把敌人故意散布的假情报与那些背景含糊的“噪音”同等对待，从而把敌方散布的与反映敌方意图相关但完全错误的假情报和那些与反映敌方意图毫不相干的“噪音”放在同一个情报分析体系里。假情报的根本目的就是减少信号的模糊度，消除对手在判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让那种相反的情况变得更为清晰。因此，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噪音”，不如说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号，即与反映敌方意图的真实信号完全相反的假信号。因此，罗伯塔·沃尔斯泰特的“信号—噪音”理论并不适合有关情报失误的所有案例[22]。
惠利的研究结论拓宽了情报失误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被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选为研究对象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于日本的战略欺骗水平较低，因此，她在研究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战略欺骗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足为怪。惠利对“巴巴罗萨”行动的研究，开创了突然袭击研究的一种新模式[22]。此后，战略欺骗被当作引起情报失误的主要因素，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情报分析与情报失误，不可能离开对战略欺骗的研究。
人工交互法识别：由于海岸线位置的地物细节较清晰，影像色彩、纹理丰富，基本无法自动识别，主要依赖人工判释。根据不同岸线类型在影像上成像特征差异，从高分辨率无人机影像中手工描绘出人工岸线边界线。
经过70年的建设，国家安全情报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影响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发展。
从冷战爆发开始，美国情报界就在关注突然袭击问题。它一方面组建专门的预警机构，发展预警手段，同时也关注对预警情报的理论探讨。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的进步，距离与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核导弹时代……距离已经失去了其旧有的重要性，而从战略角度来说，时间则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过去海洋保卫着我们，使我们有足够的准备时间，现在海洋仍然宽广，但导弹在几分钟内、轰炸机则在几小时内就可以跨越海洋……一次突然袭击并不需要长时间动员以暴露其迹象。”[3]因此，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和做好准备。“防范突然袭击的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有一个经常保持警戒、能够准确迅速地报道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动态、严密而协调的情报机构。”[3]情报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情报分析人员要能从已经掌握的情况，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天上的乌云可能只有一个人的手掌那么大，却可预示风暴的来临。当局势到达危机状态之前，情报机构要发出预警，这是情报机构的职责[3]。而对预警情报工作的理论建构，则完成于辛西娅·葛拉博。辛西娅·葛拉博长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担任预警工作，对预警情报工作有深刻的体验。在《战略预警手册》[25]中，她探讨了预警情报工作的定义、原则、程序和方法，阐述了预警情报工作中存在的几大误区，总结了预警情报工作应该关注的重要原则。与传统理解不同，辛西娅·葛拉博对预警情报分析十分重视。她一再提出，预警是对对手意图可能性的评估，预警是综合研究的产物，它并非源于情报搜集，而是源于情报分析。因此，分析人员不仅要整编对手的战斗序列，更重要的是评估对手的意图。只存在于分析人员头脑中的预警是没有意义的，他必须千方百计地向其认为需要了解该信息的用户传递其观点。辛西娅·葛拉博也关注到对手的战略欺骗、情报分析人员的认知心理等因素对预警情报分析人员的影响，因而其对预警情报的认识被美国情报界和学术界广泛接受。围绕她提出的预警情报工作流程、信息空白的填补、对手的拒止与欺骗，以及分析人员的认知偏见，情报界与决策者的关系，美国情报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罗杰·乔治(R.Z.George)和詹姆斯·沃兹(J.B.Bruce)则概括了预警失误的7个原因，如搜集失误、对手的拒止与欺骗、分析人员对信息的错误解读、不足的信息共享、质量低劣的预警报告，不能将威胁有效地传递给决策者，以及政策层因为其固有政策倾向不接受与其预期不一致的预警信息[26]。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杰克·戴维斯(J.Davis)讨论了信息时代的战略预警工作。戴维斯认为，预警的关键是让决策者采取行动，安全模式的变化使传统的预警模式已经失灵，战略预警需要分析人员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使用专业的情报分析技巧，对全源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挫败对手的突然袭击。为改进美国的战略预警工作，应该革新预警情报工作流程，把决策者纳入到预警分析流程中来[27]。
5)情报分析。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核心环节，它的重要性在情报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绝大多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离不开情报分析这一研究主题。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分成两个版块，情报分析思维和情报分析方法。前者大体可以与情报失误的研究以及情报分析方法论联系在一起，后者则以情报分析流程和情报分析的改进为研究目标。代表性的著作则有谢尔曼·肯特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杰罗姆·克劳泽(J.Clauser)的《情报研究与分析入门》、罗伯特·克拉克(R.M.Clark)的《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28]、凯瑟琳·弗森和伦道夫·H·弗森的《战略情报的批判性思维》等。
