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36至1947年间，数十位外国记者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奔赴延安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地观察采访，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共产党人、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的努力和成效。他们从外国记者的独特视角描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通过与侵华日军、国民党政府进行详细比较，建构了一个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老百姓福祉着想、让人耳目一新的红色中国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一形象在海外得到了积极而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这一形象及其海外传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延安时期；红色中国形象；外国记者；传播
引言
延安时期，数十位外国记者，从埃德加·斯诺开始，到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文斯·卡尔逊、詹姆斯·贝特兰、霍尔多·汉森、哈里森·福曼、冈瑟·斯坦因、杰克·贝尔登、白修德等，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严厉封锁奔赴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观察采访了红色中国的军民，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战斗与生活，尤其是抗战事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作品，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红色中国形象。那么，这些外国记者到底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们是如何建构这个形象的？这个形象又是如何传播出去并为读者所接受的呢？休梅克简要概括了红色中国形象，认为八路军代表的是进步力量：他们生活简朴，充满朝气与活力；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富有民主、爱国、改革的精神，并且，广受百姓喜爱。(1)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 1927-194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66.但是他描述的主要是人物形象，对红色中国的其他方面较少涉及，缺乏文本分析和叙事策略分析。李金铮基于文本分析了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但研究对象的范围较窄，缺乏普遍性。(2)李金铮：《以民为本：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第44-49页。刘锐等分析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叙事形式，但只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展开，缺乏对形象建构的关注。(3)刘锐、蔡尚伟：《〈中国震撼世界〉：一部被埋没的新闻巨作》，《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4期，第120-124页。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时期书写过红色中国的外国记者及其作品都各有特点，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延安，所建构的形象互为补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基于文本分析这些形象的形成，以及这些记者所采用的丰富的叙事策略和技巧，并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挖掘红色中国形象的传播与接受，对于了解外国记者的中国形象书写方法与传播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又继承了党的这一重要红色遗产和传统。
一、外国记者红色中国形象建构
外国记者在赴延安观察采访前，几乎都有过日本或者日占区经历，所以，他们往往会自觉地将共产党八路军的做法与日军进行对比，从而凸显了前者的善良、仁慈、宽容、民主等形象，揭露了日本人残暴、狭隘、奸诈、蓄谋、专横等完全对立的形象。“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贝特兰正在日本观察采访。他发现日本国民表面上的彬彬有礼，并不能带给他人以文明、温馨之感，而且，他还深切感受到了日本国内压抑的气氛和政府故意制造出来的令人神经紧绷的战争氛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贝特兰在离开延安前往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和谐、轻松、愉快。(4)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9, p22, 213.贝特兰认为，在西方国家眼中代表现代文明的日本国民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残忍与邪恶的“典范”，这种异常冷血的残忍，即使是在法西斯国家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而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对待日军战俘的人道主义方式。他们从不杀俘虏，甚至还给战俘高于八路军指战员的待遇标准。(5)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191, 270, 413.
