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群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日经济救亡运动，对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经济国防线”。工合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实行了很多措施扶贫助困，改进民生，这些探索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依然焕发着强有力的生命力。本文试图通过对工合运动扶贫助困的主旨、探索和成效的分析论述，鉴古知今，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工合运动；扶贫助困；历史经验；现实意义
工合运动，即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反对日本侵略、坚持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由国际友人倡议，经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群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日经济自救运动。工合运动作为支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支援长期抗战、维护后方社会稳定、传播民主思想、争取国际援助、扩大中国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在抗战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后方经济堡垒”。
在开展工合运动的整个历程中，除了倡导抗战建国、生产自救，还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扶贫助困，改进民生，对当地经济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内生动力不够，人才、技术不足等问题，和当年推行工合运动遇到的困难有许多相似之处。梳理工合运动扶贫助困的基本做法，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对于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工作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扶贫助困是工合运动的主要宗旨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适应抗战建国，发展合作事业增加生产，树立工业基础，促进民生主义之实现为宗旨”，[1]（P.8）希望“通过此举可使中国经济完全复兴，千百万人民生活的水准得以提高……有助于失业亡家之不幸者”。[2]（P.50）工合运动的发起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也认为工业合作可以把生产建设和难民救济、劳工培训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等社会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3]因此，扶贫助困、促进民生主义的实现作为工业合作协会的主要宗旨和基本任务，一直贯穿于工合运动始终。
（一）粉碎经济封锁，供应军需民用，需要扶贫助困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南沿海及华中、华北等地，并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西北地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几近崩溃，战争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用品日渐匮乏。尽快发展西北、西南的后方工业，建立生产基地，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已经迫在眉睫。工业合作协会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初衷就是为了粉碎日本对华经济封锁和以战养战的阴谋，将全国的流亡工人、难民、农民、妇女、爱国知识青年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都纳入工合运动的旗帜下，组成一支生产建国军，以合作社的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军用物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应军队和民用，形成抗战的经济国防线。
开展工合运动、从事小型手工业生产，首要的就是解决劳动力问题。而战争造成了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纷纷从沿海涌入内地,成为巨大的潜在劳动力。这些难民中,有很多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将这些熟练或半熟练劳动者组织起来开展生产，以工代赈，既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问题，又为工业合作社提供了有效的劳动力，促进了生产，支持了长期抗战的经济需要。
（二）救济难民伤兵，稳定社会秩序，需要扶贫助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量涌入的难民、伤兵，和内地原有无业人员一起构成了数量惊人的失业大军，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若任其流散转徙，势必加深后方隐患，危及抗战大局。“若仅在消极方面，施以救济，则政府将负担一笔大负担，影响战时财政者甚巨”。[4]（P.31）
这种形势下，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群众自救，自然成为了工合运动的一项重要使命。正如宋庆龄所说：“我们希望以工业合作社来吸收大批的难民”，“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5]（P.247）工业合作协会把背井离乡的逃难者和伤残军人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后组成合作社，让他们自食其力解决生活问题，既缓解了难民潮带来的社会压力，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又鼓舞了前方士气，有利于坚持长期抗战。
（三）增强抗战力量，推行民主思想，需要扶贫助困
工合产品虽然种类繁多，但都销路良好，盈利丰厚，这与其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生产经营理念密不可分。组社前，工合办事处要进行多方面的实地调查，一般按照以产地定社址、以传统产业定项目、分散机动的原则，制定详细的业务标准，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益，躲避轰炸。这种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经济薄弱的实际出发,用较少投资取得较快成效的办法，发展了战时经济，使工合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
参加工合生产的绝大多数是迫于生计的社会底层劳动者，让他们理解工合的抗战建国思想和民主主义理念绝非易事，唯有先从帮助摆脱生存困境开始，将其吸纳到合作社内部，赋予“社员”的身份，使之感受到“工作有得做，饭亦吃得饱，人人快乐，我们敢说话”[7]的民主平等的新气象，再通过持续的宣传教育，让社员们意识到自己担负的抗战建国的责任，加紧生产，踊跃参军，积极捐献，为增强抗战力量贡献一己之力。
工业合作社还采取多种措施丰富社员们的工余生活。西北区各合作社一般都附设俱乐部，配有文娱器材。区办事处还成立有工合业余话剧团，排演进步话剧和活报剧，经常在节日巡回公演，为劳动者和当地群众提供了优秀的精神食粮。
二、抗战时期工合运动扶贫助困的探索和成效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同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第一个派出机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和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天星大华手工铁器社”在宝鸡成立，西北工合运动由此发轫，工合组织扶贫助困的探索也由此开始。
（一）开展生产自救，改善生活状况
