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以人为本 防范政策性金融风险（论文文献综述）
高锐[1]（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舒凯彤[2]（2019）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文中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保障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持续增长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整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如何构建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和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依据不同的金融发展方法配置信贷资金,以形成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在不断的摸索与探究中,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在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边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现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变化的需要,不仅没有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束缚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导致供需结构出现的新的失衡,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并且目前仍然存在;从需求角度而言,农户自身的天然特性使其缺少高质量的资产和抵押品大大降低了其农村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基础支撑体系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从供给角度讲,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指导及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也缺少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其承担缓解农村借贷资金紧张状况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自身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问题;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未建立,不论是从普及范围还是普及质量上来看都是不达标的,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年）、“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年）、商业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区别不同模式的关键在于满足金融需求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信用主体模式、资产抵押模式和合作金融模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金融交易层面,探讨何种金融模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要。金融的最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引导资金流动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价值不应仅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等方面。而且因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还被赋予了更多重要的责任。不仅仅要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使农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现阶段,农户和资金供给方就好比站在河的两岸远远相望,金融则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的平衡。可以看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市场功能还不健全。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金融模式变迁的目标设定不明晰、农村金融模式创新的主体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模式演进的路径偏差。这些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主体的失衡,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抑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差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纯收入越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农村资金流出现象越严重;而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固定投入对优化农村信贷配给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对信贷流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资金供给上促进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提高,即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投入不断强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信贷抑制问题。以上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政府力量的干预能够促进信贷配置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从根本上扭曲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弱化了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资金配置的作用,加剧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调节失灵。因此,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以市场自发的力量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调节,将是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有益经验,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和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都有值得学习取经的地方。此外,互联网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和新型合作金融模式等新兴金融理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高效便利,农业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把控作用,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和较低的监督成本,都是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诚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农村金融模式的路径选择应主要从以下三个大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三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例如大力发展土地未来收益权抵押贷、对低息和贴息涉农贷款进行财政补助、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立足自身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商业银行农村分行应当构建适应农村市场的运营体系,农村信用社则应致力于建立商业化的现代金融模式,村镇银行的未来是走出差别化的“社区银行”道路,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将作为三者的有益补充;保险公司应该将眼光放的长远些,看到农业保险的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寻求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农村联保互助小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再保险公司和保监会将共同构成我国的立体化农业保险体系,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合力。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深入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以政策完善为改革铺平道路,以农村金融机构为改革主力军,以农业保险体系为改革保驾护航,“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足的愿景,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薛涵予[3]（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金艳[4]（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朱飞[5]（2019）在《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文中提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条文自身所固有的缺陷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成文法体系下的法律文本漏洞自始存在并且更为明显,因此而暴露出来的不完备性之弊端不可避免,这一现象在不同的部门法表现可能各不相同,但鲜有例外。将此投射到金融法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金融创新引起金融交易活动变动不居,金融深化又使得金融发展不断超越传统,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常”与“变”要求法律必须作出适应性的变革,才能保证法律的生命力,以对时代发展做出积极地回应。然而,尽管金融法律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但成文法法条的有限性与不断发展的金融领域无限性所产生的矛盾和引起的金融法律纠纷不断膨胀,同时金融法还是新兴的法律部门,更加剧了金融法与金融实践之间所存在的难以消弭的缝隙。这一问题并不只是在逻辑推演中得到证实,在实践运行中同样也得到了验证,在涉及金融类问题上的守法、执法以及司法等环节都有典型实例可以作为佐证。因而,金融法律在应对不断变化流动的金融现象过程中,局限频现,那么在此语境下,金融法当然不能无所作为,但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何为?能作何为?在此,金融法首先需要对法律漏洞进行合理界定。金融立法中所产生的这一问题是否依然必须通过同样的立法行为或者立法途径予以补正?为此需要对立法行为作出细分,亦即立法可以划分为原生性立法与次生性立法两种类型,以此对应在不同阶段立法行为所形成的不同权力。事实上,次生性立法更多是在语言上与原生性立法形成对照,从本质上而言,次生性立法主要就是指剩余立法,亦即立足于原生性立法,在原生性立法之外对既存法律规范予以补充与完善的立法行为。而这恰恰是金融法面对困境时所应寻求的路径,亦即通过剩余立法弥补原生性立法所存在的不完备性。金融立法相较于其他领域的立法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金融基本制度的事项必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亦即原生性立法的方式予以制定,显然这是剩余立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事实上也从这一角度说明在金融领域立法之“剩余”具有明确的边界,同时也为剩余立法可能作为的领域划定了空间。基于剩余立法需要所产生的剩余立法权,与原生立法权之间在我国又具有“源”和“流”的关系,易言之,剩余立法权来源于原生性立法权,由此就决定了剩余立法权的地位以及由剩余立法权行使所形成的规则所具有的效力层次,这是对我国现行体制下权力配置格局的秉持,同时也是对我国法律体系多具成文法特色予以呼应,这是剩余立法权获得正当性的基础,也是剩余立法权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追根溯源,剩余立法权这一概念并不是本文独创,事实上也不是由我国法学理论首创。当然剩余立法权理论本身也并没有只是停留在概念中,在国外相关法律领域早已进入了实践阶段。就剩余立法权的本质而言,在我国也不属于新鲜事物,立法机关以外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都在特定的范围内或多或少地行使剩余立法权,这在法律运行中属于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今天将其明确地提出来并进行专门研究,其目的和意义当然不是简单重述现实法律运行中业已存在的剩余立法现象,更重要的是从新的视角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构建一个权力体系以为推动金融法治化进程提供动能。在此,对剩余立法权概念的界定、剩余立法权的生成以及剩余立法权的边界与约束的探讨也就必不可少,当然,作为一个舶来概念,对国外剩余立法权的运行状况的比较分析也是深刻理解其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必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比较完整把握剩余立法权进而更好地推动其能够有效运行。剩余立法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不应只是在法理层面进行分析,更应将其应用于具体的部门法领域。剩余立法权也将因此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并能释放出更大的活力。事实上,剩余立法权的相关理论最早就是基于金融法运行的特点而提出来的。为此,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所因循的路径由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观照特殊。具象到金融领域中,剩余立法权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立足于金融法对金融法律关系中事实涵摄的现状进行分析,为金融法的不断完善探寻剩余立法途径可能的作为。以金融的现象和金融现象背后的本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知晓金融的发展趋势和本质,才能因循其规律探寻金融法的治理之道,也才能窥其堂奥。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双重维度审视当前金融的发展,探寻在此演进过程中的金融所呈现的运行特点和价值转向,特别是当前金融变革过程中所引起的金融法律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变化,是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得以主张的现实需要,也是最强烈的动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既有剩余立法权之一般属性,也有根植于金融领域所形成的特殊性,在剩余立法权一般属性的基础上厘清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特质。以实定法视角检视金融法运行的现状,梳理金融法发展的基本逻辑,探寻金融法的生成和生长路径,以发展和开放的理念分析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可能的行使途径和各自拥有的进取的空间,比较分析监管立法、自律规则、金融政策以及司法解释等不同途径进行金融法剩余立法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结合金融领域强监管等特点,在“强行政、弱司法”背景下检视通过监管立法补充金融法漏洞的通常做法,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能改变金融法律不完备性的缺陷,因此需要更新思维模式,以寻求更加系统、更为有效的路径。当然,法律不完备是常态,但法律的不完备性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当中,尽管无法予以彻底弥补,但却应该可以在不断填补旧的法律漏洞的同时面对法律与事实之间形成的新的缝隙而有更加充分和及时的作为。为此,在肯定通过金融监管立法等途径行使剩余立法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思考并谋划剩余立法权主张的转向。鉴于司法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相较于金融监管立法等途径,无论是在权力能动方面还是在应对涉金融类社会问题时权力运行的空间方面,司法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并且对金融法律的不完备性感知更为直接、也更为真实,提出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路径选择。依循法律生成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特征并观照金融法律关系基于金融变革所作出的因应,探讨司法主张的意蕴,并寻求司法主张的进路选择。在此过程中,不囿于中国法律体系多具成文法体系的基本特征,进行开放式思考,特别是鉴于在我国成文法体系中引入判例所存在的固有障碍,需要进行创新式思考和尝试式探索。为此,通过分析司法过程中的实然状况并对司法运行的未来动向进行判断,将司法主张的形式区分为文本法律与法律方法两类,亦即既包括成文的法律,也包括不成文的法律方法,并且确定司法主张的实现路径并不局限于文本法律形式的表达,推动律例并行。