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认同何以可能”的反问在阐述中转化为对“认同建构何以可能”的逻辑演绎和方法分析。在逻辑演绎中，认同这种心理机制和关系模式，在单个认同主体或可供认同的单一对象和内容方面，是没有疑义的。在多个认同主体之间或可供认同的多个对象和内容方面，由于认同不具备协调多元差异的能力，矛盾在此初现端倪。在方法分析上，随着主体视角的引入，认同建构较大可能呈现出的是对待差异的工具化、对立化、本质化倾向和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态度，这使得多个认同主体或可供认同的多个对象和内容之间走向了诸神的混战。在谋求认同的普遍诉求和普遍存在的认同危机的背景下，不能因为认同的逻辑弊端，便回避或对其无动于衷，但也应有所注意。
关键词认同 危机与建构 逻辑 方法
在当下，认同已经成为一个较难回避又不易清晰把握、裹挟太多问题并具有重大理论关切和明确实践倾向的复杂概念。对此，本文试图走出认同“如其所是”和“如其所能”的理解惯性，用一种前提性、批判性、功能性的审视，用“何以可能”的发问方式，对认同的逻辑机制、视角偏好及其可能性倾向进行考察。本文的思路是，首先界定认同概念的一般含义，确立从认同危机与建构的角度切入议题的合理性，然后由认同本身所蕴含的同一性逻辑过渡到认同建构的逻辑演绎和方法分析，反思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问题。
问题的切入：从认同危机到认同建构
从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发，谋求认同便在人的自我认知、心理动机、行为逻辑和社会活动等方面持续地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样看来，即便如一些学者将“认同”或“identity”术语评价为“难以琢磨”“陈词滥调”“用法随意”或“大量讨论互不连贯”①，但只要我们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出发，或者，从“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普遍意义上进行理解②，不难看出，以认同概念为起点的逻辑链和问题网大抵是清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认同作为“人得以现实存在的基本属性”③，无论是将其理解为“人类行为与动力的持久源泉”④，抑或理解为“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为承诺”⑤，它所指向的始终是人们在生存与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有着正面作用或价值的心理机制、观念倾向、主观态度和关系模式。
虽然认同概念可以洞开很多研究向度并连接很多社会议题，但它的逻辑进路和实践诉求是比较明确的，即认同主体通过解构、建构乃至重构某种认同，一方面，使个体获得一定的可供信赖、依循的行动指南、意义图景或文化内涵，从而为其自我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提供合理性依据和充沛的动力；另一方面，使共同体获得一定的凝聚力、稳定性和生命力，为其文化身份或共同意志的凸显提供可靠的论证，使其既显露出现实意义和勃勃生机，又切实地作用于共同体中的个体成员，规范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并得到他们在实践中的维护。这两个方面的综合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改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增强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由此创造出安全稳定的因子与和谐幸福的增量。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认同是偏向褒义且有着公共善的取向。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认同这个缺乏精确性和规范性的概念是否就能“如其所是”地“如其所能”？它是否必然意味着拥有与其学术价值相称的现实价值或社会价值？或者说，它是否有着与其诉求、旨趣相匹配的容量和载荷？要回答这些并非全然是虚妄的追问，合乎逻辑的方式至少有三种：其一是缩小考察范围，将反思的合理性限定在某一具体问题之中，如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其二是进入认同概念的思想史，进行从源到流的梳理；其三是回顾认同出场的历史，进行历史线索的梳理。比较之下，第一种方式背离了我们的初衷；第二种方式根据已有的研究、认同概念使用的碎片化以及研究的孤岛化景象，似乎也很难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三种则相对而言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自认同术语出场伊始，围绕它的全部讨论都无法背离一个能够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切入角度和整体把握的大背景，这就是认同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认同逻辑具有驾驭最高级认同的潜力，但在比较级即协调多元差异方面却存在着视角上的缺陷，这其中若隐若现的矛盾端倪便向我们发出了转换视角的要求，即从认识上的逻辑演绎转向方法上的分析。这正如我们一直所使用的“建构主体”的表述那样，举凡建构，必然有主体的身影。无主体的建构，或将主体的行为逻辑排除在认同建构的逻辑之外，就会导致对认同建构的抽象理解，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知道，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类主体意识的孱弱，个体地位的卑微，生活和交往范围的狭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落后等原因，认同问题是隐而不发、存而不论的。