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应性攻击与社会等级广泛影响着社会生活，然而有关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罕见。本实验采用数学竞赛成绩排名的方式操纵社会等级，采用修改版的泰勒攻击范式测量反应性攻击程度，令女性被试分别与比自己等级高和比自己等级低的对家进行一个扑克牌匹配任务。如果被试选择的牌与对家的选择一样，则被试赢，对家接受被试之前选择的强度的惩罚(噪音)；如果被试选择的牌与对家的选择不一样，则被试输，被试接受对家之前选择的强度的惩罚。实验后，被试完成一些主观问卷测量。结果发现，当对手等级比自己高时，被试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比率显著高于当对手比自己等级低时，主观报告的部分维度也表现了相同趋势，说明女性被试针对高等级者的反应性攻击水平强于针对低等级者的反应性攻击，原因可能是被试对不同等级者的态度或期待存在差异。由于男性反应性攻击倾向普遍强于女性，本研究结果应该可以推广到男性群体。因此，本研究的发现证实了社会等级对反应性攻击的影响。
关键词：反应性攻击；社会等级；泰勒攻击范式
0 引言
反应性攻击(Reactive Aggression)与主动性攻击(Proactive Aggression)不同，前者是指个体在面临另一方攻击或威胁时，出于自我防御，自然地对另一方产生的报复倾向或行为[1]，因此，它也被称为报复性攻击(Retaliatory Aggression)。社会等级(Social Status)是指按一定的标准来确定的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等级排名，这些标准包括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或成绩排名等[2]。社会等级与攻击行为在动物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并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之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仅是探讨了社会等级与主动性攻击的关系，而有关社会等级与反应性攻击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罕见。
有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以及职业地位与个体的攻击倾向呈负相关，即相比于社会等级较低者，社会等级较高者拥有更低水平的攻击倾向[3]。然而，该研究只是通过外显的主观报告来测量攻击性，因此不能很好地控制社会赞许性和社会规范等额外变量对被试报告的影响。如高社会等级者也许更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迫于社会赞许需求而更低报告自己的攻击倾向。另外，该研究虽发现了社会等级与主动性攻击的相关关系，但却不能据此推论社会等级与反应性攻击的关系。此外，有研究发现，男性相比于女性具有更强的主动性攻击倾向[4-6]和反应性攻击倾向[7-8]。笔者据此推断，在同等条件下，如果女性表现出攻击倾向，那么男性的攻击倾向就应该更强，可见，该条件对男女性被试都会诱发出攻击性。
以往研究证明，用数学竞赛成绩排名方式可以有效地操纵被试感知到的社会等级，对被试的公平、信任行为产生影响[9-11]。为此，本实验也采用此方法，让被试与其他虚拟的被试进行数学竞赛，而所有真正的被试都被预先设置为中等等级，以期探究被试对比自己等级高和比自己等级低的对家的反应性攻击行为。
泰勒攻击范式[12]在攻击行为的研究中被普遍采用[13-14]。在该范式中，被试认为自己是在与其他对家进行一项真实的、多轮次反应时竞争任务，获胜者有权惩罚失败者，并能选择惩罚强度。通常有2种修改版的泰勒攻击范式被用来研究反应性攻击行为。第一种变式[15]是将经典的泰勒攻击范式分为明显的前后2个阶段(被动阶段：在一定规则下，被试只能被动接受对家的惩罚；主动阶段：在一定规则下，被试有权力给对家施加惩罚)。它的优点在于能够非常强烈地诱发被试表现在第二阶段的反应性报复，缺点是这种报复性可能会随着试次的增加、相关情绪的消退而逐渐衰减。第二种变式是将经典泰勒攻击范式的前一轮或几轮游戏设置为对家(虚假被试)获胜并对被试实施高强度惩罚，以此来诱发被试的反应性报复冲动，后面的试次则是被试与对家随机地交替获胜并执行惩罚[16-17]。本研究采取第二种TAP，并将对家(虚拟被试)攻击行为设定为75%概率选择高强度惩罚。此外，由于反应时竞争任务容易让被试怀疑实验的真实性(如假定获胜概率是50%时，当被试在某些试次未集中注意力而反应很慢，如果此时告知被试获胜，那么被试有可能对实验设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了不易引起被试怀疑、且更具趣味性的扑克牌匹配任务来代替反应时竞争任务。实验由2个任务组成。在第一个任务中，被试与5名同性别的假被试(对家)进行数学竞赛，分出彼此的等级。紧接着进行第二个任务，在这个任务中，被试与之前数学竞赛后剩下的2名匿名对家分别配对进行扑克牌匹配游戏。第二个任务是在上面所描述的第二种TAP变式(获胜者交替惩罚多轮任务)中进行。
此外，笔者认为，相比于之前一些采用主观测量的反应性攻击研究[18]，TAP修改版能够更好地控制社会规范、社会赞许等额外变量，更能观察到被试真实的反应性攻击行为。根据Barefoot等[3]社会等级与主动性攻击倾向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也存在着共同点，如均包含愤怒情绪[1,19]。为此，本研究假设：面对高等级对家时(此时被试相对处于低等级)，被试的反应性攻击可能更强；面对低等级对家时(此时被试相对处于高等级)，被试的反应性攻击可能更弱。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40名非心理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志愿参与实验；在实验后的操作检验中，5人自我报告未受到等级操控的影响，4人猜测出了实验目的，因此，实验数据处理剔除了这9名被试的数据，最终样本为31名女性被试，年龄在18～24岁之间；所有被试心智健全，无人格障碍或精神病史，均在实验前填写了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获得相应报酬；本实验方案与流程严格遵照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并获得了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学术委员会的认可。
