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发生在唐武宗时期的灭佛事件是佛教在中国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经济上与世俗社会矛盾重重，在政治上与封建王权不断抗争，在文化上与古代固有的儒家思想相互抵触，在宗教上又与中国本土的道教竞相争取发展空间，可以说在各方面都与传统社会有着冲突和融合。但正是由于一次次地打击，佛教才不得不对自身加以完善，由此使得寺院经济日益独立，向政权靠拢并帮助统治者教化民众，同时自发走下“神坛”，在平民大众中争取信众。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它努力融合本土文化并加以吸收，对于佛教的发展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唐武宗灭佛为例，论述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对我们今日的宗教政策和文化交流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唐武宗灭佛；本土化；世俗化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就与上层统治者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它们接受统治阶级的庇佑，但是却因为思想的差异，与统治阶级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导致了灭佛事件屡屡发生。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禁佛事件中，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在安定时期进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此次灭佛对佛教的影响最大，打击也最重。因此从“唐武宗灭佛”的视角看佛教的本土化，是对佛教本土化的另一种认识。
一、灭佛缘起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佛教也在此时发展至鼎盛。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佛教也开始走下坡路。至武宗灭佛时，唐朝已经立国两百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已经同社会产生了较多矛盾，这些矛盾对武宗决心灭佛有很大的影响。
（一）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矛盾
唐代社会发展鼎盛，在此背景下，佛教的势力也不断膨胀。一方面，佛门子弟本身拥有免除徭役的特权，因此大量劳动力为了躲避徭役而选择出家为僧，这就导致社会劳动力与佛教僧众的比例开始失衡。另一方面，寺院经济独立于社会的法律和户籍制度之外，拥有大量的土地，却不用缴纳赋税。在唐代前期，国家实行“均田制”，寺院的僧尼也在包含的范围内，在当时的制度下，寺院的僧人人均可以获得30亩田地，尼姑人均可以获得20亩田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制度对寺院经济的发展起着压制作用，但到了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导致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影响到了世俗经济，就使得统治者日益忌讳。在唐武宗看来，佛教“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遣君亲于师资之际，远配偶于戒律之间。”[1]261这对统治阶层来说是十分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在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寺院拥有很多经济特权，好在社会整体国富民强，这种特权还在社会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武宗时已经是王朝从鼎盛走向没落的衰退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寺院经济却膨胀加剧，寺院经济的兴盛和社会经济的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就使得国家和统治者难以忍受了。因此，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无限膨胀的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矛盾无法调和，灭佛的目的就在于收回寺院经济特权，促进世俗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冲突
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大一统的基本思想，被统治者广泛运用于政治管理当中。而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排斥。从教义来说，儒家讲究“出将入相”，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统治阶级服务。但佛教讲究出世，追求“四谛”，核心是“今生苦修而追求来世”。因此，佛教的发展必定会使与儒家相反的理念快速滋生，这是对统治根基的颠覆，自然要加以剔除。
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但在封建制度之下，这种思想是完全不可行的。一方面，自封建专制确立以来，皇权高于一切，帝王对佛教信众崇厚优待，大都是为了利用其来神化皇权。汉代的董仲舒说过，作为神灵在人间的化身，帝王不仅有掌管世俗社会的权力，宗教也要归其管辖。但佛教信众却尝试使佛教与王权站在同等的地位，甚至于高于王权，这是统治者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在古代，“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有着严格的划分，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佛教极力宣扬平等的观念，意图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是统治阶层所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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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与道教的争持