如泰勒所言，彼时的人们并非“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⑥。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人类主体地位和个体独立性的逐步确立，王冠坠地，神像坍塌，启蒙和祛魅使人从旧体系、旧思维中挣出，政治解放、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带来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由性，使稳态社会中固有的那些价值规范以及由此衍生的结构性的东西(如等级身份制度)失去了合理的约束力和存在的合法性，人们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并非全无代价。背对着前现代社会桎梏的残骸，人们在拥抱新生事物之余，发现自己所迎接的，竟然是一个以资本和权力为主宰，以分工和科层为架构，以货币和利益为中介，以社会的机械化和原子化为特征，以同质化和差异化矛盾为动力机制的庞大的陌生世界。面对多元交锋、生存竞争的挤压和纷至沓来的各种现代性体验，人们获得了自由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挣脱了传统共同体的钳制同时又失去传统共同体的庇护，因而现代个体在哪个坐标上定义自己，以何种价值安置身心，用什么方式为自我正名，从哪个共同体中获得慰藉……一言以蔽之，个体如何进行自我确认并完善自我的存在，建立在个体基础上同时又反作用于个体的共同体如何维持自身的存续并不断证成自身，就成为摆在绝大多数个体和共同体面前的一个长盛不衰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危机”这个似乎有些耸人听闻的名词并不意味着“危险”甚或“灾难”。鲍曼认为：“危机”是一种隐喻，它“唤起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一种难以决断、举棋不定、一触即发的状态，对事物运动方向之茫然无知，且无力将事物推向其希望的方向”⑦。认同危机不同于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它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表现上的隐匿性、观测上的滞后性、应对和解决上的长期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认同危机类似于处在板块交汇处的大地，可以长久地稳若磐石，但一旦地底发生肉眼不易察觉的碰撞，它就会在某个难以预料的时刻或地方释放出破坏的能量。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 刘春旭，丁 鹏（5．22）
矛盾的端倪：认同建构的逻辑演绎
同一性是认同的基础，全部认同行为源源不断地建构和阶段性的完成都以同一性逻辑为基本前提。同一性逻辑本身以同一与差异的关系为基本内容，其丰富性预示着认同的建构亦有着丰富的可能性。
首先，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哲学基本范畴，经历了哲学史上本体论、现象学、语用学的先后阐释，同一性问题在认识上已经达到了极其精微的程度。不过，就更为契合客观世界而论，黑格尔在逻辑学意义上对同一性的辩证理解，要更具借鉴的优先性。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的“本质论”篇指出：“本质只是自身联系，不过不是直接的，而是反思的自身联系，亦即自身同一”，“这种同一，就其坚持同一，脱离差别来说，只是形式的或知性的同一”。⑧“对于同一的真正意义加以正确的了解，乃是异常重要之事。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把同一单纯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⑨可见，“形式的或知性的同一”或“抽象的同一”只存在于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中，而包含着差异、对立、矛盾的辩证同一或具体的同一才是客观世界的构成与认识原则。质言之，同一是基于差异的同一，差异是基于同一的差异，“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⑩。
其次，不论认同建构主体是个体还是共同体，二者主体性的前提总是基于实在的同一性(real identity)。所谓实在的同一性，我国学者伍庆的理解是：“存在自身在历时性演进中的同一性，存在作为实体在本质上保持同一，而在偶性上发生变化。”其实，如果不限定在黑格尔的视域内，“本质上保持同一”并非真正严谨的表述。“本质”一词的本体论意蕴往往含有终极还原和寻求刚性同一性的冲动。不过，归根结底，实在的同一性就是变中的不变。例如个体在时间的流逝中，虽然容貌、心性皆判若两人，但个体总是表现为同一个体而非其他个体。共同体的情况要相对复杂，但原理也是如此，一个共同体作为特定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可能历经千百年依然具有感召力，这样，即使该共同体的成员早已历史地变换了，我们仍可以认为它由于保持了实在的同一性而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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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基在实在同一性之上的逻辑同一性(logical identity)，是认同得以可能的基本逻辑，也是不同主体得以完成各自认同建构的基本逻辑。所谓逻辑同一性，我们可以采用“种”和“属”的方式进行较为直观的言说。同类事物所包含的诸多个体之所以被归为同类，必然具有被当作特定衡量标准的某一共有属性，这种共有属性即相当于“种”的同一性；个体之间在各自属性上的差异即相当于“属”的差异。如此，由逻辑同一性决定的认同建构的基本规律，概要地说，就是“种”的同一统摄着“属”的差异，即作为衡量标准的同一性要素统摄、涵盖着不作为衡量标准的差异性要素。当然，这里所谓的规律并非兀然独立的，在社会认同中，它的展开机制其实已经由“identity”的一般含义所揭示：“同一性”以“身份”为载体，“身份”——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实在的还是精神的——是建构“认同”的前提。由于可被作为衡量标准的属性即身份的界定方式和来源几乎无限多样，不同认同主体作为每一种具体身份的拥有者、扮演者或遭遇者，也是每一种相应认同的现实或潜在承担者，在交错纵横的身份丛中，寻觅和建构着各自的认同。
