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反主体主义”一直是阿尔都塞极具理论标识度的核心概念之一，但他到底是如何反对主体主义的，也一直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阿尔都塞作为20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然也受到了法国哲学大环境的影响。他吸收和借鉴了结构主义、法国概念哲学和精神分析的动力性资源，扛起了反主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大旗，也开启了所谓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这也为我们全景式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结构主义；概念哲学；精神分析
20世纪的法国哲学有着各式各样的标签：主体主义哲学与反主体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与后结构主义哲学、意识哲学与概念哲学、现代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等，而且各种哲学之间也呈现为复杂性的交织状态，这也给我们学习和研究法国哲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阿尔都塞作为20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然也带有法国哲学的“本土特质”，长期以来，也被贴上了“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或者更进一步，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无论是在《保卫马克思》中还是在《读〈资本论〉》中，隐性的结构主义思想始终是阿尔都塞用来反主体主义的主要动力之一。但阿尔都塞的复杂性在于，他反对主体主义并不是仅仅依赖于结构主义思想，而是引入了其他几种具有法国“本土特质”的思想资源，这也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旨趣，即分析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多种动力性因素。当然，这种分析也明显具有了阿尔都塞所明确反对的“还原主义”的路向，但这种反向历史性的分析也大致能够窥探到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
一、隐性结构主义的动力性因素
结构主义是极具法国本土特质的哲学思潮之一(当然早期也受到布拉格学派的影响)，最早的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后来也发展出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即拉康、福柯、巴特和阿尔都塞，但他们后来也基本上都背离了结构主义的思想。阿尔都塞对于结构主义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在1972年的《自我批评材料》里也大方承认了他与结构主义的“调情”：“在1965年的春天，我们在《〈读资本论〉》的某些段落里却没有始终能够说得恰到好处，我们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肯定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1]249这种富有法兰西意味的比喻也表明了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复杂性关系。当他在写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时，他实际上并没有阐述清楚他与结构主义的实质性差别，尤其是他还在1962-1963年在巴黎高师开设了一门名为“结构主义的起源”的研讨课，这就更加使得他与结构主义理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可惜这块石头很快就被学校搬了回去，原来那学校修理西花园，花钱买来一些石头，结果发现少了一块，弄清楚事情缘由后，学校也没有责怪学生，只是派人派车将石头拖回去就算了。
我们现在在谈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时，一般都会涉及到几个关键性的概念，即问题式、症候阅读法、多元决定论等，这几个概念无论是在《保卫马克思》中还是在《读〈资本论〉》中，都是高频出现的词汇，但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是侧重于对《保卫马克思》中结构主义思想的探讨，无论是在《矛盾与多元决定》还是在《关于唯物辩证法》中，总体结构、主导结构、结构因果、不平衡结构等都是高频出现的词汇，但正如阿尔都塞本人所指出的，要想了解他是如何“保卫”马克思的，必须要到《读〈资本论〉》中去寻找根据，也正是在《读〈资本论〉》中我们发现了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富有实质性内容的“调情”，这就是阿尔都塞的社会总体结构说。阿尔都塞总体上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共时性的总体结构，这个总体性结构下面又有经济事实、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区域性结构。阿尔都塞的这种结构主义思想实际上有两个批判对象：一是传统哲学的表现因果观，这直接针对的就是黑格尔的“本质表现为现象”的思想；二是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线性因果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可计量的、同质性的经济事实，但这种经济事实的背后就是人的需要和劳动，无论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还是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背后都是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又恰恰是历史主义的一元论，因此也可以看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主义就是连在一起的。当阿尔都塞以共时性的结构主义理论来批判人本主义思想时，自然也是批判历史主义的，所以阿尔都塞也被贴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标签[2]序言。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理论来审视《资本论》时，也带有不同于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理论色彩，阿尔都塞所强调的是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以及各区域性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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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在后来的《自我批评材料》里也自觉地“反省”了他与结构主义的关系，但这种“反省”其实是更进一步地说明，“我们毕竟不是结构主义者”[1]240。阿尔都塞也提出了他自己不同于一般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差别，其直接针对对象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阿尔都塞认为他们的结构主义的根本弊病就在于“形式主义”，各种要素是随意“组合”成一个整体的，而不是呈现为一个有层次的结构性关系。阿尔都塞实际上只是想借用“结构即功能”的结构因果性概念，而且重点是通过斯宾诺莎的“自因说”的不断“绕弯”来回到马克思的真实语境，但阿尔都塞毕竟是承认了他与结构主义的“调情”，所以本节的标题为“隐性结构主义”，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重要动力之一。
