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汉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有一种影响十分广泛的“两次转变论”观点，即“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和“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两次转变论”影响巨大，以致很多教科书和研究著作都无意识地采取这一结论。本文则主要以“后一种转变”为例，通过辨析“两次转变论”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过程，指出一般地肯定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到唯物的转变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存在着完全遮蔽马克思真正思想贡献的危险。马克思实现的真正的哲学变革，不是一般地从唯心到唯物的转变，而是从唯心论到唯物论再到实践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本文最后的基本结论则是，马克思的真正思想贡献是通过实践论实现了对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统摄和超越。
【关键词】“思想转变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实践论
长期以来，在汉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有一种影响十分广泛的“两次转变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到成熟时期，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和“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一著名的“两次转变论”观点影响甚巨，几乎贯穿于所有国内的教科书体系和研究著作。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两次转变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几乎从不质疑这一说法的正确性。然而，吊诡的却是，国内哲学界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实现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另一方面将马克思的思想贡献定位为另一种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显然，将马克思思想简单地定位为另一种“唯物主义”和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一次“哲学革命”是很难兼容的。因而，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对“思想转变论”重新予以考察，从而凸显马克思思想的真正贡献究竟在哪里。
一、“两次转变论”及其问题
熟悉马克思思想进程的人都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其思想变化之剧烈、迅猛是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曾将其称之为思想的“狂飙突进”时期。那么，马克思思想变化的进程到底是什么？一般而言，在汉语学界最有影响的说法就是“两次转变论”，即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两次转变开始于1842年《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完成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
“两次转变论”的影响重大，这一观点的提出本身具有极大贡献，它非常简洁地概括和提出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过程，为后人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进程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抓手”。但是，随着对马克思思想进程的深入研究，“两次转变论”本身也出现了一些不足，它只是一般地概括了马克思思想的进程，但没有从根本上提炼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思想贡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次转变论”的提出过程中看出来。
监护室综合征(ICU综合征)是指患者在ICU监护期间出现的以精神障碍为主、兼具其他一系列表现，如:谵妄状态、思维紊乱、情感障碍和行为和动作异常等的一组临床综合症［1］。也称之为ICU精神障碍、ICU谵妄等。目前，国内相关文献报道，其发生率为20% ～40%［2-3］。它的出现，既可能是疾病本身的临床表现，也可能是疾病发展变化的先兆症状，导致延迟康复，使住院天数的延长和治疗费用增加［4］。为防止ICU综合征的发生，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对其进行了诸多研究。现就ICU综合征的基本概念、临床表现、发生的相关因素及护理进展综述如下。
早期的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科伦日报》社论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对哲学至高无上的评价。他受益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德国古典哲学的先贤们，极力推崇哲学，赞赏精神意识的能动性。《博士论文》受布·鲍威尔的影响，所要阐述的主题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自我意识。在黑格尔的精神王国领域上，绝对精神以意识的能动性开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让马克思心甘情愿拜服于精神哲学。他笃信精神意识是历史发展进程中自我推动的决定性力量，而国家、法律、道德等观念，乃至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都不过是“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1]。但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直接投身于书报检查等现实的政治斗争，直接面对最底层普通大众现实的经济生活。就在此时，他所信仰的精神哲学却并不能打通改造现实社会的道路，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件事动摇、甚至颠覆了他的黑格尔哲学信念，哲学必须下降到现实的尘世生活中。此外，在1843年底，恩格斯为《德法年鉴》寄来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对当时还沉浸在精神哲学中的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开始关注国民经济学，关注人的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即从“形而上”的思辨哲学转向“形而下”的现实社会。
隐瞒婆婆，是周启明和钱海燕商量后的决定。婆婆有心脏病，承受能力差，如果要让她知道周启明得的是甲状腺癌，肯定会吃不消的。
研究组31例中，显效15例，好转14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3.55%；对照组31例中，显效9例，好转15例，无效7例，总有效率为77.42%，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继恩格斯之后，列宁用以下话语将马克思定义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4]《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5]列宁在此处简单、直接、明确地说马克思“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的信奉者”显然源自于恩格斯的“费尔巴哈派”，但马克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费尔巴哈派”是一个尚未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列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是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进程中的确曾经路过唯物主义的大地，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驻足于此，而是将18世纪的唯物主义“推进”到辩证(历史)唯物主义①。那么，根据列宁的陈述，马克思在形成自己的新观点时便是唯物主义。如果马克思仅仅只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那他和费尔巴哈的区别在哪里？这是文章第二部分着重阐述的问题。
除列宁外，拉宾在其所著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的第二部分《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自1842年年中，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中开始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阶段，并于1843-1844年之交完成。”[6]拉宾也认为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这显然又是一个“费尔巴哈派”的追随者。“被普列汉诺夫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好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哲学通’的梅林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赞同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所以他们没有扩充和加深他的观点，而是把唯物主义带进了历史的领域。’”[7]“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赞同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隐藏着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的含义，但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曾经受到过费尔巴哈的影响，但费尔巴哈很快就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并被他超越，《形态》的副标题“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最显著有力的证明。