和贝特兰一样，汉森也与日本人有过零距离接触。他在保定府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在山西南部见证了日军暴行留下的“灰烬与尸骨之地”，记录了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无区别轰炸和恐怖主义统治，尤其是详细记录了日军的南京暴行，并将其定义为现代战争史上、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残暴放纵行径。(6)Haldore Hanson: Humane Endeavour. Farrar & Rinehart, Inc. 1939, pp94-96, 139-149, 234-265.卡尔逊也曾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描述了日本的恶毒之处：1937年8月，日本首相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讲话，声称日本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打得屈膝投降，使它不再有战斗的精神。(7)[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祁国明、汪杉译:《中国的双星》, 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反观八路军战士，他们是外国记者所见过的最有军事素养和最具纪律性的战斗人员：战士之间充满同志情谊，这使他们士气高昂；他们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部队里官兵一致，充满民主精神和必胜信念；他们吃苦耐劳，勇于面对任何挑战。汉森还仔细观察比较过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授意组建的北平傀儡政府，发现边区政府比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做得还好，那里都是年轻人在领导，行政委员会成员平均年龄32岁，而北平傀儡政府官员平均年龄64岁，刚好是前者的两倍。(8)Haldore Hanson: Humane Endeavour, pp244, 265-270.一个代表未来与希望，一个代表过去与没落，这就是外国记者笔下中日对比的效果。
国共对比是外国记者另一个常用的形象建构方式。卡尔逊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看到的办公室非常简陋，一张桌子加几把椅子，但墙上却悬挂了各位领袖的画像。而在国民党高官府上，卡尔逊却总是忍不住将他们的奢侈享受与八路军艰苦的生活条件与严格的生活自律进行对比。在汉口，卡尔逊发现国民党高官子弟在全民抗战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纵情于声色之中，这与八路军年轻战士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不惜牺牲个人保家卫国的英勇行为形成鲜明对比。(9)Evans F. Carlson. Twin Stars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p47, 115, 243.贝特兰亦有类似描写，他发现延安派来接他们的马匹看上去实在不“体面”：不仅都是小马，马鞍配备也很简陋。但他后来了解到，所有好马都派往了战场，一切以满足抗战需要为目的，而国民党官僚则是以首先满足个人需求和享受为目的。(10)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140.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体现了国共之间本质的区别。
国共双方的待人处事方式也常被提及。在红色中国，一句“不要客气”让外国记者感受到了无拘无束、真诚坦率、简单直接、充满善意的融洽氛围。外国记者与八路军将士同吃同住，没有盛大的欢迎仪式和豪华宴会，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平等地分享，没有特殊待遇。而在国民党官员那里，拜见需秘书引领，还有刻意组织的欢迎人群和毫无意义的鞠躬、寒暄、喝茶，最后是奢侈的欢迎宴会和欢送仪式，一切都是繁文缛节、封建官僚式的作风。(11)Evans F. Carlson. Twin Stars of China, pp58-69, 141, 159-164.贝特兰也通过描写一位晋军师长来展现了国共之间鲜明的对比。这位师长讲究排场，八路军坦诚、随和；他养尊处优，八路军将军生活简朴；他身为将军，却对军事政治局势一知半解，与八路军将士充分了解时局形成鲜明对比。贝特兰幽默地总结说，此次采访唯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将军亲口承认他从八路军那里学到不少东西。(12)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p354-356.共产党的待人处事风格指向的是全新的生活风貌，生动体现了民主、平等原则，而国民党仍然奉行封建主义，尽管早就在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总之，共产党实行的原则，在政治上是代议制政府(民主)，在经济上是合作制，在社会实践上由于强调社会平等可称之为是共产主义的，卡尔逊的总结无疑是对这种现象的深刻诠释。(13)Evans F. Carlson. Twin Stars of China, p198, 259.
就最后一点来看，卡尔逊、斯坦因、汉森、福曼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卡尔逊的红色中国记录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大。他曾将自己的观察直接报告给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休梅克的档案研究表明，罗斯福总统不仅收到并阅读了卡尔逊关于中国战场、共产党八路军的报告，还将报告转给时任国务卿赫尔阅读。(26)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 1927-1945, pp102-105.卡尔逊向所能见到的人介绍在五台山战斗的将士，谈得最多的是他们感人肺腑的牺牲精神，并慷慨地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制度。(27)[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著，刘山等译：《卡尔逊与中国——美国人的军官·八路军的朋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9、205页。卡尔逊也撰稿向公众说明情况，极力推崇八路军的战略思想。(28)Evans F. Carlson: The Guerilla War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No. 2 (June, 1939), pp113-116.