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自建立起便积极投身于青年教育工作中，鲜明地提出了青年教育运动的号召，着重于唤起青年投身革命。在1927年后，共青团针对土地革命制定了相应的青年教育政策，在赣西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初步实践。中央苏区建立后，中央苏区团组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不断深化青年教育工作，更是在1933年发起“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深刻教育了苏区青年，革命的青少年教育事业开始走向成熟。
[关键词]共青团；中央苏区；青年教育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而青少年则承载了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近代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1]，新文化运动鼓励“新青年”及其组织的涌现。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其发展的初期，它是青年参加革命实践的园地，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的革命青年有了自己的中心组织。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明确提出教育方面的纲领，发出开展青年工农“教育运动”的号召。而从1927年共青团四大召开到1934年长征开始，中国的革命剧烈转变，从国民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时期，从城市暴动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长期的革命需要有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这就需要革命青年的不断成长，也相应地需要党及其青年群众组织共青团不断致力于青年教育的发展。
团建立后，更多是配合党组织推动城乡革命的发展，由于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前期没有稳定成熟的革命根据地，青年教育工作更多以制定和宣传政策为主，主要工作是唤起青年投身于革命。中央苏区建立后，党在政权建设上进行了初次有效的尝试。以共青团为主体的青年群众组织积极参与包括发展教育在内的苏区建设，尤其是积极协助教育部推动了苏区教育的发展，初步探索了教育青年的有效途径。
一、土地革命初期团的青年教育工作的政策制定和初步实践（1927-1931）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10日，共青团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训令全体团员偕同一切被压迫的青年农工学生群众在党的指导之下，一致动员，在农村中努力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实施土地革命，以求革命的深入”[2]，指出了之后团的任务是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尤其是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继而在年底团中央制定了农村青年要求纲领，提出了“没收一切反动教育机关实现免费教育”[3]的具体要求，重新认识并推进青年教育工作。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在莫斯科召开。团的五大批评“团的活动分子政治认识甚低，团内缺乏教育工作，并忽略了一般群众的宣传煽动工作”，针对异常缺乏的教育宣传工作，要求“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努力实施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政治宣传与教育”，具体而言，团内组织平民学校性质的小组织或在支部中进行有组织的或者个别的训练，以消灭团员中不识字的现象；而在苏区则组织平民学校或夜校之类，教育一般青年劳动群众，教他们阅报及其他通俗政治书报，推广宣传所、书报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在这些机关应设立壁报、画报及晚会等，同时尽可能恢复学校和教育机关，创办一些模范性质的学校和团校，应革命新需要编辑新剧本和各种新教材，旧剧本和教科书经过审定改良亦可暂时应用，进而宣传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意义，及暴动中党的政纲及口号。[4]年底，共青团中央就建立团的教育宣传工作及其主要路线发出通告，确定了六项教育宣传工作路线：使教育训练工作与实际斗争密切相联系；使日常争斗实际问题的鼓动与政治路线相联系；宣传鼓动工作应该青年化；根据具体情状和群众情绪的转变而转变鼓动的口号；各级团部都要建立起经常的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极力提高团内学习的风气和决心，极力提高团员的理论程度与政治水平线。在路线指引下又公布了具体的工作方针，要求从上至下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并强健各级团部的宣传机关，出版教育刊物，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团校或短期训练班等。[5]从团的四大召开到1928年底，团对于教育宣传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兴起的强烈影响，呈现出反思多于建设，政策制定多于工作实践，虽然依旧没有深入到广大青年工农士兵群众中去，但总体还是转至服务农村土地革命的正确方向上来。