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在加快发展外界资源和能量输入的同时，更要扎根实际，加强顶层设计，充分挖掘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物产、民俗、人文、生态、传统产业、民间艺术等各类资源，发挥贫困者的自身价值，将精准扶贫项目与本地资源禀赋有效结合，培育一批特色产业，培养一支创业、创新的生力军,带动群众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增加收入，才能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民主意识，激发生产活力
本文认为，公民数据权是一项新兴的公民基本权利，它与传统的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不是一项单项性的权利，而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权利;它与传统的公法上的权利和私法上的权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既受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等公法的保护，也受民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的保护。因此，研究公民数据权，必须首先厘清该项权利的基本属性和内容，才能从学理、制度和实践三个面向证成其正当性、合法性和必要性。为此，本文就公民数据权的概念内涵、学理依据以及在实践中运用法治化手段保护等问题作初步的梳理，以期对公民数据权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有所裨益。
通过这些教育，受教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普遍得到提高，有了技术傍身，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信心得到极大振奋。特别是妇女教育，打破了封建礼教的陈规陋习，让困守家庭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由经济独立而人格独立，促进了妇女的解放。
（三）组织教育培训，提升知识技能
工合运动是一场生产与教育相结合的运动。以工合西北区为例，区办事处设有教育设计委员会，统筹计划全区人员的教育，规定教育方案和步骤。1940年又设立教育福利管理处，管理全区教育福利等工作。为保证社员有充足的时间学习，西北区施行了“三八制”工作时间——工作8小时，教育8小时，休息8小时，并举办各类培训班和技能竞赛，鼓励社员们在学习进步中形成良性竞争。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工合组织开展了劳工知识与技术教育、妇女知识与技术教育、干部管理教育和眷属福利教育等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教育，形式有识字班、训练班、传习所、学校、集会、个别指导等，并编有专门教材。教学内容除文化知识、合作社知识和技术训练外，还经常通过报刊、黑板报、宣传画、歌唱、表演等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和合作价值取向教育。
这些措施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启发了他们的民主意识，使其对合作社有了较强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扶助。
（四）构建基础保障，增加福利待遇
工合组织以“改进社员生活，增加社会福利”[9]为主要任务，对社员生活改善及有关社会福利事业都积极支持。1939年至1945年，西北区在宝鸡、兰州、南郑、天水设立工合医院4所，其他工作场所也均设有保健所。工合医疗单位建立后，不仅保障了工合职工、家属与当地民众的生命健康，还做了很多慈善医疗工作，免费救治了大量贫民、难民，减少了他们的疾患。为减少社员，特别是妇女和难民的后顾之忧，工合组织创办了儿童识字班、工合小学、保育院、托儿所等儿童教抚育事业，仅陕、甘两省7所工合小学在5年时间内就招收学生8 000多人[10]。抗战后期，物价飞涨，西北区办事处数次调整人员待遇，以米贴的形式下发补助，有效改善了社员的生活水平。
工业合作社章程要求入社的每个人都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股金，每个社员有一票同等表决权；社员与非社员均要依照劳动情况获得相应报酬；规定全体社员会议是合作社最高权力组织，管理者除负有管理职责外，还要从事相应工作。这样，自己劳动生产，自己经营管理，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尊严。同时，工业合作社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精神，对社员进行思想、技术、时事等方面的教育，将爱国、民主、平等思想，勤勉、合作、守纪精神和文明、节俭、健康的新生活理念灌输到人们心中，形成了“相亲相助”“康乐同享”的良好人际关系。
3.成果转化状况。通过对112项已完成科研成果的抽样调研、统计分析显示：科研成果整体转化率为36%，低于油田科技成果转化率（48%）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主要是博士后板块的科研成果以前瞻性和探索性为主，转化难度较大。
三、工合扶贫助困对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启示
抗战后期，工合运动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及自身矛盾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走向衰落，但其扶贫助困的历史经验和探索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当今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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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脱贫攻坚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工合是非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在团结抗日的大背景下，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工合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取得成功。但后期工合也正因为外部缺乏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持，内部没有政治性引导，失去了存续发展的保障，在国民政府的打压破坏下逐渐衰落，到1945年国统区开工或局部开工的工合社仅有300余个。反观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运动，在边区政府建设厅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改进合作社的决策、分配等制度，加大对贫苦社员的扶助力度，统筹规划与管理各种资源，逐步形成“公私两利”“民办官助”的办社特色，蓬勃发展，日益壮大，至1942年底延安工合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区工合机构，参加人数为其他地区的总和，1946年初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联合办事处，统一指导华北、华中、华东各解放区的工合运动[3]。
历史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家事业的全面领导，才能完成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脱贫攻坚作为党在新时代最伟大的工程，毫不例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现实正在证明，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引领下，扶贫工作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夺取最后的胜利。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必须遵循这些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指挥，才能把脱贫攻坚的力量拧成一股劲，把每一项任务落细落实。党是推动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则是这场战役的主力军，要按照中央要求，在农民合作社中设置党组织和加强党建工作，发挥好党员的动员、指导，帮助、引领作用，确保扶贫政策深入落实，扶贫工作遍地开花。
