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老把头”是东北长白山地区特有的地方信仰。对“老把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考察,可以体察到自清代以来外来移民在长白山地区开发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老把头”与山神合二为一的过程,展现出关东文化与齐鲁文化的交融;同时“老把头”信仰也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盛衰。充分认识“老把头”这一民间信仰,有助于肯定民间信仰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的价值与作用。
关键词:“老把头”;山神;山东移民;长白山地区;信仰;秩序
一、引言
长白山地区(指位于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境内,以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主峰为核心,东北——西南走向延伸的长白山脉区域)民众将放山(入山刨参)、狩猎、放排和伐木等行当的领头人称作把头,把头由久富经验、正直公允且能服众者担任。即便把头为老者,一般也不被称作“老把头”,因为“老把头”是长白山地区民众心中的神明。“老把头”信仰是东北长白山地区的民间信仰之一,“老把头”信仰与山林活动密切相关,其信仰群体主要集中在长白山山区的乡村社会,民众认为其灵验在于引路、禳灾、保平安和保收获。“老把头”不同于神话传说,而是确有其历史人物原型。
关于“老把头”的人物原型曾有多种说法,但目前长白山地区民众认可“老把头”原型是孙良。王德富、王博凡和孙卫东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参考族谱和相关史志的方式,已对“老把头”原型孙良及其闯关东的历史动因做出详细的考证[1-3]，目前可基本还原相关史实。孙良是明末清初山东莱阳人,适逢莱阳地区战乱和灾荒,孙良为谋生路而冒险闯关东。他由金口码头(今山东省莱阳市金口古镇)乘船渡海至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下船,再由陆路出发到达地广人稀、山高林密的长白山地区采挖野山参,挖参途中与另一位闯关东者相识并结拜为兄弟,后因结拜兄弟迷路,孙良为寻找他而最终饿死。孙良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诗至今仍在东北长白山地区和山东省莱阳市部分地区流传。
结合史实来看,孙良由人成神和“老把头”信仰生成与演变的过程,是特定时空环境下天、地、人多方作用的结果,这也决定了“老把头”信仰蕴含的人文文化特质尤为凸显。如今,“老把头”信仰作为长白山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已被视为“长白山民间文化之魂”。
二、“老把头”信仰的渊源与演变
在“老把头”信仰生成前,长白山地区已经存在着山神崇拜,伴随着400多年的社会变迁和“老把头”信仰的扩展,“老把头”信仰与山神崇拜已经融为一体,“老把头”也由最初的人参行业神,转变为长白山地区以林为业的各行业民众共同崇奉的“长白山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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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清两代国家视阈下的长白山山神
金代统治者将长白山视为民族发源地,并对长白山祭祀与册封。“大定十二年……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4]819,“明昌四年十月……复册为开天弘圣帝”[4]820。结合《金史·志十六》来看,金朝廷还敕封混同江神、大房山神和卢沟河神等,并举行祭祀典礼,显然这一时期包括长白山神在内的江神、河神都是自然化的人格神。金、元覆灭后,有明一代未见祭祀册封长白山之记载。孙良逝世的明清之际满人势力勃兴并入主中原,满人视长白山为祖先发源地,清朝前期对这片“龙兴之地”尤为重视,“十六年,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5]2521,“乙卯,上诣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松花江”[5]423。可见在金、清两朝长白山神与人间帝王政治紧密相连,金、清两朝对长白山神册封祭祀显示出集权国家意识形态对长白山地区的控制与重视。