事实上,所谓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间区分的实质并不只是表现在是否形成文本法律,即使是判例法国家或地区也是有相应的文本表达形式,因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法律之间本质的区别应该是在于是否以事先固化的法律规则去应对未来变化中的法律关系,其间体现的是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律生成路径的笃信,当然其间的区别还应包括权力的配置以及权力的约束等等。严格法条主义是曾经被推崇的司法模式,这样能够有效控制司法权的恣意,对于司法权运行的法律控制也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严格法条主义不仅需要法条本身在体系上能够自足,而且要求法条具有前瞻性并能够适应未来之变化,但金融的发展虽有周期性,并不是线性发展规律,因而金融法面向未来的品质亦因此受到挑战,而这恰恰是法律出现漏洞的重要根源,也是重要的思考维度之一。在此基础上,探寻金融交易运行与金融实定法规则间的空隙,同时佐以案例予以实证,在证立金融法实然存在的不完备状态的同时,也为金融法应然法之完善提供了依据和思考进路。在此过程中,从法理与现实需求等角度论证金融法司法主张的正当性,同时注重对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可能存在的悖论进行破解,边“破”边“立”,破立结合。一方面关注到金融法司法裁判实践遇到的困境,另一方面正视金融法存在的不完备现象,再一方面立足于金融领域的变革,突出作为金融法律纠纷解决中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面临着解决金融法律纠纷和塑造金融法律秩序的双重任务,特别是要对新型金融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专业化的保障。文章以逻辑顺承和实践论证作为问题提出的依据,同时还以金融领域现实法律问题解决的需要和金融法发展的生长需求为导向,反思实定法视野下金融法是否能够堪此重任,或者说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法的需求,相较于金融司法裁判的传统,显然需要突出其在法律知识以外的专业性特质,藉此才能有效化解金融法律纠纷,实现有效、公正审理,而这恰恰是文本法律与法律方法进行结合,实现精巧分工的价值之所在。金融法要对现实法律关系实现覆盖,要使法律对纠纷的事实形成有效涵摄,显然不能囿于既有的法律条文,还要通过司法主张,推动律例并行,法律文本与法律思维并重,才能应对既往、立足现在并面向未来,为变动不居的金融活动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撑与保障。基于以上思考,论文围绕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的论证逻辑逐次展开,从立法权引出剩余立法权,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再将剩余立法权的理论投射到金融法领域,但不就此局限于剩余立法权产生的一般背景,为了寻找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更强烈的动因,从金融变革引起的金融法律关系变化中析取司法主张的价值和可能的作为,继而在比较论证的基础上,构造司法主张的持法达变理念,并在此理念指引之下,对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实现机制进行设计,依据法律的外在约束强度不断增强的次序,依次提出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指导案例的发展和司法解释的优化,三者共同推进、相互补充,彼此依存,形成成文与不成文、法律与案例共存的格局,从而为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形成更为有效的覆盖面,并能应对金融面向未来非线性发展并且具有运行周期性的特点。为此,文章除了导论和余论之外,在总体结构上分为五个部分进行阐述和论证。在引出本文需要论证的问题之后,第一部分从论题的概念出发,主要阐述剩余立法权的法律意蕴,厘定剩余立法权行使应有的边界和基本约束,对剩余立法权的形成缘由进行剖析,同时对两大法系中相关国家的剩余立法权运行情况进行比较,从中汲取相关经验和启发,继而为剩余立法权的深入论证奠定基础,从逻辑与实践两个维度同时推进,分析剩余立法权的主张动因和运行逻辑,对其运行的正当性分析提供视角。第二部分将剩余立法权概念投射到金融法领域,重点是突出剩余立法权作用的场域,分析金融法中引入剩余立法权及其司法主张的特殊意义,同时分析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之于金融领域发展特性的特殊价值,并且从实定法的角度分析我国金融法的现状及未来可能进路,破解相应的悖论,以为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着重分析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可能实现的路径,就此而言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具有实践基础,并不是空中楼阁。比较通过不同途径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特点,剖析各自存在的优势和不足,突出各自运行的基础和条件,比照立法的类型、金融发展的阶段和问题导向以及需求导向中需要着力破解的问题,分析司法主张在金融法剩余立法权行使中需要关注的动因和理由,并对从司法角度主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独特价值进行初步评析,当然在此并不是意欲取代其他途径对金融法漏洞进行剩余立法,更注重相互之间的协同。第四部分探寻司法主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念,从而能为剩余立法权的实际行使形成指导,从理念呼应司法主张的意蕴,充分结合金融“变”与“常”的特点,寻求金融法对金融发展因应之理念。法律作为对现实关系的调整手段,多是作为应变量而予以调适运行的。在金融法中也应是如此,同时鉴于我国法律多具成文法之特色,因此需要在成文法的框架内进行谋划。而持法达变理念恰恰能调和金融法之稳定性与金融嬗变性之间的矛盾,在秉持金融法精神、原则的基础上,回应金融变化和金融法律纠纷解决的需求,从而为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实现以及金融法的发展提供思想因子。第五部分则从剩余立法权的具体实现机制的角度进行探讨,基于成文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约束,如何探寻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实现机制?在遵循法律传统和司法实践规律的基础上,着力从法律方法、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三个维度展开,特别是结合金融专业法院的出现,深化传统司法途径主张剩余立法权的内涵,对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运用赋予新的价值与生命力,并且尝试探讨在特定法律领域引入不同法律体系中法律生成方式,形成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金融法生成模式。虽然这些途径在实然状态中已然存在,然而当以一种权力的形式出现,必然已经具备正当性,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关键是在传统思维中,以部门法为突破和试点,并不追求其具备普遍适用性,更是突出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中应有针对性的法律思维,这才是法律未来的因变之道。
黄彦琳[6]（2019）在《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强烈,提出了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需求,但目前金融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普惠金融的研究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上述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的问题。普惠金融旨在推进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使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群体都能获得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实惠和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群体为那些较少享受传统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及中小企业,在我国这部分群体主要为农户、城镇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财政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财政可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财政具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从中长期角度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高度契合。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更加强调公平（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为高收入者提供理财、保险、投资等高端服务,也可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储蓄、结算、贷款等收入,满足所有人群的需要。中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提倡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与普惠金融所倡导的观念一致。本文紧紧围绕“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一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两者的作用关系,理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等多方面作用,可以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实现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并不断优化结构,全方位多层次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文章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按照“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如何进行测度?——财政如何影响普惠金融?”的逻辑展开,从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测度与影响因素、财政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等四个方面递进阐述。通过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文献较少地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对普惠金融的作用,且多数都是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从定量的层面上分析的较少。第三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分析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基础。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财政通过产生正外部性企业补贴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性,财政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中小企业等）、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等）和弱势群体等,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财政的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拥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财政的职能高度契合,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积极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理念高度契合,此外,普惠金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帮助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职能,最终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本章主要对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及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我国普惠金融主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的发展:（1）20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2）2000年-2005年:发展性微型金融阶段;（3）2006年-2010年: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4）2011年之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阶段,目前在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支付体系建设、金融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包括税收优惠及减免、贷款贴息（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等）和其他的相关财政政策,并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财政扶持普惠金融政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利用率受限、财政专项资金申报门槛较高、财政专项资金反向激励问题,总体来看,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的受益面有限。下一步发展中亟需解决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普惠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和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第五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在量的增长、质的提升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和需求方,从而缓解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市场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一是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三是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普惠金融受众群体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财政有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结构优化主要体现为财政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平衡。一是加强普惠金融区域发展的平衡,推进普惠金融在各区域间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普惠金融城乡发展的平衡,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金融排斥,推进普惠金融在城乡平衡发展。三是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存在高度一致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倡全面共享,鼓励“人人享有”的概念,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第六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首先,本章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步骤主要有是无量纲化、确定权重分析和指数合成。本文测算的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基本特征有:（1）在各省的发展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2）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程度也越高。本文指数框架和指标选取维度主要参考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保障性金融服务覆盖程度,弥补了对保障性金融服务测度的不足;该指数与焦瑾璞等2015年编制的传统金融普惠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编制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但指数更多地侧重于描述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情况。本章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首先建立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2016年-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定量刻画财政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最后,对实证结论进行分析和解读。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有:1.