肯特所代表的是第一代情报分析，其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在这种方法论指引下的情报分析，将基本的逻辑方法如演绎法和归纳法作为分析工具，强调对观点的证实；强调情报分析的科学性，坚信情报分析与学术研究同一性质，忽视了情报分析的艺术性；强调情报资料的客观性，忽视了情报资料的模糊性、欺骗性和片断性；强调并认为情报空白是由于搜集能力不足引起的，却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敌方的拒止引起的；认为形成的判断是客观的，却没有意识到在判断过程中的诸多主观因素，如敌方欺骗、上级期望、思维模式、团体思维等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传统思维的这些局限，必然容易导致情报分析陷入唯一的、“科学的”方向。杰弗里·库柏(J.R.Cooper)指出：“所谓情报分析科学完全是一种幻想，谢尔曼·肯特将情报分析视作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一幻觉。”[31]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证伪主义哲学和认知心理学，为情报分析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肯特在《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情报的几种类型，以及情报分析的基本流程。他的实证主义信条使他深信情报分析是一门科学，情报研究与科学研究是一回事，各种科学研究方法适用于情报研究。在《战略情报》一书中，他建构了以资料驱动为特征的情报分析流程。肯特指出：评估是最珍贵的情报产品，只有国家最出色的精英群体才能完成：他们必须接受过最好的专业训练、具有最高的智力天分和极其宽广的视角[1]。他们必须是某一领域的精通者、在新的事实证据面前是公正的、在研究技巧的发展上具有天分、在假设上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能消除自己的偏爱和偏见、能娴熟地做出判断。1968年夏，肯特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刊物《情报研究》上发表《评估与影响》一文，提出了著名的情报评估“金字塔”理论。肯特把完美的评估比作为金字塔，它的基座由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构成，侧面由合理的假设构成，顶点则代表情报评估结果[29]。肯特的研究，奠定了情报分析学科的基础。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唐纳德·斯图理(D.P.Steury)评价肯特“在其职业生涯中使情报分析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并且建立了井然有序的方法论”[30]。
通过实验表明，边缘检测方法获得边缘信息通常是因为这些信息不够突出而产生的空间，无法形成包围物体的封闭曲线，这就要求根据这些离开的边缘点采用一定的追踪、连接算法规划出有意义的物理范围。同时，噪声增大时边缘检测分割方法的图像会形成比较多的假边缘，对去除噪音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个问题在医学超声图像分割中显得极其重要。
我国对国家安全情报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军事情报曾是情报或国家安全情报的代名词。1988年许果复的《军事情报学概念》在军内出版，军事情报研究开始起步。该书主要从流程上阐述了军事情报工作尤其是战略情报工作，与真正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研究存在较大的距离。2011年后，军事情报工作的改革和任务的转型，对军事情报理论提出了强烈的需求。金城出版社引进了一批西方情报理论研究名著，使中国的情报学术界接触到真正的前沿性情报研究成果，促使中国军事情报学界的研究主题与国际主流学术界大体保持一致。在公安情报方面，金城出版社近年也有类似的努力。在翻译、引介国际情报学术界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军事情报学术界也推出了一批优秀成果，代表性的著作则有张晓军的《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6]、李景龙的《情报分析：理论、方法与案例》[7]、申华的《美国国家情报管理制度研究》[8]、刘强的《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基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考察与思考》[9]，以及高金虎的《军事情报学》《中西情报史》《中西情报思想史》《情报分析方法论》《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10-14]，熊剑平的《中国古代情报史》[15]等。应该指出，我国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战略情报工作，而与军事情报工作下属的战场情报工作和战术情报工作相距较远，无论是张晓军团队的研究还是笔者的研究都不脱这一窠臼。这对于军事情报学的理论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缺陷，但是换一个视角，这些缺陷恰好使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更宏观，更靠近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主题。
就情报分析思维的研究而言，小理查兹·霍耶尔的《情报分析心理学》[32]无疑是经典著作。小理查兹·霍耶尔于1975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情报分局，参与过多项重大情报分析实践，有着丰富的情报分析经验，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从认知心理学视角探索情报分析主体的认知过程，最终出版了《情报分析心理学》一书，从而将认知心理学在情报分析领域的应用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33]。
小理查兹·霍耶尔写作《情报分析心理学》的时间大体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年代西方的科学哲学发生了从实证主义到证伪主义的转向，而在心理学领域则发生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到认知心理学的转变。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和认知心理学对情报分析人员影响很大，所以，小理查兹·霍耶尔借鉴了波普尔的这些理论，尤其是其科学发现的逻辑，提出了解决认知偏见的主要途径，即构建合理的思维模型，合理地对待每一种解说，通过证伪方法剔除错误假说，承认情报分析主观性，提供开放结论等。戴维斯直言“批判性思维，就是把科学调查的过程和价值取向，运用到战略情报的特殊环境中去”[34]。小理查兹·霍耶尔在《情报分析心理学》中提出了竞争性假设分析法这一全新的情报分析方法。由此出发，他与伦道夫·弗森(R.H.Pherson)合作，提出了结构化分析方法(Structured Analytic Techniques)，并将其运用于战略情报分析。因为其在情报分析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小理查兹·霍耶尔被列为影响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的四大家之一。
