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通儒:[外调材料]连载一关于杜斌丞的材料论文

编者按：1967年夏，赵通儒应兰州大学来子长外调人员之约，写下了一批西北党史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的资料。在此前后，他还应约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写过不少资料。这些手稿，历经各种劫难，得以保存下来。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刊发这批珍贵史料。

1967年9月20日

杜斌丞，米脂人（家贫）。是陕北清末民初的新旧交替的知识分子。比李子洲烈士年长数岁。清末入塾，准备考秀才，读书。清室倒，科举废，辛亥革命成功，一些当时的改良主义教育家，提倡“兴学救国”，“教育救国”。在北京，改同文馆为北京大学堂。为培养师资，又设高等师范学堂（即北京师范大学，和平门附近的）。在各省开办优级师范（等于高中），吸收秀才、童生、未及考秀才的学生，由各县或省给以“官费资助”（类似助学金）或升学贷金（县借给，无利或低利借用。毕业后归还本金，或本利分年清还）。杜得县“官费”之助，得在北京高师（师大）毕业。是陕北辛亥后，第一批由国内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与绥德柳砚琛（任过陕西省议会议长）等为同辈。当时陕北也有留日及留欧学生，皆榆、神、府、米、绥诸县人。由于辛亥革命后，米脂的一些遗老、进士、举人，在北洋的北京政府内任参议员、众议员，和陕西省的省议员，和其他坐“官”的人，相当多。所以，榆、绥、米、神诸县这一些人，互相唱和，见陕北文化落后，酒余饭后，提倡“兴教育”。

杜斌丞，家贫勤学，学业优良，成绩著名，得众赏识，尤其米脂的京议员极对杜好感，因而在杜毕业之后，京、陕、榆林三处在朝在野提倡“兴学”的人，助杜活动，筹办“陕北联合县立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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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张凤翙、陈树藩、陆建章、阎相文、冯玉祥、刘镇华皆军人当权，教育经费奇缺，只在西安用省立一中、二中、一师，三原设三中、三师，汉中设二师，对陕北，根本不给考虑。关中又经地方士绅私立有咸林中学、渭北中学、三秦公学、同州师范、成德中学……。

到“五四”运动之后，他也接受“五四”潮流，把学校向“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反帝反军阀”方向演进。聘请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魏野畴任史地教员，呼震东任数学及理化教员，李子洲烈士任舍监（三人皆北大毕业。魏、呼任教最早最久，至少大约三、二年。子洲只在1923年任一时期）。

杜斌丞初开办任校长至1926年冬，有十年之久的时月。

杜斌丞是个爱国主义、反日、民主思想的教育家，是个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人物。他对康梁和孙中山是兼容并包、合二而一的人。

学校教员，还是进士、举人任国文、历史、经学（最初课程还有四书五经），杜良奎（文武双举，杜聿明的父亲或祖）任国文教员。自然科学，皆为师大、北大学生任教。

榆林中学，由陕北23县的驼毛捐（当时延安以北十多县养骆驼的人很多，原无税捐负担）、皮毛捐中年抽百分之三十，全数年约五六千元，作全校全年经常费（主要为校长、教员、工役的工资占百分之六十，设备占百分之三十，杂支百分之十。）建筑和开办费由烟款附加中筹得三五万元（13县的鸦片烟地亩，初开征每亩才数元。山西禁种禁吸严厉，一两价银十两，陕北一两才二三两。当时“大清银币”及“袁头银币”、“墨西哥银币”，官、商、民，皆不用，折五钱银子还不行。军饷还用“银块”，每兵每月才一、二、三两饷银）。

学校采取清末民初最新制度，校长、学监（教务）、舍监（宿舍、生活、校纪）、总务四人四部，以校长为中心，一切惟校长之“命”为主。实仍为专制政体的残余。其他人对校长负责，同民初的“官厅”相似（比官厅民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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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每四年毕业一班。每年秋季招生。入学、学期、学年，皆用考试，以成绩分数定一、二、三等名次。校长、教员对考前茅学生另眼对待。出榜。对不守纪及突出调皮学生，也另对待。考试严格，不能徇私舞弊，亲友也不假借。学生有给校长当爪牙的，但不能在功课成绩上分数上徇私舞弊。

杜对人说：“青年，成了一体，不似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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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杜只认真办学，名誉日起。

