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现有研究已经表明，青年马克思思想受黑格尔的影响较大，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总体思想脉络是受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但不能据此就断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的论述是对黑格尔主奴关系的现实还原。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固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不同，即现实的人类社会与思辨的哲学循环论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不可能是主人和奴隶那样在自我意识中的相互承认。事实上，主奴关系在现实中存在不对等的实质，并且其在现实中无法通过思辨逻辑循环论证实现“和解”。马克思揭示了主奴关系的虚假承认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深刻解析与之类似的工人和资本家两者异化关系。马克思将异化上升为异化劳动，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勾连，在扬弃私有财产中寻求人的解放。正是在批判地吸收借鉴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思想中，在思想行进的矛盾过程中，青年马克思不断趋向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键词：主奴关系；自我意识；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把《精神现象学》一书称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该书中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是黑格尔思想的灵魂，而主奴关系的论证又是自我意识的核心。尽管主奴辩证法对马克思《手稿》的影响是否有特殊意义存在争议，但不能否认黑格尔对青年马克思确实存在诸多影响。学界通常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与奴隶操持的物质性劳动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贯穿始终，到达绝对精神的每一步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因此，主奴辩证法也可以说是整个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缩影。其对马克思有一定影响，但是不能简单类推，将奴隶等同于工人，主人等同于资本家。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出发点、落脚点存在根本差异，即使此时的马克思思想中残留人本主义思想和思维方式，但依然改变不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吸收，进而在思考对象、思维逻辑和价值旨趣等方面都存在根本的不同。
一、从自我意识到主奴辩证法
在黑格尔哲学中，对马克思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是辩证法，而非烦琐的思辨和纯概念的演绎。马克思在1844年写作《手稿》时，意识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1]4。1844年，马克思开始将《精神现象学》作为批判对象，这是因为其这时批判的重点是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和唯心主义辩证法，而非某个具体问题。《精神现象学》中有关自我意识、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和扬弃的思辨理论等是马克思批判不可回避的命题。其中的自我意识问题，是贯穿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始终的重要范畴，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笔记中所言：“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2]，这可以说是对《精神现象学》中关于异化理论的唯心主义性质的最概括的阐述。由此可见，分析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范畴以及它在主奴关系中的运动过程，并以此来解读和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自我意识的承认过程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为“精神”赋予绝对的意义，即宇宙的普遍本质，而现象是精神的具体内容。精神停留于彼岸世界，现象存在于此岸世界，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他提出自我意识是连接精神和现象的中介。自我意识由个体、群体和绝对自我意识构成，本文探讨的主奴关系中的自我意识是个体的自我意识。
主奴之争是承认的欲望推动下的产物。在黑格尔看来，欲望构成自我的起点，而欲望的实质是一种否定。所以，自我意识是一种欲望，欲望与生命是直接统一的。欲望中包含着人的欲望和动物的欲望，因此，要将人的欲望从中分离出来，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这就需要自我意识通过斗争来否定和消灭作为动物性的欲望，获得其作为人的生命意义。在这一阶段，自我意识是一个承认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是由于并且事实上它就是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所承认或认识到”[3]283。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其他的自我意识中才能获得它的满足，也就是在面对他者的欲望时，自我意识通过否定并扬弃他者的欲望，使其屈从于自我、承认自我，进而达到自我意识的呈现。这里的承认是一种相互承认。承认的双方是自在自为的存在，是对等的、独立的存在，在人来说，就是真正的相互承认必须基于双方都是自由自在的人，非对等的承认则是虚假承认。
事实上，承认如何得以实现的过程并不是和平解决，而是要经历对立和斗争。为了获取承认，双方必须进行殊死搏斗来获取最终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在双方两败俱伤、一方消灭另一方和一方忍辱求全而直接向另一方投降这三种对立的可能性结局中，唯有第三种结果才是承认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它们当中，一方仅仅是被承认者，而另一方则只是承认者。”[3]289承认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那个他者的出现影响了自己的存在，所以两者要进行决斗，战斗不仅是为了征服对方，还是为了证明自己已超越自然属性。斗争的结果是“其一是独立的，而它的本质性是自为的；其二是依赖的，而它的本质是为它的生命或者为它的存在。前者是主人，而后者是奴隶”[3]295。已经知晓他者的存在是承认自我的，所以不能将其消灭，而将其作为俘虏。质言之，承认首先是一对相互关系的存在，同时一方还得屈服于另一方，否则承认就永远无法实现。在黑格尔看来，承认在主奴关系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主人追求的是自为的、独立的存在，而奴隶追求生命的存在，活着即可。主人给予奴隶生命，奴隶为主人效劳。显而易见，在主奴关系体中，主人的意识具有独立的本质属性，是自我存在，而奴隶的意识本质上具有依赖性，是为主人而存在，即主人是被承认的自我意识。