传统的情报分析模式以认知结果作为验证情报分析成败的标准，往往忽视认知过程，分析人员不能认识到自己在情报分析时存在的偏见，也使其他分析人员无法对其分析进行检验，最后只得以“可能性最大”“最可能被接受”“最合理”的假设作为自己的判断。这也使得情报分析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黑箱”状态，即只了解信息输入和输出的初始和最终状态，但对于最终情报形成的过程并不清楚。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情报分析过程，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都难以解释信息加工的具体过程。认知心理学提供了探究情报分析人员认识情报资料、吸收信息、加工信息和产生新信息(即最终情报产品或判断)这样一个整体过程的理论工具。这样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工具，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情报分析过程的实质，从而更好地从根本上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结构化分析是一套方法体系，它结合了批判性思维和认知心理学乃至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重新构建了一套情报分析的逻辑。这套逻辑的基本思路是：科学发现从假说开始，分析人员应该尽可能构建周详的假说；情报分析是一个主观的认知过程，对手的战略欺骗、分析人员的思维模型都会对其认知产生影响，因此应该关注分析人员的思维过程；思维定势是引起情报失误的主要原因，应该通过竞争性分析挑战分析人员的思维定势；情报分析是一种认知对抗，不存在绝对科学的分析方法，也不太可能得出唯一的分析结论，因此应该通过替代分析从其他视角解读情报现象。这一套结构化分析方法能够降低已知认知局限对情报分析造成的负在影响，能够显著增加分析人员对自身分析判断的信心，因而得到美国情报界的广泛认可。凯瑟琳·弗森和伦道夫·H·弗森夫妇的《战略情报的批判性思维》、杰克·戴维斯的《坏事为何总发生在优秀的分析人员身上》[26]都肯定了这套方法在问题分解与思维外化方面的作用。
6)情报管理体制。情报体制，即情报工作系统的组织形式，是由国家安全和军队行动提供情报保障的相关单位组成的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情报》卷称其为情报体系[35]。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情报机构的组成情况和情报机构的管理情况。可见，情报管理体制是情报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情报工作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建制和领导关系，以及情报机构的职能分工等，体现了国家和军队对军事情报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及国家和军队对情报工作的认知。
完善国家安全情报管理体制，防止情报失误，是国家安全情报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领域，肯特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依然有经典的意义。肯特曾以“情报是组织”为专题，对情报体制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认识。肯特把情报分成三个层次：为国家安全决策服务的战略情报、为政府各部门服务的部门情报、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战术情报。相应地，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可分成三个层次：中央情报局、部门情报组织、部门相关行动小组。肯特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职能范围主要可概括为协调职能和行动职能。中央情报局必须对各类部门情报组织建立清晰的管辖权限。中央情报局必须明确各个单位的搜集重点，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管，保证其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如果部门情报组织出现失误，中央情报机构必须帮助判断问题的原因，协助其纠正错误。肯特强调，在履行协调功能时，中央情报局应该摆脱初级的具体工作，而将其活动限定在管理部际项目、评判部门对项目的贡献、调查部门贡献不够或出错的缘由等方面，以此监管各部门机构人员的专业能力，不断地推动他们改正缺点。肯特写道：“某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只有拥有自己的力量，在情报生产上与军种情报机构展开竞争，并胜过部门情报机构，才能对部门情报机构行使实质性的管辖权。言外之意就是，中央情报局只有成为一个稳固强大的研究组织，在实力上几乎与所有部门单位的总体力量旗鼓相当，才能达到各部门情报机构的标准。我完全不赞成这个观点。”[1]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前，美国决策层并没有依据肯特的认识规划美国的情报管理体制。美国的三权分立传统，美国对秘密警察的恐惧，以及美国的情报文化，使美国朝野均不接受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情报管理体制。尽管学术界对美国的情报管理体制做了大量的研究，也意识到以中央情报主任为核心的情报管理体制有名无实，但始终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种体制[13]。但大量的研究报告显示，建立一个高效的情报管理体制，是打造一体化的情报界、提升情报机构效率、推进情报界信息共享、形成全源情报分析产品的唯一途径。迈克尔·赫尔曼在对比了英美两国的情报管理体制后也指出，适当加强中央管理是必要的，英美两国均应采取可行的步骤来加强参谋人员对国家情报官和中央情报主任的支持，同时通过各情报机构间的交换、培训和职业发展来促进行业意识[5]。“9·11”事件后，美国通过了《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剥离了中央情报主任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设立了独立的、不从事具体情报活动、只负责协调美国情报界活动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从而回到了肯特设计的轨道。可以这样认为，21世纪初美国的情报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肯特在60年前呐喊的回响。尽管21世纪初的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大量的改革设想，但其思想实质上是肯特的。
