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论语》作为记录孔子言行及孔门活动的语录与作为孔门教材的五经之间的联系没有得到较为实证的关注与研究，然二者之间的文献联系却是进一步研究孔子思想及孔门教学的基本依据，故对《论语》引用五经的相关条目予以收集、整理并提供若干惯例，于孔学发展应有一定助益。
[关键词] 引用 孔子 《论语》 五经
由于标点符号的缺位与修辞学的历史发展，《论语》中的引用与现今汉语中的引用并非全等关系，而自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论语》是形成于战国初期的经过加工的语录体文献，对话中的引用有时并不会特别说明引用出处，而是靠对引用内容的共知性构建一个交际双方都认可的引用语境。在缺失标点符号体系的情况下[1]，记录对话的语录如果没有或不能对引用内容进行诸如“某书云”“某人曰”等加工性注明，一旦脱离了一定的引用语境，读者就难以甄别这类引用。缺乏引用标志、失去一定的共知语境等直接导致《论语》中的某些引用在流传中隐没，这就造成一些言论的发明权发生错位[2]，一些引用情况的资料价值也相应被埋没。其复杂性在于：《论语》中存在三类引用情况。一是直接说明出处的引用，这类情况不存在甄别困难，与现今引用概念正同。二是在《论语》中看不出引用的条目，在另一些文献中被记载为注明出处的引用。三是完全缺失引用标志，但通过文字、文意的比对可发现明显的承袭关系，这类引用较易引发疑议。如有些典籍的成书年代尚在争议之中而无法完全确定为引用关系，有些典籍则可能不是引用源而与《论语》同属引用，尽管引用关系难于确证，但相关资料的收集仍不失意义。总之，本文所论《论语》引用不背离现有引用概念，但重在对引用形式加以补充，即原文与引文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字以上的重复并且意义类同，同时借助对引用概念的进一步限定，将暗引、隐括等间接引用情况排开另作探索，而着力对直引进行辨证，如此便可在缺乏引用标志的情况下通过对文本、文意的比对有效地发掘被忽略的《论语》引用情况[3]。
1 《论语》引用五经的基本事实
据《汉语史语料学》的收集辨证，成书年代早于《论语》的传世典籍计有《尚书》的一些篇目，《诗经》《逸周书》的一些篇目，《周易》古经、《周礼》《穆天子传》《易传》《仪礼》《老子》《孙子》《春秋》[4]，等等。这些典籍与孔子、孔门密切相关的实则只有五种，即《庄子·天运篇》所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中《乐经》散佚已久故不论。治孔学者多以《论语》为第一要书，甚至有“真正可以用来研究孔子学说的，只有《论语》一书”[5]的说法。然《论语》总共不过一万六千多字，若只以《论语》为唯一资料则必将导致“孔夫子变成空夫子”[5]16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孔子学说的文献资料，应首推孔子选择整理并加进自己的见解而形成的六经”[5]161。其实，六经作为孔门的教材与《论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之间并无对立，关联研究似更重要，以《论语》为基础并挖掘其与六经的联系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其直接引用自然最为可靠、意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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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诗》
《论语》中引《诗》共十七处，涉及诗九篇，其中引风诗四篇，引大雅一篇，引小雅两篇，引颂诗两篇；此外，还引有逸诗两句。具体引用诗句如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南容三复白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暴虎冯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深则厉，浅则揭”“思无邪”等；逸诗有“素以为绚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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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书》[6]
《论语》中引《书》共十二处，涉及“书”十一篇，分别是《君陈》《泰誓》《皋陶谟》《咸有一德》《无逸》《旅獒》《周官》《大禹谟》《汤诰》《汤誓》《武成》。“因‘书’在先秦时期的流传处于以“类”相存的形态，篇目与文本并不固定”[7]，而且其成篇多经历了一个“层累”的过程，“故而‘书’类文献的成篇并没有一个‘绝对年代’”[7]150，“一篇‘书’的各章之间，每章的各句之间时代都有可能是不同的”[7]150。故而《论语》引《书》在形式、内容、可靠性上都极为复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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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尚书·周书·君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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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尚书·君陈》)
