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命哲学是一种在哲学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哲学流派。生命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生命，而生命是以身体为载体，身体又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密切相关。因而，从柏格森、舍勒、斯宾格勒等开始，很多生命哲学家都对技术进行过研究，关于技术也提出过很多独到精辟的见解。但在技术哲学领域，生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思想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进行梳理，可以尝试构建一种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这一研究范式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类型论和目的论等四个方面展开其丰富内涵，它相较于其他技术哲学研究范式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拓宽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构建这一范式也存在需要克服的困难和不足，但它有可能也有办法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从而成为技术哲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哲学流派。
［关键词］技术；生命哲学；生命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技术在整个人类文明诞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它不仅决定着人类每一个时代生活（存）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已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最终命运。正是由于技术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流派，既包括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哲学、英美的分析哲学，也包括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都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技术进行探析。生命哲学作为一种在哲学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的哲学流派，非常重视生命、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很多生命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技术作过这样或那样的探讨，关于技术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深刻、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研究范式，生命哲学难以真正把对技术，特别是对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和特色发挥出来。故而，从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中探索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是今日技术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迄今一直在哲学研究外围徘徊、始终难以进入哲学研究核心的技术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随着活化基质中氮源含量的升高（50～150mg/L），酵母菌的产气能力、生物量（厌氧条件），对低pH值、高SO2、低温的耐受性升高；乙醇耐受性、生物量（有氧条件）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磷酸氢二铵质量浓度为100 mg/L时最高；此外，含氮量的改变对于酵母的絮凝性和自溶性无明显影响。
一、生命技术哲学的源起与演变
虽然生命哲学是产生于现代西方、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盛行于欧洲的一种哲学流派，但生命哲学的源头则在古希腊。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是以数学为模型建立起来的，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是以生物学为模型建立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就是生命哲学的源头。同样，生命技术哲学的源头也在古希腊。对于生命技术哲学，其最核心的观点莫过于技术是同人类的身体密切相关的，而这一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就有其萌芽。阿那克萨戈拉（公元前500—前428）认为，人类是因有手才使自己成为最有智慧的动物，是人类的双手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对此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并不同意，他认为手是一种工具或器官，自然像是有实践智慧的人，把每种器官赋予能够使用它的动物。“所有其他动物只有一种防卫方式，且不能变换为其他方式，比如它们不得不永远穿着‘鞋’睡觉和完成所有的活动。它们永远不能剥掉自己的防卫武器，也不能转换这种武器”[1]131。由于自然先天赋予的各种“武器”始终伴随着其他动物，它们无时无刻不携带着这些“武器”，这些“武器”以无法改变的方式被牢牢地镌刻在动物的解剖学结构之中。与此不同，人类可以支配自己躯体之外的各种工具。在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研究中，他详细描述了人类身体与动物躯体的区别，并且认为这一区别并非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神话）所描述的人类的缺陷，恰恰相反，它正是人类相较于动物所具有的优势。“对于所有这些差别的原因，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解释，即是说人类是唯一直立的动物”[1]136。直立行走不仅让人类的双手逐渐从一种行走的器官中解放出来，而且为手向手外之物，也就是人造物的延伸奠定了生物学基础。
