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柏坡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铜像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从此，这个小山村开启了不平凡的使命。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会合。至此，这个小山村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将西柏坡称为“我们党进入北京、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最初提议由延安东移承德
中央工委与中共中央从延安移驻西柏坡绝非偶然，而是中共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与战争形势需要的理性抉择，转移中也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过程。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为后来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奠定了基础，为中共中央指挥战略大决战提供了理想的指挥中心。
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向中共提出了将中国的革命指挥中心由延安东移的问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全国形势将发生“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判断，作出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当天，毛泽东还针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认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大举反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并开始酝酿将中共中央驻地向华北转移的问题。重庆谈判期间，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共中央已经形成把东北作为第一战略根据地的思路。9月17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根据全国和东北的战略形势发展，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军主力过于分散，将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内蒙红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江北，并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延安和东北距离较远，不利于指挥作战。从那时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选择新驻地的计划就已经启动了。
当时的新驻地曾首选承德。承德位于冀热辽与东北的中间地区，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主要通道，与苏联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又是解放区，有利于作为中央驻地。1945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警备团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承德，为中共中央迁移承德做准备工作。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在枣园接见了先行中央警备团的全体干部战士。朱德曾在接见中央警备团全体干部战士时说过：“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第二天，先行中央警备团向承德进发，考察承德的具体情况。
Exclusion criteria:(a)did not me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b)mental disorders;(c)cognitive impairment.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谈判，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并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颁布了停战令。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历时22天，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协议的通过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让饱受战争摧残、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实行民主政治及和平建国的曙光。当时的情形让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国共关系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国内和平将指日可待，内战似乎不会再发生，故开始考虑把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从延安搬到南京附近。
去的路上，四个人说说笑笑，回来的路上，四个人都有点沉默。之前，只是对未来很茫然，这一刻，却切切实实全转化成了压力。
后来，形势的发展阻断了此计划。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和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达成协议，苏方允许蒋介石5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控制。同时，我军10万人进入东北后，也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东北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有可能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并控制大城市，所以决定放弃移驻承德的决定。
考虑南迁淮阴
慕容慎行教授是福建省神经医学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诠释了“医者仁心，行医为民”的大爱精神，为福建省神经病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致力于肌肉疾病、神经遗传病及脑血管病领域的科研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16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3名。发表论文共1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8本。曾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福建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科技奖27项。荣获“中国医师奖”、“中国杰出神经内科医师终身成就奖”、“全国援外战线先进工作者”、“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福建省先进工作者”、“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福建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主裙楼（或车库）一体的结构，当采用CFG桩复合地基设计时，对主楼的承载力计算还是按式（1）进行，并作深度修正，而裙房（或车库）的荷载可以按超载考虑，并折算成基础埋深，若主楼基础两侧的超载不相等时取小值。据此，要求设计人员在提供荷载时不仅要提供主楼荷载还要提供裙房（或车库）的基底压力，否则承载力的计算是不准确的。
中央工委成立后，原本准备前去太行晋冀鲁豫解放区，而到晋察冀解放区只是短暂停留一段时期，了解和解决该区的军事行动问题。这从1947年3月30日中央工委给贺龙转周恩来的电报中可见端倪。电报原文内容是：“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35公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山往太行。”原本打算前去太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央工委最后留在了晋察冀边区，取消了前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行程，这是由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决定的。时任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回忆说：“在封城，我提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什么地方安置工委这一摊，让我们何时走。这时晋察冀边区的领导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如何打仗问题。石门（石家庄） 是京广、德石、石太三条铁路交点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及土改问题，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5月12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电告滕代远、薄一波等，报中央批准，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不去太行。这样，中央工委便留在了晋察冀边区。