噪音强度预测任务结束后，被试进行正式实验的练习，熟悉实验流程。
1.2 材料与流程
实验为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对家的社会等级(高、低)，因变量为被试为对家选择高强度噪音惩罚的比率。
1.2.1 噪音刺激主观阈限测量
正式实验前，对被试的噪音承受主观强度进行测量与调节。被试带上耳机，对听到的噪音强度进行0～10分量表评分(0分表示毫无感觉，10分表示完全难以忍受)，3分以下的噪音被作为低强度惩罚，7分以上的噪音被作为高强度惩罚。实验过程中，噪音也是通过耳机实施，噪音不会对听力和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符合实验伦理准则。需要说明的是，噪音惩罚在许多攻击研究中被证明是有效的[16-17]。相比于金钱惩罚，噪音惩罚能够诱发更强的原始情绪与生理本能，也能较好地控制自利偏差。
1.2.2 正式实验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基于设备管理基础上的，设备全过程的管理包括了人员组织、技术应用以及经济总体功能等内容，实现了无形价值理念与具体设备实物管理的结合，让企业对设备的高效实用与管理奠定了基础。
其实冥河盗龙并没有发现肿头龙群，它们只不过是在森林中闲逛，但是肿头龙逃窜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引起了冥河盗龙的注意，于是它们朝着肿头龙群跑过来。
在确定设立“新锐奖”时，勘探分公司负责人就道出了设奖初衷。“勘探分公司400多人的队伍，三分之一以上是年轻人。把年轻人培养起来挑大梁，勘探事业才后继有人。”
笔者采用数学竞赛成绩排名的方式来操纵被试、对家的社会等级。为掩蔽实验目的，被试被告知将与另5名同性被试在不同的实验室房间通过内联网参与一项社会互动实验。实际上其它5名被试是虚拟的，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不会见到其他对家。为增强实验情景真实性，实验前主试采集被试的头像照片，假装打电话联系其他被试。被试的头像照片(灰阶，180×80像素)将在实验中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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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实验结束后，被试完成操作检验测量，填写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20]和正负性情绪量表[21](主观报告与不同等级对家进行游戏时的情绪感受)，回答与实验任务相关的问题。与实验任务相关的问题包括：对实验目的与真实性猜测程度、对数学竞赛能力的信心、与对家等级差距的主观态度、对不同等级对家的主观态度。被试在利克特7点量表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主观评分。另外有4个回忆实验任务的问题：高低等级对家分别给自己高强度攻击的大致比率，自己分别给高低等级对家高强度攻击的大致比率。
2) 反应性惩罚阶段
在实验开始前，被试被告知，他们的数学成绩等级排名由所有轮次(trial)的综合成绩决定。每个轮次中，屏幕左右两侧分别呈现一道算术题，两道题运算结果相近，算法相同(如65×24与34×47)，被试需要在10 s内判断哪一道题在运算后数值较大。如果被试用时较多，当仅剩3 s时，屏幕上会提醒被试尽快做出选择。共有24轮。24轮结束后，屏幕中央会显示“正在计算排名”，持续3 s，目的在于让被试相信排名的真实性。接下来会显示所有6人的排名信息，持续5 s。用星星数表示等级排名，1、2、3颗星分别表示低、中、高等级，被试的头像与虚拟被试的头像放在星星旁边。被试的头像总是放在两颗星旁边，表示他是中间等级。为避免他人相貌的额外干扰，排名信息中仅显示被试的照片，其他人的头像用不具身份信息的剪影替代[10-11]。
1) 社会等级划分阶段
第一阶段结束后被试休息30 s进入第二阶段，即完成用于测验反应性攻击的TAP修改版。被试被告知自己将与之前数学竞赛后的2名匿名对家分别配对，进行游戏，每次游戏只与其中1名对家进行，游戏的输家将接受赢家所选择的噪音的惩罚。
每轮游戏中，屏幕中央首先会显示该轮与被试配对的对家的等级星号，持续3 秒(见图1)。被试被告知，她需要与对家同时选择可能施加给对方的惩罚强度(即在高强度、低强度惩罚中2选1)，选择界面最多持续5 s，或到被试按键后消失，未及时选择的玩家将接受电脑决定的高强度惩罚(实际上被试都会在5 s内完成选择)。被试选择后，其选择的惩罚强度以及自己的头像会出现在屏幕上，保持2 s，然后会出现500～3 000 ms的随机间隔。出现随机间隔的目的是使得情景更真实(如对家仍在选择或内联网仍在传输)。随后对家选择的惩罚强度呈现在屏幕上，持续2 s。接下来进行扑克牌匹配游戏：屏幕上呈现2张不同的扑克牌，被试和对家都需要在5 s内选择其中1张牌。游戏规则是：如果被试选择的牌与对家的选择一样，则被试赢(概率被定为50%，共32轮)，对家接受被试之前选择的强度的惩罚；如果被试选择的牌与对家的选择不一样，则被试输(概率为50%，共32轮)，被试接受对家之前选择的强度的惩罚。匹配选择结束后，出现300～5 000 ms的随机间隔，之后则是1个2 s的匹配结果界面。最后是惩罚执行过程，被试或对家接受噪音惩罚，同时会呈现惩罚信息界面，其中对家用剪影+等级星号表示，被试则用自己头像表示，这一过程持续3 s。
图1 反应性惩罚阶段流程
Fig.1 The procedure of reactive punishment phase
匹配游戏共进行64轮，被试与对家获胜的概率各为50%(各32轮)。在被试输(接受对家惩罚)的32轮中，高等级与低等级对家出现的概率各为50%(各16轮)，对家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概率为75%(24轮)，其中50%是来自高等级对家(12轮)，50%是来自低等级对家(12轮)。在被试赢的32轮中(即有权对对家执行惩罚)，高等级与低等级玩家出现的概率也各为50%(各16轮)，被试给对方选择高、低强度噪音惩罚的概率即是实验测量的因变量。对家呈现的顺序、被试获胜的顺序与被试接受不同惩罚强度的顺序都是伪随机呈现，同一情况不会连续出现超过3次。为诱发反应性报复，前4轮均为对家获胜(高、低等级对家各2轮)且均实施高强度惩罚。
1.2.3 主观报告
高职院校园林技术教师专业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首要需要教师转变现有教育教学观念，要从内在接受和理解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需要专业教师清醒地认识到高职教育的重点就是学生走出校门，必须掌握一技之长，立足工作岗位，所以学生在校期间专业教师要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要使学生掌握和拥有专业实践能力，就需要园林技术专业专任教师自身有过硬的、与时俱进的专业实践能力。