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作用。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变动情况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作用。2.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渗透性、使用性和保障性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方面成效较大（更多地体现为“量”的方面）,而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用性效果较弱（更多地体现为“质”的方面）。此外,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大,与普惠金融发展“质”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在经济发达的组别,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更大,在经济欠发达的组别,系数较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第七章是“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本章主要聚焦在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和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有助于阐述财政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选择了“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和“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的案例。“财政惠农信贷通助力家庭农场规模翻番”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增加居民收入的观点;“财政惠农信贷通圆创业梦”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促进创业的观点;“宁夏固原市蔡川村早拔穷根”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助推脱贫攻坚的观点。第八章是“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本章主要是介绍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从代理银行、移动支付、多样化的供应商、国有银行改革、消费者保护、金融身份认证等6个方面开展,且目前国际上致力于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组织主要有国际金融公司（IFC）、扶贫协商小组（CGA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其他国家都在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努力。国际发展经验为我国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政府对普惠金融相关立法制度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通过财政政策加强金融服务设施建设、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管、财政支持小额信贷和新型普惠金融产品的发展等。第九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财政从“量”、“质”和“结构”多方面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且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实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现实目标。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多重作用,来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且不断优化结构,多层次多角度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2.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存在正向作用。此外,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影响。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方面成效较大,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效果较弱,从下一步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还需要在普惠金融“质”的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质”的提升更多需要综合性财政手段的协同配合,以及中长期的持续发展。4.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更多需要财政金融手段的协同配合。此外,不考虑直辖市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冲击程度更小。因此,在直辖市增加财政对普惠金融的支出,可能取得效果更佳。5.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来缩小收入差距。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6.财政政策需要兼顾“量”、“质”和“结构”,保持和优化作用于普惠金融“量的增长”的相关政策、发展和创新作用于普惠金融“质的提升”的相关政策,不断进行“结构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质效全面提升的局面。针对我国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门槛和力度,通过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促进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此外,拓宽财政支持的覆盖面,有助于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二是应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多支持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多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培育科技创新企业等。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事业赋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助于流程精简、改善融资慢和资金需求时效性强之间的矛盾。三是应丰富财政支持的形式,积极营造普惠金融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财政具有分类引导金融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财政可以积极支持大中型金融机构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流向普惠金融体系;财政应积极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等。财政可以支持担保、征信体系的完善,积极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帮助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财政政策应该保证这方面政策的持续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四是需要理顺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得“量”、“质”的发展相统一,相互促进、“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财政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财政通过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可以积极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支持要有战略性的思维和眼光,为力争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划要求的“2020年建立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供高效的保障,强有力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张岱[7]（2018）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稳定、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健全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对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历届党中央、中国政府探索金融体系改革理论与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适应和满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金融领域建立了“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模式。这种银行体系模式,存在组织机构单一、完全以计划为导向、银行集管理与经营于一身、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和法律手段从事金融活动、对银行信贷管得过多过死等弊端,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缺乏活力和生机,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金融组织不健全、市场化主客体缺失、创新动力不足、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金融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金融组织的恢复与金融体系的构建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采取的以下重大决策对金融体制改革影响甚大,一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明确的顶层设计;三是1987年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引入市场机制。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国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形成,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机制得到扩展。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市场化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阶段（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两项决定,表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全面加速:一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二是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项决定为中国金融改革定下了基调。这个阶段的金融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的治理整顿和配套改革。具体措施是,将实行多年的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加快推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的步伐;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离开来;将原城市信用社先是改造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又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推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和深圳建立以城市命名的现代商业银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初步形成了规范金融活动的法律体系框架;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完善金融监管,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从而形成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中国证监会负责证券期货业监管、中国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二是金融体系的整体改革,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大力推进金融设施建设、构建陆港金融业互惠互动关系、积极应对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等等。总之,十八大以前的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和金融体系本身仍然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在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问题导向而不太重视价值导向,或者说,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得不够理想,始终没有建立起全面、系统、相互配套和立体化的金融改革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二是已经建立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结构性和功能性缺失,导致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三是金融政策体系不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存在数量调控效力递减、传导机制不畅,利率政策调控效力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较高,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企业风险意识淡薄等问题。四是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模式不相匹配,不能充分保障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针对以上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展开了深入、系统和全方位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引入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将“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构想。这些构想包括: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系和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内控机制;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发展非国有中小型银行;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畅通股权融资渠道,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提升资本双向开放程度、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建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补齐风险监管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短板,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明确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理责任,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增强金融有序竞争,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此外,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和高效运行,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架构。在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构建方面,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党中央和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推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纠正过分追求GDP增长,重视经济发展规模,忽视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脱实向虚”,背离服务实体经济的偏向;总结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经验,制定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措施,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加强金融立法,引导和促进金融向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回归;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健全金融调控架构体系;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措施,提高金融监管专业化水平。