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顾朗日、韦伯、芒福德对城市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是在西方卓越标准下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同时施坚雅构建的城市理论体系难以阐释中国历史上农牧交错地带所兴起的城市及其引起的区域社会变迁。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倡导的“中心地学说”为农牧交错地带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热河是农牧交错地带城市兴起的典型代表。康熙年间玄烨发起木兰秋狝并在之后肇建避暑山庄，反映了清廷在治边方略上从以武力为主转变为以柔绥为主。以避暑山庄的兴建为契机，热河从一个欠开发的地区转变为新兴的城市，并引起了区域社会的重大转变，集中表现为人口增长、生态类型迁移和地方管理体制升格。
[关键词]“中心地学说” 康熙年间 木兰秋狝 避暑山庄 热河
一、引 言
城市历史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探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一条可行路径。一般认为，城市历史社会学与城市史研究密切相关，但是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城市史是一种关于众多城市的研究，而城市历史社会学则是关于城市本身的研究。[1](P555)因此，城市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是历史演进中城市的兴起、发展与困境，而在这些差异化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相应的人口变化和管理体系的变迁，类似的变化和变迁也会明显地影射在城市本身的发展中。通常情况下，城市的兴起、发展与困境往往与国家的政策、宗教的兴起、民族的融通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类型与规模，而且也塑造了城市本身的布局与功能。顾朗日、韦伯、芒福德对城市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是在西方卓越标准下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同时施坚雅所倡导的城市理论体系亦颇具影响。
(一)比较研究中的类型学范式
在城市历史社会学研究中，顾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s)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区分了“城邑”与“城池”之间的不同，认为城邑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家族或者族群联合体；而城池则是一种集会的场所，并且应该成为家族或者族群联合体的庇护所。[2](P126)在这种区分下，顾朗日发展了一种以东西城市比较模型为基础的类型学概括，并着重思考古希腊—罗马城市的阶段性特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城市的研究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宏大视野，他尝试性地比较了西欧、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伊斯兰社会城市之间的明显差异，认为“与西方相反，中国和整个东方的城市都缺乏政治上的自主，东方的城市不是远古时代的哪种城邦，根本不知道中世纪的城市法，因之不可能拥有政治特权”。[3](P13)因此，韦伯所论证的西方城市的独特性和优势性，无疑是在强调西方城市所谓的盟誓团体(sworn confraternity)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1](P569)芒福德(Lewis Mumford)则十分关注对“巨型城市”的研究和解释，他认为巨型城市是城市衰落的开始，因为“在资本主义迷思的影响下，城市专注于变大，专注于权力，生产和分配工具的拥有者让生活的其它任何方面都服从于财富的获取和展示”。[4](P289)因此芒福德并不认为巨型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正常形态，他强调这种巨型城市的发展体现着一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倾向。
从顾朗日、韦伯、芒福德对城市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是他们对发展一种类型学的坚持，并在这种类型学的宏大研究中强调比较的重要地位，于他们而言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得出经得起检验的经验判断；二是他们的研究中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实质上是用西方城市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卓越标准来评判其他文明类型的城市，并以此来体现西方城市的独特性、优越性和唯一性。
3.This House Would Support Affirmative Action for Women in Legislature
(二)城市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影响
显然，上述研究的路径是在目的论的引导下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是否完全考量了可比性的问题呢？实质上历史上的文明类型各具特色、各有特点，再加上各个文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存在极大差异，因之类似比较研究的说服力是值得商榷的。对类型学研究范式最大的挑战在于施坚雅所提出并倡导的宏观区域学说，这一学说基本奠定了他城市体系理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核心—边缘说”“等级—规模说”区域发展周期说等, 这使其理论更加系统整齐，因此被称为施坚雅模式。施坚雅认为宏观区域作为一种“活动空间的划分，展示了事物的相互关联创造了一系列功能区域与网结(Nexus)，而功能区域的内部分化构造了联系各种活动的功能体系”。[5]这种宏观区域学说最大的贡献在于摒弃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以区域社会为切入点来思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明成果。
如今，施坚雅模式广为学界所熟知，以区域学说为理论取向的研究已然取得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涵盖史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门类。而以历史社会学为研究视角的成果并不多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麦思杰，他以明清时期帝国火政及其演变为中心，对西江流域的地方动乱、人口流动及商业贸易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以区域的眼光审视城市的社会变迁能够发现帝国时期存在的社会转型。[6]宏观区域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无法规避的问题。首先，各个区域之间是否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条界限如何划定？其次，两个区域或者多个区域之间的交错地带如何处理？以何种方式认识这种地带上出现的城市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