更重要的是，他将八路军的做法应用到了自己的带兵打仗中，并在1942年11月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得到了全面考验。波特认为，卡尔逊在共产党八路军那里学到的东西在所罗门群岛上得到了全面应用，中国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五年来对日本入侵的抵抗，还在于她为无数个卡尔逊提供的经验教训。(29)Catherine Porter: Guerrillas in the Solomons, Far Eastern Survey, No. 1 (January 11, 1943), p3.对于中共研究者来说，卡尔逊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参考。(30) Howard L. Boorman & Scott A. Boorman: Chines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fare 1935-49,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No. 2 (June, 1966), pp171-195.芒克的新书也将卡尔逊准将及其所倡导的“工合”精神包含在内。(31)Craig Wollner: Book Review on The Portland Red Guide: Sites & Stories of Our Radical Past,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No. 1 (Spring, 2008), pp161-162.由“工合”一词到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再到共产党八路军，这就是卡尔逊中国作品的接受与影响。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出版的同时，在美国《外交事务》发文说：中共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有老百姓的拥戴和支持；实行了政治民主，解决了国统区完全无法解决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痼疾，即使是发生一场内战也无法将其消灭。(32)Gunther Stein: The Other China, Foreign Affairs, No. 1 (October, 1945), pp62-74.《太平洋事务》曾介绍汉森是“一年前第一个到达河北省首府保定府报道日军洗劫该城的外国记者”，并“经常穿越日军封锁线观察游击战”；(33)Front Matter, Pacific Affairs, No. 2/3 (June/September, 1938), pp113-116, 281-284.《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出版前，福曼已经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数篇延安采访通讯稿。这些媒体报道都为后来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基础。
红色中国作品持续的出版发行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华北前线》一书1939年初分别在英美两国出版后，《纽约先驱论坛报》《太平洋事务》《国际事务》《纽约时报书评》《新共和》《民族》(34)Rodney Gilbert: With the Young Veterans of China’s Army: Adventures of Two Westerners among Y.M.C.A.-Minded Red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February. 19, 1939, p2；Owen Lattimore: Review of Unconquered, Pacific Affairs, XII (June 1939), pp208-209；B. Ward Perkins: Review on North China Fro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3, (May-June, 1939), pp446-448；Owen Lattimore: Unconquered China,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5, 1939, p12；Victor A. Yakhontoff: China Can Win, New Republic, XCVIII (March 15, 1939), pp172-173；T. A. Bisson: China at War, Nation, CXLVIII (February 15, 1939), pp237-238.等报纸杂志随即发表书评文章推荐该书。英文版出版的同时，生活书店在香港出版了方琼凤翻译的有删节中文版，取名“北线巡回”，并附有贝特兰1938年5月1日所写的作者自序，该版本1986年曾再次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收录了《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文，贝特兰曾回忆说：“见毛主席是我极大的荣幸。毛选里有了我的名字，使亿万人都知道有个英国记者叫贝特兰。”(35)舒暲：《人去真情在，花枯香犹存——怀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詹姆斯·贝特兰》，《世界知识》1993年第23期，第24-25页。1939年5月，林淡秋等人翻译的中文完整版由上海文缘出版社出版。1940年《华北前线》俄语版在苏联出版，成为苏联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文献，影响进一步扩大。(36)Rudolf Loewenthal: Works on the F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published in the USSR 1937-1947,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No. 2 (February, 1949), pp172-183.1986年新华出版社重印该书。之后，国内又相继出版了李述一、伍叔民等的中译本。1939年底，汉森的《人道主义的努力》在纽约出版，随即引发热议。1986年他的另一部作品《在第三世界五十年》在美国出版，包含了共产党八路军中的大量记录，延续了第一本书的影响。(37)Fritz Lehmann: Review on Fifty Years around the Third World: Adventures and Reflections of an Overseas American, Pacific Affairs, No. 2 (Summer, 1987), pp303-305.1992年汉森逝世，他的家人将他拍摄的共产党八路军照片全部捐献给了他的母校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图书馆，使得这段经历和故事得以延续。