(1)虚与实。通过多样的灯光照明的合理应用，加强展示空间中的虚实，从而强调展品，吸引参展者的注意。灯光照明分为明光和隐光，合理恰当的运用明光和隐光，能自然合理的衔接空间的虚实关系。例如珠宝展示空间，常常采用明光与隐光的结合，形成一种虚实结合的平衡视觉效果，从而营造一种高端、精致的气氛，强调展品的质感和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长白山神虽受到清朝官方崇奉,但清朝廷对长白山的“望祭”为数不多,反而民间对长白山神的祭拜更具普遍性。自清廷册封长白山神后,极大地推动了长白山地区祭祀长白山神之风气,张凤台记载道:“自此以后,民间相延成风,而山神之祀,遂遍东山矣。”[6]122满族人在萨满跳神仪式中拜祭长白山神,“其夕供七仙女、长白山神、远祖、始祖,位西南向……又明日,神位前祈福……三日祭迺毕”。[5]2571相对于官方而言,长白山神更具备民间信仰基础。
在长白山神广受祭祀的同时,民众对“老把头”的崇奉也在进行,在清前期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老把头”的地位虽远不及受皇室册封的长白山神,但长白山神与“老把头”同被信奉的局面,为日后“老把头”与长白山神合二为一埋下了伏笔。
张凤台记载道:“旧俗崇信鬼神……此俗至今犹存……供山神位,亦有供老把头者,大约因山多猛兽,祈神灵以呵护之也。”[6]121-122由此可见,在部分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山神与“老把头”的庇佑功能近乎一致,选择其一进行祭祀即可。位于长白山西麓的抚松县“山东人为最多直隶次之,迨民元以后人民移来垦荒者日渐增加,总以山东人估多数”[9]351,张元俊提及抚松县住户的日常祭祀“与上古游牧时代相同且迷信山神,木房之东均立山神庙,俗称老爷府,四时香烟不绝,祈祷之事日日有之”[9]394,此处老爷府(《安图县志》载:老爷府即老把头祠)已经等同于山神庙,山神庙就是老爷府。
(二) 满人“老把头”转变为汉人“老把头”
在孙良闯关东之前,“老把头”信仰已在满人中进行,满族人将“老把头”视为放山和伐木等行当的行业神,而且他们的“老把头”信仰与其祖先产生了瓜葛,汪玢玲指出柳古、王杲和努尔哈赤三人都有被满人视为“老把头”的说法[7]。但随着长白山地区满族人口的不断衰减,“老把头”为满人祖先的说法也逐渐式微。
清军入关前就曾将长白山地区在内的边境人口不断向辽沈地区迁移,当清军入关后满人又举族入关,这使得长白山地区满族人口不断减少。不同于满人的“退出”,关内移民不断向关东地区进发。随着两百年间的自发迁移与清后期的积极开禁放垦,孙良死后冒险赴长白山地区谋生的山东流民有增无减。据研究,有清一代东北地区闯关东移民约1 000万人,其中山东移民多达70%以上[8]20。与此同时,长白山地区满族与汉族的人口比例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抚松县志》载“汉族占全县民族百分之八十八强,满族占全县民族百分之十”[9]351;《安图县志》载“汉族占民族十分之九,满族占民族百分之一”[10]224。作为外来者的汉族闯关东人,由于“迷信”“玄想”不断作用,最终将与自己经历类似的汉人孙良视为“老把头”。
东北长白山地区为何会成为“老把头”信仰的主体空间,并且在这一地域空间内延续至今?笔者认为，明末与清代“闯关东”浪潮成为“老把头”信仰的催化剂,长白山区地理空间和农业生产方式是“老把头”信仰产生的根基,“老把头”信仰自身的功能价值是这一信仰得以延续的关键,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复兴促使“老把头”信仰再度繁荣。
1.3.1 克氏原螯虾的饲养管理。年底清塘后，撒生石灰525 kg/hm2进行消毒，用旋耕机翻耕1遍。在田间和环沟中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等沉水植物，中间零散栽种水花生、水葫芦等挺水植物。整个冬季田面水深保持在25～35 cm，促进水生植物的生长[6]。次年3月份，施腐熟的农家肥2 250～3 000 kg/hm2肥水。在环沟边设置若干个投料点，投饲量以当天吃完为宜。饲料主要为玉米、小麦、小杂鱼、螺蛳等，后期搭配全价配合饲料。
时至今日,只能在少数传统放山人的祭奠仪式中窥探到“老把头”的地位低于山神,此外,今人对最初“老把头”与山神的级序差异已泯然相忘。“老把头”与长白山神混淆或融于一体以及清后期官方祭祀长白山活动的停止,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对长白山地区控制的相对弱化。
(三) 山神即“老把头”
随着山东移民主导关东“移民社会”和原住民观念的变化,几百年后,行业神“老把头”已经同传统地方神长白山神平起平坐,甚至在一般信仰世界已替代长白山神。