30例参照组患者接受擦全身麻醉处理,具体方法为:实施麻醉前0.5h接受肌注0.5mg阿托品,同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之后将上肢静脉通路开放,予以患者10ml/min乳酸林格液,静脉滴注,之后静脉滴注8mg维库溴胺、0.3mg/kg依托咪酯、5μg/kg芬太尼、0.04mg/kg咪达唑仑,滴注完成3min后对患者予以气管插管,连接麻醉呼吸机行机械通气。
二、区域与区域社会
(一)宏观区域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区域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术语，它的划分由两个标准中的一项构成：①构成事物的同质性考虑，可产生一系列正式的或者划一的区块；②就事物的内在联系而言，可产生一系列功能性或者节点性的区块。[7](P247)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地区的城市化》一文中正是根据第二个标准将中国分成了九大区域，分别是西北、华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云贵和满洲，并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对1893年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其中不乏批判性思维和真知灼见。[8](P57)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研究无疑规避了大而化之的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带来的弊病和缺陷，转而寻求一种更为稳妥的区域研究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历史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是学术研究领域的一次关键性突破，其引发的学科影响不容置疑。从施坚雅的理论模型出发，所谓区域社会就是以某一区域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存在着人口流动、商业发展、行政机构、学校教育、宗教形态等具体化的事物，这些事物是构成一个社会机体不可或缺的成分。
施坚雅在进行九大区域的划分时曾指出，“这九大区域实际上包括了农业中国的所有区域，即那片中国人把安土重迁的农业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8](P57)显然，这“九大区域”不包括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游牧世界，尤其是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新疆等地并不在施坚雅探讨的范围之内，而这些地区实际上也存在为数众多的城市，包括拉萨、格尔木、乌鲁木齐(迪化)、呼和浩特等，这些城市的形成和兴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另外，还有一些兴起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恰恰位于施坚雅所划分的区域边缘，比如热河(现称承德)就位于华北区域西北部的边缘地带，此类城市也不在他研究和探讨的范围之内。面对这些城市，尤其是在区域边缘地带兴起的城市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考量，显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课题。
(二)“中心地学说”及其适用性
施坚雅进行区域划分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 Walter)倡导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这种观点认为城镇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是区域的核心：城镇位于广大乡村中心的地点，起着周围乡村中心地的作用；中心地依赖于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向周围乡村人口提供所需货物和服务而存在。[8](P1-2)由此而论，只要存在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地域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无论这个区域的大小如何、民族成分如何、生态类型如何，而一旦这一区域形成就能够发挥区域社会的调节功能和管理功能。以这样的理论视角为出发点，也就跳出了施坚雅区域划分的藩篱而能够对中国历史上的非农业区域展开研究和探讨。这样的一种尝试并不是要否认以往研究所形成的有益成果，而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展开研究。“中心地学说”实际上为非农业区域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而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人为的历史过程，其肇兴是随着城市的出现而逐渐成形的。因此，“中心地学说”为农牧交错地带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热河是在农牧交错地带所兴起之城市的典型代表。
(三)热河的区位优势及其在清代历史上的重要性
热河(现称承德)位于东北、华北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处，实际上也处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清前期的热河北部和西北部是蒙古族、东北部是满族、南部是汉族，位于多个族群聚居区的中心地带，是清政府实施边疆管理的理想地域。康熙帝正是看上了其绝佳的区位优势，因之以发起木兰秋狝和肇建避暑山庄为契机，推动了热河的兴起和区域社会的转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的研究缺乏历时性的考察，[9-10]没有从中探讨清廷治边方略所出现的微妙变化；同时对热河的研究则往往偏重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和史学研究，[11]忽视了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出发进行解读和分析，也很少尝试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