1929年1月，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兵赣南、闽西。同月，共青团中央提出“切实建立团的教育宣传鼓动工作”[6]。4月，团中央批评了土地革命以来“农村中没有青年工作”的现象，明确了团在农村工作中的任务，“即是土地革命的任务”，并执行“发动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的工作路线[7]。这就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包括教育宣传鼓动在内的青年工作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力地配合了赣南、闽西的革命斗争。
1930年，随着赣西南、闽西等地革命形势的逐渐高涨，苏区青年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4月，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列宁青年》第三十五期刊登《目前苏维埃区域中青年的任务和工作》一文，提出苏维埃区域青年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青年群众的政治教育，并认识到加强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团强化在青年群众中政治领导。[8]同年，团酝酿成立苏区团中央分局。在《共青团中央为成立苏区团中央分局的任务致小关同志的指示信》明确共青团的性质为“党政治领导下的政治的斗争组织，是青年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既强调了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政治组织本质，亦强调了自身所具有的教育宣传作用。共青团中央认识到在苏区“文化教育工作是整个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但也强调对于教育“团不能丝毫的忽视，并且应加倍的努力注意与工作”，“团应负起教育与宣传发动广泛的青年群众起来为保护与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同时必须加紧共产主义的阶级教育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筑成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一”，强调了团在明确行政主体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对于青年群众文化教育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指明了团担负教育青年群众的责任。共青团中央还指出了团的苏区文化教育工作具体政策：首先，要运用苏维埃的教育政策，团更加注意学校的思想斗争的领导，及学校中的教育工作，更有计划帮助规定教程，找人专门负责编课本，有必要时可组成教员研究班或师范学校之类的组织，通过学校有系统的有方法的教育青年群众；其次，团各支部周围应当组织各种研究、文艺、体育、俱乐部等等的附属组织，利用这些方式更普遍的、更深入的接近青年群众，教育青年群众，更加广泛地保证团对青年群众的思想领导；再次，注意到大量的翻印中央的一切刊物及其他宣传品，成立几个印刷局，特别要建立发行工作，除了所谓代售处之外，必须利用少年先锋及童子团，与其他的群众组织，公开的在马路上、街道上，戏院中等等地方贩卖，建立群众的定阅方法等，这是能实际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另外，提出应该开始大量的编各种小册子，戏剧，歌本子，图画，小说等等，这些方法特别是利用戏剧，歌本，图画非常容易深入群众中去，更为有效。[9]这一时期团的苏区文化教育政策反映出团清晰地认识到了学校和社会教育组织的重要性，初步明确了团作为青年群众组织领导青年群众教育的任务，强调了依据青年群众实际通过课本、刊物等采用形象化的方式重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方向，应当说是符合苏区革命实际情况的，为之后中央苏区青年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共青团中央精神的影响下，闽西等苏区的团组织也就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进行了重新认识。1930年9月19日，中国共产青年团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闽西对于宣传工作做得“非常之不够”，大多同志在党内团内对团的工作“取消主义”的影响下忽视宣传工作，“不明了宣传教育工作是组织群众的前提，是夺取广大群众的利器。”工作的局限主要反映在“团和青年群众都是很少去注意到文化教育工作。一切文化教育工作靠住苏维埃去做，青年群众也不负监督的责任”。具体而言，首先，俱乐部、新剧团、学校等机关很少有工作和成绩；其次，青年很少去负责文化建设工作，并也不负责监督他的工作；再次，文化工作没有与目前斗争路线联系起来；另外，缺乏对青年群众社会教育。针对这些现象，大会提出路线上团的宣传工作一定要青年化、群众化；政策上团应积极努力去加紧青年群众政治教育，领导青年群众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提高青年的政治水平与阶级意识，进而巩固团的基础，并站在教育群众的观点上，加紧对青年群众共产主义的教育，肃清封建残余思想；方式上团应当提高团员学习精神，加强政治教育与主义的训练，纠正清谈主义，强调将理论和实际工作一并运用，建立支部宣传教育，加强文化建设工作，强调文化工作是实现共产社会的一种主要工作，提高青年群众阶级觉悟，推动识字运动等社会教育事业，注意临时事变的宣传，注意群众大会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上下级宣传密切关系，指导特委出版团报，发展工农通讯员，传达团的政治主张和工作路线等等。[10]这一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总体上认清了闽西宣传工作的实际困境，提出的对策以对闽西苏区青年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导，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决议案既强调对理论的理解应用，亦强调青年群众对实际的认识把握，以达到实际工作和理论相结合并加以切实运用，进而增强青年群众的学习兴趣和革命实践热情。