伴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生物进化论的建立，生命哲学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这一流派最核心的概念是“生命”，而生命是以身体为载体实现出来的，身体又是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密切相关的。鉴于生命哲学对生命、身体与技术关系的重视，自其创立之日起，就有生命哲学家有意或无意地对技术进行探析。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既是生命哲学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研究技术的哲学家之一。柏格森一生代表性著作有四部，其中两部《创造进化论》和《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对技术进行过研究。《创造进化论》是柏格森最重要的著作，主要研究宇宙、生命的进化，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人类的进化。柏格森认为，人类的进化从能够制造最原始的武器和工具开始，武器和工具是人类进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人类既有本能，又有智能，“完善的本能是一种使用、甚至构建有机化工具的机能；完善的智能是制作和使用非有机化工具的能力”[2]155。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创造性的生命不满足于创造有机体，还把无机物质当作附件赋予有机体；通过生物的劳动（创造），无机的物质可转变为有机体的器官。对于生命的进化，物质是必须克服的硬力量；物质的力量又只有通过物质来克服。所谓制造工具，就是把“形式”赋予物质，使物质按照有机体的需求改变自己的样式，从一般的无机物质转变为有机体所需要的工具，从而让有机体实现把外在于自己的物质改变为自己的工具之目的。对于柏格森来说，哲学不在于实现精神（自由）与肉体（物质）的对立；精神（自由）为了成为自身，应该在物质（先是有机的身体，后是人造的无机物质）中证实自身。从一开始，生命就要求为自己构造出自我揭示的物质工具，以便在物质世界中存在。《创造进化论》的核心，就是在必然性（物质）中创造出自由（工具）。生命是一种兼顾精神性和肉体性的“二元”存在。人类与世界的交往模式是精神（生命）-身体（技术）-物质（世界），其中身体（技术）是行动中枢。动物只有“内在”身体，人类有“外在”身体（工具）。只有借助于外在的、人造的“器官”，人类才能更好地在世界中存在（生存）。
假设3 是本文的主要观点。本文通过两步进行验证。在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为了提高本文结论的可信度，另外考察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技术外溢和资本积累因素对金融开放经济增长效益的影响，因此分别加入三个交叉项得到回归模型(2)。
第一，生命技术哲学的本体论。动物只有内在的身体，人类有外在的身体（技术）。不管是柏格森、斯宾格勒、舍勒，还是斯蒂格勒、凯文·凯利，他们都经由身体把技术与生命联系起来，认为技术是生命得以存活、人类得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策略或手段，这一观点是生命技术哲学的本体论前提。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技术思想相比，生命技术哲学的这一本体论既非常深刻，又非常具有原创性，是其他哲学流派应该加以借鉴和利用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技术哲学的这一本体论在经过一定的批判和改造之后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所容纳。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特别强调感性的劳动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感性的劳动是以人类的身体或肉身为依据来展开的。强调身体的重要性，事实上也就是强调感性劳动活动的重要性。
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不仅是著名历史学家，而且是经典的生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没有专门研究技术（只有比较单薄的一章“机器”），他于1931 年出版的《人与技术：生命哲学文集》则专门从生命哲学角度研究技术与人的关系。他的技术思想可以说是“为技术正名”。斯宾格勒认为，技术的追溯远远超过人类，它回溯到动物的生命。相对于植物的“智慧”，技术是动物的存活方式——动物能够在空间中自由移动，它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意志，能够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对于动物的自由移动的生命，只有奋斗才是它的生存策略。“技术是生命的策略；技术是这一策略的内在形式，争斗过程……是这一策略的外在表现”[4]163。把技术与生命联系起来，这是斯宾格勒为技术正名所做的第一件事。这一正名还需要排除一个误解，也就是他认为技术不能依据工具来理解。技术决不是经济的“一部分”，它比经济要“多一些”。“技术可以被认为是生命自身独自的一‘部分’。所有的技术都恰恰是一种活生生的、战斗的，以及充满激情的生命的各个方面”[4]164。斯宾格勒不仅是最早研究技术问题的生命哲学家之一，而且正是他最先把技术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认为技术绝非仅仅是人类手中之工具，而是生命生存之策略。