经过五年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金融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障碍,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实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金融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有效推进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主要经验在于:第一,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严格遵循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金融改革发展道路;第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正确处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保障金融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第三,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作为党在金融领域的三项主要任务,强调三项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在实践中体现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即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第四,坚持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金融风险防控意识和责任意识,构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明确金融监管对象和目标,规范金融监管范围,创新金融监管手段;第五,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积极解决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不匹配问题,协同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与监管体制改革,改变监管力量分散、效率低下现象,解决监管权责不对称问题。当然,改革是一个逐渐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改革和发展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永恒主题。目前的中国金融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且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改革理念,完善金融理论体系,正确和科学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构建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二是继续审慎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具体包括:以法治思维和市场化方式推进金融改革,坚持整体性、系统化、协同性金融改革,构建稳健、高效、包容式发展的金融体系;三是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组织建设,强化治理机构履职效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防范风险的内控能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四是构建综合型监管体制。具体包括:构建统一的监管模式,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创新。
吴腾[8]（2017）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随着生产的集中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类社会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城市人口从一八零零年的3%,到二零零八年首次超过50%。目前,全球城市居民已达38亿人左右。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迅速推进中,城市化率由建国之初的10.63%,上升到1979年的19.31%,再迅速扩大至2015年的56.10%。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不但提高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扩大了我国内需、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我国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中,却面临重重挑战:一是资金不足。传统上城市化建设资金来源有财政资金、土地出让金和银行贷款等,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难以持续上升;银行一般不愿意往数额巨大、回收期较长的项目进行投入;地方融资平台累积的风险不断增大,其获得资金也面临瓶颈约束。二是我国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大项目进行融资,且具有分散长期投资风险的功能。发达国家市政债券、PPP和资产证券化在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对推进城市化模式认识有限。过去几十年把推进城市道路和住房建设等同于城市化,或者把城市化简单等同于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所以,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整的城市化,“它没有伴随户籍制度改革,没有使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蔡昉,2010）。四是没有形成支持城市化建设的金融体系。大型商业银行、地方中小银行、政策性银行等促进城市化的金融体系没有很好发挥自身功能,有待完善和发展。本论文以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作用的渠道为研究主线,研究方法上主要有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演绎法和实证研究法。首先从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入手,城市化相关理论主要有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水平决定因素、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涉及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金融功能论和金融约束论。并对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其次,对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进行一般性分析,我构建了关于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该模型很好的说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城市化具有积极影响。在宏观方面,金融体系一般分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不同的金融体系对城市化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城市化可以分为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平稳阶段三个部分,金融体系在此三个阶段中对城市化支持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三,对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渠道进行具体分析,我认为,金融发展不是直接促进城市化,而是通过间接的渠道促进城市化进程。具体看来,金融发展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城市化进程。第四,对城市化和金融发展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的样本是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世界国别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相呼应。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化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城市化建设遭受资金瓶颈、我国促进城市化建设的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对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方法认识不足等。研究综述方面,关于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外文文献并不多,国内的研究方面,本文从理论、实证、案例三个方面回顾了相关研究。本章还介绍了主要研究方法、思路、创新点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城市化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城市化理论包含城市动力机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城市化的影响因素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有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金融功能论和金融约束论。本章所阐述的理论基础对本文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章,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一般性分析。首先,本文构建了关于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该模型很好的说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城市化具有积极影响。其次,城市化可以分为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平稳阶段三个部分,金融体系在此三个阶段中对城市化支持的侧重点不一样。最后,在宏观方面,促进城市化的金融体系一般分为政府干预主导型和市场机制主导型两种,不同的金融体系对城市化具有不同的作用特点。第四章,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渠道分析。金融发展和城市化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具体看,金融发展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化。非农产业发展对城市化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吸纳丰富的劳动力,并且对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代表个人的发展能力,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人力资本越高,城市的稳定性和成长性越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的基础条件,是城市人口、产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第五章对金融发展促进中国城市化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概括论述了中国城市化概况,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化波折起伏,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才步入“快车道”。经历十几年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体系获得较大进步,金融中介、资本市场、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保险业和外资金融机构也获得长足进步。其次,对我国省级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本文采用金融中介规模和效率两个指标衡量金融发展,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使用固定效应对金融发展和城市化进行回归分析,使用工具变量（Ⅳ）进行内生性检验。最后,进行简单总结。第六章着力于金融发展对世界城市化的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分析世界城市化进程和概况,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较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仍然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次,对世界金融发展进行比较分析。第三是实证研究,我采用世界38个国家2004—2014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更好刻画城市化规律。通过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很好控制金融发展和城市化内生性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对世界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受国家规模和国家地理位置的影响。最后,对金融发展和世界城市化的关系进行总结。第七章是促进城市化建设的政策建议。本章节探索了如何通过改革,实现金融体系在规模、结构、创新方面的优化和提升,为城市化建设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主要的政策建议是促进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协同发展;鼓励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引导金融体系对城市产业发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李瑞雪[9]（2016）在《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从工信部等四部委于2011年7月颁布《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对小微企业正名以来,小微企业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对象。小微企业在活跃市场经济、提供就业岗位、弥补社会服务缺位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前存在着诸多阻碍小微企业发展的因素,其中,核心因素是融资障碍。而小微企业融资障碍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又成为了目前学界集中研究的选题,相关学术成果颇丰。但是,关于小微企业另一项融资障碍,即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目前,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在融资时并没有受到同等对待。同时,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也并没有得到应受的重视。诚然,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与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前者是后者的重要表现。但是,两者不可以等同。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与否直接关涉社会正义是否实现的问题,后者更为根本。良法本身蕴含公平正义的理念,依照良法治理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问题是有效的路径。基于上述思想,本文以金融公平为价值理念,主要研究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目的在于通过蕴含金融公平理念的法律制度的构建,保障小微企业可以与大中型企业公平地分享金融资源。除了引言和结论,本文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阐释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相关的概念。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并详细阐释了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及其制度原因。第三部分为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其中,第三章探讨了保障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构建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的整体思路。而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从以上三个层面,为保障小微企业公平地获得金融资源提供了具体的法律完善建议。第一章,小微企业的融资公平。主要探讨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内涵和外延,是全文的逻辑起点,为后文分析小微企业融资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应的法律完善建议提供理论支撑。建国后,我国颁布了多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本文界定小微企业概念,以最新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为主要依据。