（三）大会提议，要求团中央局和中央教育部，监督这一条约的执行，经常将进行情形在“青年实话”和“红色中华”公布。”[26]
1931年1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立三路线的破产，党、团和群众工作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在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影响下，团中央重新明确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强调应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土地革命，参加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少年先锋队是苏区重要的青年群众组织。1月9日团中央局通过《苏维埃区域少年先锋队工作决议》，提出要加紧在青年群众间开展文化运动，通过创立识字班、平民学校，成立俱乐部、阅报室、读书室，组织短期的列宁学校、青年俱乐部、干部学校等等，开展体育、游艺等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11]2月19日团中央局通过《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提出“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这一教育方针强调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而并非教条式的强调共产主义，与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正确的教育方针在表达上是一致的。这一决议同时根据土地革命的实际，强调青年群众教育的目的在吸收他们参加苏维埃区中的阶级争斗、参加苏维埃建设。[12]
1933年9月起，中央苏区进入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苏区面对的挑战日益严峻，如何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战争动员尤其是青年群众运动的开展成为苏区的一个重点工作，相应的青年教育亦受到党、苏维埃和团的高度重视。1934年1月新修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应该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20]，强调了青年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凸出地位。项英则在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明确提出了“尽量的培养青年群众，使他们将来能产出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我们的后代来更迅速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21]，突显了青年教育工作对于推动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从1927年团的四大召开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由致力于制定土地革命时期青年教育工作路线与政策，唤起广大工农青年参加革命，到土地革命初期结合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明确青年教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向，再到伴随三次反“围剿”胜利，赣南、闽西苏区不断稳固和发展，进而确立了团在苏区实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的方针，这一过程中或有波折，但突出地反映了团的青年教育工作尤其是苏区青年教育工作，从无到有，由弱渐强，不断深入，并且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工作路线越来越清晰。
二、中央苏区时期团的青年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1931-1934）
（一）中央苏区前期团的青年教育的开展
10月23日，由凯丰、王用济、伍洪祥、凌大标、钟滴文、杨世昆代表团，徐特立、黄庆承、李庆华、刘敏强、肖峰云、王大成代表教育部，共同签订了《关于教育工作的协助条约》，内容为：
1932年1月5日，应对日益紧迫的反“围剿”形势，团中央在党的领导下提出“把广大的无产青年组织起来，才能巩固苏区内青年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巩固和扩大红军苏区和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胜利地前进”，并在此精神指导下提出苏区团的任务是吸收广大的无产青年加入工会，并对青年群众进行广大的共产主义的教育。[14]同月，在团中央青年工作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次大会明确了团在苏区教育中的角色，提出“团必须在群众中解释无知识的害处，发动群众帮助政府进行识字读书运动，并且要做到各地政府用极大力量来注意这个事业，团并且要成为各地俱乐部、识字班、读报团、读书班、歌舞团、演剧团等等的组织者与积极分子”[15]，由此可以反映出团是苏区群众参加教育的发动者，是苏维埃政权施行教育的帮助者，同时亦是苏区社会教育的组织者。而对于青年工作，大会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了在工会等工作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是团的主要工作之一，要求工会、工厂委员会等机构必须在团的领导下举办俱乐部、读书室、阅报室、识字班、体育会等等，以此加强与一般群众的密切联系。而在文化教育工作中，应格外注意加强政治教育。