通过安全管理制度的应用，可以有效的约束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不安全行为，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建筑工程的顺利开展。但是很多建筑工程的安全管理体制都存在不完善的情况，要么是从其他建筑项目“生搬硬套”而来，不符合企业本身特点，导致在应用过程中很难有效执行落地；要么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缺少执行力，导致建筑施工项目的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
3 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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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边界有待厘清。一门学科的研究主题，分支学科构成，应该有自身的逻辑和内在依据。厘清学科边界，防止新兴学科荒了自己的地，耕了人家的田，就成了构思学科建设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本身十分复杂，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情报学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其他学科的重叠问题。这些相关学科，包括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以及中国学术界通行之所谓“情报学”。尤其是军事情报学和公安情报学，由于公安情报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时候甚至被视为同一对象，因此，交叉重叠的空间更大。
美国情报界和学术界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有较清晰的定位。虽然谢尔曼·肯特使用了“战略情报”这一概念，并认为战略情报是国家必须掌握的有关其他国家的知识，其目的是确保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制定计划和行动方案时，不会因为无知而使事业遭受损失、行动蒙受失败，但美国使用更多的却是“国家情报”或“国家安全情报”这一概念。1947年《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情报是有关国家安全的、由多个部门参与生产的特定情报[39]。2004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界定了“国家情报”的含义：“‘国家情报’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是指无论其来源的一切情报，而且也包括在美国国内或国外搜集到的信息。(A)它们属于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并经确定与总统颁布的所有指令一致；(B)它们包括：对美国及其人民、财产或利益构成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扩散或使用；任何针对美国国家或本土安全的事务。”[40]在美国的情报计划中，有国家情报计划与军事情报计划，虽然此两类计划仅用于对两类不同情报机构进行拨款，但其用途区分显而易见，从而间接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并不是军事情报工作的代名词，而有其特定的含义。国家安全情报是服务于最高决策者的高层次情报，其处理的是国家安全威胁，其生产依赖于各个情报机构的努力，而实现的途径是全源情报分析。它与一般的军事情报和国内安全情报等存在重叠和交叉，后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可以为其生产提供帮助，但在服务对象、产品层次、生产方法上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情报学，显然也应该区别于军事情报学和公安情报学等。这是我们在确定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主题和分支学科时尤应注意的问题。
2)情报研究主题缺乏学理化提升。英美的情报理论研究虽然非常发达，也涉及了众多的研究主题，着力最多的是情报分析、情报失误和情报政治化、情报问责几个研究主题，但是，建立宏大理论体系的尝试并不多见。以情报分析而论，虽然肯特和小理查兹·霍耶尔、罗伯特·克拉克等在情报分析领域多有建树，但至今美国学术界还在争议情报分析这一门学科是否存在，颇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安全情报研究在总体上远较英美学术界逊色，但是，中国情报学人重视情报研究的学理化提升，擅长从思想上、历史长河里总结情报工作的经验教训，并从宏观上进行理论建构。如张晓军教授对《武经七书》情报思想的研究，就从历史长河中观照《武经七书》情报思想对后世情报工作的影响，而高金虎著《中西情报思想史》则探索了东西方情报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注意分析东西方情报工作体现出的普适性，并对照重要的情报人物在情报认识上的异同。这样的研究虽然还不够系统，选取的人物可能也不够有代表性，但通过选取不同的情报人物，对其思想进行梳理，进而比较不同代表性人物的情报思想，对深化东西方情报工作的认识具有借鉴意义。相比较而言，英美情报学界不太关注其他国家的情报理论研究和情报工作，在众多的情报研究著作中，英美学者对其他国家的情报工作均是一笔带过，对比研究更是少见，仅迈克尔·汉德尔对情报思想进行过挖掘，他对孙子、克劳塞维茨在情报不确定性的认识的比较具有经典意义[41]。
3)情报研究局限于英语世界。国家安全情报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肯特奠基，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已经成为英美学术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其他语言环境下，类似的研究却没有得到普遍开展。例如，俄罗斯的情报研究基本没有开展，目前仅见少数由国家安全机构内部出版的一些资料性著作，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忽视情报研究，主要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法国安全机构历史和间谍故事介绍上，主要的研究成果还是由美国学者提供的，如道格拉斯·波奇(D.Porch)的《法国情报机构》[42]及论文《法国情报文化：历史与政治视角》[43]，以及帕西·凯普(P.Kemp)的《法国间谍大师的兴衰》[44]等。德国的情报研究存在类似问题，而日本的情报研究大多沿袭美国情报研究的后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过于狭窄的研究主体，使国家安全情报研究更多地体现出英语世界的特色，而没有体现出各国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独特性，容易使人将英语世界情报工作的特性当作全世界情报工作的共性。