并且,本文构建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金融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并不包括具有国有资本身份以及属于集团总公司性质的小微企业。同时,本文也将个体工商户纳入到了广义的小微企业的概念中。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确立依据,可以从法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三个角度进行阐释,具体是指,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以均等的机会获得融资、以相同的市场条件获得融资,以及融资需求满足度不能相差悬殊。以罗尔斯的现代公平正义观为基础,以融资环节为区分点,可以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分为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是准入公平,是指,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具有相同的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小微企业融资条件公平是过程公平,是指,与对大中型企业提供融资相比,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时,必须依照相同的市场条件发放贷款和确定利率。而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是结果公平,是指,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满足度不能相差悬殊。第二章,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主要表现及其制度原因。通过调研等形式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现状进行考察后发现,我国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较多不公平现象。小微企业融资机会不公平的表现包括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过窄和小微企业缺少具有层次性的融资渠道两个方面。从制度层面讲,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提升小微企业融资能力方面的法律制度缺位。第二,现行相关规则缺少顶层设计且具体内容也存在缺陷。小微企业融资条件不公平的表现包括:强迫购买理财、保险产品;要求以贷转存或者存贷挂钩;要求购买配套承兑汇票;不当要求小微企业主个人提供连带保证等。从制度层面讲,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律制度应对金融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存在局限性。第二,法律制度回应实质不平等地位问题力度不足。第三,现有规则存在治理失灵现象。小微企业融资结果不公平的表现为,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满足度过低。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多数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满足度低于60%,而现有融资渠道基本可以满足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从制度层面讲,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第二,法律制度在规范政府倾斜保护小微企业方面力度不足。第三章,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思路。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基本原则是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后文构建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时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尊重市场规律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以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为核心。二是,政府应定位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引导者和服务者。综合保障融资公平原则,一方面,要求综合实现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另一方面,要求利用多种手段确保小微企业融资公平。坚持金融创新促进融资公平原则,要求金融创新必须服务实体经济,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适度监管。强化金融监管保障融资公平原则,强调应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管为一体的监管体系。保障融资公平法治化原则,强调保障融资公平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并且,重视非正式金融制度的作用,将其作为法律制度的补充,共同服务于保障小微企业融资公平。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整体思路部分,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四个层面探讨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治路径的整体要求,并构建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法律制度框架。第四章,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为了提升小微企业融资能力,应分别构建小微企业集群融资法律制度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法律制度。同时,应针对小微企业特点,依法为其搭建多元化、具有层次性的融资渠道是保障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的主要路径。在融资平台方面,应依法为小微企业搭建全国性、区域性和民间性三层融资平台。重点探讨了三层融资平台的定位和职能、挂牌标准、股权和债权融资法律制度等内容。并且,为各层融资平台之间转板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在融资机构方面,应构建小微金融机构法律制度,规范专门或者主要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中小型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健康运行。在融资工具方面,应推行和规范公开发行的小微企业集合债券业务以及非公开发行的小微企业私募债券业务。总之,比照大中型企业现有融资渠道,针对小微企业自身特点,通过构建法律制度,为其搭建具有针对性的多层次融资渠道,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第五章,小微企业融资条件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为了确保银行业金融机构依照相同的市场条件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第一,应将小微企业融资基本利益,即自主选择的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利益进行权利化,依法建立小微企业条件公平融资权利,增强保障力度。第二,应利用约束性和激励性法律规制的相关理论,分别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条件公平约束性法律制度和激励性法律制度。前者的主要内容为通过赋予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相应的义务、职责以及法律责任,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平等对待小微企业。后者主要包括推行行政指导手段、行政奖励手段以及合同菜单规范手段保障融资条件公平等内容。第三,应构建法律救济机制,将投诉机制定位为前置救济机制、将金融申诉专员机制定位为核心机制、将诉讼机制定位为补充救济机制。第六章,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依法提升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满足度是保障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的主要路径。构建融资结果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保障的对象是在金融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但自身努力并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通过现有融资渠道无法获得融资,在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下,应对其进行救济。具体而言,应明确政府保障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的主导性定位,完善目前政府推行的帮扶小微企业融资的法律措施。主要包括构建扶持资金运用绩效评价法律制度、构建小微企业增信集合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构建政府投资小微企业引导基金法律制度、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政策性担保法律制度以及构建支小再贷款法律制度等内容。
文豪[10]（2013）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中指出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中国经济正朝着现代市场经济方向前进。面对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需要转变金融发展方式。本文以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研究主题，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直接目标，围绕着对中国模式的成绩与挑战、特点与成因、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研究展开，根本宗旨在于使中国走上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强国之路，建设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强国，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富强和谐之国，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本文共分为7章，第1章为绪论，其余5章为正文，分别解决“转变”是何含义、为何而转、向何处转、转什么、如何转这五个问题，第7章以政策建议与发展展望作结收束。7章共同构成一个层次清晰、逻辑严谨的论述框架。第1章，交代研究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研究该主题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在厘定了金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含义的基础上，梳理与本主题研究相关的理论文献。确立了研究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前提，提出了环境-文化-制度-结构-功能的新分析框架，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2章，结合对中国模式的梳理来探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首先探讨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发展模式遭遇到的重大挑战，继而探讨了转变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内涵：金融发展方式转变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发展方式转变要改变金融结构的失衡；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进行。最后探讨了政府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第3章论述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何以必要。结合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金融问题的产生机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论述，阐发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要求；并进而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最后论证建立金融发展方式也是建立生态美好的和谐中国的需要。第4章，探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论、理念与原则。基于对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分析，利用战略管理方法建立起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规划框架。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外环境的分析，提出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建立起一个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和民生幸福的功能强大的金融服务体系，并进而提出了以和谐看待发展、以自由看待发展、以仁爱看待发展的发展理念更新，并在金融领域里落实为金融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融方式转变应遵循的一系列原则。第5章，探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由行政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基础注重法治的发展方式；由强调金融自身利益转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式；由注重外延扩张的量性发展转向强调内涵提升的质性发展方式；由强调金融安全转向以公平带动效率提升的发展方式；由主要强调商业性金融转向强调三维金融合作互补的发展方式；由主要强调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转向大小均衡的发展方式；由强调全国性机构扩张转向强调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方式；由强调国家金融转向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活力的发展方式；由强调对外开放优惠转向统一内外国民待遇的发展方式。核心是从精英金融转为普惠金融，从技术金融工程金融转为人文金融人本金融。第6章，为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设计改革蓝图。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想道路与前提假设：在重建改革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理论创新；政府从全民利益出发约束自己的权利，依法建立权力的边界，自觉建立金融制度变革的法治基础；金融界主动放弃依靠政府保护获利的旧盈利模式；国民对于金融制度变革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选择难题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然后，结合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制约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各项现实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了促进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与实施规划；要重视金融教育与文化建设；要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收束，我们以第7章的政策建议与发展展望结束本文。在本章中提出了整体设计、上下互动、内外协力推进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即：在思想理论准备方面建立起自由探讨学术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与价值观重建的舆论和出版基础；转变政府角色定位，建立金融体制重构的法治基础。提出了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的具体政策建议，即：建立三维一体的新金融架构；改变金融行业的准入方式，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均衡；充分重视社保金融；塑造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财政环境；建立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法治框架。最后，提出只要认真扎实地推进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金融强国的建设是可以期待的，而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良风美俗，服务于民生幸福。
二、坚持以人为本 防范政策性金融风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以人为本 防范政策性金融风险（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 2.1.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 2.1.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究 |
| 2.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