[16]1932年年底，列宁团校在瑞金创立，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10月20日，苏区教育大会召开，凯丰做了《苏维埃的教育政策》的报告，提出苏区教育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团对于教育部工作的协助，并指出“教育部的工作到处是与青年的问题相联系着的”，同时又强调教育部工作落后，青年团是“有力量的群众组织”，团与教育部应当“互相的帮助”，实施团对于教育部工作的协助，实质强调这种协助是“全团的”，“依靠每个团员和支部的参加，依靠于团动员广大的青年群众来参加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形式即为团与教育部“订立协助的条约”，具体措施则是“团动员一定数量的干部去做教育工作和教育部的工作”，其任务则为“担任消灭团和少先队内的文盲，每个团员应当担负消灭十个文盲的任务，担负对于学校的协助以及其他许多的实际问题的协助”。[25]
他们不住地点头，我不忘给他们泼冷水：“挑战才刚刚开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他们信心满满地说：“老师放心，我们会努力的！”“好样的！”我称赞他们。“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1933年1月，共青团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成立少共中央局。5月出版了由中央教育部编的《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儿童团讲授大纲》，其中“青年团”这一节讲述了被压迫的青年工农得不到教育，而由于受着残酷压迫，其在阶级斗争中却成为“活跃”的一部分，进而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是对反动势力“作猛烈的政治斗争”，筑好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在斗争中训练以共产主义的精神”，也归纳了团的特点，“青年团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党的预备学校，但他是青年群众的组织，要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只是吸收进步的分子”，团“还要领导各种青年群众的团体”，“要注意青年特别斗争，工作要青年化”。“儿童团”这一节则讲述了儿童团的性质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儿童施以共产主义教育的组织，是青年团的一个特殊任务”，儿童团教育工作基础是“引导儿童到无产阶级斗争中”，对儿童团要在“适合发展儿童自动性自发性”的基础上“要用运动、游艺、无产阶级的文化等方法”训练，其组织地位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组织，在青年团领导之下，在总的基础上受共产党的领导”。[17]部编教材突出青年团和儿童团的性质地位，更明确了训练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方向。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主导权，其错误主张亦直接影响到了中央苏区的青年工作，使得中央苏区团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教条式地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教条式地强调共产主义教育。因此，苏区团领导下的教育等工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以闽粤赣省为例，青年运动与教育还没有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学校运动还没有活泼运用，在学校中虽然有建立游艺会工作，发动学生参加实际运动，但极不够。省内部分区委对高小学校的领导不够，部分学校师资或是欠缺，或是流动性大，有能力的教师很少。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省内建立起高小学校20个，劳动小学近200个，虽有发展，仍不充分，尤其是学校教材极缺乏，有时高小校拿《红旗》、《列青》等来做教材。俱乐部工作大部分停顿了，起作用的只有红军俱乐部。有些地方建立起了读报组织，但不够普及。[18]到1932年初，相当部分的青年工人等青年群体仍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俱乐部、读书室、夜校等仍然很少建立，青工等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尚未迅速的增高，以至于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并未充分的发挥出来。[19]但即使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团的工作也能积极围绕革命、围绕青年运动和青年教育蓬勃开展，成为了中央苏区建设的一大亮点。
科学技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否雄厚！为响应时代的要求，要真正做到“科技兴国，科教兴邦”的目的，我们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的兴趣，我们要规范、严谨、认真地对待手中的这份启蒙教育！
（二）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