《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分别于1945、1946年在纽约、伦敦出版，传播范围很广。在国内，北平燕赵出版社1946年出版了最早的中译本。解放后，又相继有熊建华、陶岱、路旦俊和陈敬等的中译本问世，足见其影响力之大。1949年，美国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和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首次出版了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之后，伦敦戈兰茨公司(曾出版过《红星照耀中国》初版本)也于1950年出版了该书。1970年，每月评论出版社在纽约和伦敦重印了该书，紧接着企鹅出版社(Hardmondsworth：Penguin Books)也于1973年重印该书。1953年，日本东京筑摩书房出版了由安藤次郎等人翻译的日文版。1973年，该书德文版问世。1989年外文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英文版。2003年，外文出版社又将该书收入《中国之光丛书》在国内出版发行。此前的1978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较早出版了由沈菁等翻译的中文版。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邱应觉等人翻译的中文版，之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根据北京出版社版本于1983年出版了由毕其格图、胡础图等人翻译的蒙文版上、下册。199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中文版。不断的翻译与重印显示了这些红色中国作品广泛的传播范围和持久的影响力。
乡风文明建设，关键还要依靠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自觉，依靠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在这里，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干部要消除不正确的政绩观，那种“不怕工作没新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错误认识和悖谬的政绩观绝对要不得，必须抛弃。一些人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就能一俊遮百丑，其实不然。“俊”处应当挖掘、培育和放大，让其推动进步和发展；“丑”处不能遮，而必须正视和重视，加以消除和改变，由此形成更多名副其实的、全面发展的美丽乡村。
八路军的军民关系也是他们比较的重点。贝特兰用一句话总结了八路军与老百姓的亲密关系：“我早已知道‘第八路军’四个字在山西广大农村已成为一个神奇的符号，但我从未亲眼目睹过它的具体表现。”(17)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287.通过比较，贝特兰深刻理解了军民关系和群众路线在共产党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仍然是中国旧式军队的作风，其致命弱点就是完全无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百姓见到他们就躲，与见到八路军如同见到自家亲人一样刚好相反。福曼也认为，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八路军这样既能打仗，又能生产，还能与老百姓和谐相处，这种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是极为罕见的。(18)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p85.
军队形象的对比是最明显的。在卡尔逊眼里，八路军将士友好、民主、自力更生，而国民党军官则是冷漠、粗暴、高高在上，常被反共思维所控制；八路军纪律严明，热情认真，充满团队合作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老百姓树立了榜样，国民党军队则纪律涣散、士气低沉、战斗素质差，官兵关系几乎是封建家长式的。卡尔逊在与八路军一起穿越日军封锁线时，发现连队战士令行禁止，行动中能保持绝对安静，无人抽烟、无人咳嗽，且分工明确。而在返程路上则由国民党士兵护送穿越日军封锁线，他们在中途休息时连警戒线都没有设立，没有哨兵放哨，更没有流动哨。(14)Evans F. Carlson. Twin Stars of China, p70, 92, 94, 103, 163, 175, 194, 227.福曼对八路军的行军和战前准备印象深刻，认为他们一定是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的军队(15)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5, pp226-228.，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贝特兰也发现晋军士气低落，一路溃退下来的官兵“恐日症”非常严重，而八路军将士迎着敌人而上，毫不畏惧敌人的飞机大炮，关键是知道怎样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16)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p229-253, 283.
二、外国记者的叙事策略
不管是背景分析、人物描写，还是民主观察，都离不开这群记者客观的报道立场和批判性的接受态度。当汉森在北平沦陷区听了“王教授”关于冀中游击队抗日事迹的讲述后，第一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认为在找到证据之前是不会将这些事迹报道出去的。汉森总是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努力寻找证据来回应质疑；他也极少直接评论采访对象和他人观点，而是用事实与例证说话。当汉森后来在重庆听闻一些反共官员污蔑八路军抵抗不力时，他挺身而出为八路军作了有力的辩护：在中国的抗日前线，为什么只有陕西这一块从来没有撤退？(24)Haldore Hanson: Humane Endeavour, pp217-218, 313.斯坦因更是将记者的这种质疑精神和批判性接受态度贯穿于整个书写中。他曾写道：尽管我在边区观察到的一切，包括各种参政会和实际情况，让我之前的怀疑逐渐减少，但这些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对延安新民主的质疑，除非我能找到共产党和老百姓携手发展民主自治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理由。所以在书中只要涉及共产党八路军提供的数据、信息和观点，他都使用了“声称(claim)”一词来记录。此外，为确保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他还对同一信息采用交叉检验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确保了采访内容的客观性(25)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Da Capo Press 1975, p128, 335.。汉森、斯坦因等人的这种记者视角让他们的书写可信度更高，更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可。