[按]此例引文与原文文辞差异较大，但确为“书云”无疑。而《尚书》中仅此一例与《论语》所引十分接近，故最为可能是引用源。夏僎《尚书详解》也说：“当时史官录成王之言，有不能尽其本言者，或以意言，故言王若曰也。”[8]这可能是造成两例意同语异的原因。
地震是一种严重影响地基稳定性的自然灾害，地震发生后，在地震荷载的作用下，地基土体会出现松动和变形现象，从而影响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加固地基是增强地基抗震性能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加固处理，可以使地基的抗液化能力显著提升，从而改善地基土体的动力特性。同时，加固后的地基土会产生预震效应，进一步提高了地基的整体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对震害严重的厚软土层，可以采用高压喷射注浆法进行加固处理，当地震发生时，可以使地基保持良好的稳定性。
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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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论语·为政》)
[按]《君陈》篇疑者颇多，学者多认为是东晋晚出[9]。然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中的《缁衣》篇皆见《君陈》，共两条。一条仅存篇名[10]，另一条引有“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之句[10]195，与“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正好是上下句。这虽不能完全证明其作为引用源的可靠性，但已力证篇名与部分内容并非东晋晚出。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尚书·皋陶谟》)
1.3 引《易》
孔子晚年好《易》，且创造性地将《易》由卜筮之书发展为义理之书，《论语》引《易》虽不多，但亦足可窥其创见。《论语·子路》“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出自《易经·恒卦九三爻辞》之“不恒亓德，或承之羞”；《论语·宪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出自《易经·艮》之“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出自《易传·系辞上》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子罕》“雅颂各得其所”，出自《易传·系辞下》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10〕 夏僎.尚书详解(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556
1.4 引《礼》
《论语》中不乏涉礼言说，辨证其引用成分对研究孔子礼言说的继承与新变至关重要。其具体引用条目有：《论语·八佾》“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出自《仪礼·乡射礼》之“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论语·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攫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谵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出自《仪礼·聘礼》之“公劳宾，宾再拜稽首，公苔拜。公劳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苔拜。宾出，公再拜送，宾不顾”；《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出自《仪礼·士相见礼》之“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论语·颜渊》“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根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臼季之言“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来看，此句当是孔子引自古礼经的说法。
1.5 引《春秋》[14]
《春秋》现存一万余字，记事极简，《论语》引其所记亦不多。其一为《论语·公冶长》云“崔子弑齐君”，该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经文记曰“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其二为《论语·宪问》云“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该事见于《左传·哀公十四年》，经文记曰“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2 《论语》引用五经的若干惯例