佛教的传入约在西汉时期，在时间上与道教的产生距离较近，人们不免将两者相联系。据记载，我国最早信奉佛教的人是汉光武帝的儿子刘英，《后汉书·楚王英传》中写道：“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2]1428这说明当时对佛教的信奉方法与对本土神明的信奉方法是相似的。魏晋时期，甚至还衍生出“老子化胡说”，从宗教上确立了佛教在本土的合法地位，佛教为了自身发展，对此也长期予以默认。但是到了南北朝时代，佛教渐渐有了独立意识，便不能再容忍道教对它的排挤。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武宗开始禁止民众供养佛像，并且没收佛寺财产，要求触犯刑法的僧尼全部还俗。为了避免下层人口的流失，武宗授意官员颁发敕令，严格管控寺院蓄养奴婢的数量，强制要求奴婢不能削发剃度。昭义节度使押牙缰孙为了躲避追杀，逃匿在寺院削发为僧。唐武宗以此为契机下令对所有在京僧人严加整顿，对于不符合规章制度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实行。到了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二月，宰相李德裕上奏：“今毁拆天下山房蓝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6]62由此可见限佛措施颁行之快，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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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道教在教义方面有很大不同，“道教以无我为真实，主张‘无死’，追求不死成仙；佛教以有生为空幻，主张‘无生’，追求涅槃重生。”[3]32两教在地位先后和教义优劣等方面都曾展开激烈的反驳。这种争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寻找优劣，二是信众相互驳斥，并且著文进行论辩。究其根本，两教的争论不过是为了取得社会信任，争取更多信徒，提高政治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在以李氏为尊的唐代，“老子”李耳首创的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武宗本人在继位以前对待佛道的态度就有较大不同，对待佛教并无兴趣，对待道教则痴迷更深。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讲到“今上偏信道教，憎妒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4]35加上佛道两教本身就有利益冲突，道士赵归真经常煽动武宗抑制佛教，就更加深了武宗对佛教的厌恶，这也是武宗灭佛的一个主观原因。
二、灭佛过程
反佛者指责佛教不讲礼仪道德，在统治稳固的时候，统治者大多置之不理，但是在统治者地位不稳的时候，佛教和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的发展就难免发生冲突。“会昌灭佛”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佛教与唐代统治者矛盾激化的表现。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唐武宗将拉拢支持佛教的宗教政策转变为压制和打击，进一步加强了对外来宗教的管理与控制。在宗教发展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可以直接决定寺院的规模以及存在与否，这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而佛教面临统治阶级的压制，除了向政权低头，约束自身行为，基本上没有别的办法。
（一）亲道疏佛
《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帝在落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篆道场。”[5]586由此可以看出，武宗在继位之前，对待佛道两教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六月，武宗“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篆，刘彦漠上疏劝谏，贬彦漠为阿南府户曹”[5]603之后，亲近道教的唐武宗对道教的长生术更加感兴趣，而在赵归真等道士的挑唆之下，对佛教则更加疏远，由此限佛条令开始相继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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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迷道禁佛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中央首先规定所有的寺院都不能再置换田产，之后武宗下诏：“天下僧尼五十以下，有祠部碟者，委当州县磨勘，差殊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城中僧尼委功德使准此例碟流者，中书门下准救碟诸道讫。”[4]182同年八月，又下达了最后的禁佛令，他在禁令中指出：（佛教）菱衍滋多，以致意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阀，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坏法言人，无逾此道。”[5]606这表明政府的财政和寺院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武宗的禁佛措施不是突然形成的，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
而短短一年之后，也就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篆。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枢前即位，是日崩，时年三十三。”[7]50对于道教的过分沉迷，导致唐武宗误食丹药，年仅33岁就离开了人世。随着唐武宗本人的离世，灭佛措施也渐渐不再实行。
在这一背景之下，许多僧人和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必须要建立起一种独立的寺院经济模式才能改变寺院经济的脆弱局面，于是“农禅经济”应运而生。“农禅经济”将生产劳动与僧尼的修行联系在一起，使寺院僧众的供养方式从世俗供养发展成为寺院内部供养，寺院经济开始自足经营，改变以往依赖世俗社会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寺院的经济基础。“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佛教为适应发展做出的有利调整，社会经济繁荣，佛教经济稳固，佛教也就不断发展和壮大。”[8]14唐武宗灭佛之后，佛教寺院经济适时的加速自我调整，是佛教适应本土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唐武宗灭佛对佛教本土化的影响
唐武宗时期的灭佛事件，是唐代中后期各方面矛盾相互挤压的结果，对佛教乃至当时的社会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宏观上来看，灭佛的影响是具有双重性的。作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一次“法难”，对佛教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但是反观灭佛后佛教所做出的改变，对于佛教本土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平”是第十集团军王敬久总司令的别号，往常陈颐磊和王敬久私人信函往来都落这个名。而且也只有他知道“平”是谁。
（一）寺院经济走向独立
封建制度建立以来，统治者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威信力和控制力，世俗权力很少受到抑制。作为宣扬“众生平等”的佛教，与封建政权经常发生矛盾。在魏晋时期就曾因“沙门敬不敬王者”而展开了激烈争论，其实“敬不敬王者”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要的是对宗教的控制权，而对于佛教徒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独立的发展权。
寺院经济的膨胀使武宗下令禁毁天下佛寺，强制僧尼还俗并查收寺院土地。《旧唐书》记载：“毁天下寺4 600座，还俗僧尼260 500人，收奴婢为两税户150 000人，并良田千万亩。”[5]609到了会昌四年春天，唐武宗又下令禁止寺院供奉佛牙和佛骨，如果有人向寺院供奉钱财，就要受到杖刑的责罚。严苛的法律之下，寺院香火凋敝，失去了平民的香火供养，寺院经济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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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向政权低头