其三，第二种可能的关系状态发展到极端就可能出现第三种关系状态即绝对同一与绝对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相同是因为“我们”与“非我们”的绝对不同，“非我们”与“我们”的不同使“我们”之间绝对相同。如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邪教等，它们都是以绝对同一与绝对差异的互证来彰显自己。如是，一方面，由此在不同主体或对象之间呈现出的就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引导下的毁灭式关系；另一方面，严格来说，此时的“认同”已经不再是认同，也无所谓不认同，因为它已经在逻辑上走出了同一性，并通过绑架共同体内部成员的方式而走向了邪恶。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推论：
其二，始终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用一种公共善的尺度作为不同认同主体或可供认同的对象和内容的衡量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简单来说就是要警惕谋求认同的热情转化为党同伐异的激情。
其二，上述推演为每一个认同主体在较高级“种”的同一性上提供了相互结合、彼此认同的条件，又在“属”的有差异的比较级上提供了各安其分、各行其是的条件。但同时，由于“种”之间的差序结构包含着认同建构的基本规律，这就意味着：(1)认同主体通过某一层级中的“种”的同一的证成，相应地也就遮盖了本层级所包含的“属差”；(2)随着更高一级的、新的“种”的同一的再次证成，相应地，原来级的“种”之间的差异被遮盖了；(3)相对于更高一级的“种”的同一性，原来的“种差”表现为新的“属差”，并与原来层级、现在层级以及今后更高层级的全部“属差”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张力场。这个引力场实际上只是被一种近乎刚性的同一性力量所牵引，机械地向最高层级运动着，而这其中由各种“种差”或“属差”汇成的矛盾张力，似乎只是用一种更换布景板的方式被遮蔽或消弭了。如此，不同“种”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最高级上相对有限”，就等于只是保证了一种底线意识；在“比较级上近乎无限”，意味着繁多的差异不曾消失而只是被回避或忽略了。这样，演绎就需要再进一步。
这其中，“底线意识”意味着只要最高级意义上的“种”是成立的，就会在“类”的意义上奠定同一性的大前提。如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置于人的“本质”尺度下，那么只要认同主体是现代的、理性的并且认同诸如“人视自己为人，并视他人为人”的基本道德命题，认同在概念潜力、理论容量方面，便具有驾驭最高级问题的能力。现代社会的法治基础就是确认人格上的平等，亦即只要是人，就平等地享有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反对国家根据种族、信仰等差别而有区别地对待自己的国民。
“差异不曾消失而只是被遮蔽或忽略”意味着从最低到最高的中间层级或从微观到宏观的中观层面，由逻辑同一性演绎出的认同建构的规律和结构，并不具备化解由差异带来的潜在对立、矛盾的机制。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人的身份认同往往表现出多重化、重叠化特征。例如，我是一个“男人”，可与其他一切男人归为一个“种”，我又是一个“工人”，与其他工人属于一个种，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和所有社会主义者同种，等等。总之，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体系中通常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有多重身份，这就使身份认同出现混杂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身份认同的多重化并不一定导致认同主体自身的混乱，因为在不同的交往领域，他会把自己的不同身份很自然地分配给不同的角色要求。但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这种情况又会导致角色混乱。例如一个“官员”因其地位优越，而常常把官员的身份不适当地用于各种交往场合，好像在任何一个场合，他都可以是颐指气使的“官员”。某些共同体，也可能因为经济实力、科技发达等因素，而自认为在任何方面都高于其他共同体。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身份错位和角色混乱，甚至在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引发矛盾和冲突。
由此看来，逻辑演绎无法生长出消除差异的伦理规定性，在这个合乎规律的结构运动中，潜在的对立、矛盾的解决只是由辩证思维下的逻辑同一性抽象地实现的，而并没有规范性或第三方力量介入的余地。逻辑演绎到这里似乎已经显示出认同这种心理机制和关系模式所内蕴的视角局限，即它对于单一主体或可供认同的单一对象和内容而言，是没有疑义的。只要一种具有辨识度的属性要素可以被找出，便随之有相应的同一性产生，并且这种同一性一经确立，就会被纳入认同建构的结构性运动轨迹中，实现结构秩序的有序和结构序列的稳定。但对于多个主体或可供认同的多个对象和内容而言，由于认同建构的结构在此时只是表现为一种抽象模型，这就使得即便在最高级的逻辑同一性的牵引下，繁多的比较级上的差异依然存在着可能的紧张关系和丰富的表现形态，如底线意识无法通过模式化的方式找到进入现实的通道，从而认同建构的结构性运动无法实现有效的运转。