(二)主奴关系的生成
毫无疑问，《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显然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书中，马克思将劳动问题与承认问题放在一起来考察，劳动被解读为一种积极的相互承认的直接形式和主导形式。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借鉴了相关抽象概念，比如抽象的承认概念，更为根本的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视角来考察。也就是说，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不是从自然领域，而是从社会领域开始的。这与费尔巴哈过于偏重自然而过少地涉及政治不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非常注重社会现实。不同于黑格尔从抽象的自我意识出发讨论主奴关系，马克思是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出发，通过对当前经济事实分析，解析两个物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即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虚假“承认”关系出发，进而对塑造这种关系的异化劳动进行了解读。在进一步考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本质的复归道路——扬弃私有财产即共产主义及其运动。
主奴关系在《精神现象学》中并非不变，而是处于辩证发展过程之中。这个辩证过程主要囊括四个阶段：生命(欲望)的搏斗、相互承认、恐惧死亡和奴隶劳动。四个阶段环环相扣，逐渐深化，不断扬弃，最后把全部问题的解决都集中在奴隶所呈现出来的劳动上面。欲望是主奴关系的起点，自我首先是欲望之我，但欲望提升为人的欲望或欲望的人则在于殊死搏斗，在搏斗中，欲望的自然属性被相互承认的价值信念所扬弃，由此产生了主人和奴隶。主人在享受中逐渐失去了自我本质意义，奴隶则在死亡的恐惧和陶冶事物的劳动中获得全部主奴关系的最后本质。这是因为死亡和恐惧和奴隶的劳动使得生命搏斗和相互承认，以抽象的形式正确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本质，即转向以相互承认为中心的社会理论问题，具有现实和历史意蕴。另外，在主奴关系解读中，黑格尔揭示了主人和奴隶双方各自包含的自我否定的要素。劳动不仅改变事物，而且改变人的存在和本质，即改变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可以说，蕴含四个重要环节的主奴辩证法“不仅对黑格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马克思那里以不同形式变成了一项漫长的事业。”[4]这就是：通过真正的劳动，实现真正的“相互承认”，将抽象的自由变成现实的自由，实现人类进步与解放。
主角—奴隶。作为一种被压迫的意识，奴隶将自己逆转成为真实的独立性。在斗争中，作为失败者的奴隶，畏惧死亡，宁可只为求得安生，甘愿对主人唯命是从，对主人充满了恐惧。然而这一恐惧却为他带来人生的转折。奴隶被当作奴隶的同时，赐予了他在将来改变自己命运、改变人类历史的“物”。人类历史发展进步有赖于从奴隶的视角来考察，并非从主人的视角。因此，在考察主人与奴隶两者关系时，必须秉持这一点才能去思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问题。主人让奴隶为他做事，奴隶听从于主人。为了满足主人的需求，奴隶对物进行加工制作，即劳动。看似主人获得了一切，实则不然，因为实际行动者是奴隶，主人只是发布命令。身份的确立，使主人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不再进行高级的劳动，而是坐享其成，只为满足作为动物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主人使用物的依赖性，把物的独立性留给奴隶，让奴隶进行加工制作。“劳动是被限制和被压抑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转变成某种永久的保留着的东西，这正是因为对象对于那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3]330奴隶的劳动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主人，因此这种劳动是超越自然本能的。不仅如此，奴隶通过劳动，对物进行加工，赋予物新的形式，体现奴隶的自为性。在劳动中奴隶发现其自我意识的存在。奴隶在劳动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物和劳动成了奴隶的自我意识萌发的关键性中介。
如果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把主奴关系移植过来将之等同于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那么就落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实际上，马克思打破了主奴斗争的循环陷阱，主张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借此消灭主人和奴隶彼此形成的阶级条件。也是因为如此，实际上，马克思对主奴辩证法的超越，打破了主奴和解的无限循环，将黑格尔的哲学思辨问题上升为现实政治问题。在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的分析中，不需要一种交互承认，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无一幸免，工人的劳动表面上是受到资本家的控制，实质上资本家也并不是社会的操控者，而是跟工人一样，整个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没有自主权，他们都受到资本的控制，呈现一种“异化”的关系。下面将从工人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及其影响。
(三)主奴辩证法的演绎