同年4月，少共苏区中央局成立。4月28日，在团中央局决议的指示下，少共苏区中央局通过了《目前苏维埃区域少年先锋队工作大纲》。该大纲明确提出“加强少先队本身及劳动青年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并提出了针对苏区青年政治教育的具体办法，如“举行各种政治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及出版墙报、画报”。更加重要的是该大纲建立起了苏区青年教育工作的原则，即“使一切教育宣传工作与他们（苏区青年）的日常生活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13]7月，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在永丰创刊，成为了苏区青年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协定公约》虽然是多边工具，但其实质是更有效率地推动双边税收协定的多边化。当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不一致的时候，一是遵从税收协定优先的原则，即国内税收法律规定的条款严于税收协定的，按税收协定执行；二是孰优的原则，即国内税收法律规定的条款宽于税收协定的，按国内税法执行。
对 CGGA 标注的不同分子亚型胶质瘤样本中CGGA 全转录组表达谱芯片 BICD1 表达水平的分析结果（图3B）示，BICD1 表达水平在前神经元型、神经元型、经典型和间质型胶质瘤样本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1.8，P＜0.01），其中间质型胶质瘤样本中 BICD1 表达水平最高，前神经元型胶质瘤样本中表达水平最低。
为积极融入这一运动，1933年9月8日，教育部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五号》，肯定了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认为其无疑的是开展苏区文化教育的最有力的推动力量，要求各级教育部应与各该级团的领导机关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并在一切教育工作中，求得广大的团员同志热烈的参与协助。[23]
9月9日，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明确提出苏区教育是大众化的教育。他认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教育…必须尽量经过社会团体与群众的协助与努力，如青年团，工会，少先队…在这一方面都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完成一定的文化教育上的任务”，明确指出了青年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应当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张闻天还肯定了少共对于各级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的协助运动，并将这一运动称赞为社会团体与群众对教育协助“动员的开始”。[24]
在中央苏区前期教育工作基础上，针对苏区教育的局限，1933年8月30日，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发布了《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决议规定团对于教育部的协助运动“必须是全团的事情，从支部起到区委、县委一直到中央局为止，必须担负着对于教育工作与各级教育部的协助”，强调该运动必须适应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环境，不管是社会教育方面或是普通教育方面，必须将重点落在政治教育上。决议同时明确团在协助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协助运动的成功与否，责任是在团的身上，强调协助运动要成功，就必须依靠每个团员参加协助运动。决议认识到了协助运动对象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学，强调团应当成为一切俱乐部列宁室、识字班的协助者，团应当成为一切学校的协助者，强调团应当输送自己的干部到学校中去，到教育部，到一切文化教育的战线上去。[22]
其中W为权重参数，i，j分别表示对应的目标框与类别，根据真实标注信息来求解参数，更新权重，利用反向传播来计算得到对应的参数值。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来，教育等各项事业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青年是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如何调动起青年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成为了党在这一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也成为党领导下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大会热烈欢迎少共中央局所发起的对于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共产青年团是苏区有力的一个群众组织，在文化战线上突击与帮助将是苏维埃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柱。
银行规模与向小企业贷款力度呈反向关系，广西贫困县县域经济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对县域中小企业提供足够资金支持，就会对县域经济第二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发展本地小商业银行，有利于向本地县域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本地经济。
（二）大会完全同意团的方面所提出的协助运动条约就是：
一、在二次全苏大会前，动员一百二十二个团的干部，到地方的和中央的教育部工作。
无线体域网中收集的都是与人体相关的生理隐私数据，这些数据可被用于医疗、体育、军事和商务社交等方面，并产生各种社会价值。为了保护这些与个人隐私相关的生理数据，首先要进行各个实体间的身份认证，许多研究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2类：一种是采用人体独特的生物信息进行认证，另一种是利用传统的密码学方式进行认证。