第二，对各种人物及其生平的深入挖掘和分析，也为读者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知识。贝特兰说他之所以要写贺龙，是因为贺龙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虽然没出过国，也没有国际知名度，但他很早就已经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早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20)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318.外国记者笔下像贺龙这样的人物很多，仅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就涉及40多位红色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生平事迹，甚至还包括数位女性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成长经历。抗战初期进入红色中国观察采访的外国记者几乎都记叙了红色中国的主要人物，而到了抗战后期，外国记者开始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想法。不管是重要人物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的生平故事本身就是一部一部的革命史，展示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旧的中国被新的中国取代的必然性，从而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
这些红色中国作品出版后，其中那些充满悬疑、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叙述方式引发了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各种评论纷至沓来。他们不仅被故事情节所吸引，更是对记者建构的红色中国形象感到极为新鲜，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会给予这些作品极高的评价和合理的历史定位。贝伦斯普龙就认为卡尔逊笔下那些紧张有趣的八路军游击战故事，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38)H. W. Baeresprung: Book review on Twin Stars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No. 2 (June, 1941), pp229-230.《社会科学》认为，汉森深入敌后对游击队的采访报道，尤其是对日军南京暴行的客观记录，使得该书非常值得一读。(39)J. S. Roucek: Review on Humane Endeavor: The Story of the China War, Social Science, No. 1 (January, 1941), pp74-75.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戴维斯认为，贝尔登像柯南·道尔一样，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国农民为什么能且以什么方式打败蒋介石的。(40)Davis, Jerome: Review o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72, Toward Family Stability (Nov., 1950), p211. 菲谢尔也评论说，贝尔登对解放区仔细观察的结果是一部如同悬疑小说般扣人心弦、令人兴奋的报道作品。在这本书里，贝尔登对农民、游击队员、知识分子、逃难者等的采访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41)Fishel, Wesley R: Review o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 No. 2 (Jun., 1951), pp350-354.
延安时期的外国记者在书写中国形象时，往往从多个方面进行塑造，兹举三例加以说明。第一，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提供背景知识的分析。贝特兰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报道就紧紧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他指出，西安以北这片区域是中国悠久文明的发源地，今天中国共产党也来到了这群山当中，注定要成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和斯诺一样，贝特兰将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与中共中央所在地联系起来，暗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这种希望还体现在她与“旧中国”相比较的“新”上面。共产党彻底抛弃了旧中国的糟粕——面子、命运和人情，就这一点来说，贝特兰认为，足以称为伟大的革命了(19)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131, 205.。
三、红色中国形象的传播与影响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红色中国作品的出版发行、新闻界的大量评论与推荐等客观上促进了红色中国形象的传播与影响。而这些记者也通过在媒体发表文章、参加会议论坛发言、与政要接触等各种沟通方式为形象的传播做出了努力。
(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外子侄往来游集。[9](《谢安传》，P2072)
从2007年起，集团公司引入供应商准入制度，制订材料采购目录和质量标准，建立供应商目录，组建合格供应商专家评审委员会，制订合格供应商评审标准，由专家评审委员会按评审标准从众多供应商中评出前5名，作为每种材料、配件合格供应商，并且每年进行一次评审，实行末位淘汰制，从而实现材料、配件采购供应商的优中选优，以确保工程材料、配件的质量.