中共中央要迁址的消息传到淮阴后，华中分局的部分办事机构从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处迁出，为中共中央南迁做好了一切准备。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不断进犯解放区，多次派飞机在苏皖边区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和扫射。同时，极力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南迁淮阴的设想。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等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共歼灭国民党部队71万余人，使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随即，国民党军改为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同部下一同研究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从3月11日起，国民党投入胡宗南部34个旅约25万人向延安发起进攻。西北人民解放军为2万多人，兵力不及敌军的1/10。国民党军企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首脑东渡黄河，然后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面对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延安以南顽强地进行6个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
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及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后作出的决定。敌我力量差距甚大。当时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军队有25万人，而共产党军队仅2万余人，数量上不及国民党军队的1/10。在装备上，共产党军队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与敌人硬拼，损失势必惨重。毛泽东针对部分战士不愿放弃延安的想法曾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我们若不管自己力量的大小，和敌人生杀硬拼，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舍不得坛坛罐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教训啊！”毛泽东决定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陕北山丘起伏， 沟壑纵横，地势险要，回旋余地大，而且人民群众觉悟很高，组织严密，安全有保障。人民解放军可以利用这些条件诱敌深入，与敌周旋。同时，也能够拖住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使其无法投入其他战场，能为人民解放军其他战场作战创造歼敌的条件。
朱德夫妇、杨尚昆夫妇与聂荣臻 （右二）在北京香山
中共中央留在陕北，是撤离延安前经过考虑和研究决定的。在撤离延安前夕，毛泽东在接见保卫延安的新4旅部分领导干部时，就谈到了他准备留在陕北的计划。他想撤离延安，但还想留在陕北。他认为中共中央在延安驻了十几年，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中，现在一发生战争就走，怎么能对老百姓不管不顾？毛泽东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几个解放区刚刚取得主动的形势，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到别的战场，还会增加那些地方的困难，中央留在陕北，就能拖住敌人。在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作出了一分为三的决定。
1947年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经过慎重研究，作出将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总司令，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到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随后，朱德派机要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余光文陪同，骑马从封城出发，来到平山县城。随后，他们沿滹沱河向上，先由南岸往西，走出30多公里到洪子店镇，然后再由北岸往东。沿滹沱河村庄一一都看过后，三人一致看中了西柏坡。这个村庄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目标小，而且位于一个向阳的山坳里，前面有开阔的河谷平地，并有滹沱河流过。不仅环境好，在抗战时期，这里一直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村小、人少，群众基础好，对保密工作有好处。西柏坡未靠在大路边上，汽车却上下可通，能进能出，便于防空。三人绘制了一张草图向刘少奇、朱德作了汇报。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商议后认为，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南京，中共中央可考虑南迁，以利于共商国是。当时，淮阴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地处华中要地，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各项建设事业成绩斐然，被誉为民主建设的楷模，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南迁的优选之地。毛泽东曾说过：“中共中央准备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出，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英美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对于电子版文本，只需将其格式转换成txt格式即可入库。对于无电子版资源的纸质语料，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扫描，然后经过OCR软件的识别、格式转换和人工去噪等环节后，对最终文本进行入库处理。其中，非双语版的汉语语料还要进行人工翻译和校对后方可入库。鉴于语料的收集、转换、去噪、翻译、校对等环节十分烦琐复杂，因此需要采集团队格外细致与耐心，才能保证语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此之后，双语语料将通过Anticonc软件进行对齐处理。
中央工委最终选址西柏坡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后，又面临着选择驻地的问题。中央工委领导和晋察冀边区领导共同在封城村进行商议。经过细致的研究与慎重的考虑，决定选择西柏坡为中央工委驻地。当时就选址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要么考虑阜平县，要么考虑建屏县（后并入平山县）。阜平与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挨着，联系比较方便。阜平县是个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但村庄小，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后来，又考虑到建屏县滹沱河沿岸的东、西黄泥，柏坡、郭苏一带稻麦两收，经济条件较好，群众基础不错，又是老区，交通便利。不利的地方在于日军烧毁的房子还没有修复，但它们的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在建屏县选址。
朱德从地图上观察平山的地理位置后说：“要选一个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舒畅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刘少奇紧接着说：“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聂荣臻随即介绍说：“平山的位置在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衔接的地方。这里从抗战开始即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边靠近石门，西面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较为合适。”
She bought the computer.Her brother had recommended the computer.The computer was really a bargain.