通过对供试品种生育期、主要农艺性状、产量及品质的综合分析比较发现，玉油1、4号均具有高产、生育期适中、品质优及含油量较高特征，云油杂15号具有生育期短、高产、品质优及含油量较高特征(可以作为早熟品种推广使用)，这3个品种均可以作为玉溪油菜种植的主推品种。
学风关乎文风和作风，学风正才能作风硬。重视学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42年，延安整风使党内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其中，对学风的彻底整顿，不仅使党的干部改进了文风，也转变了作风。
长白山林区素有“长白山林海”之称,森林物产极度丰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各种危机与险境,其中迷路是最普遍也是最致命的危险,入山者一旦迷路个体生命可能随时终结。在这类极为无助的情境下,若向“老把头”祷告,“老把头”即会显灵救渡,“虽然叠石为庙，以草茎代香、木叶代纸，老把头亦必领受迷路者焚香祝告即能出山屡验屡效”[15]166。“老把头”救渡之“即时性”还在于,能给予因一无所获而陷于绝望的入山者以“馈赠”。西岗头的李守祥,曾经接连几天上山抠天麻均一无所获,因其年老体力欠佳又接连几天没有收获,内心十分沮丧。灰心丧气之际也到了该下山的时候,他唉声叹气地嘟囔道:“‘老把头’啊,你就可怜我岁数大,让我见颗天麻吧,见着天麻,我今年再也不上山了。”他心灰意冷地诉说着这几天的辛酸,边走边说之际,忽然看见前边一个树柤旁边好像是天麻,快步走近一看,树柤周围全是天麻。他一边欣喜地抠着天麻,一边跪地磕头感谢着“老把头”(笔者2018年8月8日在吉林省临江市错草顶子村八里坡调查流传的“老把头”显灵事例,被访者高兴荣所言。这类“老把头”显灵的众多事例中其他事例也均与此例情形类似)。
会议通报了协会会员单位梳理和管理情况。指出，协会将按照市社团局《上海市专业（职业）类社团评估指标（2018版）》要求，进一步加强会员基础管理工作，积极组建各类新兴专业委员会，推动协会创新发展。
清入关后曾主导东北地区的满族文化衰退,移民文化与东北地方文化悄无声息的融合。部分闯关东者选择物产丰富的长白山地区定居,久之长白山地区成为移民聚集区,《辑安县志》载:“居民多自山东省移植而来犹有山东之民风”[11]137,“其语言多操山东口音”[11]148,《通化县志》载:“籍多鲁人口操鲁语出言或反真意”[12]479,不知不觉间移民主导的新地方机制和文化形成,除在观念上“老把头”与山神合二为一之外,“老把头”也由最初放山人崇奉的人参行业神,转变为一切求财于山林者共同信奉的神灵。这也反映出移民不断迁入后,长白山区各行业逐步兴旺,长白山区的开发史即是一部移民史。
表1 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地方志农历三月十六节庆称谓
Table 1 Appellation of March 16th Festival in local chronicles of Heilongjiang, Jilin and Liaoning province
省份地方志名称记载内容称谓 黑龙江省《珠河县志》十六日,“老把头诞日”,俗称为“山神节”。老把头诞日山神节 《安图县志》十六日为“老把头节”按老把头名称,放山、打猎、伐木各有把头,以其为首领故也。老把头节 《辉南县志》十六日,俗称“山神节”,酒馔戏谑,山中尤盛。山神节 《海龙县志》十六日。俗谓“山神爷生日”。山神爷生日 吉林省《通化县志》祭老把头,三月十六日……祭老把头者,所以纪念始辟荒徼,而得生存于斯土也。祭老把头 《临江县志》十六日,为“老把头生日”。老把头生日 《抚松县志》十六日,此日系“老把头之生日”。老把头之生日 《桓仁县志》十六日为祀山神之日,乡人多有于是日祭老把头者,其义则不可知矣。山神之日祭老把头 辽宁省《奉天通志》十六日祀山神,农人共食祭余。俗呼此日为“老把头生日”。老把头生日 《兴京县志》乡间与三月十六日、六月初六日,祭于山神、虫王各祠。山神
三、“老把头”信仰的成因分析
虽无法考证孙良为“老把头”这一说法占据主流的具体年代,但可以明确的是,以山东人为主流的外来移民不断移居关东，满族人迁出长白山地区,这一此进彼退之态势,使得汉人孙良是“老把头”这一说法占据主流成为可能。
(一) 历史动因：闯关东者前赴后继
明末清初山东地区自然灾害不断,加之战乱、饥馑和人地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闯关东进程不断推进, 东北地区聚集的闯关东者越来越多。山东地区人口极度稠密导致环境可承载力不断下降,这使得躲避饥馑求得生存成为最初闯关东者的直接推力。相较于关内人口稠密而引发的人地矛盾,沃野千里、人烟稀少的关东对山东流民吸引力极大。被视为“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因其作为皇室贡品和它极高的药用价值而售价高昂。明末,辽东人参“其中上者亦几与白鏹(指银子或银锭)同价矣”[13]330,康熙年间人参“一枝重两以上则倍价,十枝重斤以上价十倍,成人形则无价矣”[14]253。闯关东者若能挖到野山参便能在短时期内改善甚至扭转自身的处境。寻找野山参这一活动就是搜寻的过程,其中运气成分极大,这种现实的可操作性对闯关东者构成强大的诱惑,穷困潦倒的山东流民敢于赴关东冒险一试,“凡走山者山东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岁不下万余人”[14]253。此外,明代山东与辽东均属山东布政司管辖,行政和地缘关系上的往来互动使得山东流民更倾向于前往关东另谋生路。