第三，从民主视角来审视红色中国，在书写上多采用民主、独立、爱国等话语，这种符合读者期望的叙事模式，客观上促进了作品的传播和读者的接受。卡尔逊大量使用了“独立”、“民主”与“爱国”话语。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如同当初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以获取独立的战争一样，都是为了民族独立而战；另一方面，他发现民主思想已在共产党八路军中扎根，很快就会向更大范围扩散，最终成为整个东亚的民主堡垒(21)Evans F. Carlson. Twin Stars of China, xiii-xvi.。他一开始就定下了全书的基调，即中国是为维护民主和民族独立而战，而日本则是在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卡尔逊的民主视角强化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性，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道义支持。贝特兰也注意到了共产党八路军发扬民主作风这一优良传统。他认为整个边区是中国最接近于完全民主的地方，并采用了典型的英式表达(right to vote, general election, universal suffrage, village councils, county and shire, directly elected, complete/pure democracy)来描述边区的民主实践，建构了一个民主选举制度的典范。贝特兰也认为中国是为独立、民主和自由而战，是民主力量与邪恶力量之间的较量，从而将中国战场的抵抗纳入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运动之中，赋予中国的抗战以先天的重要地位和意义(22)James Bertram: North China Front, pp194-197, 503-504.。福曼和斯坦因则重点观察了边区民主。福曼认为代议制是边区历史上最重要的特征，并采用了典型的美式表达(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general election, direct and secret ballot without distinction of class, party, clique, religious belief, property ownership, sex, or nationality, congress, electoral procedure, elective government posts)描述边区的民主实践(23)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p56.，充分彰显了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政府的民主特征。而斯坦因全程使用了“New Democracy”称呼整个边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全年的气象数据可看出5月中旬到6月中旬，气温降水正常，水稻分蘖正常。6月下旬到7月中旬日均温较低，雨水多，光照不足，不利于水稻孕穗抽穗。7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光照充足、温度较高，有利水稻灌浆和籽粒成熟。
新闻界关注的第二个方面是令人耳目一新但又感觉一点都不陌生的红色中国形象。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建构的红色中国形象颇具代表性。佩弗指出，斯坦因笔下的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最优秀的中国人，他们坦率朴素、正直诚实，生活简朴，关心老百姓，为改善民生做出了巨大的、卓有成效的努力，这与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形成鲜明的对比，读者能感觉到红色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成功的地方。(42)Nathaniel Peffer: Contrasting Yenan and Chungking,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28, 1945, p4.罗斯也总结了一个典型形象：广受老百姓支持和拥护的民主政权；“三三制”体现的自由选举；从地主到贫民都感到满意的民主土地改革；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无比的信心，同时允许极大的思想和批评自由；随时代变化而调整的共产党政策，等等。(43)Andrew Roth: Yenan, The Nation, CLXI (November 24, 1945), p556, 558.林嘉德、诺布尔等也指出，边区热心务实的作风，自力更生的精神，民主自治的实践，高涨的士气和战斗热情，都让人耳目一新、为之震动。(44)C. Cecil Lingard: Review o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No. 1 (January, 1946), pp90-91; Harold J. Noble: Review 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No. 1 (March, 1946), pp118-120.迈克尼尔认为，斯坦因在延安发现的民主证据远多于他在重庆的发现。(45)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Review o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1 (February, 1946), pp148-150.怀特发现，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斯皮策和普瑞特都关注了民主实践，认为斯坦因笔下的农民、战士、官员之间关系愉快和谐。(46)Frederick Whyte: Chungking or Yenan: The Choice Before China, Pacific Affairs, No. 2 (June, 1946), pp199-202; H. M. Spitzer: Review o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World Affairs, No. 3 (September, 1946), pp220-221; John T. Pratt: Review o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4 (October, 1946), pp609-610.福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典型红色中国形象：自给自足的农民，老百姓坚定支持的边区政府，进步的工农业生产和教育、艺术，尤其是戏剧和文学，政府与百姓之间、军民之间和谐的关系，极具专业素质的八路军将士，等等。(47)L. M. King: Review 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4 (October 1947), pp609-610.此外，八路军的英勇抗战，共产党领导下边区人民为自由、民主和更加幸福的生活而奋斗的场景，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八路军处理日军战俘的人道方式和创新方式，以及在老百姓中受欢迎的程度等等都是这些评论者关注的焦点。(48)Agnes Smedley: Red China in the News, New Republic, CXII (March 12, 1945), pp363-364; Herbert David Croly: Red China in the News, The New Republic, No. 11 (1945), pp363-364; Leroy Allen: China’s Problem, Social Science, No. 3 (July 1946), pp241-242.