悖论的产生：认同建构的方法分析
何为认同危机？笼统地说，当人们的历史感、归属感、意义感、身份感等自我体认和社会认知出现矛盾或紊乱，并作为一个严肃问题被普遍感知和提出时，这种现象的成因、表现、过程及其结果其实都可以用“危机”一词来加以概括。历史地看，认同危机不外乎一种主体间的和主体主观层面的持续紧张状态，它与认同问题的出场，与现代性危机有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步性和内容上的同构性。其根源是在现代性的总体视域下，人的生存境遇与个体权利地位、社会整合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的震荡。
在方法论领域，黑格尔式的同一性逻辑将暂时隐退，尽管这种理解可以作为客观世界的构成原则、人的认识原则和思维的规律来理解，但无论是“原则”，还是“规律”，它们只是建构方法得以展开的前提，只能决定着建构方法的普遍性维度。除此之外，建构方法还必须同建构主体的特殊性相联系，必须考虑建构主体的个体性、特殊属性、特殊境遇和特殊条件，同时也必须考虑不同建构主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建构方法必然体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及同一与差异之间的丰富关系可能预示着认同建构有着丰富的可能。这种“丰富的可能”，源于把一直受纯粹抽象演绎压抑的主体视角以及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的伦理道德规范引入认同建构中。
观察组:健康教育护理。一般来说,新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会使得病人出现抑郁,内心担心甚至害怕治疗的结果,病人产生不良的心理情绪,会严重影响病人自身的康复。因此,护理人员必须及时与患者沟通,给患者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尽可能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消除患者内心的顾虑,使患者树立治疗的信心。同时,告知患者有关新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知识,让患者和患者家属能够对新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了解,使患者和家属能够做一些预防措施。
首先，在理性思维的辩证理解中，不同主体或对象对“我”的认识与对“我们”的确证与彰显，可以确立相对同一与相对差异的指导原则。在最高级同一性上彼此认同，如认同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并同样以幸福为生活追求，认同我们作为“人”平等地享受各种人格权利等，同时在比较级问题上相互正视彼此之间有着历史、文化、价值、信仰、喜好等方面的差异。在行为上，一方面，通过学习、劳动、创造、发明等积极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可供认同的同一属性来源；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主体保持相互尊重甚至欣赏差异的态度，对彼此间的差异抱有不偏不倚的友善和好奇，从而在结果上，呈现出一种友好型的关系，消解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这无疑是我们所期望的关系状态。
其二，在现实世界中，相对同一和相对差异的出现只是一种可能。不同主体或对象在不同的境遇下，天然具有不同的方法偏好，即便伦理道德规范在此时已经介入，但它们本身不是抽象的规则，而是有着具体的应用范围并起着“应然”作用的软性约束机制。这样，在“实然”的具体展开中，就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关系状态，即相对同一与绝对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主体或对象正视“我(们)”之间的不同，并以一种硬化边界、将差异本质化的方法来确认“我(们)”并以此区分“我(们)”和“非我(们)”。此时，“我(们)”与“非我(们)”之间的不同不再是相对同一与相对差异下的“相对而言”，而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如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东西方关系，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宗派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以及所谓的“圈子文化”“利益集团”等。由此在不同主体或对象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冷战思维引导下的对抗式关系。
②加强新技术应用推广。一是利用3S技术将全市划分为1 085条小流域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基本单元，实现小流域按不同流域等级管理。二是针对农村污水排放特点，研究和开发了曝气生物滤池、膜生物反应器（MBR）等7种经济可行的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三是根据山区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研究厨余垃圾堆肥技术，将分类收集的农村厨余垃圾沤制有机肥回用于农田。四是研制北京市土壤侵蚀模型，实现了全市土壤侵蚀的定量预测。五是引入欧盟水框架指令和近自然治理理念，开展小型水体生态修复示范。六是通过抗旱、耐寒、耐贫瘠及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试验，筛选8种生态草种，研究3种库滨带建植模式。
大理居民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徐弘扬，杜小珊，杨锡彤，马 蓉，王光明（63）