二、担任着消灭团内和少队内的文盲，并实现每个团员消灭十个文盲的任务，帮助建立消灭文盲协会的组织，在每个生产工厂中，城市中，乡村中，建立并发展这种组织。
三、动员年满入学的儿童全体加入学校，到一九三四年十月节为止，实现每五百居民一个小学，每一百居民一个夜学。
车田里村位于湘江右岸，从陆路到县城有10公里，路面狭窄，弯多、上下坡多，多处于纵林之中，行车困难；而对岸就是县城新区，村中中小学生都在对岸的学校上学，青壮年村民也大多在县城务工，所以该渡口是车田里村民生产生活和中小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
在最近协助教育部在兴国和瑞金各创办一个中等的学校，在中央教育部下创办一个列宁师范。
为着学校中工作的开展，在学校中建立团支部是必要的，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
成都东郊龙泉驿片区原主要为坡地场地，地形起伏较大，原建筑物（构筑物）主要集中于较为平坦地区。随着成都市城市发展，东扩进程的推进，大量山区土地得到使用，但因地形起伏大，建筑场地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场地大挖大填工作，建（构）筑物建造前需对场地边坡进行稳定性评价及相应的治理设计。边坡问题作为拟建物地基基础设计前的主要问题摆在了工程勘察设计人员面前。
该条约内容具体细致，任务和指标明确，工作的思路也非常清晰，尤其是在学校中建立团支部的思想对之后的学校教育发展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团到这一时期已成为中央苏区有力而活跃的政治团体，在苏区教育工作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如何开展具体工作，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的凯丰做了教系统的阐述。凯丰认为，协助运动的方针是应当把教育的工作服从于战争，并在教育工作中尽一切可能来进行广泛地共产主义的教育。首先，凯丰充分认识到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其是争取战争的胜利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批评不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观点，认为不能一刻的放松教育的工作，其重视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观点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次，凯丰是如何理解共产主义的教育的呢？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教育是共产主义的书本著作中去求得这些知识是最粗笨且非常之不够的。他也认识到只依赖本本的危害，认为“如果共产主义的教育，只是从共产主义的书本著作上求得知识，那末我们将很容易造成许多共产主义的吹牛皮家，这是非常之有害的”，进而提出共产主义的教育应当是与日常的和各方面的工作相联系，但是凯丰在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教育时还是依据列宁的论述，其认识中也有教条主义倾向。[27]他批评当时教育工作有资产阶级教育的倾向，没有把共产主义的教育明显的提出，“把我们的教育紧紧限制在反对封建迷信的范围”，这些认识说明其对中央苏区教育的实际情况把握不足，而在教育思想上他未能清晰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教育性质。再次，如何去定位团在协助运动中的角色？凯丰认为要强化全团的主体意识，首先要使每个团员都知道协助运动，每个团员都参加协助运动，要求团员应当成为一切学校中的协助者，成为一切俱乐部、列宁室的协助者，团员应当成为消灭文盲运动的提倡者；同时作为群众组织团应当成为苏区学校的创办者与协助者，积极参加学校的建设，制定教育制度，动员自己的干部去做教育的工作和参加教育部的工作，创制组织出一个马克思列宁的教育系统。[28]
将不同期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获得土地利用的变化数据，生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运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14]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15]分析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可求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年变化率[16]，其公式为：
协助运动经过短期实践，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区教育的发展，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1933年12月17日，在《红色中华》上刊出《集中火力向忽视与破坏文化建设者开火！》，指出了“乱调教育部干部”和“把文化工作与战争脱离起来”两种现象，以门岭县委为反例，指出某些部门“接到少共中央局文件看也不看”“不看不讨论”，“忽视文化协助运动”，“战争与文化完全脱离”。相应地提出了这是“机会主义”，应“严重的批评”。[29]
针对这些问题，共青团加大了对教育部工作协助的力度，开展文化战线上的突击。瑞金、兴国等地相继召开了文化教育运动大会，会议主题以苏区教育任务和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为中心。瑞金的城市、下肖等区，长汀各区等地提出了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竞赛，再次提升和细化了协助运动的任务和指标，一定程度上以竞赛促进了工作的开展。以瑞金城市、下肖两区为例，其竞赛内容具体为：
“城市区：一、动员两百团员加入夜学。二、动员五百少队入夜学。三、动员五百儿童加入列小。四、动员一倍青年加入俱乐部。五、动员五个团员到区教员训练班（十五天训练能做教育工作）。六、帮助教育部把各市区的俱乐部健全起来。七、帮助列小普遍建立儿童俱乐部。