实际上，热河是进行城市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理想地区之一，因为它的兴起与发展大大改变了清廷管控内亚局势的方式和手段，也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大一统社会秩序的重建。[12](P155)康熙年间对于热河的兴起而言是关键的起始阶段，也是清代统治者开启内亚治理新模式的开端，因此对于区域社会的转型而言至关重要，只有对康熙年间热河兴起的关键因素进行深入探究才能全面把握热河在清代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从木兰秋狝到避暑山庄的修建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清廷治边方略怎样的转变？避暑山庄的肇建是怎样引起热河的兴起和区域社会变迁的？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变迁有哪些具体表现？
躺在地上，要离开养育我两百多年的故土，我心中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和抽搐，一种背井离乡、不知前途如何的迷茫感，在我全身浸透。我不知道，范峥峥们离开西庄坪时，是否有着和我一样的心情。
三、从木兰秋狝到避暑山庄
(一)木兰秋狝发起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和布尔尼之乱(康熙十四年，即1675年)的战争之中，对满蒙八旗入关后的骄奢淫逸和武备不兴倍感震怒，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等，固有尽心王事，已著劳绩者，亦有观望逗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使安，或诿兵甲之不合，或讬舟楫之禾具，借端引目，坐失事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13](卷71，P911)因此，改善满蒙八旗的战斗力，进一步巩固满蒙联盟已成为清廷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基于提高满蒙八旗战斗力的需求，玄烨在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带领满汉大臣、八旗劲旅巡视边地时，在热河蒙地所辖的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和察哈尔东四旗建立木兰围场：“国语谓哨鹿曰木兰，围场为哨鹿所，故以得名。地在蒙古各部落中，周一千三百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东北为翁牛特界，东及东南为喀喇沁界，北为克西克腾界，西北为察哈尔正蓝旗界，西及西南为察哈尔正蓝、镶白二旗界，南为热河厅界。”[14](P1851)从木兰围场所划定的范围来看，其大部分处于当时的蒙古辖地，表明清廷对于蒙古高原毫无疑问的统辖权。木兰围场的划定实际上为木兰秋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康熙帝自康熙二十年(1681)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到木兰围场进行围猎。
对康熙帝而言，木兰秋狝的意义在于秣马厉兵、统驭边疆，他曾十分明确地指出：“议政大臣等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扎萨克至乌兰布通，朕亲统大兵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并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喇布坦，无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徵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两路兵进剿，策妄阿喇布坦闻之，心胆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潜往西藏劫掠，毁坏寺庙。土伯特地方，已被残蠹，朕又遣大兵前往，击败策零敦多卜等，复取西藏，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绝域，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13](卷299，P891)康熙帝将平定噶尔丹叛乱和阿睦尔撒纳之乱归功于木兰秋狝所形成的兵强马壮和武力强盛，也表明以武功立国的清廷统治者认为只有强盛的军事力量才能够统辖四方、管控边疆局势。由此观之，康熙帝每年一度的木兰秋狝表明清廷的治边政策和理念仍偏重于以军事威慑和武力镇压为主。这一方面是由于满清统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治边传统，另一方面则与康熙初年不稳定的边疆局势有着紧密关系。
从上式可知，对任给的ε>0，存在t4∈Τ，使得x(t)≥x*+ε，对于t>t4都成立.则当t>t4时，
(二)避暑山庄的肇建与清廷治边方略的转变
康熙帝在北巡和围猎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少行宫，这些行宫为他处理军政事务提供了必要的场所。热河行宫的修建或许纯属偶然。康熙四十一年(1702)玄烨在北巡的过程中进驻热河下营，他被这里的绿荫、奇石深深吸引，在其《芝径云堤》曾题诗云：“君不见，磐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君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于是他差遣工部进行选址和丈量工作，并且在是年十一月庚戌(12月21日)颁布谕旨称：“我朝定鼎开元，万象启运，宏业更新，朕仰付天意，雨旸时若，农事兹繁，黎庶安生，万邦同祝今习武木兰已历二十载，柔远抚民，朕所惟念，然尚无从容驻跸之所。今从臣工之请，宜于热河肇建行宫，俾得北疆之安绥著工部、内务府参酌南北名园，供奉画稿，构设烫样，以呈御览。”[15](P1270)热河行宫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七月正式营建，四十七年(1708)基本建成。热河行宫建成后不久，康熙帝亲题“避暑山庄”的匾额，并在山庄驻兵达655人。[16](P9)避暑山庄匠心独运，集中国南北园林于一身，参酌西洋的部分建筑样式，形成了林姿水态、岩斋溪阁、鸢飞鱼跃、麋鹿成群的生动情调，显示了帝王的风范和气势。此后，避暑山庄遂成为清代帝王的重要活动场所，他们在这里避暑消夏，游戏娱乐，并且处理朝政大事，召见并宴请各族王公大臣。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值玄烨的六十大寿，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纷纷前来参拜祝贺，他们为博取康熙帝的欢心请求建立寺庙以示祝贺，于是在山庄正东、武烈河左岸兴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康熙帝亲自为其题写了匾额、匾联和碑文。[17](P10)这也是在避暑山庄之外修建佛教寺庙的开端，标志着避暑山庄的秀美景色和政治意图开始有了宗教的庇护。避暑山庄的修建不仅满足了统治者纵情山水的享乐，而且体现了清廷治边方略的另一种形式，即以怀柔和恩荫为主。这种治边方略的深入实施和推行是清廷能够全面管控边疆局势的关键所在，反映了统治者对大一统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边疆社会的关注。
[10]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J].社会科学战线，2003(6)；于佩琴.略论避暑山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3)；王晓辉.清代避暑山庄官制演变与边疆治理[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4).