隋唐时期，寺院不仅得到统治者和贵族的大量封赏和布施，还将归寺院管理的常住田租给佃农获取地租，由此积累了大量金钱。这一时期，僧尼只是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基本不参加劳作。因此寺院经济主要依靠统治阶级和世俗社会的支持，对政权的依赖性很大，经济基础非常薄弱。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发生的灭佛事件是唐武宗在位时期所做的一件大事，虽然灭佛的完整法令是在这一年才颁布的，但是灭佛的一些举措在会昌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武宗灭佛后，佛教逐渐沦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工具。元朝时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一些有名的僧人在国家事务的决策上有着很大的独立权。明清时期，佛教也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灭佛之后，佛教自感在政权面前力量甚微，就更加依附于政权统治者。在维系政权稳定需要祥瑞征兆的时候，或者在社会发生动乱的时候，佛教通常都会站在王权的那一边，积极帮助统治者实现既定目标，成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教化的有力工具。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血清UALB/UCr、α1-MG、RBP、Cys-C、hsCRP、Hcy、β2-MG、HbA1C阳性检出率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三）佛教与本土文化融合
从佛教与儒学的融合上来说，“宋代以来，佛教宗派势力趋于衰微，而在隋唐时形成的丰富的佛教哲学思想却为排斥佛教的理学家所大量吸收，成为他们创立新学说的重要思想渊源。”[9]306宋明理学在自身创新的同时，对佛教的思想加以吸收。另一方面，儒家的入世观关心百姓疾苦和国家命运，佛教受其影响开始深入俗世，坚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积极与士人交往，并深入到普通百姓中传教，这也加速了佛教的本土化。
从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上来说，武宗灭佛以后，佛教大多数宗派都因受到冲击而消沉下去，传入中土的经籍大多损毁，缺乏理论方面的支持，使得其在思想文化上不得不向本土文化靠拢。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如果要融入本土，必须要寻找文化中的契合点。佛道的出世与离世有一定相似之处，因此佛教开始阐发“般若学”。另一方面，“老庄思想和佛教所讲的‘涅槃寂静’‘万法皆空’相映成趣，对禅宗所提倡的‘悟道’‘本性自然’和‘静观参禅’等造成了影响。”[10]40
（四）佛教世俗化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只有广泛传播、逐步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才真正可以说在这个社会里站住了脚跟，获得了生机。”[11]52民众是宗教得以发展的基础，自武宗灭佛以后，僧众深切体会到除了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民众才是宗教传播的主要推动力，由此佛教开始走向平民大众，企图赢得广泛的民间信仰，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传播内容上，佛教开始日益深入到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并不按照佛教自身的教义去信奉佛教，有关佛祖、鬼神崇拜在民间更为流行，民众也比较信奉。为了使民众认识到佛法的神奇力量，佛教僧徒在讲经时通常会将民间的鬼神信仰和佛教思想相结合，使人们易于信服和接受。其次，佛教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提供不同层次的教义，对文化层次较高的士人提供深奥的思想，对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下层民众提供朴实易懂的教义。佛教的传播，就某种程度而言，起到了知识传播的作用。庶民在接受佛教信仰的过程中，封闭的精神世界被打破，对传教活动中所灌输的大量知识信息，诸如生活常识、社会现象、历史故事等同时敞开了大门。[12]38同时，在社会动乱的年代，信佛就能够逢凶化吉，对于民众的愿望也声称能够一一满足，使得佛教信众日益广泛。
在传播方式上，为了吸引更多的信众，佛教僧人尽可能使佛经容易被理解。其中重要的一种传播方式是俗讲，僧人把佛经内容进行通俗处理之后，用说唱的形式进行宣传，这种方法在唐后期越来越受民众的欢迎。“无生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其真”，佛经宣扬的“无生空苦”的道理深奥难明，只有在俗讲师的讲说下才能领略其中的奥秘。之后又出现了转变等流行的讲唱形式，这主要集中于中晚唐时期。转变讲解在街头就可以进行，空间上限制较少，讲解的内容也不局限于佛教经典，也可以是一些历史故事等。讲经不受时空的局限，使得佛教进一步快速传播，大大地影响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
结语
外来宗教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与本土文化冲突、交流的过程。就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说，实质上就是佛教与儒学、道家等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各种文化在抵触之中交流，在交流之中发展，最终使佛教成功融入本土文化。其中“灭佛”作为佛教本土化过程中的典型事件，充分体现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的激烈冲突，从“唐武宗灭佛”看佛教的本土化，是对佛教本土化过程的另一种认知。佛教在灭佛事件中广泛的吸取经验教训，日益走下“神坛”，在民众之中生根发芽，同时努力的修正教义制度，使佛教更适合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发展。
佛教自西汉传入以来，历经魏晋、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而“唐武宗灭佛”之后，佛教不仅注重统治者的扶持，还逐渐走向平民大众，与本土文化主动交汇，最终成功融入到传统文化中，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通过研究“唐武宗灭佛”和佛教本土化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唐代中后期社会和宗教，对今天的唐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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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9)02-0078-06
收稿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2014QK44）
作者简介：杨杰（1996—），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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