总体上而言，法国概念哲学从开始创立时就是要反对意识哲学的(笛卡尔的“我思”)。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都强调意识或主体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造成了意识主体的一元论；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卡瓦耶斯作为法国概念哲学的创始人，在《论逻辑和科学理论》中首先就批判了以康德和胡塞尔为代表的先验主体哲学，并认为“能够提供科学学说的，不是一种意识哲学，而是一种概念哲学。发生的必然性不是活动的必然性，而是辩证法的必然性”[8]65。这里的辩证法就是指概念本身的辩证运动，卡瓦耶斯本来就是一个数学家(类似于弗雷格)，他认为数学才是真正的知识，但数学知识一旦建立，它就是自主运动的。数学知识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这种客观性的概念的建立虽然依赖于人的意识活动，但概念一旦建立起来，概念自身的运动就是独立自主的。换言之，人的意识之于概念的产生是一种外在性的因果关系，但概念系统一旦形成，它是不受主体意识控制的，成为了“自因”，概念发展的动力就来自于它自身。很明显，卡瓦耶斯也借助了斯宾诺莎的“自因说”，他也始终承认他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卡瓦耶斯所开启的这种“科学主义认识论”后来也为巴什拉和康吉莱姆所承接。巴什拉针对柏格森的“绵延说”，提出了“认识论的断裂”，并用“现象技术”的概念来反对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康吉莱姆则把概念当作典型的知识单位，认为只有概念才能产生出普遍的知识，科学知识就是在概念的流通过程中形成的，这也是后来福柯在一段时期内所坚持的观点。法国哲学的这种概念论转向其实也类似于20世纪德国哲学所发生的转向。20世纪的德国哲学主要有两大转向，一是现象学或生存论的转向，这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后来也为法国的萨特和梅洛-庞蒂所继承和发展)。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以弗雷格为代表，而且弗雷格就直接批判过胡塞尔《算数哲学》的心理学倾向(主体意识倾向)。由弗雷格所开启的这条逻辑学或语言学的道路后来也直接为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所继承，后来更是影响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的理论发展，他们的总体倾向就是在讨论作为主客中介体的语言(概念)的意义，这也与法国概念哲学的发展大致一致。总体而言，他们都相信语言和概念的科学性，而且概念自身的运动正是这种“科学性”的来源和保证。也由此可见，阿尔都塞为什么始终把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归结为“建立概念”，而且概念自身在“运行着”，是斯宾诺莎的“自因”。正是在法国概念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才能明白阿尔都塞的真实用意和真正动力。
（2）用检定合格的仪器测放定位、点位线，划线采用弹性聚氨酯划线漆，按照塑胶地面施工工艺技术要求与设计要求进行放线，划线采用弹性聚氨酯画线，完成底线测划分区。
二、概念哲学的动力性因素
福柯在为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理》一书写引言时谈到：“若要抛弃康吉莱姆，那么你就不会懂得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以及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曾发生的一系列争论。”[5]448福柯紧接着把20世纪的法国哲学概括为两条进路，一是经验的、感觉的、主体的进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二是知识的、理性的、观念的哲学进路，以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为代表。我国著名法国哲学研究专家莫伟民教授也把这两种进路概括为意识哲学和概念哲学[6]序言，也有学者概括为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两条进路[7]122。相对而言，我们对于意识哲学、主体哲学、现象学都是比较熟悉的，而对于概念哲学(尤其是法国本土的概念哲学)则是比较陌生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的大陆哲学具有更强的亲和性，所以我们在研究阿尔都塞时，也习惯于把他与黑格尔、卢卡奇、萨特等人进行比较，但大多数人在读到《读〈资本论〉》中的“概念论”部分时，都会产生强烈的疑问：“建立了概念”就能保证它的科学性了吗？这也印证了福柯的话：抛弃了康吉莱姆，我们是不能理解阿尔都塞的，阿尔都塞明显是站在概念哲学一边的，与卡瓦耶斯、康吉莱姆、巴什拉站在了同一个阵营(《保卫马克思》中的“认识论断裂”就是借用他的老师巴什拉的话)。
要说结构主义作为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一个“显性逻辑”，那么概念哲学的发展则构成了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隐性逻辑”，而且这种“隐性逻辑”也构成了理解阿尔都塞最为困难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部分。阿尔都塞首先承认他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的，而且也自认为只有以哲学的方式来阅读《资本论》才是真正科学的，显然这种“科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阿尔都塞的独特性在于，他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而且这种“科学性”就在于它的概念论路向。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概括出了四种“实践”类型，即物质生产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而在此时，阿尔都塞明显认为只有“理论实践”才是真正科学的，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科学性就在于这种“理论实践”。