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拥有自身的文化，即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和自己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为全体人员所共同拥有的非物质特征的总和[1]，包括以图书馆价值观为核心的图书馆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管理作风、精神风貌、道德规范、图书馆形象、图书馆行为准则、图书馆组织、图书馆设施等[4][5]。这种自身文化起源于管理，更多的是服务于图书馆自身的管理，因而笔者更倾向于将自身文化定位为管理文化。
在国内，孙伯鍨、侯惠勤先生认为，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所宣扬的人本主义让困惑的马克思找到了哲学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关注的立足点和原发点。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撰写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他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转变的完成”[8]。孙伯鍨、侯惠勤先生将马克思转变后的思想定义为唯物主义②，这毫无疑问是承继之前的说法。此外，黄楠森先生在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章第二节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目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著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一说法。
从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我国一系列教材编著和研究文献，马克思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已成定论。马克思曾经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哲学在遭遇现实利益问题时束手无策，这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哲学的出路。正是在这种困境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给了马克思哲学出路以解决之道。但是，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并不能让马克思感到满意，他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就是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融入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以实践显现哲学，以实践超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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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两次转变论”的辨析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中确实起了“中介性”的作用。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思想进程确实从唯心主义开始，到唯物主义再到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最后走向实践论哲学。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的概括，虽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仍然只是“副本”，而马克思本人的讲法和话语才是“原本”，这也正是本文辨析的重点所在。
(一)马克思自述真实的思想进程
在《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以下面这样一段话语来阐述自己真实的思想历程：
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一是他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即“理性的神学”(费尔巴哈语)；二是他肯定了客观存在的人和自然界，将哲学对象实在化；三是将直观的感性存在与虚假的概念存在相对立，用现实的客观存在代替抽象的纯粹思辨，将唯物主义重新扶上哲学的王座。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11]。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神秘性中敏锐地发现了费尔巴哈的功绩，但这一功绩却带有一点儿瑕疵，即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存在的自然而过少地强调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这在马克思写给卢格的信中被明确地指出。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在《提纲》中的第一条宣告了自己哲学革命的完成：“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50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感性直观的自然存在物，而不是看作感性实践活动的自我创造物。他不理解真正的具有感性实践活动的社会性的人，他仅仅停留于直观的、现实存在的自然界。
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9]。
马克思本人的这段话语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德国理论家们在当时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即“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二是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自己“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即构建了新思想的进程，而这一构建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就已开始；三是构建的新思想被误解的原因所在，是马克思采用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这一“旧瓶”来装自己真实思想的“新酒”③。也就是说，马克思因为采用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而导致自己的新思想被人误解。既然是被误解的新思想，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费尔巴哈及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当然，使用旧的哲学术语只是马克思阐述的表面原因，或者说是直接原因。如果我们探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则是《提纲》和《形态》在当时尚未出版，所以人们无法正确解读马克思真实的思想进程，以致于被误解。
这里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新思想以明确的名称，他虽然也使用了“唯物主义”这样的字眼，但这种唯物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因为它以感性活动的实践为基础，是对一般唯物主义的扬弃和超越。马克思指出德国理论界的批判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黑格尔的哲学基地，但思辨哲学的秘密被揭露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唯物主义栖居于此岸世界，却也只是感性活动论的基点。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上继续前进了一步，而这才是他的“哲学革命”，才是他思想转变的真相。
那么，这一转变是如何内在发生的？重提这一问题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像以前一样从思想的“外部进程”去考察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而是要深入到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即，同样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面对同样或类似的外部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为何偏偏是马克思从整个青年黑格尔派中脱颖而出，实现了对德国唯心论和整个唯物主义的统摄和超越？