在移出地的推力和移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下,闯关东者踏上远赴异乡的未知求生路。在交通运输相对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山东流民无论选择陆路或海路北上闯关东都极具风险性,能否顺利到达关东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自康熙七年(1668)“封禁”实施后,长白山地区自然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自然资源滋养山区民众的同时,该区域山高林密、野兽出没的状况却使得初入此地的外来者常死于非命。此外,清廷对私挖人参者惩罚极严,更加剧了挖参活动的险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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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字,《说文解字》云:“握也。”[16]252握者,“搤持也”[16]252。“把”又引申为看守、控制和掌握之意。长白山地区民众认为“老把头”把控着长白山地区的一切物产,若“老把头”开恩赐予,入山者便能挖到野山参或收获其他山林物产,这标志着个体生命得以存活,闯关东者自然感恩“老把头”的慷慨赐予;倘若触犯山林禁忌或遭遇野兽、迷路等险境,个体生命即会当下覆灭,对山林覆灭生命的恐惧,更使得这些外来者对“老把头”极为恭敬,丝毫不敢触怒“老把头”,正是在这种感恩与恐惧的情境中,民众对“老把头”的祭祀活动展开并流传。初来乍到的闯关东者与长白山区传统放山人是推动“老把头”信仰形成的主体,而长白山区靠山吃山的普通大众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经济动因：人参产业之发达
中国民间社会存在着悠久的行业神信仰传统,“老把头”正是中国民间行业神诸神体系中的一支。“老把头”作为人参行业神生成于以长白山为核心的这一地域,是人参行业群体迷信玄想与现实悲剧互动的必然。
通过对两版教材集中识字模块变化的分析，在外显形态变化下应运而变的是隐于其下的教学策略的重新规划与再制定。作为教学策略实施者与反馈者的教师，同样应从自身对“部编本”教材的“核心素养”理解开始，为自身汲取营养的同时，将养料灌输给学生，完成教育的意义性环节。
光合细菌是最早被人们发现的具备光能合成作用的原核生物，是在厌氧环境下实施不放氧光合作用的所有细菌的统称。在水产养殖过程中所应用的光合细菌大多是光能异养型红螺科当中的部分种类。光合细菌是一种没有形成芽孢能力的革兰氏阴性菌，由于其具备类胡萝卜素及细菌叶绿素等光合色素而展示出相应的颜色。红螺菌科以硫化氢或其他有机物当作供氢体，经过光合磷酸化取得所需的能量，在水体当中经过降解硫化氢与有机质而达到净化水体的目的。光合细菌包含大量的叶酸、蛋白质及生物素等其他营养物质。
长白山地区的生态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域人参品质极佳、人参产业发达,“老把头”信仰正是立足于该地域内的人参产业。东北人参药效优于我国其他地域所产人参,清人张凤台记载道:“江淮间亦产土人参,味极甘美,力不足与辽参敌。”[6]164辽参(辽东所产人参的统称)当中长白山地区所产野山参品质最佳,“参以临江迤东,白山迤西一代,冈岭所产称最上品”[17]2445。同治和光绪年间,参禁逐步解除,人参行业进入栽培“园参”的繁荣阶段,长白山地区园参栽培规模空前,抚松县“参园甚夥,名曰秧参,以十二年成参为上品,次则八年”[6]164,“通化县山内参园极多连畦布子,灌溉如蔬菜”[18]383。当今,东北地区北迄兴安岭南至长白山余脉这一地带,依然是我国人参的主产区。