在分析生命技术哲学的起源与演变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特别”的人物。这一特别可用一句话来表达：对于生命技术哲学，我们很难判断海德格尔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作为一个学科，技术哲学的兴起与海德格尔后期的一系列技术追问有很大关系，故而，作为技术哲学流派之一的生命技术哲学的发展也同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然而，作为一个流派的生命哲学，包括生命技术哲学的衰落也与海德格尔有莫大关系。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弃主体、灵魂、意识、精神、生命等概念不用，而是新创了一个概念“此在”（Dasein）。“我们避免使用这些名称，就像避免使用‘生命’与‘人’这类词来标识我们自己所是那种存在者一样，这可不是拘泥于术语”[5]54~55。不用“生命”概念，这不仅是术语的改变，而且标识着思维方式的变革：人类不是我思、精神或生命，而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特殊存在者，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生存。“如果对生命哲学的倾向领会得正确，那么在一切科学的严肃的‘生命哲学’……的倾向中，都未经明言地有一种领会此在的存在的倾向。但‘生命’本身却没有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成为问题，这始终是很明显的，而且这是生命哲学的根本缺陷”[5]55。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如果没有对基础存在论的合理阐释，生命、精神等概念是无法在根基处得到说明的。问题是：在海德格尔这里，此在在严格意义上是不需要肉身的，或者至少是有着肉身的此在是沉沦入非本真存在的。德语“Leben”有生命、生活双重意思，一个与身体、血肉有关，一个侧重于日常生活。在海德格尔这里，“Leben”是后者。因此，尽管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在现象学中是主流，但在生命哲学中属于“另类”。所以，一方面，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追问引起了人们对技术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对于生命技术哲学的“衰落”海德格尔也难辞其咎——在他这里技术与有身体、有血肉的生命无关。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诗”或“思”之哲学，而非以肉身为基础的“做”的哲学，在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要想公平地看待技术这一与身体、生命相关联的现象是很难做到的。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不仅有自己的生成、发展、有机和整体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有自己所研究的内容。总体而言，生命技术哲学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主题活动的形式，来传递教育信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因此，研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题确定”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对生命技术哲学之“史”（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和“论”（生命技术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类型论、自由观等）两方面的探讨，可以归纳、总结出生命技术哲学“生命-身体-技术”这一主线。这一主线使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冷冰冰的工具、器械变成有生机、有活力的生命、身体和技术，从而拓宽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
还有一些学者从技术史、技术思想史，特别是技术进化史的角度展开对技术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属于生命技术哲学研究，其中乔治·巴萨拉和布莱恩·阿瑟是比较突出的两位。巴萨拉（1928—）的《技术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中文版译为《技术发展简史》）以技术史为背景研究技术。“单是需求和实用并不能说明我们人类所制作的物品为何如此多样……将生物进化论应用到技术世界就有助于推进这种探求”[8]2。从人类早期使用的木棍到今日的蒸汽机，机器经历了一系列迅猛的变革。这种变革日趋复杂，极有可能派生出在现有动植物王国之外的由各种形态的机械组成的机械王国。巴萨拉不仅将机器视作生命体，而且把它们细分为属、科、变种，以此建立一个描述机械生命各种形式之间关联的进化树形图。在《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一书中，复杂性科学奠基人、美国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1946—）认为技术是有生命的：一方面，技术是自组织的，它可以通过某些简单规则自行聚集起来；另一方面，技术是自我创造的。通过这些来衡量技术，技术确实是有生命的。“当它们感知环境并产生反应，当它们变得可以自组装、自构成、自修复并且能够‘认知’的时候，它们就越来越像生物了。技术越复杂、越‘高技术’，就越具有生物性。我们正在慢慢开始接受，技术是机械的，同时也可以新陈代谢”[9]232。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技术莫过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美国“网络文化”的代言人、未来学学者凯文·凯利（1952—）的研究也可归于生命技术哲学研究。凯文·凯利著有《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技术元素》、《技术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文版译为《科技想要什么》）等著作。通常的看法是，技术只是人的产物，是工具，但凯文·凯利认为，与人类共同进化的“技术元素”（technium）不是晚近数百年、几千年的产物，而是伴随着生命演化数十亿年的整个过程。天地万物从大爆炸后最简单的物质开始，慢慢形成原子和分子，直至生命的火花闪现，接着更多复杂生物不断涌现，最后大脑（不仅仅是人类的大脑）出现，并创造出各种技术。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猿人、智人和现代人与环境的关系无一不与技术元素的酝酿、发育和演化有关。凯文·凯利从宇宙的视角探索人与技术的关系，在他看来，技术的主导地位并非因为它诞生于人类意识，给予它这种地位的是一个同样可作为其本源的自组织，并且这个组织还孕育出星系、行星、生命和思维。“自我创造的单线将宇宙、生物和技术串接成一个创造物。与其说生命是物质和能量产生的奇迹，不如说是必然产物。与其说技术元素是生命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它的延伸”[10] 推荐序XIV。凯文·凯利把“技术元素”称为第七个生命王国，认为其扩展了一个在几十亿年前就已开始了的宇宙进化过程。
二、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生命技术哲学