关于孔子与五经的关系[15]，自汉迄今，聚讼纷纭。但无论是认为孔子整理五经、创作五经还是认为五经并未经孔子改动，都不否认“孔子将其作为教学内容传授给他的众多弟子，从而创立起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儒家学派”[16]，这说明以《论语》引用为据总结其惯例，并进而分析孔门思想与五经关系，其基础文献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2.1 数量分布方面
从直接引用的材料来看，五经在《论语》中皆有反映，然存量不一。其中引《诗经》十七处，分别为引句十二处，称“诗”或举篇名的五处；引《尚书》十二处，分别为引《书》称“书云”两处，提名一处，“引《书》而不举名”[17]的九处(有些尚存疑义)；引《易》四处，分别为引《易经》两处，引《易传·系辞》两处；引《礼》四处，分别为引《仪礼》三处，可能引自古《礼经》的一处；引《春秋》两处。总的来说，《论语》援引《诗经》最多、《尚书》次之、《易》与《礼》又次之，《春秋》最末。有意味的是，《论语》引用五经的数量分布与诗、书、礼、易、春秋等称名排序若合符节，尤其是说理性文字不当随便引诗以为论证，这背后的社会成因可能比较复杂，比如《诗经》识名功能所表征的类语文工具书性质、诗教造成《诗经》文本的极大普及、赋诗言志造成《诗经》文本的广泛性即情即景转用等等，所以孔子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先秦典籍不吝引诗的确不失为一种惯例。
直接引用并不足以代表《论语》与某经的全部联系，还需结合间接引用的情况与经书的产生与发展另作分辨。就间接引用来说，五经被《论语》间接引用的可能性差别较大，且因辨证困难又涉及引用源的可靠性，故对其进行全面整理还需多方努力。以《诗经》与《尚书》为例，因《诗经》的内容与语句有显著特征且便于理解，故而几乎不存在被《论语》暗引、隐括的情况，因此其直接引用数量几乎可以等同于《论语》援引《诗经》的总数量。而《尚书》则复杂得多。试举例如下：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论语·尧曰》)
[按]此处可视为《论语》综括尧典之文意而简言之。
[按]此处可视为《论语》暗引尧典之文，“有天下而不与”即所谓“让于德而弗嗣”。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
尧典：帝曰：“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爱岗敬业是工匠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只有热爱自己岗位和职业的人才能真正用心投入工作之中，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在央视近期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工匠·匠心筑梦》中可以鲜明的看出这些能工巧匠和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的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工作的乐趣，并且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最终获得工作上的成就。他们成为大国工匠不是因为他们天赋异禀，而是因为他们把对职业感性的热爱转化为理性的追求，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工作的价值，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成就自身的价值。因此，只有遵循了爱岗敬业这个基本的要求，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尚书·尧典》)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按]此条引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颇多争议。阎若璩认为，《大禹谟》此句乃后人引道补儒之伪作，是从《荀子·解蔽篇》与《论语·尧曰》中各取部分杂而成之[11]。盖因《荀子·解蔽篇》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之句乃是引自《道经》。前后两句都似有出处，故而阎说颇具影响。然宋代出土的战国鸟书箴铭上却记有“允执厥中”这句话[12]，力证其非后人伪造。因“《尚书》本身，现在还没有发现”[13]，阎说虽不可信但其中问题依然难以确论。
[按]此处可视为《论语》暗引文意，“尧舜其犹病诸”正合“惟帝其难之”。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间接引用十分复杂且颇具价值，甚至可以改变《论语》引用某经的整体情况。就经书的产生与发展来说，五经形成时期不一、进入孔门教学范围的时间亦差距较大，这些因素对引用结果颇具影响。如《易》与《春秋》，前者晚学后者晚出，时间上的劣势直接影响了其在《论语》中的引用数量。可附带说明的是，孔子曾自谓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以上情况似已大体证明，《论语》所载孔子思想可以与五经思想互为发明、印证。