其四，还有可能出现的第四种关系状态就是绝对同一与相对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主体或对象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彼此间的相安无事，并主要致力于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或在同一认同对象或内容上确立“我们”的绝对相同。这种情况多体现在极端依附关系、极端民族主义控制下的共同体内部。由此在不同主体或对象之间呈现出的就是内部专制和外部冷漠的关系。事实上，走向了绝对就走向了荒谬，因而它与第三种关系状态，已经相去不远了。
（iv）通过加权集结算子将子组Ey（y=1，2，…，r）群决策矩阵1，2，…，n，y=1，2，…，r）转化为组E 群决策矩阵D=（dij）m×（ni=1，2，...，m，j=1，2，…，n，y=1，2，…，r），其中…，n，y=1，2，…，r）。
此外，还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状态，即上述几种情况相互混杂，在不同问题上各有不同体现。例如一个种族主义者既是某一“利益集团”的成员，也是家庭生活中的暴君，并业余喜欢轻音乐，同时慷慨支持两只球队等等。可见，这种混杂本身意味着不同认同主体或可供认同的不同对象和内容，在现实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复杂的多线进程的状态。其总体上表现为在对待同一上，不同主体依然遵循认同建构的基本规律，即选择某一可作为衡量标准的特定属性来确立“我(们)”的同一关系；在对待差异上，不同主体面对近乎无限的、作为与“我(们)”相对应的“非我(们)”，除了“正视”“平视”，还有“俯视”“仰视”“斜视”“仇视”“蔑视”“鄙视”等视角选择；除了尊重或欣赏差异，还有制造差异、排斥差异、同化差异、消灭差异等灵活的方法选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逻辑演绎阶段，认同只是不具备协调多元差异的机制，只是一种功能性的缺失，那么随着主体视角的引入，由于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有限，反而会出现对多元差异的工具化、对立化、本质化倾向和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态度。在这里，“实然”与“应然”、主体与主体、部分效果与整体结果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而这种裂痕的存在，不仅意味着认同所创造的“安全与稳定的因子、和谐与幸福的增量”仅止步于有限范围或领域；在其他地方，可能会由于不同主体或对象之间的相互颉颃、倾轧而转化为破坏的因子和危机的增量。至此，我们对“认同建构何以可能”的追问，从而也是对“认同何以可能”的追问，似乎不得不以悲观的论调告终，即它们当然“可能”，但如果没有认识自觉或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觉、价值自觉，这种心理机制和关系模式在最终结果上导致的将是一种诸神之战的混乱局面。
曹卫东教授曾经明确指出，认同概念源于心理学上的个人主义假设因而有着挥之不去的原子主义意蕴。“‘认同’概念不仅鼓励了多元文化和差异性条件下的平等，也鼓励了分裂主义的盛行。或者说，从本质上讲，‘认同’概念就是一个分裂主义概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观点的深刻，但也不应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曹卫东教授简略的概括、历史性的理解和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欣赏，使他暂时忘记了认同的普遍存在、积极意义及其现实作用。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理性有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就对理性悲观，我们对认同何以可能的反思，仍然是要在明晰其弊端的情况下，肯定人们之间甚至是人类共同体视域下的积极关系存在的可能，并对之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至于其弊端是否需要其他概念如承认、共识来矫正，这又是另一个需要认真研判的大问题。
Wang等[3]使用蝙蝠算法(Bat Algorithm, BA)解决了无人战斗机(Uninhabited Combat Air Vehicle, UCAV)的二维路径优化问题，并通过实验与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算法等其他方法比较，验证了BA的有效性；Zhu等[4]提出使用自组织图和速度合成法对在水下工作区域内的无人潜艇进行三维路径规划，实现潜艇在海洋动态潮流下的任务路径最短；陈家照等[5]提出一种基于改进PSO算法的三维空间路径规划，通过PSO算法将三维路径规划问题转化为二维空间上的路径规划问题,从而解决飞行器的三维路径规划问题。
综上，我们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
情况 2.1 B2中至少有一个子集是Y中顶点的色集合,不妨设为{1,2,3}。由{1,2,3}是Y中顶点的色集合,可得:1,C(ui), i=1,2,…,10,则每个C(ui)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1,2},{1,2,3},{1,2,4},{1,2,5},{1,2,3,4},{1,2,3,5},{1,2,4,5},{1,2,3,4,5},得出矛盾。
其一，如前文所言，任何一种属性要素只要能够被确认为是普遍的要素，相应的认同就有实现的可能。认同与实践的紧密关联要求我们应当始终秉持求同存异、求同尊异的原则，并对任何极端主义言论和行为保持警惕。