| 2.2.3 农村金融对策研究 |
| 第3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体系 |
| 3.2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总体情况 |
| 3.2.1 农村信贷供需状况 |
| 3.2.2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情况 |
| 3.2.3 农业保险发展情况 |
| 3.2.4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情况 |
| 3.2.5 农村基础服务覆盖情况 |
| 3.2.6 融资渠道与融资模式情况 |
| 3.3 中国农村金融模式存在的问题 |
| 3.3.1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
| 3.3.2 农村金融供需失衡 |
| 3.3.3 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 |
| 3.4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困境的原因探析 |
| 3.4.1 农村金融改革目标设定不明晰 |
| 3.4.2 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动力不足 |
| 3.4.3 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差 |
| 第4章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及演变路径 |
| 4.1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的演进 |
| 4.1.1 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 年) |
| 4.1.2 “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 年) |
| 4.1.3 市场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 |
| 4.2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的主要特征 |
| 4.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受农村经济改革驱动 |
| 4.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驱动机制的强制性 |
| 4.2.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
| 4.3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环境与趋势 |
| 4.3.1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
| 4.3.2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变迁的思路变化 |
| 4.3.3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与路径 |
| 第5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及路径 |
| 5.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 |
| 5.1.1 信用主体模式 |
| 5.1.2 资产抵押模式 |
| 5.1.3 合作金融模式 |
| 5.2 中国农村金融微观模式的未来发展路径 |
| 5.2.1 供应链金融 |
| 5.2.2 互联网+农村金融 |
| 5.2.3 新型合作金融 |
| 第6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与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 |
| 6.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理论分析 |
| 6.1.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变量选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分析过程 |
| 6.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结论 |
| 第7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借鉴 |
| 7.1 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 |
| 7.2 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
| 7.3 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 |
| 第8章 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
| 8.1 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
| 8.1.1 优化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 |
| 8.1.2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 8.1.3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 8.1.4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
| 8.2 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
| 8.2.1 围绕土地等抵押物创新 |
| 8.2.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 8.2.3 持续加大涉农贷款的政策扶持力度 |
| 8.3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 |
| 8.3.1 建立健全完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
| 8.3.2 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 8.3.3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剩余立法权生成逻辑及其运行基础 |
| 第一节 剩余立法权基本释义 |
| 一、立法权基本概念 |
| 二、何为剩余立法权 |
| 第二节 剩余立法权何以生成 |
| 一、立法不作为中的剩余立法权的产生 |
| 二、立法转型过程中剩余立法权的产生 |
| 三、统一法律适用中剩余立法权的产生 |
| 第三节 两大法系剩余立法权运行的镜鉴 |
| 一、普通法系剩余立法权运行概述 |
| 二、大陆法系剩余立法权运行概述 |
| 第四节 剩余立法权的边界及其约束 |
| 一、剩余立法权与原生性立法权的边界 |
| 二、剩余立法权权力行使的约束及监督 |
| 第五节 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意蕴与涵摄 |
| 一、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意蕴 |
| 二、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进路 |
| 第二章 金融变革语境中的剩余立法权 |
| 第一节 金融的深化与创新 |
| 一、行政性金融向普惠性金融的转变 |
| 二、传统性金融向创新性金融的转变 |
| 三、资本不足向透明度不彰风险转变 |
| 四、资金融通向财富管理的功能转变 |
| 五、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理念转变 |
| 六、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模式转变 |
| 第二节 金融变革中的金融法律关系要素更新 |
| 一、金融法律关系内容的变化 |
| 二、金融法律关系主体的扩大 |
| 三、金融交易权义结构的更新 |
| 四、金融交易对象范围的发展 |
| 五、金融法律条款技术性增强 |
| 第三节 实定法状态下金融法运行的追问 |
| 一、金融立法真的已经逻辑自足了吗? |
| 二、法官适用金融法真的没有续造吗? |
| 三、金融立法与金融司法真的无涉吗? |
| 四、适用创新真的打破成文法体系吗? |
| 第四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法理基础 |
| 一、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针对法律建构主义的修正 |
| 二、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对立法实践不完美的确认 |
| 三、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维护法律实质公平的选择 |
| 四、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适应经济基础巩固的需要 |
| 第五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现实动因 |
| 一、金融的开放性与广域性致使法律无法实现无缝规制 |
| 二、法律运行中人化努力不足与人际差别对金融法误解 |
| 三、“不得拒绝裁判”形成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时机 |
| 四、金融法的渊源为司法主张其剩余立法权生成了空间 |
| 第六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悖论破解 |
| 一、成文法体系中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可能性 |
| 二、金融法律规则与金融司法裁判规则贯通的逻辑梳理 |
| 三、金融立法强制保留与剩余立法权行使的合法性辨正 |
| 四、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民意基础扩张性阐释 |
| 第三章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分配与可能路径比较 |
| 第一节 监管立法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金融监管立法的价值理念 |
| 二、金融监管立法的轨迹描述 |
| 三、金融监管立法的基本评价 |
| 第二节 自律规则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金融行业自律规则的一般概述 |
| 二、金融行业自律规则的一般概述 |
| 三、金融行业自律规则的基本评价 |
| 第三节 金融政策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金融政策的一般概述 |
| 二、金融政策的运行描述 |
| 三、金融政策的基本评价 |
| 第四节 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基本理据 |
| 二、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现实描绘 |
| 三、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基本评价 |
| 第四章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持法达变理念 |
| 第一节 金融领域发展之“变” |
| 一、金融交易领域的创新之变 |
| 二、金融交易领域的人性之变 |
| 三、金融交易领域的未来之变 |
| 第二节 金融领域之变的法律依归 |
| 一、金融领域不能脱法治理 |
| 二、金融领域不能守法不变 |
| 三、金融领域不能屈法而行 |
| 第三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持法达变基因 |
| 一、金融变法之现实不可能 |
| 二、金融深化之现实不可逆 |
| 三、持法达变之现实不可缺 |
| 第四节 持法达变理念下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正当性 |
| 一、司法主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不可替代 |
| 二、持法达变对简单依法办事观念的完善 |
| 三、持法达变理念之于金融司法的契合性 |
| 第五章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利益衡量视角下的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实现 |
| 一、金融司法裁判中利益衡量运用基础 |
| 二、金融司法裁判利益衡量运用之调适 |
| 三、金融司法裁判利益衡量之具体展开 |
| 第二节 金融领域指导案例的优化与发展 |
| 一、拓展金融指导案例功能,明确金融指导案例的法律地位 |
| 二、以金融指导案例为试点,法定化金融指导案例基本效力 |
| 三、赋予金融法院相应权力,优化金融指导案例的生成机制 |
| 四、明确法律纠纷参照规则,提升金融指导案例适用的刚性 |
| 五、建立案例偏离报告制度,完善金融指导案例的适用规范 |
| 第三节 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发展与应用 |
| 一、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发展进路 |
| 二、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生成原则 |
| 三、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权力配置 |
| 四、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权力约束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 |
| 1.3.2 普惠金融概念辨析 |
| 1.4 论文逻辑和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逻辑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普惠金融内涵及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2 普惠金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 2.2.2 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 |
| 2.3 财政政策扶持普惠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4 财政政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研究动态评述 |
| 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财政的必要性:财政解决普惠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 |
| 3.1.1 正外部性理论 |
| 3.1.2 不完全信息理论 |
| 3.2 财政的有效性:财政对普惠金融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
| 3.2.1 国家分配论 |
| 3.3 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属性 |
| 3.3.1 财政与经济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属性 |
| 3.3.2 财政与社会和谐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属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 |
| 4.1.1 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
| 4.1.2 支付体系的建设 |
| 4.1.3 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
| 4.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及成效 |
| 4.2.1 税收优惠及减免 |
| 4.2.2 贷款贴息 |
| 4.2.3 专项资金 |
| 4.2.4 其他财政政策 |
| 4.3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1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3.2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 |
| 5.1 量的增长: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 |
| 5.1.1 普惠金融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
| 5.1.2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 |
| 5.1.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需求方 |
| 5.2 质的提升: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5.2.1 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 5.2.2 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 |
| 5.2.3 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 |
| 5.3 结构优化: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
| 5.3.1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区域发展平衡 |
| 5.3.2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城乡发展平衡 |
| 5.3.3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 |
| 5.4 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 |
| 5.4.1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 5.4.2 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式”的生产性功能,促进创业 |
| 5.4.3 生活性补助与生产性金融服务并举,助推脱贫攻坚 |
| 5.5 本章小结 |
| 6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测算 |
| 6.1.1 指数测算的作用 |
| 6.1.2 指数测算的基本框架 |