基于地域的自我认知，岭南报刊地域特色体现于三点：报刊内容、报刊语言、报刊形式。从内容看，岭南报刊新闻栏目的设置上会有意识区分本外埠，《岭东日报》设《潮嘉新闻》《本省新闻》《京省新闻》《外国新闻》四个栏目，以地域为别。从语言看，上海、北京等地报刊偏爱官话，“先用官话，次用土话……本报章定用官话，乃是公共天下的意思”，[5]岭南报刊则喜用粤语，革命报刊为启智下层社会，常用粤语吸引本地读者。从报刊形式看，岭南报刊喜用地方文艺样式，粤讴、班本、越人歌等都是常设栏目。
4)相关学科的融合不够。《国家情报法》规定，国家安全工作由国家安全机构、公安和军队情报机构共同承担，由此，中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部门及其所属院校。其中，安全系统没有专业院校，而公安系统和军队各有若干家院校从事情报研究，军事情报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为丰富，研究的主题基本涵盖了国家安全情报的主要研究领域。
（1）社会原因：当下医疗保健制度、医疗卫生体制不够完善，护士人力资源存在分配不合理、严重缺乏等问题，据研究得出，我国医院白班的护患比在1:20左右，夜班的护患比要达到1:40左右，与规定的护患比 1:10相差很大[11]。
面对这种情况，依托学校资源，由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共同出资成立独立经济实体，实现决策、培养、评价、改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校企合作培训模式。它突破了合作方各自为政的教育模式，实现了从理念、决策、培养方案到资源调配的统一，有利于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质量升级。
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公安情报和军事情报的研究呈现出明显区别。军事情报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战略性，从体制、流程、方法等视角对军事情报工作展开研究，而公安情报则呈现出更多的战术特色，在方法上更多地使用数据挖掘等手段。此外，根据对象不同，公安情报可以区分为两类，即侧重于预防的公安情报，侧重于犯罪侦查的执法情报或犯罪情报，两者在流程上明显不同。因此，如何恰当地融合军事情报与公安情报，构建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框架，成为中国情报学人的重要使命。可喜的是，随着情报学研究的活跃，公安情报研究与军事情报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交叉融合的现象。由苏新宁教授主持的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设有“国家安全情报的改革问题研究”子课题，参加子课题的研究人员大多来自军事院校和公安院校。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双方均尽可能地相互接近，出现了融合的势头。
5)地方学者缺乏参与。如前所述，西方的情报研究由情报界主导，大学和研究团体广泛参与，从而使情报研究提升了水平，迅速走向成熟。而在中国，由于传统情报文化的影响，政府与民众均将国家安全工作视为专业国家安全机构的事务，地方研究机构视情报研究为畏途。国家安全机构严重缺乏研究热情，对地方研究机构的情报研究不加引导，对自身产出的少量研究成果秘而不宣。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中国的情报研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利用全社会资源来支援国家安全工作，动员全社会的智力资源来从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帮助全社会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这正是政府将国家安全学列为一级学科的初衷。我们期待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全社会能形成关心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氛围，地方学术界能积极参与到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研究中来，从而推进国家安全情报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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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SecurityIntelligenceStudyasaDiscipline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y and combs its main research topics.[Method/process]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ain research statu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y and comments on its status quo.[Result/conclusion] It suggests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y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making a theoretical improvement on the related achievements,involving more local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and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relevant disciplines.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disciplinary development;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discipline area;review
DOI:10.16353/j.cnki.1000-7490.2019.01.00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7ZDA291。
作者简介：高金虎，男，1966年生，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情报基础理论。
录用日期：2018-09-04
标签：情报论文; 国家安全论文; 美国论文; 情报学论文; 工作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的成果; 项目编号:17ZDA291论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