正是在被这种“苦恼的疑问”缠身而苦苦寻觅解决之道却未得其门的时候，费尔巴哈的出现恰如黑夜中的一闪星光，照亮了身处无边暗夜而不知所措的马克思前行的方向。费尔巴哈揭露了思辨哲学的秘密，《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已经将马克思定义为“费尔巴哈派”了，而“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3]18。所以，此时的马克思显然就已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了。也就是说，根据恩格斯的定位，马克思已经实现了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他的这一定性，直接使得后来人毫无疑虑地继承了这一说法。可以说，恩格斯是“误解”马克思的“第一小提琴手”。问题在于，我们都看到了恩格斯说的“费尔巴哈派”，却没有看到其后那句“批判性的保留意见”。即，马克思依然保持着对唯物主义的审思，他并没有明确宣称自己就是“费尔巴哈派”。那么，只是简单地将马克思思想定位为唯物主义也就有待商榷。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于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之不能尽归一例耳”〔1〕1064
(二)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
如第一部分所言，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转变的外部因素有很明显的两点，一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的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问题，二是和卢格一起合办《德法年鉴》时恩格斯寄来的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直指现实的经济生活，这让马克思深受触动。但是，这两点只是表面上的直接因素，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原因则是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哲学时逐步深入其中而必然发生的一个转向。在离开《莱茵报》之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小镇为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和市民社会而着手进行大量研究，并写下《克罗茨纳赫笔记》。对这些内容的深入研究引导马克思走出黑格尔，而在这一过程中起显著作用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即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人。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来批判黑格尔，却也同时借助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找出费尔巴哈的缺陷，并实现自己新哲学观的构建。
（3）痕迹变化大，交通事故多在运动中形成，造成痕迹物证残缺变形，因而检验中需要许多专业（痕检、法医、化验）人员共同参与，注意对物证的综合应用，互相印证、补充。
人类历史被黑格尔定义为人的意识的发展史，而这一发展史脱离了客观存在。在黑格尔看来，人所处于其中的历史及其活动的本质是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自我发生、自我推动、自我创造的思维过程。他把推动历史发展的本源看作自我意识，而不是看作社会化的人，即换成具有政治经济利益的、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并时刻受到这一世界制约的现实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黑格尔才能罔顾一切现实存在的界限和障碍，他只是在自己的意识中推动历史的发展，轻松消灭世界、创造世界、推动世界。黑格尔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却忽略了客观的感性存在。费尔巴哈敏锐地抓住了黑格尔这一主谓颠倒的错误，他肯定感觉、感性才是历史的出发点，把感性认作人，认作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人的感觉是生物学意义上鲜活的人的感官对现实的自然界的直接感受，是最真实的客观性、直接性的存在，人自身就是对象性的感性存在。
费尔巴哈逃离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体系而踏上唯物主义的疆土，揭露出宗教世界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世俗世界的本质的幻想，从而给德国的理论家们指明了一条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道路。这些自诩伟大的理论家们，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过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系，没有想到过他们对哲学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所处的现实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0]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纯粹思辨才是哲学的基点和原发点。费尔巴哈开启的这条通向唯物主义的新道路给了困惑中的马克思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使他看到了完成哲学革命的曙光。
总而言之，在农业发展中，土肥管理技术对农业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玉米的土肥管理中，要做好耕种前的准备工作，进行扒土蹲苗，同时做好中期除草、培土，后期浅中耕和免耕直播。在做好土壤耕种时要进行施肥管理，根据玉米生长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采取相应的措施。在玉米的土肥管理中，可以借助科学技术对玉米生长情况进行管理，提高玉米土肥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保障玉米的健康成长，提高玉米的产量和质量。
人首先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但人是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费尔巴哈缺乏拥有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原则。客观的感性存在是人的创造结果，而人的创造乃是基于思维和意识的优先性。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是有目的性的存在物，即有目的性地进行物质生产劳动。费尔巴哈肯定外部世界的优先性，这本就是人的描述和规定活动的完成，是人的思维的呈现。所以，对唯物主义的“物”的单纯强调必然会退回到唯心主义的“心”，从而将历史本源回溯到“心”，这也就是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的缺陷所在。作为历史的完成的人来源于实践，人以客观的感性存在为基础，却以精神意识的能动性原则为助推力。正是在这种“物”和“心”的交互作用中，实践使得人完成自己的本质活动。所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上半截必然就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批判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以《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意识哲学在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问题时无能为力，并分析得出结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后，费尔巴哈使得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挣扎的困境中找到了对当时的利益问题发表看法的解答，并在《德法年鉴》中显现出了思想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止步于大家通常所说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用着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却依然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保留着批判性的意见，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能让马克思感到满意。否则，他不会在费尔巴哈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后继续对黑格尔进行批判。在随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又从费尔巴哈转向了黑格尔。马克思借费尔巴哈实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却又从费尔巴哈转向黑格尔寻找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解决感性的现实存在的实践活动问题，因为“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只有他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13]。正是这种联系让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客观存在的人和自然界为基础，找到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丰富内容和哲学契合现实打开实践活动的钥匙。黑格尔虽然用思辨哲学的抽象思维代替了具有能动性的自我意识的人，却相当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到了真实的历史和人的生成史，即劳动创造历史。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思辨、神秘、朦胧的面纱下找到了其合理的内核，他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法剥离开来，“并把辩证法提到重要地位，表明马克思远远超出一般的唯物主义”[14]。这里所说的一般的唯物主义，不仅包括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而且还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远远超出”则是指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合理内核绽放实践论的哲学革命。