| 6.1.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采集 |
| 6.1.4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6.1.5 指标的无量纲化 |
| 6.1.6 指数的计算 |
| 6.1.7 指数的主要结果 |
| 6.1.8 指数评价 |
| 6.2 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计量分析 |
| 6.2.1计量分析框架 |
| 6.2.2 模型的设定 |
| 6.2.3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4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6 稳健性检验 |
| 6.2.7 模型结论与评价 |
| 6.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维度的实证分析 |
| 6.3.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测算 |
| 6.3.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分析 |
| 6.4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结构的实证分析 |
| 6.4.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行政区域划分) |
| 6.4.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经济发展划分) |
| 6.5 实证结论 |
| 7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 |
| 7.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分析 |
| 7.1.1 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三农”见成效 |
| 7.1.2 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 |
| 7.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 |
| 7.2.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增加居民收入的案例分析 |
| 7.2.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促进创业的案例分析 |
| 7.2.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助推脱贫攻坚的案例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
| 8.1 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概况和发展阶段 |
| 8.2 普惠金融国际组织 |
| 8.3 欧美发达国家 |
| 8.3.1 发展概况 |
| 8.3.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4 亚洲发展中国家 |
| 8.4.1 发展概况 |
| 8.4.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5 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 |
| 8.5.1 发展概况 |
| 8.5.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6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9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 |
| 9.1.1 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考量标准和力度 |
| 9.1.2 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 |
| 9.1.3 拓宽财政支持覆盖面,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协同发展 |
| 9.2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 |
| 9.2.1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
| 9.2.2 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发展赋能 |
| 9.2.3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中的科技创新企业 |
| 9.3 丰富财政支持形式,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9.3.1 财政分类引导金融资源,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
| 9.3.2 支持保险行业发展,持续完善担保、征信体系 |
| 9.3.3 进一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
| 9.4 统筹财政资源,激发普惠金融生产性来缩小收入差距 |
| 9.4.1 理顺普惠金融量、质、结构关系,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
| 9.4.2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 |
| 9.4.3 财政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三)不足 |
| 第一章 现代金融体系简论 |
| 一、金融范畴 |
| (一)金融的内涵 |
| (二)金融的起源 |
| (三)金融范畴的形成与拓展 |
| 二、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
| (一)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纽带 |
| (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
| (三)社会资金积聚与配置作用 |
| 三、现代金融体系及其功能 |
| (一)现代金融体系 |
| (二)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前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
| 一、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系 |
| (一)改革开放前的金融机构 |
| (二)改革开放前的金融运行机制 |
| (三)改革开放前金融体系的缺陷 |
| 二、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因 |
| (二)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 |
| (三)金融体系趋于完善及仍存在的缺陷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一、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理论的探索 |
| (一)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坚持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理论探索 |
| (四)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的理论探索 |
| (五)关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构建现代金融架构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一)关于优化金融机构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 |
| (一)关于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探索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实践举措 |
| 一、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
| (一)深刻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 |
| (二)遏制金融资金“脱实向虚”趋势 |
| (三)鼓励金融业扶持小微企业和农业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一)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
| (二)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
| (三)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 |
| (四)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
| (五)健全金融调控架构体系 |
| 三、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
| (一)健全金融监管制度 |
| (二)完善金融监管措施 |
| (三)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
| (一)党的领导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
| (三)以科学决策推进金融改革发展 |
| 二、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 |
| (一)推动金融回归本源 |
| (二)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
| (三)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
| 三、始终坚持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 |
| (一)正确处理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
| (二)在稳定前提下坚持改革和发展 |
| 四、坚持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
| (一)增强金融风险防控意识和责任意识 |
| (二)构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制 |
| (三)明确金融监管对象 |
| (四)规范金融监管范围 |
| (五)创新金融监管手段 |
| 五、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 |
| (一)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
| (二)积极解决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不匹配问题 |
| (三)协同推进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与监管体制改革 |
| (四)改变监管力量分散、效率低下现象 |
| (五)解决监管权责不对称问题 |
| 第六章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想 |
| 一、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 |
| (一)创新金融改革理念 |
| (二)完善金融理论体系 |
| (三)正确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四)构建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二、审慎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
| (一)以法治思维和市场化方式推进金融改革 |
| (二)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金融改革 |
| (三)构建稳健、高效、包容式发展的金融体系 |
| 三、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
|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二)提升防范金融风险内控能力 |
| (三)强化监事会履职效力 |
| (四)有效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 |
| 四、构建综合型金融监管体制 |
| (一)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式 |
| (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三)强化市场行为监管 |
| (四)推进金融监管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文献综述 |
| 一、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理论研究 |
| 二、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实证研究 |
| 三、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案例研究 |
| 四、对现有研究的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结构和创新点 |
| 一、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城市化与城镇化 |
| 二、城市化内涵 |
| 第二节 关于城市化的理论 |
| 一、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 |
|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理论 |
| 三、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论 |
| 一、金融结构论 |
| 二、金融深化论 |
| 三、金融功能论 |
| 四、金融约束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城市化理论的述评 |
|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述评 |
| 第三章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一般性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一个数理模型 |
| 第二节 金融体系促进城市化阶段分析 |
| 一、起步阶段城市化中金融作用 |
| 二、发展阶段城市化中金融作用 |
| 三、稳定阶段城市化中金融作用 |
| 第三节 差异化金融体系下城市化促进效应 |
| 一、市场机制主导型金融体系 |
| 二、政府调控主导型金融体系 |
| 三、两种金融体系的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渠道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非农产业与城市化 |
| 一、金融发展与非农产业扩张 |
| 二、非农产业扩张与城市化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和城市化 |
| 一、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 |
| 二、人力资本积累与城市化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 |
| 一、金融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 |
| 二、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 |
| 第四节 简要评议 |
| 第五章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特征 |
| 一、中国城市化历程 |
| 二、中国城市化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度量 |
| 一、金融发展现状 |
| 二、金融发展度量方法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与中国城市化的实证过程 |
| 一、数据和模型 |
| 二、回归分析 |
| 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四、基本结论 |
| 第四节 简要评议 |
| 第六章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世界城市化主要特征与启示 |
| 一、世界城市化历程 |
| 二、世界城市化的主要特征 |
| 三、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启示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 |
| 一、指标选取 |
| 二、国际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国家面板数据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实证过程 |
| 一、数据和模型 |
| 二、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基本结论 |
| 第四节 简要评议 |
| 第七章 金融发展促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促进城市化的金融体系 |
| 一、提高金融中介服务于城市化的水平 |
| 二、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城市化的支持 |
| 三、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
| 四、合法化民间金融 |
| 第二节 金融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 |
| 一、加大对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 |
| 二、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 |
| 第三节 金融体系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
| 一、金融体系促进教育发展 |
| 二、加大对就业的扶持力度 |
| 第四节 拓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一、积极利用资本市场 |