虽然有不少生命哲学家在不同时期对技术进行过研究，但总体而言，生命技术哲学在哲学界并没有受到重视，国内外关注生命技术哲学者甚少。德国哲学家F·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中文版译为《技术哲学导论》）和法国哲学家伊夫·戈菲的《技术哲学》是两本在欧美很有影响力、在国内技术哲学界也广为人知研究不同学派哲学家技术思想的著作，前者从分析哲学角度看技术，后者代表的是欧洲大陆哲学视角。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没有提及柏格森的技术思想，对斯宾格勒、舍勒和盖伦等人的技术思想虽有简短介绍，但不过是在“文化哲学”的标题之下[11]7~10。戈菲的《技术哲学》虽然对柏格森和斯宾格勒的技术思想有专门介绍，但不是单独一章，且被归入“技术人类学”范围[12]93~101。国内没有专门研究生命技术哲学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研究生命哲学家的理论时偶尔提到过他们的技术分析。有些著作虽然涉及到某些生命哲学家，但并没有把他们纳入生命技术哲学的范围，如吴国盛的《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介绍了数十位西方技术哲学家，但对柏格森、斯宾格勒等人完全没有涉及，介绍舍勒、斯蒂格勒时也不是从生命哲学角度出发。
对于技术哲学来说，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生命哲学不仅对生命、意识、自由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关于技术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深刻、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对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和分析，提炼出生命技术哲学的方法、理论乃至研究范式，对于技术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同于科学的“思”，技术是“做”，做需要动“手”，而“手”又是人类身体的一个器官。如果说重视手、重视身体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对于其他哲学流派还存在着什么困难的话，那对于生命哲学，这一点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重视生命、身体的生命哲学可以让我们步出目前的技术哲学，特别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因忽视生命、身体所带来的困境，让技术哲学建立一种以生命、身体为核心的新的研究范式。
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存在，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命题、语言，生命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命，而生命有肉身，肉身又同技术相关联。故而，无论是早期的柏格森（技术分为“无机技术”和“有机技术”两种类型）、舍勒（生命因“亏空”而需要技术）、斯宾格勒（“技术是生命的策略”），还是当代的斯蒂格勒（提出了“代具”，亦即“假体”、“义肢”概念）、布莱恩（技术具备了原本是生命体所独有的“新陈代谢”能力）、凯文·凯利（技术是第七种形式的生命）等等，他们都对技术有专门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方法和理论。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些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中整理出一种新的生命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特别是生命哲学生成、发展、有机和整体的研究方法。技术哲学目前迫切需要的正是有生机、有活力的研究方法。一旦我们从无机、机械的工具转向活生生的生命和身体，技术哲学就从冷冰冰的机械领域迈入生机勃发的生命王国，从而打开一片技术哲学研究的新天地。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1904—1976）同时也是一位生命哲学家。不同于海德格尔及之前的哲学家，盖伦不是从哲学-形而上学，而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在动物界中的特殊地位。当时的动物学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有机体在诞生时尚未完成，这一特性是和人类未经特化的本能结构密切相关的。和其他哺乳动物不同，人是以本能的贫乏为特征的。“人类既然缺乏专门化的器官和本能，自然就不能适应他自身的特殊环境，因此就只好把自己的能力投向明智地改造任何预先构成的自然条件。因为像人那样，感官仪器装备得那么差，自然而然是无力进行防御的，他是赤裸裸的，在体质上是彻头彻尾处于胚胎状态，只拥有不充分的本能”[6]2。比较胚胎学告诉我们，与动物相比，人类女性孕期实在太短（不足10 个月），无法使胎儿离开子宫时达到跟其他哺乳动物同等成熟的水平。于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未成熟”状态，人类发明并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并非是以器官的形式赋予人类的，外在的工具只是弥补人体器官的缺陷。
德国现象学哲学大师马克斯·舍勒（1874—1928）同时也是一位生命哲学家，他的思想在生命技术哲学中拥有重要一席。在舍勒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价值对于生命所具有的相对性”一章中，他在批判尼采、斯宾塞等人的生命观时阐释了其技术思想。舍勒认为：一方面，人是所有生物中具有最大、最宽的行为活动空间和最大环境的生物；另一方面，给予人类这一切的不是其生命，而是他建造的工具。“唯当（为实现同一个价值）建构一个器官的生命进化能力缺失时，建造一个工具才是值得的”[3]423~424。只有当生命展开自己的能力停滞时，文明（包括构建文明的能力）才会构建自己。但是舍勒认为，知性的构建不同于本能的发展，前者可以视作某种生命进化的结果——工具建造方面的能力构建的结果。工具本身不能视为对生命权力的扩展，而且知性的构建毋宁说已经是停滞的生命的结果，即生命“亏空”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理智、语言、制造工具、强力意志、生存竞争等等都使人与动物只有程度之差异，而无本质之区别。只有上帝赐予人的“位格”，才使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