四、热河的兴起和区域社会变迁
(一)木兰秋狝发起之前的区域社会
在历史上，以热河为中心的地区长期以来是欠开发区域，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牧草资源丰富，与农耕世界形成了鲜明对照。清代开国之后该地区被划归为蒙古族的游牧区域，清廷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开垦，已开垦的地区被勒令还牧，例如顺治十年(1653年)政府还就此专门颁布禁令称，“各边口内旷地听兵治田，不得往口外牧地”，[18](P3591)顺治十二年(1655)福临重申内地农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19](卷96，P753)由此而言，顺治、康熙初年，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作为蒙古族的游牧地带，人口稀少，人类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从这些“禁令”也恰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正在发生缓慢的社会变迁和转型，主要表现为农耕垦殖的增加和人口流入的增多。
由于清廷实施的圈地政策以及连年战争的影响，人民生活困苦、民族矛盾凸显，因此康熙帝改变了禁垦政策，转而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劝垦方略。康熙八年(1669)元月壬寅他谕户部曰：“旗人无地，宜难资生，应否以古北口等口外空地，把给耕种。”[20](P328)户部官员在商讨之后认为可行，因之各旗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纷纷出关垦荒并且建立了庄园，这实际上是农耕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康熙八年之后实行的“劝垦”政策促使关内人口开始流入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移民流入主要来源有：一是由于圈地政策的实施，满洲八旗几乎尽占京畿地区的房屋和土地，因此导致“民人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20](P318)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流民。二是康熙年间，社会相对安宁，关内人口迅速增长，因此引发了紧张的人地关系，再加上华北自然灾害频发，失去土地的人口沦为流民。由此而论，由“禁垦”到“劝垦”的转变体现了清廷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策略是因势利导，而这一转变引发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口外，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已经开始由游牧转变为农耕，其生态文化类型(ecosystem)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入规模比较小，也相对分散；同时农耕垦殖的范围也不大，游牧生态类型仍占主要地位。
(二)木兰秋狝发起之后的区域社会
因此，木兰秋狝的发起和避暑山庄的修建带来了热河人口的集聚、生态类型的转变、行政建制的升级、工商业的兴起，由此热河作为一个城市基本形成。如果说避暑山庄修建之前的区域社会变迁是缓慢进行的话，那么避暑山庄的修建则引发了区域社会的加速转型，这种加速体现为热河的兴起。同时，热河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是伴随着避暑山庄的修建而开始的，其兴起加速推动了区域社会的转型。因此，区域社会的变迁与城市的兴起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在一个互动的体系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城市的兴起既是区域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变迁的动力。
[2]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s，trans.W.Small.The Ancient City：A Study on the Religion,Laws,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M]. New York：Doubleday Anchor,1978.