当马克思对承认范畴的考察以黑格尔为起点，从两个自我意识关系的视角转化为两个物品拥有者关系的视角时，社会联系、社会关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此时，人不再成为别人的人身的奴隶，而是成为物品的奴隶。正是借助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分，马克思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揭示出私有财产的起源。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以资本家的立场说话，是不可能客观地陈述当前社会经济事实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1。工人已然沦为商品，而且是廉价的商品，劳动不再是工人所控制的，相反工人被劳动控制。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东西，“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54。也就是说，工人唯有在使用动物的机能时，才会认为自己的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无法找到作为人的类生活，即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成为维持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却颠倒了这些。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表现：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出劳动产品，但是这一劳动产品却不属于他，不仅如此，劳动产品反过来支配工人，这种异己的现象就是工人劳动异化的结果；异化还表现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是异己的，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无法肯定自己作为人的活动，也没能感受到幸福，反而是否定自己和处在不幸当中；人同自己、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个表现是人同他人相异化。工人所生产的产品，工人的劳动，甚至工人自己都不属于自己，那么属于谁？马克思认为这一切都属于那个异己的存在物——资本家。因而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82
配角——主人。作为主奴关系中的主人，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因为他的欲望离不开另一个欲望，有赖于奴隶的承认。借助这种承认成为主人，那么，这个主人无疑就是他自身渴望被承认的主人。这种承认仅仅是使他者成为自己的奴隶——这个物，这样物就取代人(欲望)。主人在这种承认中实质上被奴隶所影响和支配了。如前所述，在确认身份的那场斗争中，主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的存在发生了变化。主人确认地位后，可以控制和利用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奴隶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服从于主人，因此主人发布命令于奴隶，利用奴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实现自己的愿望。主人作为主人的身份，是由他自己和奴隶对他的身份的承认，而奴隶的身份，是主人身份的确立而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主人没有承认奴隶，奴隶自己也没有承认自己。“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但已不再是自为存在的一般概念。毋宁说，它是一个以它自己的根据存在着的意识，这个意识是通过另一个意识而与自己相结合起来的，即通过另一个这样的意识，其本性意味着它要隶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或者说它属于一般的物。”[3]295主人是自为的存在，获得了奴隶的承认，但是却没有获得自我意识的承认。因为真正的承认是一种交互的承认，承认双方是对等的身份。但是在这里，虽然奴隶承认了主人，他们却不是同类存在，主人只是把奴隶当作物来看待，已经失去了价值，因为承认主人的只是一个物，而不是与他对等的独立的人。所以奴隶的承认对主人来说是无效的、虚假的承认。
二、马克思对主奴辩证法的借鉴与超越
作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组重要范畴，“主人—奴隶”一直受到较大关注。在柯耶夫的解读中，更是将主奴关系作为核心议题进行深入阐述。黑格尔让主人和奴隶来充当承认的双方，展开自我意识的实现过程。然而，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中，一方要承认另一方，前者就必须将后者尊为自己的主人来承认和对待，而一方要承认自己就必须给自己披上奴隶的外衣才能得以实现。换言之，按照黑格尔的承认逻辑，社会中只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主人，另一种是奴隶。但事实绝不是非此即彼，因此，主奴关系中存在着承认。
(一)从主奴关系到资本家与工人
科耶夫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主人与奴隶为获取承认的斗争史。于此，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便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以及解放学说产生了质的联系。在马克思的历史解读范式中，主奴关系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主奴关系搏斗的具体呈现。现实里面，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被承认为一个阶级，仅仅是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奴隶而已。无产阶级要获取承认，就必须祛除所谓奴隶的标签，进行反抗来解放自己，这个过程就是要推翻那些一切使人“被侮辱、被奴役和被蔑视”的资本主义关系，直至获得真正的承认。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就表现为源于资本对劳动的系统剥削下的承认的否定。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以及工人和资本家关系变革的承认就成为这种斗争的目标。显然，“主奴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得以延续，作为一种总体逻辑隐含在其宏大解放叙事之中。当然，马克思既没有直接阐发承认这个理论，更不是简单拿过来套用，而是进行了根本上的扬弃和超越。
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中，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占据社会的优势地位，而工人是没有任何财产和资本的，被资本家雇佣和剥削。资本家追求金钱，不断扩大自己财富的积累；工人如同黑尔格自我意识中的奴隶一样，追求基本的生存、物质生活资料。“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14从国民经济学视角来看，马克思认为理论上劳动的产品属于工人，但实际上“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1]12。“工人成为资本家的附庸物，资本家获利时，工人不一定同步获利，但是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必然跟着吃亏。”[1]8这是因为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工人逐步依赖于劳动，但这种劳动无法实现自我，仅仅是在机器操纵下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工人等同于机器，成为资本的奴隶，任凭贪欲增长的资本家的压榨。“在劳动中，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工人不仅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必须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手段而斗争。”[1]9随着工人数量的不断增长，工人为了生存，相互之间还在进行更为激烈的竞争，为了提高工资，他们也产生了资本家那样的贪欲，将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全部奉上。