无论是传统放山人还是今日的人参养植户,渴求人参与培植人参所面对的严寒酷暑、苦辣心酸情境是一致的,人参行当所面临的非可控因素依然存在,参农祈福禳灾之心态古今皆是如此,这使得人参行业群体依旧需要神明“老把头”庇佑而“趋利避害”。不同于最初报本返始似得“老把头”信仰,当代“老把头”还发挥着“长白山人参”品牌的文化符号作用。传承和发展人参文化,更好的为人参产业发展和长白山特色旅游服务,已成为长白山地区人参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点源污染控制方面，以往提出的要求是“达标”排放，并习惯性认为，“达标”排放对环境是安全的。即使按照污水一级排放标准控制，其排出的废污水水体也将劣于地表水Ⅴ类。当一个地区的产业布局较密集时，其水污染物排放对河湖水质的危害是巨大的（见表1）。
(三) 心理动因：“梦境指引”与“现实灵验”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历来有“实用理性”的传统,民间信仰在中国基层社会得以延续的生命力即在于“灵验”。“老把头”之灵验在于其“即时性”与“真实预见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众日常口语表达过程中,最初表达的“山神、老把头”是截然分开的两者,但随着时间推移,加之民众对两者区分日渐模糊,最终使得两者在语言传递过程中融于一体,即由“山神(和)‘老把头’”转变为“山神老把头”。参照东北三省各地方志,对农历三月十六这一地方节庆的不同称谓,可见在一般信仰世界“老把头”与山神已合二为一,可列表为表1。
由上可知,闯关东者从出发到采挖人参的各个环节都极具风险性,其间丧命者不计其数。在山东移民不断向关东进发的势头下,山东籍闯关东者孙良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在恐惧深山老林和祈盼寻参成功这一具体情境中,挖参人迫切需要“当下灵验”的心理因素不断重复,他们迫切需要一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长白山神灵来庇佑这些多灾多难的外来者,而这期间孙良闯关东的故事正被传诵且不断被夸大,以至于传诵者在绝命诗后附会道:“入山再有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人。”[15]166作为山东籍闯关东者的先辈孙良成神的条件已经成熟,人们尊其为“老把头”。
“老把头”最具传奇性之处是给予人们梦境指引,指引入山者挖得野山参。长白山地区至今仍流传且不断产生“老把头”托梦给放山人的“真实”事例。立新(社名)过世的宋老太太,20世纪80年代曾长期以放牛为业并在放牛过程中采摘山野货,每天入山前都要拜祭老爷府,一日夜间她梦见自己时常放牛的林区一处山头有人上吊而死。早晨醒来后,她回想到老辈人说过,梦见有人吊死是“老把头”托梦,肯定能“拿货”。于是,她匆忙起身独自一人到了梦见的山头,果然发现一棵“四批叶”(笔者2018年8月9日在吉林省临江市错草顶子村八里坡调查流传的放山人神奇梦境,受访者李洪香所言)。
类似的托(做)梦后放山人即挖到野山参的当代事例,学者多有提及[19]。 “老把头”信仰带来的“现实灵验”极具传奇色彩,这种难以解释的“真实存在”让长白山地区民众坚定的相信“老把头”的真实与灵验,而此类奇幻事件在民众口耳相传后再次发酵,使“老把头”信仰的民间基础得以不断延续。
(四) 社会动因：民间与官方合力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间与官方力量的合力,对于“老把头”信仰的延续极为有利。自20世纪50年代起,吉林省抚松县文联便组织相关文化人士搜集整理人参故事,最终于1962年出版《抚松人参故事选》,在本书的基础上,1980年又出版《长白山人参故事》一书。人参故事中极具代表性的“老把头”不仅存在于故事中,更与长白山民众的日常生计密切相关。人参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相继开展,给与了“老把头”信仰极大的推动力。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推动“老把头”信仰延续的官方与民间的第一次合力。
近年来,白山市和通化市分别于农历三月十六举办“山神老把头节”,并且官方邀请山东莱阳市“老把头”孙良的后人参与祭典,这是地方政府对民众信仰“老把头”的认同和肯定,地方政府与民间各界人士合力举办“山神老把头节”,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传播人参文化极为有利。
此外,随着2008年“长白山采参习俗”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长白山老把头节”被列入白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把头”信仰由最初民间认同推动到如今官方认可,“老把头”作为民间信仰“小传统”得以国家正名。
四、“老把头”信仰的扬弃