(三)区域社会变迁的主要表现
由于皇帝每年的定期围猎和巡幸，带来了人口的集聚效应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得以迅速开发，热河作为一个城市的雏形正在兴起。从生态类型的转变来看，大量的人口在热河集聚必然会加快耕地的开垦，由此引起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原有的游牧用地转变为农耕用地、宫殿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生态文化类型由单一变为多样。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热河所吸引的关内人口不仅带来了耕作技术，而且还带来了养蚕、织布等技艺，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的工艺品不仅满足了本地人的需求，而且还能满足皇家围猎的消费需求；同时采煤业也得到了发展，“口外热河地方，人口日臻，日用浩繁，比来材薪一项采购既多，市值颇贵，闻附近山场多有采煤之处”。[22](P873)从行政建制的角度来看，康熙四十二年(1703)始建热河行宫时，康熙帝钦派一名四品热河行宫总管负责行宫建造任务和地方的社会管理任务，但伴随着人口的持续涌入，这里的民族成分日渐复杂，原有的行政建制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为协调解决民族之间可能引起的矛盾并加强对热河地区的管理，雍正元年(1723)始设县级地方行政机构热河厅，并设置热河满洲理事同知一名，热河的行政体制实现升级。[14](P1851)
康熙二十年(1681)木兰秋狝正式发起以后，每次塞外围猎都是场面宏大、人烟聚集，这从现存的《圣祖木兰秋狝图》可见一斑。从这幅图中不仅能够看到人们雍容华贵的装束和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而且能够看到蒙古王公进献礼物的场景，整幅图的画面清晰精致、人物刻画细致入微、节奏感明快，尽显一派盛世景象。[21]而成千上万的人马如此大规模地出动需要庞大的物质供应和周密的社会服务，因之在北京前往热河行营的路上修建了八处行宫，主要有两间房、鞍子岭、哈喇河屯等。这一系列土木工程在客观上促进了区域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移民的持续流入。
(四)热河的独特性及其兴起的原因
[4]Lewis Mumford.The Culture of cities[M].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38.
如果从康熙八年(1669)玄烨“劝垦”开始，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变迁经过了短短50年；而如果从热河行宫的修建开始算起，热河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仅仅经过了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热河的兴起和区域社会变迁是与清政府的施政策略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康熙帝治边方略的转变才使得热河从一个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转变为人烟繁多、初具规模的城市；同时也正是康熙帝施政策略的改变才使得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实现了快速的变迁和转型。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地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处，同时也是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的交错地带，这里是如何化劣势为优势而实现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呢？实际上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康熙年间大一统的社会秩序初步形成，康熙帝以怀柔之术治理边疆的方针有全面实施的历史基础。因此在这样一个地区兴建行宫不仅符合满洲贵族的战略要求，也符合蒙古贵族的利益诉求，满蒙联盟能够在这里近距离接触和沟通，对于巩固清廷的统治基础大有脾益。其次，人口的增长问题日渐棘手，需要寻求新的地域缓解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开放关外以供流民耕种和生活是清政府基于现实而做出的选择。人口的集聚必然需要一个中心城市以满足流通的需求和资源的配置，因之热河的兴起是区域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表明区域社会的转型正在加速推进。最后，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虽然长期处于游牧生态状态，但是这里也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良条件。因此，在这样一个区域实现游牧生态类型向农业生态类型的转变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而在农业生态类型下比较容易产生人口的集聚和城镇的兴起。
在历史演进中，区域社会的劣势和优势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转换的。实际上，区域社会的变迁正是一个优势与劣势之间的转换过程，也是基于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而进行的人为选择。当然，在这种人为的选择中不能忽视该区域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生态背景和地缘背景，这些背景是区域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基本动力。因此，综合考量国家治国方略的倾向性和区域社会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社会变迁的外部因素和内在要素，是研究区域社会变迁和城市兴起的必要途径。
五、结 语