第二，生命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技术何以可能？如何认识技术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技术的方法，生命哲学从宇宙、生命的起源和演化来看待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这一认识技术的视野更宽广、更深刻。总结不同生命哲学家对技术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把生命哲学的技术史梳理为“生命之产生”、“动物与植物之分岔”、“人类之产生”、“机器之诞生”和“有机化的无机技术之产生”等阶段。技术发展的起点是“有机技术”（动物的身体），现阶段的技术以“无机化技术”（机器）为主，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的机器化”（器官移植与肢体改造）与“机器的人化”（机器的人性化设计与制造）以及智能化并行，传统的人造物和自然物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鉴于生命哲学是从宇宙发展史，而非仅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待技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故生命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比其他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更具深度和广度。
浙江属东部沿海省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长年受梅雨和台风暴雨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浙江省是山洪灾害易发、多发省份，山洪灾害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浙江省出现强降雨特别是局地强降雨的趋势明显，雨强纪录不断被刷新，山洪灾害呈多发的态势。据统计，近年全省小流域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占洪涝灾害伤亡总人数的70%以上。山洪灾害已成为浙江省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灾种，是当前防洪减灾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第一，生命技术哲学的本体论困境。生命哲学虽然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盛行，但随后在很长时间内陷入沉寂，这与其核心概念“生命”是一个有争议、较含混的词语有关。正是由于生命概念所存在的争议与含混，生命哲学在哲学史上才会让位于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流派。核心概念的困境是生命技术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困境。
第四，生命技术哲学的自由观。面对日益自动化的机器，人类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去适应机器的节奏，人类逐渐从机器的主人变成机器的奴仆。这一观点在当今似乎是很多学者的“共识”。然而，从生命技术哲学观点视之，这一所谓“共识”是对人类心灵与肉身、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误读。在体外技术（或曰代具、义肢、假体）不断发展的今天，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人类必须适应机器的运作方式。人类今天对机器这一体外技术的适应，就像技术早期（动物的“身体技术”时代）动物的心灵对它们身体的适应，技术对思维的束缚不过是身体对思维的束缚的延伸而已。在人类的心灵不得不适应身体和技术的同时，身体和技术的能力及其完善程度决定着人类心灵自由的程度。人类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它依赖于自己的身体，依赖于自己发明和创造的技术。只有以身体、技术为基础，自由才不是虚幻的。曾经有一天，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超越了自然改造人的能力；今天，技术改造人的能力逐渐接近乃至超越人类改变技术的能力。当今人类既是技术的“主宰”，同时也是它的“奴隶”。与对方“共生”乃至“寄生”，既是技术之命运，也是人类之命运。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现象学技术哲学、分析哲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等在当今技术哲学研究中影响最为明显的技术哲学流派相比，生命技术哲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结合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和现代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的实证材料展开了技术的生命哲学研究。通过对现代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中实证材料的分析，斯蒂格勒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与动物的比较中探究技术的起源和本质；另一方面，尽管动物性是技术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技术的进化不仅是生物进化，更重要的是技术自身的进化。“这是一种代具的进化。代具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7]59~60。生命的历史只有借助于生命以外的非生命的形式来延续，生命的悖论就在于它必须借助于非生命的形式来确定自己的生命形式。这种非生命的形式就是“代具”（prothèse）（也可译为“假体”、“义肢”），它泛指一切人身体以外的人造物体。在非技术的有机生命中，一切后天生成的经验都随生命个体的消亡而烟消云散。人类生命则保存和积累了后天生成的在世存在的历史和经验。这说明，在生命和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技术-代具之关系。
第二，可以为人工智能、环境伦理、医学伦理等研究提供形而上支持。人工智能是当今时代最为关键性的技术之一，环境伦理、医学伦理是当今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人工智能、环境伦理和医学伦理都离不开对动物（包括人类）身体的分析，离不开对人的生物（动物）性的分析，而生命技术哲学的身体观提供了对动物-人类肉身最深刻的形而上分析。