费尔巴哈给那个时代的德国理论家们指明了一条跳出当时哲学困境的路径，但是他却在这条道路的起点处停止了自己前进的步伐。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而上半截却是唯心主义者，他以“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3]32宣称唯物主义的胜利，却不曾想这是在为唯心主义摇旗呐喊。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抽象思维，他将历史的原发点定位为感性直观的人和自然界，而不是实践的、能动的人类感性活动。“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2]22历史，连同感性的客观存在的人和自然界，都是人的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这种实践活动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新一代的创造。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精神性只是思维的自我运动，却不懂得黑格尔用精神的抽象运动来描述现实的实际劳动，表现人的自我创造的能动性的推动原则。黑格尔抓住了思辨哲学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原则，却脱离了客观存在的人和自然界；费尔巴哈抓住了客观存在的人和自然界，却丢失了人的自我创造的能动性原则。
(三)实践论对心物二元论的超越
和纯粹的、单纯的唯物主义者相比，费尔巴哈的进步在于他承认人自身就是他自己的感性对象，但他的问题也恰恰是这一点，他只是把人看作客观存在的感性对象，看作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存在，而没有把人当作自身感性活动的对象化。他依然停留在自己批判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抽象思维领域中，没有下降到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没有去考察那些使人之所以成为感性的客观存在的因素。他没有看到具有现实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利益的人，没有看到具有感性实践活动的社会化的人，而只是在抽象的人的国度上游荡。他所说的现实的、单个的、自然的人只是在感情范围内才能得到承认，才能具有存在的基础。他并不知道，或者说没有去考察除了爱之外人还有政治斗争、经济利益等其他社会关系。这种客观的感性存在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具有社会实践活动的感性存在的人被费尔巴哈隔离在历史的视域之外。他用唯物主义的物的基础去看待客观的人和自然界，直接忽视了人的感性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关系的构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没有落到历史的轨迹中去承认客观的人和自然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2]。历史的发展不仅以客观的感性存在的人和自然界作为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创造者和推动力是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黑格尔强大的精神哲学让众多平庸之辈惊呼思维意识才是历史发展的创造者和第一推动力，而站在它对立面的现实的人类社会和客观的自然世界则是历史发展进程的障碍和阻力，必须被克服和扬弃。这恰恰是黑格尔最致命的缺陷和软肋，他脱离了作为客观存在的鲜活的人和客观的自然界这个基础来看待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对象化活动，从而把这种活动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思维的、脱离实际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否认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剥离了它对于人的活动的本原意义。在绝对精神的理念王国中，黑格尔从纯粹的思维和精神中构造、异化出一个精神性、思维性的自然界。这是精神的活动，是思维的活动，这种活动没有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规则，所以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寻到彻底解答的答案。
正是基于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感性的唯物主义的准确拿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以具有自我意识的感性的、具体的、物质的人为出发点，并着重强调感性的人用自我意识的自我创造的能动性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人改造现实世界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的活动是社会性的劳动，人在这个改造活动中既是单一的个体，又是有生命体的总体的人。人把自然界社会化是人的生产劳动对自然的改造，这不是孤立的单个个体的人的行为，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行为。马克思借此把人的本质同改造自然界、改造人的对象化世界联系起来，以劳动的创造性和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社会存在物的作用联系起来。正是跨越思辨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纯粹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思想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开始的转变，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摄和超越。
这种统摄和超越从马克思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巴黎手稿》中凸显出第一峰。在随后的《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他们的哲学信仰，阐明了他们的见解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见解之间的对立，将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全部置于批判的火力范围内。巴加图利亚解读《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和科尔纽解读《形态》的全部内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已经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们“通过对于人类历史的总的轮廓的批判分析，完成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制定工作”[15]。马克思的新思想在此处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宣告了自己新思想的诞生，完成了自己的哲学革命。随后，赛德尔教授在其《人与现实的时间关系和理论关系》一文中认为《形态》的重要意义是阐述了感性的人的社会实践，即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人和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人的完成史。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中心点，这一点在其后为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而写就的《哲学的贫困》中也得到了显著的说明。“《哲学的贫困》的真正意义在于马克思意识到哲学的最富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其科学的、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走向真实的社会生活批判的理论前提，是进一步研究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16]人的历史，连同客观存在的人自身和自然界，是人的本质的完成史，这种完成史是感性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中的自我创造、自我完成、自我发展。
宫腔镜可以对子宫内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对子宫腔的情况进行了解观察。通过宫腔镜进行引导,对病变组织进行全面直观的观察和采集,对输卵管插管、输卵管通畅度进行判断有较好的效果,宫腔镜手术还能够切除子宫内息肉,子宫内膜和黏膜下肌瘤,取出宫腔内的异物效果也比较突出,不需要开腹治疗,对患者的创伤比较小,恢复速度快。
三、结语