避暑山庄从命名上讲，其为皇家提供“避暑”的效用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为何这一时期皇帝要在京外建设一座行宫来躲避暑热呢？实际上，从东北起兵的满洲皇室在定鼎中原后就一直被夏秋的酷暑所折磨，因此在北京郊外修建了畅春园以避免暑热。其实当时的北京还是比较凉爽的，正处于气候学上的明清“小冰期”的最低限，但是这样的气候条件清廷统治者也难以忍受。而到了康熙末年，明清“小冰期”结束，气温开始上升，这也是康熙之后的统治者都会花大量时间驻留避暑山庄的原因之一。[8](P18)因此，气候变化的因素是避暑山庄修建的缘由之一，也是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生态类型转变、人口加速迁入、工商业初步发展的条件之一。气候的变化和人的行为对区域社会的变迁而言是互动联合的关系，在两者相互配合的条件下能够对区域社会的转型提供充足的动力。而于城市历史社会学而言，人的行为及其不确定性才是最关键的变量，这一变量不仅制约着区域社会的性质和功能，且影响着城市的兴衰和地位，因此是展开区域社会研究的核心内容。
从木兰秋狝的发起到避暑山庄的肇建，反映了清廷治边方略从以武力威慑为主转变为以柔绥和教化为主，这种转变引发了热河的兴起和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的加速变迁。热河的兴起为区域社会人为建构了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以避暑山庄为核心逐渐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人口聚集。这一方面反映了城市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映射了人文政治的关键效能。康熙年间以热河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尤其是城镇的密度还很小，区域社会的容纳潜力还比较大，因之康熙年间热河的兴起和区域社会的变迁仅仅只是一个起点，清代的这一区域还将迎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和转型。
注释：
[1][英]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恩靳·伊辛(Engin F. Isin)著，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避暑山庄的修建更是需要众多的劳动力和手工艺者，因此大量的人口聚集于此并形成了最初的集市，就如同玄烨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视察热河上营时看到的那样：“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3](卷230,P303)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曾下诏曰：“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余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田生理，今若不互相对阅查明将来俱为蒙古矣，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种田者，查明年貌姓名籍贯造册移送稽查；若口外回山东去者亦查明造册移送稽查，则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查矣。”[22](P45)这表明当时清政府已经放开从山东前往口外的移民，并且在此基础上为保证区域社会的安定开始加强稽查。实际上，康熙二十年(1681)之后，清政府对热河的移民基本上没有进行限制，对于那些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流民，政府勒令各地官府要“给予出口印票，以便前往”。[13](卷269,P637)这些移民大多流入新兴的热河地区，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助力于这一区域的开发。
[3]Max Weber，trans.Hans H.Gerth . 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M].New York：free press,1951.
事实上，创新的基因一直在凤凰新华印务人的血液里流淌。按需印刷在国内刚起步时，凤凰新华印务就敢为人先，率先布局数字化战略，引进数码印刷生产线，成为按需出版、按需印刷的先行企业。而今又特立独行，将个性化和创意结合，将加工与设计融合，推出一系列个性化的文创产品，并在营销模式上大胆创新，与上游出版社紧密合作，采用搭售等形式销售“凤凰定制”具有独立品牌的文创产品。
康熙末年热河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不是任何意义上对已有城市的模仿，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人口聚居区。这个新型的城市打破了原有以单一民族为主导的城市格局，趋向于多民族融汇于一体的新形式。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存在多民族共存的城市类型，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城市都是多民族的聚居区；而是说中国古代所存在的城市类型很少有像热河这样从兴起伊始就是以多民族共存为基础的，而且这种多民族共存杂糅的形式在历史的演进中将会更为复杂。康熙帝对处理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指出：“尔等皆属一体，勿以满洲蒙古各分彼此，务须同心协和，满洲大臣不谙蒙古语言，凡议事尔台吉塔布襄等译宣于满洲大臣，一同商酌确妥。”[23](P38)从其关于处理口外事务的谕旨可以看出，类似于当时满汉大臣因语言交流不畅而产生矛盾，兴起于民族交错地带的热河在满蒙交流上也存在着相同状况。因此，热河的兴起实质上反映了康熙末年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已经基本确立，大一统的社会秩序初步奠定，各民族之间交流和融汇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形势和社会形态下才能在民族交错的地带上形成一个以多民族人口聚居为基础的城市。
由于提升机卷筒所承受的外部载荷主要是钢丝绳对它的径向作用力，在满载上提和空载下放时，可将每一绳圈对卷筒的径向作用力视为均匀分布,则多层缠绕钢丝绳对卷筒筒壳的径向载荷集度为：
[5]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5(2).
假设第j个路由度量对应的权重系数为aj(j=1,2 …m),称f(i)(i=1,2…n)为候选父节点的综合评价函数,由路由度量的权重与路由度量归一化值xij加权求和得出,如式(8)所示。
[6]麦思杰.“以火为政”：明清时期梧州城火政与区域社会变迁[J].社会，2018(2).