4月21日下午，水利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水电恢复组实地核查玉树地震损毁比较严重的禅古、西杭、当代等3座水电站。
2 结果与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被试在噪音惩罚任务的第二个阶段中针对不同等级对家做出的32次反应中选择高强度噪音的比例。结果显示，对家等级的主效应显著，F(30)=5.51,P=0.02,η2=0.08，被试对高等级对家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比率(M=0.78,SD=0.19)显著高于对低等级对家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比率(M=0.65,SD=0.22)。
另外，笔者通过实验还发现：在噪音惩罚任务中，对家针对被试所选择的高强度惩罚的比率是相等的(都是75%)，但被试主观感受到的比率存在显著差异，F(30)=9.07,P=0.004,η2=0.13；高等级对家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比率(M=0.76,SD=0.15)显著高于低等级对家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比率(M=0.64,SD=0.16)。此外，被试认为自己对不同等级对家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比率也不一样，F(30)=4.47,P=0.04,η2=0.07，他们认为自己针对高等级对家的高强度惩罚的比率(M=0.73,SD=0.23)显著高于对低等级对家选择高强度惩罚的比率(M=0.61,SD=0.23)。另外，被试对自身选择高强度惩罚比率的主观报告与其真实行为模式一致，但具体比例要略低于真实行为的比例。
第五，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功能。该项功能主要包括数据库初始数据的输入与转换功能，数据信息的转储与恢复功能，数据库的重组功能与监控、分析功能。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修改版TAP范式，测量了被试对比自己等级高和比自己等级低的对家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并结合问卷，考察被试的主观态度与主观感知。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在遭受到攻击后，倾向于选择高惩罚强度进行报复，这进一步证明了“以牙还牙”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在女性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14-17]。
与研究假设一致，被试对比自己等级高的对家的反应性攻击强于对比自己等级低的对家。该发现与Barefoot等[3]在问卷研究中发现的社会等级与攻击倾向负相关关系一致。在本实验中，被试对自身反应模式的事后报告与其行为模式一致，说明当前的实验操纵与测量是有效的，被试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愿完成了实验任务。然而，实验后被试对高低等级的主观态度(亲近感)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主观报告的目的过于外显，被试迫于社会规范、社会赞许等压力，未能报告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主观报告未表现出预期的差异，但被试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显著差异却也反映出了被试对对家的真实态度。
此外，对社会等级作用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个体对不同社会地位的对象持有不同的态度或期望。Anderson[22]通过对过往关于社会等级的总结，发现人们对社会等级比自己高的人一般具有更多的敌意，这种敌意反映了个体为追求高社会地位的需要，必须与高等级者竞争，进而导致了嫉妒、愤怒等消极情绪。相反，低等级者更具亲社会倾向，更受他人的偏爱[23]，被试基于同情等心理会对社会等级较低的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并对他们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24]。个体对不同社会等级对象的不同态度或许正是导致本实验中被试对不同等级对家具有不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原因。本实验结果与主观报告数据符合上述解释。在噪音惩罚任务阶段，低等级对家给予被试的高强度惩罚概率为75%，但被试给予对方的高强度惩罚概率仅为65%；同时，被试主观上认为低等级对家给予自己的高强度惩罚比率为64%，明显低于实际的概率(75%)，也体现出了个体对低等级对家的态度更为积极。这种积极的态度可能使得个体降低了对低等级者的反应性攻击。
对社会等级作用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低等级者，个体对高等级者的正性行为有更高的期待[25]。而在噪音惩罚任务中，高等级对家实际上并没有比低等级对家表现出更多的正性行为倾向。因此，被试对这种期待的违反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负性反应(更多的报复行为)，以维护心目中的社会规范。注意，以上2种解释并不相互矛盾，很可能共同作用。
综上，受条件等因素限制，本研究仅使用女性被试，只能发现社会等级对女性反应性攻击的影响。但考虑到男性反应性攻击更强[7-8]，笔者推测该实验对男性也同样适用。为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同时考虑、测量影响被试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其他因素(人格特征、共情能力、群际关系等)，以致更能全面地了解个体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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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socialstatusonreactiveaggressioninfemales