新闻界评论的第三个方面是给予这些红色中国作品极高的评价和历史定位。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将《中国震撼世界》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并称为美国人记述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作品。(49)[美]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序》，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他亦认为汉森在华北前线日军后方、中国军队后方和中日前线之间的实地观察为他的叙述增添了极大的价值。(50)Owen Lattimore: Review on Humane Endeavor, Pacific Affair, No. 1 (March, 1940), pp106-107.吉尔伯特评价说，卡尔逊对中日冲突的军事分析是任何竞争者所无法超越的，而《人道主义的努力》则是现已出版的关于中国战场信息最为丰富的报道。(51)Rodney Gilbert: When the Japanese Cam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October 27, 1940, p22; Rodney Gilbert: A Minnesota Boy Goes to Japan and to China: Mr. Hanson Ventured behind the Guns and Saw the Legendary Escapades of the Guerrilla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January 21, 1940, p6.《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则是自斯诺1939年延安采访报道后，时隔5年第一本外国记者延安实地采访录，具有极大的历史与当代价值，任何明智的美国人都不应该错过。(52)Edgar Snow: The Kuomintang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11, 1945, p3, 20.众多权威杂志如《远东季刊》《军事》《远东瞭望》等也将该书列入他们关于中国研究的必读书目；美国图书馆学会甚至将该书列为1945年最优秀的书予以推荐；德国《政治季刊》在1960年还发表文章对该书进行评论；《亚洲研究》更是在1976年将该书列为二十世纪中国研究的参考书之一。(53)Far Eastern Bibliography 1945,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No. 3 (May, 1945), pp303-307; Recent Books, Military Affairs, No. 2 (Summer, 1945), pp174-176; What to Read o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No. 23 (November 21, 1945), pp340-341; What Are the Outstanding Books of 1945? ALA Bulletin, No. 12 (December 1, 1945), pp509-510; Jürgen Domes: Review: Bücher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I),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No. 1 (Oktober, 1960), pp98-104; Back Matt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1 (November, 1976).《红色中国的挑战》影响之广，甚至可以从美国全国英语教师协会对该书的推荐得以佐证；1975年《红色中国的挑战》在纽约再次出版，旋即被列为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推荐书之一(54)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The Minneapolis Meeting, The Elementary English Review, No. 3 (March 1946), pp132-138；Books Received-April-June 1976,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7 (September, 1976), pp657-659.，足见该书强大、持续的影响力。
结语
延安时期的外国记者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并用细腻的笔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记者的视角、欧美文化的视角，通过中日对比和国共对比，建构了一个政治上民主自治、坚持走群众路线、有坚实群众基础，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视发展生产，军事上有谋略、有战略、有战术，部队军事素质高，纪律严明，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重视教育和文学艺术，去除封建糟粕，树立新社会道德风尚的红色中国形象，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和欢迎。而新闻界对红色中国的肯定和欣赏，进一步推动了红色中国形象的传播与接受。深入挖掘延安时期红色中国形象的具体内容和外国记者的叙事策略，继承红色遗产和优良传统，对于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于不同的地区，应根据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在相关领域中做到有的放矢，例如，长三角地区重点要加强的是社会保障和文化体育类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江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相对滞后，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匹配，未来发展重点应主要向民生领域倾斜；而浙江虽然均等化程度较高，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和文化体育类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的差距依旧较大，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Image-buildingofRedChinaandItsDisseminationbyForeignJournalistsinYan'anPeriod
ChenYongHuBufen
Abstract: Dozen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ignoring the rigorous blockade impos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rushed to Yan'an and other anti-Japanese base-area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over the news on the spot from 1936 to 1947. These journalists have kept a truthful record of the great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of anti-Japanese struggles and home protection made by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masses led by the CPC. These record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and western culture, have built a brand-new image of Red China through detailed comparison with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hey have constructed a refreshing red image of China that always adheres to the mass line and considers everything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More importantly, this image has been actively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accepted overseas.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image and its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re a valuable spiritual heritage.
Keywords: Yan'an Period; Red China image; foreign journalist; dissemination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5.011
作者简介：陈勇，男，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胡步芬，女，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红色中国形象塑造：延安时期外国记者作品叙事研究”(17YJC752007)；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延安时期美国记者的中国叙事与中国经验”(WGW162003)
责任编辑：毛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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