2.2 运用方法方面
《论语》直接引用五经的整体引用体例呈现出“引而称名”者少，“引而不称”者占绝大多数的特点。其称“某书云”的仅有四处，分别是称《诗》两处，称《书》两处。虽然“引而不称”的情况占绝大多数，但向来被疑古派学者怀疑其可靠性[18]。然通过出土文献的参证可知，这种怀疑并无多少可信度。首先，《论语》作为语录体文献虽然经过某种程度的加工，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口语化，故而其呈现出符合对话引用习惯的形式自由的体例特征不足为异。以引《诗》为例，《论语》中引《诗》称“《诗》云”仅有两处，其余的大多数是直接引用诗句或仅提篇名进行阐发或讨论，引用形式灵活。将这种体例特征同上博楚简中的《孔子诗论》与《缁衣》的引《诗》体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孔门语录中的“凡引必称”多是源自后人的加工。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中的引用形式大致可分类如下：一为只提 “诗”以表达某种总体认识，如“诗亡隐志”；二为只提篇名以讨论某一类问题或某一篇诗，如“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十月》善諀言”；三为以“某篇云”接具体诗句的形式进行评析或表达感受，如“《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四为以单引诗句的形式进行评析或表达感受，如“‘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总的来说，《孔子诗论》二十九简无一处见“《诗》云”，大多都是以具体篇目进行阐发，引用形式自由灵活。而《缁衣》篇则每言必称“《诗》云”，其引用形式接近后来“凡《传》中引古典，必曰《诗》云《书》云，正也”[19]的习例。通过三种语录的比较可知，《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引用形式灵活，而《缁衣》篇中处处“凡引必称”则明显是出于后人加工。因此，“引而不称”的灵活体例乃是《论语》口语化与文学性的重要体现而非伪作特征。
纸张图像在主流程中经过处理后，会输出具有缺陷的各个分块中其纸病缺陷位置信息。为了对所有分块阵列进行临时标记，需要先根据分块缺陷坐标信息获取各个分块状态信息。设分块的状态用变量表示，则分块的状态由式(2)决定。
其次，各经出现“引而不称”的体例原因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礼经》在孔子时期尚未形成通行本，其“引而不称”是有现实原因的。《礼记·杂记下》记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由此可见，今本《仪礼》中至少关于士丧礼的内容是与孔子的整理编订密切相关的，故其形成通行本《礼经》的时间至少在孔子晚年以后。《论语》出现“礼”字七十四次，却只有礼义、礼仪、礼制、礼法、礼之用等意义[20]，而没有一处指书名，亦说明《礼经》在孔子时期尚未完全确定。又如《论语》中引《易》亦不称名，但参证其他语录可知，孔门论《易》的引用体例亦呈现出“引而称名”与“引而不称”兼备的灵活形式，《论语》中较为单一只是因其引用总量不多，不足以反映全貌。以帛书《二三子》篇为例，据笔者统计，其中引《易》发论的体例有三类：一为“《易》曰”，共九处；二为“《卦》曰”，共二十二处；三为直接引句，有一处。可见，在《二三子》篇中“引而称名”占了绝大多数，但亦有变例。故如池田知久等疑古学者欲以此为据否认联系、判断伪作实为欠妥。
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传授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以往学界过于执着地辨证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而对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与六经间的联系较为忽视。阐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固然至关重要，然经过两千年的争讼能够确证的认识已经基本定型，无法定论的问题如无新资料的补充，已可谓寸步难行。因此，以《论语》为据探求其与六经的联系，便是一把进一步发掘孔子思想的利器。《论语》与六经的联系确还有许多可挖掘的内容，但我们的眼光绝不应限于《论语》。究其本质而言，《论语》其实是孔门弟子的课堂记录结集，这样的记录并不止《论语》一本，还包括出土文献中的语录、先秦两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等等[21]。以开阔的视野以及更多的语录为基础去挖掘孔子对六经的阐释及其包含的思想，当是一条康庄大道。
注释
〔1〕 我国古代有标点符号，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许多标点符号形体即从旧式标点符号继承而来。但是，我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标点符号系统、没有官方颁行的标点符号用法体系，没有出现引号和冒号这两个重要的引用标志。(袁晖，管锡华，岳方遂著.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278-279.)