“老把头”信仰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中“顺乎天应乎人”之神伦与人际关系,其功能与意义在于其对人群、自然、文化、秩序的协调互动,剔除其迷信因素,“老把头”信仰可为当下地方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建设服务。
“老把头”原型孙良的身上体现着开拓进取、道德信义和团结互助之精神。闯关东者把孙良视作闯关东浪潮的先驱,孙良不畏险阻向未知地域进发的“闯”劲激励着长白山区民众不断调整自身应对时变与艰难险阻斗争。先辈孙良为找寻结拜兄弟而最终饿死的史实包含着道德信义,这激励着移民群体不忘乡谊。移民群体间的互助合作及协作性放山活动,奠定了长白山地区民众，特别是人参行业群体和组织间互助与自治的文化根基,山东同乡慈善会便是山东移民团结互助的典范,据《通化县志》载:“通化境内商民半多鲁籍组织此会以重乡谊而谋公益也。”[20]弘扬孙良这一道德精神人物蕴含的进取、互助与信义精神,有助于提高民众思想觉悟,激励民众向善向上。
“老把头”信仰蕴含的人地和谐、敬畏天地之理念有利于践行绿色发展方法论。长白山地区因其自然资源丰富吸引着各方民众流寓于此,他们安身立命的同时也破坏了地方生态,“当其络绎而来鸣处山间就地板屋家不成村……伐木云屯纳禾露积,浑浑乎雄富风也,独惜其衣食于目前,只图得地而不知树木久远之计耳……视为膏壤者今则惧为石田……”[12]475相对于此类破坏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的粗暴做法,“老把头”信仰下的民众对大自然则多了几分敬畏。放山人谨守山林秩序并对把头的指令严格遵循,久而久之采参方式演变为放山者严格遵循的传统采参习俗,其中“喊山、抬大留小、留兆头、还愿”等行为方式对实现人人和谐、天人和谐、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和谐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对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引导“把头”与基层民主实践相衔接,是探索长白山地区基层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式。在“老把头”文化影响下,“把头”在长白山地区基层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把头”虽是山林秩序下短暂情境中的维护者,但其联动神人、天人关系之遗风却延伸至日常,“把头”成为日常生活中组织婚丧嫁娶、调节邻里纠纷、沟通官与民的权威。森林秩序与基层秩序维护者双重身份之重叠,使得“把头”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获得了民间认同。在基层治理面临各种条件制约的时代背景下,引导“把头”服务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有助于长白山地区基层社会秩序有效运行。
“老把头”信仰之优秀文化可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精品力作。在东北长白山地区,已存在且不断生成的一系列与“老把头”信仰相关的歌谣、传说与口述历史,为长白山地区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它们传递的劝善惩恶、因果报应之理念极具道德教育意味,且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延续的“尚德主义”传统。传承“老把头”信仰之优秀文化,发挥其联动传统价值并服务于当代基层文化建设的功效,是长白山地区基层文化建设理应探寻的路径。基层文化建设绝不能抛弃现实土壤,更不应“强拉硬拽”式的将主流价值观生硬移植于基层社会,基层社会理应有自己的“下里巴人”。
总之,让“老把头”信仰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当代中国精神相结合是长白山地区地方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老把头”信仰的价值本源对当代文化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五、结语
满清入关后长白山地区权力秩序相对衰退与空缺,加之集权政府对于移民、灾荒应对不及时,长白山地区这一国家边陲地带,需要有其自身的空间秩序,“老把头”信仰即是象征秩序对权力秩序的弥补。“老把头”信仰的背后是齐鲁文化与关东文化的关联与互动,“老把头”在凝聚外来移民与本土居民层面起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成为这一空间地域内天人互动的权威,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长白山地域空间秩序。