其一，由于作为“特定衡量标准的属性”之“特定”，在界定方式和来源上近乎无限，那么用纯粹抽象的眼光来看，统摄着“属”的全部“种”——即那些可供认同的全部对象和内容，便会呈现为一个关于“种”的大集合。在这个大集合内部，作为集合要素的“种”本身也存在着具体的同一与差异、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是，大集合内的集合元素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会在不同的元素之间形成新的“种属”关系，即高一级的、新的“种”的同一统摄着较低一级的“种”的差异，继而仍然表现为“种”的同一统摄着“属”的差异。例如，“生物”作为较高一级的“种”统摄着作为“动物”和“植物”两个较低一级的“属”，而“动物”又作为较低一级的“种”统摄着“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两个更低一级的“属”。如果我们用纯粹抽象的眼光来看，这个过程将会不断重复，大集合套着小集合，更大的集合套着大集合，从而总体上呈现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差序结构，或者说涟漪结构，直到这个过程抵达某些最为一般的哲学范畴。由此，我们便可以从认同建构的基本规律，推演出可供认同的全部对象和内容所构成的大集合的内部关系结构，即它们在最高级上相对有限，在比较级上近乎无限。
找准功能定位，是优化预备役部队功能结构的关键环节。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预备役部队中除极少量海军、空军、火箭军部（分）队外，绝大部分是结合现役部队几次精简整编所改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基本上是“现役有啥我有啥、现役干啥我干啥”。同时，由于陆军预备役部队的组织领导长期归属省军区系统，与民兵组织的人员构成和编兵主体大致相同，又都依赖于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客观上造成了与民兵组织职能任务、编组方式、工作方法、动员使用等方面的相互混淆，使预备役部队没有自身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建设目标。当前，定位预备役部队的功能，应以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以联合作战任务为牵引，突出核心职能。
其三，在目前世界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构成单元的前提下，不能对谋求广泛认同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同时也要警惕我们关于底线意识的乐观演绎，防止它由统摄最高级问题的能力蜕变为纯粹意识形态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问题的发问方式决定着答案的方向，认同危机的应对之策就在于认同建构。一般说来，认同建构，就是身份、价值和意义的建构，它主要凭借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方法，间或借助传媒营销和符号学的方法，用实在的共同体或精神的共同体的伦理功能，拉近人们日渐疏远的距离，将人们整合成某种集体力量，抗衡未知的风险，消融或缓解堆积在个体一端的生存压力。作为多种压力之下的应激反应，认同危机与认同建构互为表里，内在地包含着因果逻辑的自然展开。对此，除了对建构的主体、内容、形式等作出具体考察，本无太多前提性批判的必要。但正如前文所述，既然认同概念存在着前提性批判的空间，那么有关认同建构的逻辑和方法，便成为需要着力考察和可能会取得认识上的进展的地方。这样，我们对“认同何以可能”的反思，就随着对认同问题理解的深入，转换为对“认同建构何以可能”的反思。
①[美]菲利普·格里森：《界定identity：语意史的考察》，载李义天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35页。
三是做大水利投融资平台。省政府成立了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50亿元，主要由省财政注资，采取多元投资方式，省水利厅管理为主，通过市场融资，解决湖南省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的问题。各市县水利投融资平台通过财政注入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土地储备等方式，融资90亿元。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4页。
③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④张汝伦：《经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苗药杆努尽烟对慢性支气管炎大鼠肺 组织TLR4及TNF-α表达的影响 … …… 胡欣，等(12):1386
⑤方文：《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⑥[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⑦[英]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洪涛、周顺、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⑧⑨⑩[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重印版，第248、250、255页。
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曹卫东：《从“认同”到“承认”》，《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赵栋，1990年生，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阎孟伟，1953年生，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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