下肖区：一、动员两百团员加入夜学。二、动员四百少队加入夜学。三、动员四百儿童加入列小。四、动员两百团员加入俱乐部。五、动员四百少队加入俱乐部。六、动员五个团员到区教员训练班训练（十五天训练能做教育工作）。七、帮助列小普遍建立儿童俱乐部。八、帮助健全兰玉大埠青水等三乡的俱乐部。”[30]
经过以竞赛为标志的文化战线上的突击，一些县团基本上订立了团对教育部的协助条约，并订立了教育工作竞赛等，使得这些县教育工作呈现出重要变化，一是党的领导加强，二是团的组织在列小等教育机构建立起来。[31]
另外，团不仅仅将工作只限于青年当中，还扩展视野，在青年教育工作中充分关注了教师，家长等群体。如1933年底，下肖区的团开会分析青年教育工作时提出一方面青年教育需要号召青年本身全体动员，同时也需要继续召集一切愿于苏维埃下面服务的‘知识分子’，成立红色教员联合会以推动教育发展，还需要召集各家各屋的家长会议使其支持青年教育发展。[32]
2017年采果后，将改造树的树行两侧各50～60 cm土起去一层，堆于行间（后来拉走），使根相对变浅，增加透气性。然后，在起土后的区域（沟槽）施入腐熟有机肥，加玉米秸秆、玉米芯等混匀，覆盖地膜。次年春季解冻后除去地膜。其间，前期气温高时，结合灌注“由你带路”和EM菌剂促进有机物腐熟，并促根、松土、防根腐。2018年开春以来，树势明显变旺，叶厚、色绿。
由上可见，团对教育部的协助运动将中央苏区团的青年教育工作推向了顶峰，谢庐明就认为这场运动是“苏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推动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33]。
三、结语
团一经成立，即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积极投身于青年教育的工作之中。中央苏区成立前，党领导的革命没有稳定成熟的根据地，团领导的青年教育工作首先打出了青年教育运动的口号，围绕青年教育工作提出了路线、方针及任务。同时，在广大的城乡，尤其是以赣西南、闽西等为中心的苏区进行了团的青年教育工作的初步实践。中央苏区成立后，团不断加强在中央苏区团的组织力量，至1933年初，团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团的组织不断完善，相应的团对青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也不断向前推进。团发动群众帮助苏维埃政府进行识字读书运动，办列宁团校，推动俱乐部等社会教育组织发展，通过青少年教材宣传团的青年教育工作。到1933年8月，团将青年教育工作推向了高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将团建设成为一切学校的协助者，1934年5月中央教育部长瞿秋白提出“共产青年团的协助要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34]，事实上团也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
通过梳理1927至1934年团对青年教育工作的初步探索，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的方向；其次，经历了由理论提出到教育实践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再次，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突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引领作用，真正体现了团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是党的预备学校；另外，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扎根于青年群众中间，始终朝着服务革命、服务青年的方向前进。
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青年教育之中，但因为受到革命战争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虽有一定成绩，但亦有一定教训。首先，水平仍然较低，至1934年4月，凯丰认识到团员的主体仍然是文盲，“团员和干部中的政治和理论水平还是非常之低”，更值得深思的是在团内甚至“不愿意学习，拒绝学习”[35]的现象。其次，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党领导的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是团提出的青年教育工作的某些观点冲出了这一范畴，董源来等即认为凯丰等提出的“苏维埃政府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以共产主义的教育教育群众”的观点是“左”的错误观点[36]。
团的工作是由党直接领导的，自建党到红军长征，党内经历了数次错误路线的指导，亦直接影响了团的工作。虽然是这样，团的青年教育工作仍然能坚持正确的终极方向，仍然能积极地投入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尽管工作有一定的盲目性，联系革命实际做得不够，甚至经历了一些挫折，但初步的青年教育工作探索依然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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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97（2019）03-0072-09
[作者简介]邱泉，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讲师，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研究。
责任编辑：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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