（3）凌文辁、张治灿与方俐洛通过对5000名员工的7轮预测和2000名员工的正式测验，编制出了由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机会承诺和经济承诺五因素构成的“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量表”。该量表的总方差解释量达66.11%，相关分析也表明，各因素与效标的相关均达到非常显著水平，各因素的信度在0.7-0.89之间，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因为此份量表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编制的，因而对国内的研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发布教技（2018）6号文件《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三全”“两高”“一大”的要求。图书馆应从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师生信息素质、参与教育资源库建设、建成互联网+图书馆平台等方面来应对。
质言之，主奴关系绝非所谓简单对等的“承认”关系。主人有赖于他所不承认的人所承认，奴隶却在劳动否定中获得自我意识。主人炫丽登台，却匆匆退出舞台，真正的主角是奴隶。奴隶在恐惧中否定了自己，又通过劳动否定作为奴隶的自己，在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建立起自我意识，独立的意识的真理就是奴隶意识。历史就是奴隶劳动的历史。主人和奴隶都在其对立面中实现了自我意识的占有，对于主人而言，非本质性或者说奴隶的意识作为主人的对象就构成了主人自身主体确定性的真理；而奴隶在主人的压迫中，将自己逆转成为真实的独立性。
(二)从对抗到异化劳动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劳动在黑格尔的奴隶意识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呢？现实中工人的劳动如何，工人的劳动是否会给他们带来命运的转折？显而易见，马克思将劳动与承认问题直接关联起来，劳动成为一种积极的相互承认的直接的有效主导形式。当劳动成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劳动，也就是在人的自我确证、自我肯定的本质的条件下，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可以双重地对自己和对方进行肯定。当然前提是，此时的劳动是作为谋生手段和牟利手段的劳动即“生产性劳动”，不再是黑格尔眼中的作为人的自由本质的劳动，也就是劳动已经发生了异化。随着劳动的异化，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财产权取代荣誉成为承认的目标。这样，异化劳动导致财富和财产权的出现和存在。换言之，异化劳动就成为私有财产的实现途径。
由是观之，在实践中，主奴关系形成了本质性的颠倒和逆转，我们把这种关系的逆转称作主奴辩证法。依托两个生命体的激烈斗争，主人获取了超越他者的价值，然而，随着实践中主奴关系进一步展开，主人的本质属性逐渐被消解。奴隶反而在恐惧和劳作中一步步克服了以往的依赖性而具有了本质属性的力量。起初，在这个过程中，看似主人确立了地位，是最大的赢家，实际上主人只是来辅助奴隶去追求和实现人的自我意识的解放。“意识，作为自我意识，在此就有了双重的对象——一个是直接的，感性确定性和知觉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在此就标志着否定的特性；第二个对象，即是意识自身，它才是真正的本质，而且它首先只是作为第一个对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自我意识在这里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它和它的对象的对立被扬弃了，而它与其自身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建立起来了。”[3]269很显然，主人是第一个对象，奴隶是第二个对象。主奴关系即是自我意识的依赖性和独立性相互转化的一个过程，劳动作为重要的中介，有日益发展的自主性和解放潜能。一方面，奴隶在劳动中重新发现自己，对主人的依赖性转为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主人开始依赖于奴隶和奴隶创造的物，自我意识从独立性走向依赖性。因此主奴关系是起始于主人而成长于奴隶的自我意识解放和发展的过程，是以奴隶为主线而进行的辩证法探讨，主人成了奴隶的奴隶，奴隶成了主人的主人。但是，黑格尔并非以我们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去探讨真实的主奴关系，主奴辩证法只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或者说其哲学思想的第一步，是自我意识的起点。因此，他始终是在抽象的精神领域谈论这一关系。
由图5可以看出,仅靠储能电池维持的母线电压在400 V上下小范围波动,而且光储电站仅靠储能电池来平复系统内的不平衡功率。当光伏发电的功率不能满足站内负荷所需时,储能电池放电,储能电池的电流大于零,SOC下降;当光伏发电的功率大于站内负荷所需功率时,储能电池充电,储能电池的电流小于零,SOC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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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波动特征上，波动特征也即变异性(稳定性)，反映了三种类型降雨的变异大小；波动越大，变异性越大(稳定性越差)，反之亦然.1979—2016年全球陆地大尺度降雨量变异系数超过0.8的波动地区明显多于全球陆地对流型降雨量和总降雨量.全球陆地对流型降雨量变异系数超过0.8的波动地区明显多于全球陆地总降雨量.但三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总降雨量波动特征与对流型降雨波动特征和大尺度降雨波动特征的空间相关系数分别为0.79和0.66，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全球变化背景下大尺度降雨变异较大，但三种类型降雨的基本气候格局未发生根本变动.
