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一些农村酒席泛滥、人情成灾、大操大办、烂俗表演、孝道衰弱等陈规陋习和不良社会风气，既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加剧了农村乡风文明的衰败。推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重视看得见的因素，也要重视看不见的文化因素，通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制定约束性强的措施以治理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
【关键词】人情酒席 天价彩礼 移风易俗 乡风文明
当前，一些农村“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盛行”的问题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易导致农民致贫返贫，还会造成农村社会关系功利化和情感关系市场化，加剧农村风气的衰败和民俗文化的异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和鼓励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文件首次聚焦农村“移风易俗”引发广泛关注。
推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重视看得见的因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也要重视看不见的文化因素，弘扬农村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
移风易俗成效显著，人情酒席、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治理
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不能内生规则，而原有的文化和规范相对脆弱，很容易在外界不良风气和行为的冲击下被肢解。一旦文明的乡风被破坏，就难以自我恢复、自我净化，需要外部权威性的规则介入进行规范重塑和文化重整。这就需要基层组织制定相关规范，群众性自治组织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所以，基层党委政府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功治理陈规陋习和不文明现象的典型案例如下。
人情酒席：从泛滥到规范。在江汉平原、湖北、贵州、重庆、湘北、东北等地农村，出现了人情泛滥、酒席成灾现象。农民受累于人情礼金，每年有近一半的家庭收入用于人情酒席。农民不断地被卷进办酒席的漩涡当中，他们没事找事办酒席：母猪下崽要办酒席、给祖先树碑要办酒席、建一层楼办一次酒席，一年内每个儿子给父母办一次寿酒、甚至坐牢出狱也要办酒席庆祝一下，实在找不到理由办酒席就整“无事酒”。人情泛滥已使这些地方的农民苦不堪言，但是当地社会又不能自行组织起来扭转这种风气。于是，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为了回应农民的迫切需求“出手了”。比如，在湖北某农村，2017年市政府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只有婚丧嫁娶和建房才可以办酒席，其余事项皆严禁办酒席。党员干部办酒席要报备，随意办酒席则会受到党纪处分。通过一年的整治，该农村人情酒席泛滥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风气为之一新，受访农民皆欢欣鼓舞，对政府的整治表示欢迎和赞赏。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由州政府出台相关规范，规定只有少数事项能办酒席，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当地办酒席的次数，让外出打工的农民可以安心在外打工，无需多次返乡吃酒。湖北恩施农村也做过类似的运动式治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婚姻彩礼：从“天价”到合理区间。调查发现，在秦岭淮河以北农村，以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成本非常之高，光彩礼一项就涨到了20万元，在有的地区接近30万元，这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脱贫攻坚蒙上了阴影。这些农村地区有“一婚十年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婚回到解放前”等说法。农民有强烈的呼声要求政府进行治理。在宁夏、甘肃、河南等地农村，在民政部门的引导下对天价彩礼问题进行了整治、规范和引导。宁夏某县规定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要主动向纪委打报告，鼓励不收彩礼或者收彩礼不得高于3万元，收随礼金每人次不超过500元，宴请宾客不超过100人。该县还举办“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集中培训会，对移风易俗工作进行专题辅导，组织红白理事会成员观摩学习，还将移风易俗纳入“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讲习内容，聘请移风易俗光荣户、优秀红白理事会成员等为群众现身说法。该县开展讲习活动800余场次，受众人数达到9万多人次，推动形成移风易俗共识。山东某镇将镇内规模较大、信誉度较好的婚庆公司、酒店、喜铺、家电经营店、装修公司等纳入镇红事理事会，统一授牌管理，在服务场所公示喜事新办规章制度，供服务对象监督。