本省SGSN间的GTPC路径断，具体影响用户发生RAU、TAU切换时业务会被终端，需要UE重新发起附着方可继续使用业务（概率性问题，后面有详细分析），对于没有发生切换，或者在 intra内进行 RAU、TAU业务的用户也不受影响。
（二）脱贫攻坚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工合运动采取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生产，管理民主，分配公平，福利优裕，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教育培训，使受教者拥有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培养了生产自救意识和抗战建国思想。这种坚持群众的主体地位，“扶志”“扶智”并举的方针，增强了团结协作的凝聚力，促进了技术改进和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当前，打赢脱贫攻坚战，更应充分发挥贫困群众自身的主体性、主动性、自助性和创造性，拓展和提高贫困群众的自我管理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应对贫困风险的可行能力，增强贫困地区的内源发展动力。党和政府已经出台了教育脱贫、文化脱贫、就业脱贫、扶志教育活动、人居环境整治等一系列政策和指导意见，我们要广泛宣传这些激励和帮扶政策，发挥示范、引领、教育作用，让贫困群众转变思想，提升认识，树立脱贫的信心与决心，形成勤劳拼搏、自力更生、积极向上的新风尚；要以提高文化素质和生存技能为重点，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根据不同人群的年龄阶段、能力水平，制定相适宜的教育方式，保障有劳动意愿的人都有一技之长，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健全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多角度、全方位激发贫困群众奋发脱贫的热情。
（三）脱贫攻坚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工合运动的许多发起者、组织者和赞助者希望通过合作社工业，“来奠定一个新的合理化的民主的经济基础”，[6]试图在不改变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对生产关系做些调整，以经济民主促进政治改良，推动抗战和中国的进步。因此，工合的设定即为社员“自有”“自治”的集体所有制社会组织。社员不仅是劳动者，更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合作社的管理者，彼此之间是平等合作的关系。
抗战期间，西北区办事处在陕、甘、晋、豫、鄂、绥6省共建立了18个事务所、6个指导站，500多个合作社，在前线与后方均设有合作社进行生产。至1941年工合西北区约有10万人参加合作生产，其中绝大多数是失业工人、流亡难民、伤残军人和抗战军属。这些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贫苦群众参加合作社生产后成为社员、雇工或学徒，但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薪酬，有些合作社还供给食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实现了自力更生，重振了自尊和自信，很快便“失去了面上的饥色、心中的愁闷，兴奋快乐、殷勤地工作着”。[8]
（四）在扬弃中创新，让合作社形式更好地为脱贫攻坚服务
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公平分配的价值取向和对更高生产力、创造力的追求大大调动了社员们的积极性，成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因平均主义、过分依赖外援、设备技术落后等缺陷，抗战胜利后工合运动总体上走向衰落。
Shylock and Jia Ren,two negative characters,have their contemptible defects.But the readers will feel pity for one while laughing,for the other,the readers will feel absolute disgust.
（2）计算机软件：产权人（发明人）获合理的一部分；研究室或研究所可分得慕尼黑工业大学所获部分中的50%。
从表1中可以看出，采用永磁联轴器对2台污水外调泵实施技术改造后，1#泵有功功率下降了14.14 kW，无功功率下降了1.11 kVar，功率因数提高了0.041，机组效率上升了7.32%，日耗电量下降了341 kW时，机组单耗下降了0.02 kWh/m3，按相近工况下单耗变化值计算节电率达到11.76%；2#泵有功功率下降了13.69 kW，无功功率下降了6.6 kVar，功率因数提高了0.009，机组效率上升了3.44%，日耗电量下降了329kW时，机组单耗下降了0.02kWh/m3，按相近工况下单耗变化值计算节电率达到11.76%。
在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合作社仍然是帮助贫困群众增产增收，减贫脱困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合作社因创办资本少、技术起点低等特点，更易被贫困人口所接受；另一方面，合作社通过承接国家扶贫资源和项目，吸纳贫困户自有资源和资本，成为政府和社会扶贫可以凭借的重要组织平台和中间载体。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对合作社的指导和促进，先后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等法规，引导农民走专业合作化社的新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运作模式良莠不齐、合作层次不高、人才稀缺、外部指导和监督不到位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和工合运动衰落的原因多有类似，我们要吸取教训，综合施策：强化监管，严格注册登记，建立符合现阶段本地现状的合作社；完善体制机制，引导各类合作社实现规范化民主管理；加大培训力度，提高社员参与现代化生产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职业素质；按照集体经济的特点平衡好各方利益分配，增强集体凝聚力和信任感；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培育特色产业并拓展产业链条，提高合作社的运行质量和经营效益，促进其不断发展壮大，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此外，“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工合组织发起者、参与者的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甘于奉献、坚韧实干、创新创造的优良作风，也非常值得学习和发扬，成为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神助力。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电动千斤顶装置、水平电动伸缩杆智能控制，不仅能很好地解决普通病床无法翻身、便捷坐卧等一系列的问题，还能够实现轮椅与病床并存的设计理念．人性化的设计增强了病人的舒适性与护理人员的便捷性，同时该组合床造价低廉更能符合国家构建节约型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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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宝鸡一年来妇女工作及其展望[J].西北工合,1940（08）.
[10]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工作简况[J].西北工合通讯，1945（08）.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9-0040-04
【作者简介】刘志恒（1982-），女，湖北武汉人，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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