〔2〕 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据此可知，“克己复礼为仁”当为孔子引自志书。
〔3〕 补充引用形式并不能较好地适用“引事”的情况，然五经中唯《春秋》以记事为主(《尚书》也有部分以记事为主，然可确定成篇年代的篇目太少，难以进行整体把握)，故可直接作为特例区别对待。因其记事过于简略，故《论语》提到的故事极少可查于《春秋》。倘如此，增加对引用形式的界定进行考察就具有可行性。
〔4〕 高小方，蒋来娣.汉语史语料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5-71
〔5〕 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161
〔6〕 《尚书》分今古文两种，然二者之争至今没有定论，故本文以郭成任《尚书今古文全璧》为本，抛弃今古文之分，意在求全。
〔7〕 程浩.“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D].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1
〔8〕 郭成任.尚书今古文全璧[M].长沙：岳麓书社，2005：283
〔9〕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85
根据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特点及临床表现，其与中医学“痞满”、“嘈杂”等病证范畴，饮食不节、情志不舒、过度劳累等均可导致本病的发生，如平素情志抑郁不舒，致肝气郁结，肝木克脾土，肝郁可导致脾虚，致脾胃虚弱，运化水谷精微能力异常而发病。故在治疗时应注意疏肝解郁、健运脾胃。本研究的中药内服方中，柴胡、郁金、陈皮、枳壳、白芍疏肝柔肝解郁，白术、麦芽、党参、茯苓、炙甘草健运脾胃，砂仁、香附行气消食，瓦楞子制酸止痛，诸药共奏疏肝解郁、健脾和胃之效。而在中脘、足三里等穴位进行艾灸法进行治疗，可有效促进脾胃功能的恢复。综上，中药内服配合艾灸法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效果理想，值得推广。
改革开放初期，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宪法学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学术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以解读宪法文本为主的“注释宪法学”阶段，学理论证能力和思想供给能力不足，系统独立、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种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注重以宪法的法律性来规范现实政治运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宪法学逐渐兴起，学科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开始了初步构建。
〔11〕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44
〔12〕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332
〔13〕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2
〔14〕 本自三传中的《春秋》经文，三传以上海古籍出版的十三经译注系列为底本。
〔15〕 孔门教学以六经为主，故学界实际讨论的是与六经的关系，然因乐经亡佚已久，故可利用、考察的只有五经。
〔16〕 丁鼎.孔子与六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7
〔17〕 陈梦家.尚书通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0
〔18〕 如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曾因《论语》引《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却不称书名，便认定该部分为西汉人伪作。(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38-239.)然帛书《二三子》篇亦记：“《卦》曰：‘不恒亓德，或承之忧，贞蔺。’孔子曰：‘此言小人知善而弗为，攻进而无止……’”故其说实属不妥。(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M].长沙：湖南出版社，1987：354.)
〔19〕 (明)杨慎.丹铅总录笺证[M].王大亨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497
不得不问，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究竟为什么就这么偏爱背诵呢？显然是为了应对考试，或者说是为了方便实用。在背诵这些东西时，我们从来不必怀疑它们是否正确，要是不正确，我们何苦还要背诵它们？总之，我们想要背诵的东西一定是已然经过权威论证了的。记住它们就是以便更好地使用它们。久而久之，这样的学习的确是锻炼了我们的记忆力，但却也因此荒疏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常常，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得相当果断，这恰是由于我们在思考上没那么复杂的缘故。基于此，我们想当然地就将人家哈姆雷特理解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20〕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303
他匆匆赶回老家，父老乡亲们得知，纷纷前来贺喜。在亲朋好友的一片赞扬声中，他的老父亲却严肃地批评了他，指出他工作中的某些失误。
〔21〕 宫云维.孔子与《论语》[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115
ConfuciusandtheFiveClassicsintheViewof“Citing”——TakingTheAnalectsofConfuciusastheCenter
YinJialiTangHuiXuSuping
[Abstract]As a record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Confucius，TheAnalectsofConfucius also records the activities of Confucius’ disciples.However，its rela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which i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Confucius，has not received relatively empirical attention and research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However，the literature link between the two is the basis to further study the ideas of Confucius and the teaching of his disciples.Hence，collecting，collating the relevant articles and providing a number of examples where TheAnalectsofConfucius cited the five classics will do great help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Citation; Confucius; TheAnalectsofConfucius;The Five Classics
[中图分类号]G256：I207.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尹佳丽(1995-)，女，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唐辉(1962-)，男，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徐素平(1993-)，女，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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