社会情绪：从逆向到积极。调查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在搞公共基础建设过程中，总有人出来无理阻挠，找基层组织的麻烦，给基层组织的工作“添堵”。基层组织为了顺利完成工程、不把事情闹大，往往通过输送利益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的结果是，基层组织越怕出事，农民就越要闹事，越要以闹谋利，使得事情越来越难办，办事成本越来越高。普通农民在看到有人阻挠基层组织工作时，不仅不谴责和阻止，反而认为阻挠基层干部工作的人是英雄，给予赞赏，从而造成示范效应。后经过县市严格整治，既惩处“花钱买平安”的行为，也对“以闹谋利”的行为进行制裁，并大规模下派基层干部驻村，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加深与农民的联系，局面很快得到好转。农民跟政府的心近了，对“以闹谋利”的人痛恶了。农民的行为和观念改变了，农村社会情绪从消极、逆向情绪向积极情绪转变，党群干群关系也改善了。
电诈之乡：从盲目认可到规范治理。某县原是“电信诈骗之乡”，该县某乡的农民最早于10年前搞“电诈”，其后该风气向其他乡镇扩散，其中某镇受波及最严重。“电诈”主要通过亲朋好友传帮带进行扩散，犯罪团伙也以亲密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同时，最先搞“电诈”的人通过炫耀性消费，如买豪车，牌桌上“一掷千金”等，对家族内或同圈子的年轻人造成了压力，形成了不良示范效应。当地年轻人在家里搞“电诈”，父母都是知情者。少数父母为了改善家庭条件，纵容子女去违法犯罪。大多数父母最开始是反对的，后来孩子挣到钱，“把几万元往桌上一放”，父母也就默许了。村庄社会对“电诈”的态度也去污名化，那些搞“电诈”挣到钱的人被冠之以“有头脑”“有能耐”。该县电信诈骗泛滥成灾，一些乡镇百分之八九十的年轻人从事“电诈”，成为臭名远扬的“电诈之乡”，被公安部公开点名通报。2018年上半年该县通过将公安部门的专门工作与基层党委政府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电信诈骗整治工作。经过半年的整治，治理效果明显。截止到2018年7月，所有“电诈”人员已收手，在逃嫌疑人中大部分也已归案。通过密集的宣传教育工作，普通农民也认识到电信诈骗是犯法和违反道德的行为，针对电信诈骗的舆论和社会风气从之前认可、羡慕转变为鄙视和憎恶，铲除了电信诈骗的土壤。
继续整治人情整酒、彩礼攀比、烂俗表演、不养老不孝顺等不良社会风气
中耳炎患者出现意识障碍，表明感染已蔓延到颅内，颅内并发症外科干预十分重要，因为中耳骨性结构不利于局部引流，细菌生物膜形成[8]，对抗生素和宿主免疫机制产生影响。本例患者发病初期即表现为昏迷，及时进行了乳突、鼓室的病灶清除及开放引流，为下一步的有效治疗创造了条件。
一是继续整治人情整酒风。人情泛滥、整酒成风既让农民深恶痛绝，也严重降低了地方社会的乡风文明程度，使得原本温情脉脉、互帮互助的人情变成敛财手段，进而使得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金钱化、功利化、理性化乃至低俗化。若农民在人情方面变得相互计较、相互算计、相互不要脸面，那么在其他方面也就更可能丧失底线和原则，农村社会就会不断地萎靡堕落。所以，基层党委政府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对人情整酒风的整治改造农村社会关系，重塑农村人情及其社会关系的伦理内涵。
二是继续整治彩礼攀比风。农村婚姻彩礼之所以会不断攀升，除了与男女性别比失衡有关系外，还与农村内部男方家庭之间、女方家庭之间在彩礼上的攀比有关系。彩礼越高，说明农民家庭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农民为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就会调动所有资源都投入其中，而忽略了其他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具有归属意义的村庄人际关系、具有规范意义的伦理道德等。通过在不同地区整治彩礼攀比之风，不仅可以降低农民的婚姻负担，还能够抑制农民之间的恶性竞争，使村庄社会关系回到互助合作、相互提携和相互体谅。
正常大鼠在清醒状态下，尾部收缩压在110～120 mmHg，形成HCHF的大鼠尾部收缩压在150～180 mmHg（1 mmHg＝0.133 kPa），且会出现团聚、活动及饮食减少、呼吸减弱且短促、口鼻有分泌物等现象。术后4周共成活72只大鼠，45只满足造模要求。
盖碗茶具的出现与饮茶习俗的变化发展密不可分，是在中国古代茶具积淀之上形成的，符合中国茶事美学与实用的茶具。如今，仍以其独特的人文属性及灵活可变的功能形制，在现代茶事活动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类茶具。在茶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概念厘清及发展梳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础日粮参照地方标准《DB43/T 869—2014临武鸭营养需要》[8]中临武鸭生长前期营养需要，选用玉米、豆粕、次粉等原料配制，各组日粮营养水平保持一致，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1。试验日粮由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饲料厂生产。