前文已经指出，阿尔都塞把劳动过程看成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加工劳动对象的过程，这也是他对于“理论实践”过程的描述。他把理论实践的对象归结为“一般甲”(即意识形态)，把理论实践的“生产资料”归结为“一般乙”，即问题式(理论问题的生产方式)，把理论实践的产品归结为“一般丙”，这个“一般丙”就是理论实践的“产品”，即真正的知识，而且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划分，即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二分，认为两者之间是根本异质的，这在《读〈资本论〉》中也有一个形象的说明：“正像对糖的认识不再是糖一样”[2]116。理论实践的对象是认识对象(对糖的认识)，而不是现实对象(糖)，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是根本异质的，这正是阿尔都塞不同于黑格尔的一点，而且认为现实对象为认识对象提供了“绝对的参照系”，但这种“参照系”的说明其实在阿尔都塞的整体语境中并未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他更加注重的是“理论实践”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在《读〈资本论〉》中，当他以结构主义的理论视野来审视社会总体结构时，其实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他对于结构主义科学性的寻求。但最难以理解的是，他其实是把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归结为“建立概念”，“概念”占据了《读〈资本论〉》绝对重要的位置，包括为劳动力、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等建立了新的概念，并且援引了“氧气说”的例子，用以表明马克思的突出贡献。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建立概念”何以就是科学的，这也是理解阿尔都塞最为困难的地方(即使他也使用了很鲜明的类比)，造成这种困难的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法国概念哲学的发展这一宏观背景的缺失。
阿尔都塞把生产过程归结为三个要素的结合，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2]191。简言之，劳动过程(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加工劳动对象的过程(这也是斯大林对于生产力的定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劳动者的需要和劳动、劳动对象如土地等、劳动资料如工具等，都是可以量化的，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可计量、平面化、同质性的空间，而且劳动者(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体现在需求的推动和劳动的能动性两方面)，而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从两方面解构了这种关于劳动的唯心主义理解。一方面，马克思充分强调劳动的物质条件，阿尔都塞还援引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3]428劳动必须依赖于现实的物质条件，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520。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强调了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也牵涉出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概念，生产资料的分配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关于生产关系这个区域性结构的论述是阿尔都塞思想中极具理论深度的构境之一。他首先认为“生产关系必然包含着人与物的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还原为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196，这种生产关系的物质性界定显然就是为了拒斥人本主义的思想，因此它也是“反主体主义”的。其次他肯定了“结构就是其功能(作用)”，并借用斯宾诺莎的话：“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2]213这种“结构即功能”的思想是不同于法国一般结构主义思想的(后面会谈到这种区别)。最后，阿尔都塞把生产关系看成是一个区域性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就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功能，而劳动者(人)只是这个功能的承载者，这个结构本身才是功能的分配者和规定者。“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负担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2]202阿尔都塞由此得出了他的真正结论：“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2]202阿尔都塞也正是在这里把他的核心观点“和盘托出”了。传统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这也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就已经批判过的人道主义，而在《读〈资本论〉》中我们看到阿尔都塞从正面阐述了他的生产关系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整个生产关系的区域性结构中，作为生产当事人的“主体”只是一定功能的承载者，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分配才是真正的职能规定者和分配者。简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等这些“看不见的手”才是真正的“主体”。显然这种“主体”就是对于传统哲学主体性的“掏空”，因此也是“反主体主义的”。当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还要复杂得多，他还论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主义思想，认为社会的总体性结构是由经济事实、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区域性结构构成的，各个区域性结构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他的“多元结构决定论”的思想，并认为生产关系的区域性结构在社会总体结构中发挥着“普照的光”的作用。