3月31日晚，刘少奇和朱德等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临县。4月2日晨，到达临县三交镇，与周恩来、董必武、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中央工委的转移路线。周恩来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并请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一路由临县经兴县、静乐、宁武、原平、五台，最后于4月26日下午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在城南庄村边的树林里组织了欢迎晚会，欢迎中央工委的到来。为了保险起见，在舞台上面的横幅上特意写了“欢迎工校来到晋察冀”几个大字。从此，“中央工校”便成为中央工委的代号。5月3日，刘少奇、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陪同下，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与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司令员、萧克副司令员、罗瑞卿副政委等见面。刘少奇、朱德在听取晋察冀中央局工作汇报后，便请聂荣臻等一起商定中央工委的选址问题。
选定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驻地，不仅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和当时工作的便利，而且还要考虑下一步为中共中央迁来做准备。因此，在选定驻地时不仅是临时之需，而且还要作长远的战略考虑。
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经过实地勘察后，向刘少奇、朱德汇报说：“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将来后委一些机关要来，能放得下。至于中央、毛主席来不来，谁也没说，我们更不知道，并且那应该是以后的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进行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尽管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面有个下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子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四是住宿条件。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日军烧毁了，但基础很好，便于重建，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
于是，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和刘少奇的秘书廖鲁言等人到西柏坡周围村庄进行了仔细的勘察。他们不仅察看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还召集了由平山县委组织部和洪子店区委及柏坡小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安子文回忆说：“我奉命带人到洪子店，东、西黄泥，南、北庄，东、西柏坡，夹峪及平山郭苏村一带勘察，发现西柏坡比较适中。”随后安子文带人经过实地勘察，选定中央工委驻地以西柏坡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之后，中央机关即逐步进驻西柏坡附近的南庄、北庄、东柏坡、夹峪村等。西柏坡村由于相当部分的房屋被日军烧坏，经一个月左右的整修，翻盖后，中央工委即在7月初正式驻进西柏坡。
西柏坡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临时指挥所具有的优势
优越的战略位置、交通便利
西柏坡地处太行山东麓，太行山千里连绵，万山嵯峨，至此山势始平，向东即是平原，因地处山地与平原交界处，故称平山。全县地形包括山区、丘陵和平原。西部属于山区，是太行山脉，与山西省五台县、盂县接壤；中部为丘陵地带；东部与华北大平原接壤。平山县境内，是华北平原通向山西高原的重要交通要道，是太行山和华北平原的交会处。抗战时期，这里的千山万壑是八路军藏兵作战的好战场。西柏坡距离华北重镇石家庄只有80多公里，如遇到敌人进攻，可退居太行山。如果战局顺利，可直接东下大平原。进可攻，退可守，是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理想指挥所。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
稳固的革命基础与政治优势
平山县建党时间较早，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党组织。早在1931年，党组织就在平山县的霍宾台村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于光汉、栗再温、王昭示是平山县党组织早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震到平山县征兵，200多名党员带头参军。几天之内，报名参军的平山子弟就组成了八路军一个主力团（“平山团”），在抗击日军的斗争中英勇顽强，连战连捷，被誉为“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八年全国抗战中，先后有5万平山儿女参加了八路军，有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在这里战斗、学习和休养生息。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聂荣臻及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先后有长达3年多的时间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与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有25万人口的平山县，就有9万人参军参战。
西柏坡于1937年建立党组织，到1948年已有党员40名，分布在33户，占全村人数的12.3%，占全村户数的33%。
迄今为止，具有中国本土原创性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尚未形成。本文拟对海峡两岸学界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探索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其贡献与不足，为构建具有本土原创性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提供启示。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自然环境
西柏坡坐落在黄泥滩、夹峪滩之间，一条滹沱河横贯东西，河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村庄稠密，附近的洪子店，东、西黄泥，夹峪，郭苏都是千人以上的大村庄。滹沱河由西向东横贯平山县150公里，在晋西北急流而下，带着大量黄土，在太行山峡谷里左回右转，进入平山境内，山势逐渐平缓，地域十分开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的冲积平原。滹沱河为平山县创造了13万亩肥田沃土。平山县最大的产粮区黄泥滩、夹峪滩、大吾川、义羊滩就在滹沱河流域。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机关包括华北人民政府在平山县有1万余人，这里的条件既可满足中央机关的需要又可供养后方。
西柏坡这个小山村，一时成为中共领导全国解放区政治、经济及军事斗争的指挥中心。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一年的时间，为后来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定于西柏坡奠定了基础，为中共中央统帅部指挥战略大决战选择了一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标签：西柏坡论文; 中共中央论文; 中央论文; 平山县论文; 工委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党史博览》2019年第1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