三是着手整治烂俗表演风。在河南、皖北、苏北、河北、鲁西等地的农村，红白喜事上的歌舞表演有不断“恶俗化”“低俗化”倾向，甚至在丧事上跳“脱衣舞”都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的必备节目。表演越是低俗，吸引的观众就越多，主家就越有面子。受访者称，如果红白事上没有低俗表演的节目，连帮忙的人都不出场。这些地区的乡风恶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社会既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连带地其他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比如离婚率较高、对老年人缺乏孝心、年轻人赌博吸毒、村庄性关系混乱等。然而从调查来看，部分基层组织对红白事上的烂俗歌舞表演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未进行整治和规范。如果要使这些地区的乡风有所改善，那么从烂俗表演开始整治是比较恰当的切入口。
对于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要从农民群众日常生活开始，从他们感受最深切的身边事情和现象入手，通过解决一件一件的事情逐步提升和改善乡风。当前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重点可以从以下社会问题着手：
四是继续整治农村黑恶势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不仅带给农民有安全感、敢于伸张正义的社会生活，还肃清了一些农村地区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习俗。比如以前某地农民对“混社会”的人都很羡慕，恨不得自己的儿子能够参加“混社会”的组织。扫黑除恶之后，这种风气就灰飞烟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能沾黑不能违法的观念。要继续对农村黑恶势力给予高压态势，使其在农村站不住脚跟，进而使农村形成知法守法崇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五是整治不养老、不孝顺的不良社会风气。在一些农村地区，一些子女不关心老人，不看望老人，在外打工很少回家，也很少打电话给父母，使得农村老人缺乏应有的精神关怀。有的子女甚至连老年人的基本口粮也不及时给，老年人生病了得不到子女的医治和照料，能扛就扛，能拖就拖。在有些农村地区，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因为担心成为子女的负担或被子女嫌弃而喝药上吊自杀，或者是把自己活活饿死。在社会风气不好的地区，老年人自杀并不是事件，而是被当成正常死亡，或者是病死。对于农村不养老、不孝顺的情况，基层组织可以在农村成立相关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如老年人协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组等，通过将农村老年人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扭转农村不良的社会风气。
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主体是多元的，基层组织和群众自治性组织是治理的主导者和主体
农村人情酒席泛滥、大操大办、天价彩礼、孝道衰弱等不文明现象，都属于农村社会内部事务。中央可以提出治理农村陈规陋习、展开移风易俗的原则性倡议，为农村社会拒斥陈规陋习供给合法性和政治正确性。基层党委政府要为乡风文明提供政策性建议，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党员干部和农民提供行为指导。各地基层党委政府要通过深入调查，了解辖区内的陈规陋习和乡风问题，制定出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可以制定约束性强的“村规民约”，对农村一些重要的民俗文化行为进行规范。在移风易俗中，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红白理事会可以在人情事项、彩礼档位、酒席档次、酒席规模、歌舞表演等方面进行规定，而对不遵守者给予惩罚性措施。治理老无所养，农村老年人协会应发挥实质性作用。基层党委政府要鼓励和指导农村成立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实现相关社会问题的社会自主治理。在实践中，还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治理陈规陋习、深化移风易俗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①陈寒非：《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与逻辑》，《学术交流》，2017年第5期。
②张勃：《风俗与善治：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③郭云：《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根据地移风易俗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④石得红：《以移风易俗工作推动乡风文明》，《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年第16期。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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