阿袁笔下这些知识女性，她们不仅没有表现出知识女性该有的知性情怀，还很日常化，善妒、琐碎、心胸狭窄、勾心斗角等等，这些女人的通病并没有因为她们是知识女性而有所改观，而是在她们高心智的介入下甚至比普通女性更变本加厉。

杜在“悼孙”“援沪”中，虽赞同学生们干，未加阻难。但，榆中、四师的最先觉学生们，对杜的观念及要求不同了。

“土匪”从1915年起，年年猖獗，民难安业。

一部分投机“官场”的“官僚”、“政客”垂涎23县“知事”（县官），在西安钻营奔走，得到委任之后，还不得不到榆林贿赂井及道尹，才能“上任”。杜又作了“县官”同“井”“道”媒介。

1919年后，陕北各县“办民团，防土匪”之风兴起。杜在暗中布置用“民团”、“警察”（米脂、绥德开始），希代井部，控制各县。助其榆中毕业未毕业之学生，各在各县筹办“民团”、“警察”。

当时，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在国内出名，实为阎“治”之影响。

这些“民团”要得“道尹”和井之准许或默认。也经杜为活动。

各县人民，反贪官污吏、劣绅的控诉，也经杜给从中调解或支助。

杨虎城及其部下由黄龙山“游击”占据三边，由惠又光同杜给井、杨疏通，榆林会晤。

高桂滋、张学良，最初不得不卖命同红军“打”，求讨好于蒋。蒋介石用“开发西北”欺骗张学良，使奉系消灭于“西北剿共”的阴谋，张初未识破。“九一八”，蒋用“睦邻”制止张学良抵抗，要张退出东北，到华北，为消灭华北的杂牌。张被骗，未识破。热河失，冯在察号召抗日，蒋用“黄”“关”嫡系配合张、阎，搞垮冯。调张学良到武汉，以奉系“围剿”我鄂豫皖苏区。张又上当，被骗，牺牲兵力，未讨得好。

1924年前，杜是校长为名，陕北的军、政、民各界的幕后导演人物。

1924年冬，快放寒假，年底之际，榆林中学有了“S·Y”的第一个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支部，榆林中学，杜斌丞，榆林，也开始了“新”世面。

1924年寒假前后，绥德四师为中心的“迎孙北上”，“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基督教运动”，和1925年春，“追悼孙中山大会”，还未推动的“榆林”“中学”“杜斌丞”，到“五卅”惨案后援会的运动，终于冲破了“榆林”的“沉静”、“黑暗”、“专制”。（悼孙，中学开始了，对社会影响还不大。“五卅”反日游行，井不敢干涉，四民印象开始改观）。

井岳秀到陕北，只带一营兵力，控制23县，也有不及之忧。井便拉拢陕北清室遗老（进士、举人、拔贡、秀才）、士绅及杜。井之兵力扩大，“道尹”惧井，相互勾结，把杜作了中间媒介。井在陕北，“纵兵殃民”，“刮地皮”，逐渐激起“反井”情绪。

1923年春，榆林中学陕北各县学生运动会结束时，值“五七”“五九”纪念，杜斌丞领导我们全体十余县师生及榆中全体师生，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我们都感觉新奇，异怪。千万人同喊起“中华民国万岁！”不只出生以来初见，读完廿二史，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认为“杜斌丞”是陕北的一位“新”人物。同各县官绅，大不相同。“县知事”还“坐轿”。坐堂问案，老百姓要“跪”（清礼）口称“大老爷”、“老爷”、“青天”，并不像“民国”，听老人说，同满清并无差异（肉刑，打屁股……），而且贪污、贿赂、不要脸、贪财比“清朝”的官吏更狠更凶更坏更糟糕。