ZHU Mengze1,2,LIN Li1,2,LUO Qiuling1,2,HE Chunhong1,2,LI Yue3,ZHOU Xiaolin1,2,3*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0,China;2.Institute of Psychological and Brain Scienc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0, China;3.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oth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social status widely affect people’s daily lif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how individuals’ social status influence their reactive aggression or retaliation.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examined female participants’ retaliation behavior when they completed a card-matching task (a variant of 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with high or low social status opponents. If the two cards were the same, the opponent would receive an noise punishment with an intensity selected previously by the participant; if the two cards were different, the participant would receive an electric shock selected previously by the opponent. Before this task, the participant and five opponents completed a math competition task and their social status (with a star-ranking system) was determined by this task. After the experimen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fill out questionnaires concerning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and their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opponents. Results from the card-matching task showed that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high-level punishment for their opponents of relatively high ranking than for those of relatively low ranking. Results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is finding, suggesting that individual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or expectations towards others of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and a violation of this expectation would result in higher reactive responses. Since males tend to have stronger reactive aggression behaviors than females, our results could be extended to them.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atus on reactive aggression.
Keywords: reactive aggression;social status;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570(2019)01-0104-06
DOI:10.16614/j.gznuj.zrb.2019.01.017
收稿日期：2018-06-13
基金项目：浙江师范大学情绪与社会认知团队启动经费
*通讯作者：周晓林(1963-),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认知、注意选择与执行控制、决策与神经经济学、社会认知与实验社会心理学,E-mail:xz104@pku.edu.cn.
引用格式：朱梦泽,林立,罗秋铃,等.社会等级对女性反应性攻击的影响[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7(1)：104-109.[ZHU M Z,LIN L,LUO Q L,et al.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atus on reactive aggression in females[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2019,37(1)：104-109.]
责任编辑：赵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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