也要看到，此时马克思在探索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时，陷入了循环论证。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产生异化劳动。即使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时，依然没有摆脱人的自我异化的影子。也就是将私有财产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即“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1]82。据此，马克思按照自身思想逻辑把私有财产问题转化为异化劳动和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这种解读相比于马克思后来站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视角来探究私有财产的起源，显然是不够成熟的。但从异化劳动来论证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依然具有积极意义。比如私有制不是永恒不变而是有起源的、私有制是劳动的产物、异化劳动孕育在人的发展之中等观点，为马克思批判货币、资本，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寻求扬弃私有财产等路径做了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准备。
(三)从承认到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1844年对历史的看法，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当他用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考察历史时，明显带有思辨的烙印。这种影响在《手稿》中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手稿中，马克思紧密结合私有财产的扬弃来论述共产主义，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仍然是以主体的本质为论据，把私有财产归之于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本质与人相对立。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其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因素，但又不等同于唯物史观。其中就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残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一切以异化作为根本理论和方法所固有的共同缺陷。以人的本质为尺度，用人的本质异化来诠释历史，其最后归宿必然是去探寻一种永恒不变的、规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并据此作为历史的起点。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固有本质必然会同人相异化。异化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性，使人丧失了人的本来属性，私有财产试图完全占有人的本质。这时，马克思提出了私有财产归之于人的自我异化的观点。“社会是由人产生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83马克思指明人的社会存在性。然而现实是，私有财产这一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表现，占有了人的生命，因此必须扬弃它，使人向自己的社会存在复归。“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1]91全部的历史在人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进步，自然和社会都是为人成为人做准备的，不能割裂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脱离了人的社会属性进而把人的自然属性抽象出来，必然将人与动物的区别抹杀，也就无法真正揭示人的本质。因此，人要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因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86，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由此，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1]81
卢春泉对此也表示肯定，“魏银仓、孙国华离任后，很幸运董总也是我们的股东，她有制造业的管理经验、管理能力和管理团队。如果没有她接手，带来格力先进的东西，恐怕现在银隆都还迈不过这个坎。”
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人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质，更不用说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马克思把解决这个问题寄托于扬弃私有财产、消除自我异化的共产主义身上。由此看来，扬弃私有制就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基于人的本质复归的期望；不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人的新的本质，而是全面占有在私有制下无法实现的人作为人的自身本质；不是生产的高度发展与消除旧的分工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人作为人就应该全面发展。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就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规律。这当然不是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提出了共产主义行动的问题。诉诸实践、诉诸革命、诉诸行动。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实践是扬弃异化的手段和途径，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都被认知和实现，扬弃了私有制后，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对于内容还是存在方式而言，都是社会化了的。扬弃私有制的生产活动，人与社会达到了统一。这些判断为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转变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准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曾琼、王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泰勒：《黑格尔》，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9)01-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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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江平，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张婧，199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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