坦诚而言，对于法国概念哲学发展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本文所做的简单线索的描述和勾勒是远远不够的，本文的简单目的也只是为了大致厘清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思想的动力来源之一，而且这种动力来源依然有着它自身的问题，如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如何沟通的问题、理论实践如何为自身的可靠性提供担保的问题等等。阿尔都塞在后来的《自我批评材料》里也指出：“他们把我们当作结构主义者来批评，而对理论主义却没有涉及。”[1]23阿尔都塞对于结构主义的“反省”，其实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他与结构主义的实质性差别，因此这种“反省”并不是真实的，而他对于自己先前的“理论主义倾向”的“反省”却是深刻和真诚的，即这种“概念论”的路向明显是一种“理论主义的”，但问题是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阿尔都塞的这种倾向。阿尔都塞在1972年也明显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后来也逐渐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政治实践”的研究上了，这也构成了阿尔都塞后期思想的一个大的转向。
三、精神分析的动力性因素
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历史过程的无主体”，而以往的解释多停留在结构主义理论对于主体性和历史性的排斥上，往往忽略了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精神分析维度。阿尔都塞不仅在理论上深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受到精神疾病的反复纠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是很排斥精神分析理论的，而阿尔都塞力排众议，邀请拉康到巴黎高师继续进行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拉康精神分析的重要贡献就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法兰西化了，并添加进了语义学(能指)的要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发现了“无意识”和“潜意识”，这在近代“意识哲学”的大环境下简直就是个“惊天雷”。他对于自我、本我、超我的划分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拉康、阿尔都塞和齐泽克。拉康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他的口号是“回到弗洛伊德”，但他是主张回到成熟时期的弗洛伊德，而且对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并不是很赞同，他所赞同的是弗洛伊德科学结构的三要素，即实践、技术和理论，尤其是理论，拉康为这种“理论”添加进了他的“能指说”。“能指”是索绪尔语言结构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语词的音响形象，与“所指”相对。“所指”是指语词(概念)的含义，这里面有一个细微但很重要的差别必须首先指出来，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指涉外在的对象。由于索绪尔的主要努力在于建构一套自足的语言系统，所以语言符号所指的现实对象并不在他的重点考察范围之内，这一点也与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不同。弗雷格把含义(意义)与指称(对象)区别了开来。罗素认为一个原子命题要有意义(含义)，必须要有一个现实的对象与它对应，否则就是摹状词或没有意义的命题。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的“事态”也要求有一个现实的对象，认为这才是“说得清楚的问题”。由此可见，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其实并没有细致讨论作为音响形象的“能指”，重点讨论的是语词(概念)的意义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而索绪尔的“能指”其实并没有讨论与外在对象的关系，拉康虽然借用了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但他是在扩大化了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能指”实际上包含了语言符号(音响形象)和意义系统，而“所指”更多的是指外部对象。这虽然是个细微的差别，但对于理解拉康、阿尔都塞乃至后来的鲍德里亚都至关重要。拉康借助“能指说”修正了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要考察病人的心理状态就必须借助于病人的语言符号系统，这正是拉康的独特性创造。拉康认为病人的“喃喃自语”其实是病人内在状况的“症候”，只有通过对于“症候”的阅读才能窥探到病人的真实状况，由此也产生了“症候阅读法”。这也正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反复强调的方法论，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联结”：为什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会联结到“能指说”上来？这也与前一节法国概念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有关，法国概念哲学认为语词(概念)的意义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语词(概念)的建立虽然依赖于人的意识的能动性，但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充分的自主性，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自因”。这种“自因说”的意义理论显然就是“无意识的”，而且这些语词(概念)的意义只具有“能指”的意味，并不指涉具体的对象，典型的就是高阶的数学知识。阿尔都塞不断地通过斯宾诺莎来“绕弯”，不断去探究马克思为剩余价值等建立概念的过程，并认为“建立了概念”就是科学的，这显然就是为了达到这种无意识的概念论哲学，因为概念的运动(阿尔都塞本人是用“运行”)是自足的，这显然就构成了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思想养料。但必须指出，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法国概念哲学，都没有指明这种这种概念论路向(理论主义)是如何为自身的真理性提供担保的。