与“老把头”信仰类似的民间信仰在中国广大村落与城镇普遍存在,由于民间信仰的碎片性、乡土性与错综复杂性,使得较长时期内我们武断的将其视为迷信,而忽视了民间信仰的内在逻辑和它所蕴含的正能量。从中国各地理单元民间信仰的普遍性来看,中国民间社会极具信仰文化传统,民间信仰在传承民俗、调节基层秩序和空间互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传统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基底”。当今,挖掘民间信仰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使其与“乡村振兴”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课题相适应,是民间信仰当代价值之所在。因此,树立文化自信、寻求文化动力和探索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理应挖掘民间信仰传统的功能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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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ImmigrantsandOrder:Investigatingthe“Laobatou”BeliefInChangbaiMountainArea
GAO Yueb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Huaibei Normal 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Laobatou” is a unique local belief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 area of the northeast of China. By investig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obatou” belief, we could observe the role of immigr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bai Mountain since Qing Dynasty. The process of “Laobatou” merging with the mountain god shows the blending of the east of Shanhaiguan culture and the Qilu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belief refl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 ideolog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folk belief is helpful to affirm the value and role of folk beliefs in Chinese grass-roots society.
Keywords: “Laobatou”; mountain god; immigran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Changbai Mountain area; belief; order
DOI:10.3969/j.issn.2095-333X.2019.09.019
*收稿日期：2019-07-15；修订日期：2019-08-20
基金项目: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YCX201902005)
作者简介:高月宝(1994-),男,吉林临江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2: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3X(2019)09-0078-06
(责任编辑:徐习军 实习编辑：朱 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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