（1）SHY-2对于流变性的影响较明显，有粘切增高的趋势，加量越大，影响越大，配合XY-27使用，效果要好一些；
[7][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著，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企业可承受融资成本水平低。企业产品定位不高，以低价抢占市场的策略导致产品利润率低，可承受的利率水平不高。据广西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反映，其生产的药品市场同质化产品较多，竞争激烈，唯有通过压低价格获得市场优势，企业销售利润率在8%左右，可承受的融资成本在5%以内。
我国65岁以上人群心房颤动(房颤)的发病率为7.2%[1]。目前，房颤对心脏影响的研究多局限于左心房和左心室[2-3]，对右心房和右心室结构及功能的研究较少。右心室的收缩运动从右室流入道引发再传导至右室流出道，整个过程较为复杂，而且右室流入道与流出道并不处于同一平面，再加上胸骨的遮挡，常规二维超声可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评估。近年来，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在心脏功能评价的应用中日趋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维超声和频谱多普勒、组织多普勒(tissue Doppler imaging，TDI)等超声检查的不足。本研究旨在探讨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国友人主要出现在车站、机场、地铁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那么这些固定场所的英语标识语，可直接照搬国际上通用的英语标识语翻译。例如在表明入口出口的地方直接使用Entrance和Exit；禁止停车直接使用“No Parking”；禁止吸烟直接使用“No Smoking”等等。“用“Caution! Wet Floor”表示小心地滑，既简单又易懂。
[8][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9]张雪峰.康熙皇帝与木兰秋狝[J].历史教学，2003(6)；韩利.木兰秋狝主要礼仪述略[J].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2)；盘洁.从木兰秋狝透析清代民族政策的“巧实力”[J].民族论坛，2013(10).
避暑山庄不仅为木兰秋狝提供了一个中心，也为清廷提供了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设计和成型体现了清廷治边方略出现了重大转变：一是对边疆事务倾注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长期以来清廷的施政方案主要在于对汉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管控，比如镇压南明势力和三藩之乱。而避暑山庄的修建则表明皇帝将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里在这里处理国家的军政事务，这对以蒙古族为主的边疆势力而言，既是极大的支持又是有效的威慑。二是武力与怀柔并举的治边方略得以全面体现。木兰秋狝的金戈铁马与避暑山庄的宁静优雅互为补充，文治与武功并举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显然帝国局势的空前稳定亟须统治者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柔远抚民，以此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秩序。三是从康熙帝支持蒙古王公为其六十大寿修建寺庙可以看出，清廷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宗教在边疆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也为蒙古王公在避暑山庄周围提供了一个拜佛的场所，对笼络人心无疑具有积极的效用。宗教的突出地位在避暑山庄日后的扩建中将得到更加显著的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说避暑山庄的修建表明康熙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方略完全放弃了武力震慑，而是说在其治边政策中将更多地诉诸仁政和教化。
[11]刘克祥.清代热河的蒙地开垦和永佃制度[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3)；邓文静.清代皇家活动与承德的兴起[D].成都：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穆崟臣.清代热河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述论[J].渤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2]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
[13]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清)和珅.钦定热河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5]河北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全书·承德卷(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16]张平一，田野.承德名胜[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0.
保持房间空气新鲜，每日通风换气，季节交替天气变化时注意保暖，不宜使用空调，特别是给宝宝沐浴时要注意水温和保暖。
[17]石林，春江.承德揽胜[M].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
[18]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9](清)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等点校.八旗通志[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1]刘金库.千军牧圉如星拱 万幕旌旗入画看——清宫旧藏《圣祖木兰秋狝图》考证与赏析[J].收藏家，2014(9).
平心而论，“苛人宽己”是多数平凡人在生活中的常态。然而，遇到问题时，“修身自省”才是处理好事情的关键所在。
[22](清)清会典事例(光绪)·卷951[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3](清)海忠,林图炯.承德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TheStudyofTheRiseoftheReheandRegionalSocialTransformationDuringtheKangxiPeriod
LI Hong-yang WANG Hui-zhe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ical sociology by Numa Denis de Coulangs , Max Weber and Lewis Mumford is a typological study under the Western centralism. Meanwhile, the urban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ed by G.William Skinne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cities and the regional social changes arising from the farming-pastoral region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entral place theory advocated by German geographer Christaller Walt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urban historical sociology study of farming-pastoral region, and Rehe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ities emerging in the farming-pastoral region. During Kangxi Period, Mulan hun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mmer resort by Xuanye reflected the strategy of governance frontier shift from force deterrence to soft inhibitor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As an opportunit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mmer resort changed Rehe from an underdeveloped area to a new city, which also made a significant change of regional society. Its concentrated expressions were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migration of ecosystem and the upgrade of local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central place theory；Kangxi period；Mulan hunting；Summer Resort；Rehe
[收稿日期]2018-06-20
[作者简介]李红阳(1989-)，男，山西晋城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慧珍(1991-)，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15ZDB028)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5-0047-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5
标签：热河论文; 避暑山庄论文; 区域论文; 城市论文; 木兰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15ZDB028)论文;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