结果表明:组成采用特殊组分单独定量与只按碳数归类数据处理方式获得的组成结果，对烃露点预测值有较大影响。中特殊组分单独定量分析时，计算的烃露点比只按碳数归类时计算的烃露点低，最大偏低值达到6℃左右;而采用特殊组分单独定量时，计算预测值与实际测试值更为接近，两者平均绝对偏差在3.0℃以内，基本能够满足生产上对预测烃露点准确度的要求。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于阿尔都塞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在于他的“主体三界说”。拉康把主体分为“三界”，即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最初的镜像阶段就是想象界，也即婴儿阶段，婴儿最初是通过镜子和他人来认识自己的，而“镜子里”和“他人眼里”的“我”显然不是真实的“我”。这里的“镜子”和“他人”就是“小他者”(The little other)。第二阶段就是“象征界”，这里也带来了“能指说”的出场，当一个人开始真正处于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之中时，他会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象征身份，如父亲、子女、老师等，也自然会承担起与身份相符的责任，这些责任也构成了对于个人的“绑架”。这些身份究其实质也只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但它们的功能就在于能够对进入这些符号系统的“主体”进行“切割”，这就是拉康所说的“符号性切割”。这些符号实际上是没有现实对象的，是“短缺的能指”，但在象征秩序的符号社会中，这种“短缺的能指”恰恰统治着每一个“主体”，这也是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揭示的“能指链的断裂”。个人消费的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不是真实的所指(对象)。拉康和鲍德里亚所揭示的“象征界”其实也就是“大他者”(The big other)，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对每一个主体都发挥着“质询”的作用，这也是拉康影响阿尔都塞的重要一点。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中谈到，“通过主体范畴的作用，总体意识形态把具体的个人召唤或质询为具体的主体。”[9]219显然这种“意识形态大他者”的召唤和质询作用就把个人的主体性完全掏空了。阿尔都塞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其实还有很多，《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列宁和哲学》中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拉康所界定的主体的“第三界”就是“真实界”，拉康认为“真实界”就是“象征界”所遗留下来的“残渣”，但拉康对待“真实界”的态度其实是消极的，也即“不可能的存在之真”，这后来也为齐泽克所继承和发展，他所图绘的意识形态图景是现代人所逃脱不了的命运。相反，阿尔都塞却保留了对于真实界的真诚信念，即对于“现实对象”的划分，他认为“现实对象”为“认识对象”提供了“绝对的参照系”，但阿尔都塞却始终没有给出“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沟通的桥梁。
四、结语与展望
国内学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了对于阿尔都塞的引介和研究，但真正取得实质性推进的还是在新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关于阿尔都塞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认识论基础、问题式、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等等，这也使得我们对于阿尔都塞的了解更加深入了，但这种了解或研究还远远谈不上“完成时”，一方面，他的作品的翻译和发现仍然处于“进行时”；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对于阿尔都塞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还是比较缺乏了解的，比如本文中的法国概念哲学和精神分析维度的缺失，当然也包括他与结构主义的复杂性关系。本文主要探究了阿尔都塞“反主体主义”的三种动力性因素，即隐性结构主义的动力性因素、法国概念哲学的动力性因素、精神分析的动力性因素。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三种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或独立发展起来的。在阿尔都塞理论形成的过程中，这三种因素本身就是彼此交织的，我们也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才单独对这三种因素进行提取和分析，而且“反主体主义”也只构成阿尔都塞的一个“标签”，他还有若干个“标签”，如“反历史主义”“反还原主义”“反经验主义”等等。“反主体主义”这个“标签”的背后也远远不止三个动力性因素，至少还包括了语言学因素、现象学因素等等。我们只是选取了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三个动力性因素来进行分析，这也给其他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其实还有很多新的方向，如晚期“政治实践”的转向研究、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阿尔都塞与新左派关系的研究、阿尔都塞与法国概念哲学的关系研究、阿尔都塞理论中的斯宾诺莎因素研究，乃至六七十年代与结构主义的复杂性关系研究等等，这些都是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课题。也正是在研究阿尔都塞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多种不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理解。因此对于阿尔都塞的研究，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会一直处于“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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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5-0087-06
[收稿日期]2019-06-2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18XKS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弦(1989—)，湖北恩施人，法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王让新(1958—)，河南灵宝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张林祥]
标签：阿尔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概念论文; 哲学论文; 法国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甘肃理论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18XKS007)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