第三，可以帮助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做过这样的论述：“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4]56；“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15]102。马克思提供了从感性、有机的角度研究技术的方向，我们可以通过吸收、借鉴生命技术哲学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论。
（2）PoS。系统中具有最高权益的节点（如币龄最长）获得记账权。PoS的优点在于减少了PoW的资源消耗，缩短了共识时间，且恶意节点只有掌握超过全网1/3的资源，才能破坏整个共识过程；但共识过程需等待多个确认，容易产生分叉。
第四，可以给我们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有益借鉴。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的后发优势逐步消失，创新越来越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一方面，我们在某些技术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和长处；另一方面，我们在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上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造成这一差距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我们的创新力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何提高我们在科技研发上的创新力，这是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亟需解决的问题。生命技术哲学强调创造与进化、创新与发展，这可以给我们的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三、生命技术哲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困境及展望
当我们试图构建起一个系统的生命技术哲学范式时，应该看到，以往的生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理论既有自己的特色与贡献，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亟需克服的困难。生命技术哲学的不足，或者说生命技术哲学研究的困难主要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范式三个方面。
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土木建筑工程中，不仅能直观、全面的向客户展示工程效果，还能作为辅助工具被应用于建筑设计、建筑规划、建筑成本计算等多个建设环节中，减轻人工负担，提升工作效率。故，相关人员需重视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并制定完整计划，合理的将该技术与工程结构设计、施工模拟、成果展示、工程管理等多项工作相结合，提升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
在我国倡导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电力企业的财务工作者需要转变以往观念，对原有的核算体系进行调整。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高端技术，将先进高端的科技技术与财务管理体系进行融合，力求尽早尽快的实现电力企业会计核算“一本账”式财务管理模式。电力企业“一本账”式财务管理模式，是一种集核算型、决策型、管理型于一体的新型财务管理模式，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手段，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帮助企业管理层制定出正确的发展策略，从而带动企业向环境友好型、管理集约型转变。
第三，生命技术哲学的技术类型论。“‘器官’一词来自于古希腊的òργανοv 或者说‘工具’。希腊语一词同德语‘werk’（工作）一词是一样的。器官是一种工具，一种工作的工具”[13]213。在希腊语中，“òργανοv”同时表示“工具”和“器官”两种含义。亚里士多德把技术分为“身体技术”和“体外技术”两种形式，技术哲学奠基人、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1808—1896）的《技术的哲学提纲》中把技术活动视为人类器官的投射。沿袭这一思路，不同时期的生命哲学家都认为器官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人类的技术必须以其生物学器官为前提。在人类的生物学禀赋达到顶峰之后，技术不再是人类身体之进化，而是开始向外延伸，有机技术之演化让位于无机技术之发展。当今出现了第三种类型的技术：具有生物学“感知-感受性”的无机技术。所以，在生命技术哲学这里技术有三种基本类型：有机技术、无机技术、有机化的无机技术。生命技术哲学的这一技术类型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对技术的哲学研究必须从整体、有机和联系的观点，而非局部、无机、机械的观点出发，技术哲学研究的起点是生命——从有机物质之生命到宇宙之生命，其归宿和目的也是生命——未来的主流技术将是把机械性和生物性融为一体的技术。
第二，生命技术哲学的认识论困境。生命技术哲学提供的技术认识论迄今只是一宏大框架，很多细节缺乏实证史料的支撑。当今技术史的主流观点是：不仅植物，而且动物（身体）也仅仅是技术“纯粹的程序或本能”，只有有意识地被创造出来的人造物才是技术，动物的所谓创造只是一种本能活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如何让自己的分析同技术史、生命科学、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相吻合，生命技术哲学要走的路还很长。
第三，生命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困境。生命技术哲学是一种有着明确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研究范式，抑或仅仅是一种隐喻式的技术分析？柏格森、斯宾格勒等早期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非常明确地立足于他们的生命哲学之上，而巴萨拉、布莱恩、凯文·凯利等当代学者的技术分析更多的是一种“隐喻”。以“隐喻”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之基础，这对于一种哲学研究范式是难以承受之重。