马克思曾经畅游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大海，将哲学看作时代精神的精华，以普罗米修斯的自白宣告哲学在那颗想要征服世界、绝对自由的心脏中的跳动。能动性的自我意识被黑格尔认作历史发展的原初力和推动者，马克思将其奉为圭臬，然而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面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经济问题时陡然惊觉精神哲学的束手无策，强大的精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在纷繁杂芜的意识形态背后，人首先是感性存在的纯粹的“物质实体”的人，而后是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马克思要想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解构意识形态在历史的现存中的载体及其社会关系。“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2]36唯心主义抽象地发扬了能动性原则，但它并不知晓具有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只有批判意识在现实中的依附制度和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对意识的消灭，所以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颠倒黑格尔哲学而强调了作为客观存在的感性的人和自然界。
面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经济问题，马克思不满意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哲学，因为纯粹的思维只能在精神的国度上自娱自乐。同样，他也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为客观存在的感性的人和自然界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直接的物质实体而存在。唯心主义自诩为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但它只是在意识领域从事纯粹的精神活动。唯物主义自夸抓住了感性的客观存在，却裹足不前，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抛诸脑后。历史从来就不是精神意识单独的活动，也不是纯粹的物质实体的客观存在。历史是具有感性活动性的人在其中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而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进程，所以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也批判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危机就是时代的危机，批判哲学就意味着批判哲学依附的制度和生存的现实，因为哲学本就是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将哲学下降到现实的显现中，意识的依附和现存就是哲学的实体化。让哲学从天国回到人间，回到最切实的政治经济尘世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时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感性的唯物主义。
所以，马克思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一说法有一定的正确性，却掩藏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和哲学革命的真正贡献。他的确是以唯心主义为起点开始转变，但转变之后的思想却并没有驻足于唯物主义，而是继续向前行进到实践论，以实践论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统摄和超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超越了唯心主义，更超越了唯物主义，也超越了传统哲学。
【注释】
①对于马克思转变之后的思想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一般有五种说法，分别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名称来称呼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并不严格地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称呼，因为这几种称呼都不能准确涵盖其哲学的宏大本质，它们在表述时分别侧重实践基础、历史维度、“新”的内涵、辩证方法和“二者的统一”。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的题目下补充写到“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笔者以为简单地将马克思转变之后的思想直接定义为“唯物主义”有待商榷，因为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比其他人更进了一步。我们不能直接将马克思的思想“腰斩”为“从唯心到唯物”，因为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贡献是其后对唯心和唯物的统摄和超越的“实践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说自己转变后的思想是怎样的唯物主义，为了与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进行区分，才说是新唯物主义。
②在孙伯鍨先生所著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中，第三章的标题就是“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③请参考刘贵祥著，《马克思的感性活动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者在书中从三个不同层面详尽解读了这一段话的重要内容，该段话语准确记述了马克思自身思想的探索路径和成长历程，也说明了马克思此时的研究何以从“形而上”的思辨结构转向“形而下”的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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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andAnalysisof“TwoTransitions”ofMarx’sThought
ZHAO Deng-chao，LIU Gui-xiang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et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t：In Chinese academia, there is a widely influential view of “two transi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 namely, “the transition from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to communism”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The theory of “two transitions” has such a great influence that many textbooks and research work unconsciously adopt this conclusion. Taking the latter transformation as an example,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the process of putting forward the theory of “two transition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not wrong to generally affirm that Marx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but there is a danger of completely covering up Marx’s real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 The real philosophical change realized by Marx is not a general change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but a process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and then to pragmatism. The final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Marx’s real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 is to achieve the domin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theory of practice.
Keywords:“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ory”;idealism;materialism;theory of practice
【收稿日期】2019-03-01
【作者简介】赵登超(1990-)，男，贵州遵义人，兰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09(2019)03-0096-08
[责任编辑：王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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