| 二、加强金融创新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微企业的融资公平 |
| 第一节 小微企业的制度意蕴 |
| 一、我国企业划型标准的历史简述及评析 |
| 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对小微企业的界定 |
| 三、融资公平视阈下的小微企业 |
| 第二节 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确立依据 |
| 一、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法学理论基础 |
| 二、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三、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伦理学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内涵阐释与构成要素 |
| 一、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内涵阐释 |
| 二、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构成要素 |
| 第二章 微企业融资不公平主要表现及其制度原因 |
| 第一节 小微企业融资现状 |
| 一、小微企业融资现状调研实施情况 |
| 二、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 |
|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情况 |
| 四、小微企业融资规模、融资需求量与融资需求满足情况 |
| 五、政府帮扶小微企业融资情况 |
| 第二节 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相关政策与法律规范 |
| 一、中央政府为保障小微企业融资公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
| 二、地方政府为保障小微企业融资公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以重庆市政府为例 |
| 第三节 小微企业融资机会不公平 |
| 一、小微企业融资机会不公平的表现 |
| 二、小微企业融资机会不公平的制度原因 |
| 第四节 小微企业融资条件不公平 |
| 一、小微企业融资条件不公平的表现 |
| 二、小微企业融资条件不公平的制度原因 |
| 第五节 小微企业融资结果不公平 |
| 一、小微企业融资结果不公平的表现 |
| 二、小微企业融资结果不公平的制度原因 |
| 三、政府保障融资结果公平手段存在缺陷的具体表现 |
| 第三章 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思路 |
| 第一节 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基本原则 |
| 一、尊重市场规律原则 |
| 二、综合保障融资公平原则 |
| 三、坚持金融创新促进融资公平原则 |
| 四、强化金融监管保障融资公平原则 |
| 五、保障融资公平法治化原则 |
| 第二节 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整体思路 |
| 一、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法治路径 |
| 二、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法律制度框架 |
| 第四章 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保障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构建小微企业集群融资法律制度 |
| 一、小微企业集群融资的内涵与模式 |
| 二、小微企业集群融资保障融资机会公平的原理 |
| 三、促进小微企业集群融资的法律对策 |
| 第二节 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法律制度 |
| 一、促进小微企业融资性担保机构发展 |
| 二、创新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方式 |
| 第三节 依法构建小微企业三层融资平台 |
| 一、建立全国性股权、债权交易中心 |
| 二、建立区域性股权、债权交易中心 |
| 三、构建小微企业网络融资平台 |
| 四、制定小微企业三层融资平台转板规则 |
| 第四节 构建小微金融机构法律制度 |
| 一、明晰小微金融机构的内涵和定位 |
| 二、明确小微金融机构最低注册资本、民间投资人投资比例 |
| 三、建立多元化的小微金融机构融资渠道 |
| 四、建立小微金融机构转制法律制度 |
| 第五节 构建小微企业债券法律制度 |
| 一、明晰小微企业债券的内涵、性质和定位 |
| 二、确定小微企业债券的融资额度和发行主体条件 |
| 三、确立小微企业债券发行监管方式 |
| 四、建立小微企业债券合格投资者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
| 五、规范小微企业债券发行平台 |
| 第五章 微企业融资条件公平保障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小微企业融资公平条件的权利化 |
| 一、小微企业融资公平条件权利化的理论阐释 |
| 二、小微企业融资基本利益的类型 |
| 第二节 保障融资条件公平的约束性法律规制 |
| 一、约束性法律规制保障融资条件公平的总体思路 |
| 二、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
| 三、明确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职责和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保障融资条件公平的激励性法律规制 |
| 一、激励性法律规制保障融资条件公平的理论阐释 |
| 二、推行行政指导手段保障融资条件公平 |
| 三、运用行政奖励手段保障融资条件公平 |
| 四、利用合同菜单规制手段保障融资条件公平 |
| 第四节 构建条件公平融资权利法律救济机制 |
| 一、构建法律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整体思路 |
| 二、健全融资条件不公平纠纷投诉机制 |
| 三、引入金融申诉专员机制 |
| 四、健全小微企业融资条件不公平纠纷诉讼机制 |
| 第六章 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保障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政府保障融资结果公平中的主导性定位 |
| 一、政府主导性定位的含义及其理论依据 |
| 二、现实中政府保障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存在错位 |
| 三、明确政府主导性定位的整体思路 |
| 第二节 构建扶持小微企业融资资金运用绩效评价法律制度 |
| 一、构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
| 二、确定绩效评价的内容 |
| 三、明确绩效评价的程序 |
| 四、建立绩效评价公开法律制度 |
| 第三节 构建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监管法律制度 |
| 一、建立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资金监管法律制度 |
| 二、制定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防范制度 |
| 三、提升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市场流动性 |
| 四、健全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信息披露制度 |
| 第四节 构建政府投资小微企业引导基金法律制度 |
| 一、协调创业投资企业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关系 |
| 二、降低引导基金委托代理风险 |
| 三、完善政府投资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五节 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政策性担保和支小再贷款法律制度 |
| 一、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政策性担保法律制度 |
| 二、构建支小再贷款法律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1.3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文献梳理 |
| 1.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2 对金融发展文献的简要梳理 |
| 1.2.3 关于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文献 |
| 1.3 本文的基本内容 |
| 1.3.1 总体思路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1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 |
| 1.4.2 环境-文化-制度-结构-功能的新分析范式 |
| 1.5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
| 2.1 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
| 2.1.1 中国模式:成绩与挑战 |
| 2.1.2 中国模式的特点与成因 |
| 2.1.3 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
| 2.2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
| 2.2.1 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2.2.2 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 |
| 2.2.3 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 |
| 2.3 政府在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
| 2.3.1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 |
| 2.3.2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府本质的看法 |
| 2.3.3 政府干预失败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
| 3.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
| 3.1.1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
| 3.1.2 由来已久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
| 3.1.3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然，不得不然 |
| 3.1.4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金融的要求 |
| 3.2 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
| 3.2.1 现实金融体系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
| 3.2.2 中国金融结构问题之源与流 |
| 3.2.3 一般国民金融意识福利的增强 |
| 3.3 建立生态美好的和谐社会的需要 |
| 3.3.1 实现美丽中国需要转变金融发展方式 |
| 3.3.2 实现和谐中国需要转变金融发展方式 |
| 3.3.3 让历史告诉未来 |
| 第四章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理念与原则 |
| 4.1 转变研究的战略框架与他山之石 |
| 4.1.1 分析框架：理念-战略-体制-方式 |
| 4.1.2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应借鉴日本教训 |
| 4.1.3 德国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 |
| 4.1.4 对美国金融发展模式与道路的思考 |
| 4.2 发展理念的更新 |
| 4.2.1 以和谐看待发展 |
| 4.2.2 以自由看待发展 |
| 4.2.3 以仁爱看待发展 |
| 4.2.4 金融可持续发展 |
| 4.3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遵循的原则 |
| 4.3.1 原则一：契约自由的原则 |
| 4.3.2 原则二: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
| 4.3.3 原则三：建立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 |
| 4.3.4 原则四：普惠金融的原则 |
| 第五章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 |
| 5.1 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十大失衡 |
| 5.1.1 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失衡 |
| 5.1.2 实体金融与虚拟金融的关系 |
| 5.1.3 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失衡 |
| 5.1.4 全国性金融与区域性金融的失衡 |
| 5.1.5 国家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的失衡 |
| 5.1.6 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失衡 |
| 5.1.7 金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失衡 |
| 5.1.8 金融质性发展与金融量性增长的失衡 |
| 5.1.9 金融业逐利之风与金融诚信伦理的失衡 |
| 5.1.10 金融泡沫造成的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安全的失衡 |
| 5.2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 |
| 5.2.1 由行政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
| 5.2.2 由强调金融自身利益转向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
| 5.2.3 由注重量性发展转向强调内涵提升的质性发展 |
| 5.2.4 由强调金融安全转向以公平带动效率提升 |
| 5.2.5 由主要强调商业性金融转向三维金融合作互补 |
| 5.2.6 由主要强调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转向民生金融普惠金融 |
| 5.2.7 由强调全国性机构扩张转向强调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
| 5.2.8 由强调国家控制转向充分发挥民间活力 |
| 5.2.9 由单纯强调盈利导向转向强调金融诚信伦理 |
| 5.2.10 由强调对外开放优惠转向统一内外国民待遇 |
| 第六章 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道路设计 |
| 6.1 应该怎么转：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想道路与前提假设 |
| 6.1.1 前提一：重建改革共识 |
| 6.1.2 前提二：有效的理论创新 |
| 6.1.3 前提三：政府自觉建立金融制度变革的法治基础 |
| 6.1.4 前提四：金融界主动放弃对依靠政府保护获利旧模式 |
| 6.1.5 前提五：国民对于金融制度变革的承受力 |
| 6.2 可能怎么转：利益制约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 |
| 6.3 思考与建言 |
| 6.3.1 树立全新的金融观 |
| 6.3.2 对金融改革方案的思考 |
| 6.3.3 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中要重视教育与文化建设 |
| 6.3.4 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的具体政策建议 |
| 7.1.1 建立三维一体的新金融架构 |
| 7.1.2 改变准入方式，实现内外均衡 |
| 7.1.3 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社保金融 |
| 7.1.4 塑造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环境 |
| 7.1.5 建立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法治框架 |
| 7.2 展望与寄语 |
| 7.2.1 可以期待的中国金融强国建设 |
| 7.2.2 需要扎扎实实推进的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 |
| 7.2.3 金融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良风美俗与民生幸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坚持以人为本 防范政策性金融风险（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2]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D]. 舒凯彤. 吉林大学, 2019(02)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D]. 朱飞.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黄彦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张岱.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8]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研究[D]. 吴腾. 武汉大学, 2017(06)
- [9]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研究[D]. 李瑞雪. 西南政法大学, 2016(10)
- [10]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 文豪. 辽宁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