要想成为一种成熟并被广泛接受的研究范式，生命技术哲学只有在克服自己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范式诸方面的困难之后才有可能。作为在哲学史上最具创新性的哲学流派之一，生命技术哲学是有可能、也有方法克服自己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范式诸方面所存在的困难的；也只有在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生命技术哲学才能真正成为技术哲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哲学流派。在我们看来，生命技术哲学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地改进、充实和提高。
第一，进一步挖掘、利用传统的生命哲学技术思想。除了文中所提到的一些生命哲学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生命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对身体、技术和生命做过一些论述。比如，在柏格森之前，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等哲学家也都对身体做过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论述。生命技术哲学可以进一步挖掘不同生命哲学家的技术思想，利用这些哲学家的技术思想来充实和完善自己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论述，从而使自己成为现象学、分析哲学那样有着自己的研究范式的技术哲学流派。
Atrophic mucosa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in differentiated gastric cancer and undifferentiated cancer of the gastric fundic gland mucosa are well-known exampl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stric cancer and the background mucosa[37].
第二，进一步拓宽和加深生命哲学技术观与其他哲学流派技术观的比较和对比。现象学技术哲学、分析哲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等是当今最有影响的一些技术哲学流派。它们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均比生命技术哲学更为成熟。通过与这些哲学流派的比较，生命技术哲学可以对自己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不足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为如何克服自己的这些不足构建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从而缩短自己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成熟期”。
第三，认真面对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技术等现时代的关键性技术，提出生命技术哲学对这些技术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分析和应对之策。在对人类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的技术之中，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技术最为关键，这些技术的一大特征是它们与人类的身体或生物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其他哲学流派相比，生命哲学最大的特色可以说是对人类身体和生命的极端重视，故而，在分析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等技术时，生命技术哲学具有着自己无可比拟的优势。通过对这些当今时代最关键性技术的分析，并提出具有生命技术哲学自己特色的真知灼见，这会对克服生命技术哲学的不足、发挥生命技术哲学的优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直觉回应：不用说你这么年轻，即使是校长和年长者直接沟通效果也未必好。如果这位教师有机缘身处开放坦诚的叙事氛围中，有机会聆听到种种师生默契相处的智慧和快乐，或许会有触动自行转变。
总之，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生命技术哲学，如果它能够进一步挖掘、利用传统的生命哲学技术思想，进一步拓宽和加深生命哲学技术观与其他哲学流派技术观的比较和对比，认真面对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技术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为关键性的技术并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见解，那么，它一定会在当今技术哲学的发展大潮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成为当今技术哲学百花园中最鲜艳的花朵之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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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1/56；N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4－0138－07
［收稿日期］2018-04-27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资助项目：16ZD018
［作者简介］舒红跃（1964-），男，湖北鄂州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技术哲学研究；张清喆（1986-），男，河南焦作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7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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