1924年秋，我们觉得杜斌丞不如李子洲、杨明轩、王懋廷了。1925年，我们抽调榆中学生霍世杰烈士给广州毛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送学生，悼孙，援沪（五卅），虽未受杜之阻，但，我们已暗中评定“井岳秀军阀”，“道尹景志傅官僚政客”，“杜斌丞校长学阀”，成为革命对象了。在这一议定评定之下，1925年爆发了“榆中学潮”。口号，也无“反杜”一条。只是要求“民主办校”，“学生会公开合法”，“学生会代表参加校务会”，“允许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改革课程、教材”……。杜以“校长”，“开除”大批学生，激成学校全体学生“罢课”，学校停课，被开除之学生回家、离校、转学，一部分党团员由中共绥德党与团地委密送上海大学、广州农运讲习所（第二批）、黄埔军校去学“革命”，学“军事”，“学群众运动”，“学工农运动”，“学组织农民协会及工会”。一部分被分配任各县教育局长、校长、教员。这次“罢课”，杜虽开除学生，他也因学生反对，停职。由府谷人孙丽生接任校长（井、景任命），杜在榆闲住半年多。1927年春初，杜始离榆，经绥德赴西安，四师同学在四师斗杜一次。风声传播，杜到西安之后，又被在西安的各校陕北学生，把杜又在“陕北会馆”斗了一次。高岗在西安参加此会学生之一。

师生之间，有“私淑”风气，为私人结合，无政党之政治结合。这种“私交”，多在毕业后，就业时起作用，在社会上，互相吹嘘起作用。个别在学习时，得教师“私淑”等，可多学点课外的“文、史、法、理”或新学新书，或旧学旧书。个别可得其社交社会关系在找职业、升学时，得点扶助，伴学之益而已。

1927年到1930年，杜在西安，闲住。冯、于处他无门可入。李子洲、杨明轩，他不得见。杨虎城当时也吃不开，受穷受挤。

1930年，杨由皖回陕，杜因1924、1925年，“撮合”杨井之功，开始得杨信任。杨因惠又光在1927、1928年病死武汉，对杜好感，统治全陕，也需要杜为耳目、助手。

杨虎城跟郭坚混非法武力出身（土匪），不会也不重视国民党不国民党，只讲“谁拥护自己”。杜斌丞在陕北十多年，也未搞国民党，对国民党的一套，也不懂，也不摸。只知国民党从蒋介石到沪宁后公开“反共”，自己虽从学潮中觉得学生中有了“共产党”，但，认为“共产党为争夺全国国家政权”，自己在年幼共产党员初出茅庐时当了“斗争”目标，中共全党，不会把自己一个人当作生死斗争的“对象”，“只是自己的学生中的党团员，把自己做了演习的、试验的标靶”。因而，在杜与杨合作后，以“求官”、“得权”为目的，对“反共”，与杨一样，取官场时行“官样文章”态度。

捧杨，还未找见要钻、捧国民党的门径。国民党对杜，目为“找杨”“求官”，“拉杨成一大军阀的政客，新官僚”，对他也不大“眼明”。因国民党1930年后的一些“党棍”们，同杨并无杜之“私交”，对杨进言，有时不及杜，致对杜“防”、“忌”、“猜”，而“不欲杨杜合作”。“九一八”，对杜刺激很大，他也痛恨“三省”“一夜”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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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起，全国西北及南方的中共“暴动”，对他也有了深刻影响。他的许多学生，找他当“校长”、“教员”，师生间也研究中国将来，中共的动向。

1930年至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红军搞“西北反帝同盟军”，对他激励更大。

科学技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否雄厚！为响应时代的要求，要真正做到“科技兴国，科教兴邦”的目的，我们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的兴趣，我们要规范、严谨、认真地对待手中的这份启蒙教育！

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许权中等西北红军将领，参加活动，他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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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亭到北京，察变已结束，许、谢已离华北。我问立亭，“你是否斌丞族侄？能转到话吗？”他允必可转到。我嘱“给杜斌丞说，我们在西北很有实力。”时为1933年冬，我送杜离北京返西安。

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到陕北，东征，西征，抗日救国，杨明轩、杜斌丞均经杨虎城、张学良、高桂滋，一切明白。杨明轩同常汉三，两人，实是一人，亲胜兄弟。李子洲烈士牺牲后，他俩相依为命。常与我约“井岳秀的三年限制期满，我即到杨一块去（1928年春，在常家）”。常于1929年夏到西安就同杨共同行止。1933年常到北京来参加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已失败，谢子长已回陕北，许权中已回西安。在杜立亭走后，我们又送走常汉三。从1933年冬后起常、杨又结合一起。常在北京，我们给传达了南方苏区（江西、瑞金，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切文件和动向，已发表抗日宣言，将必抗日），西北（刘志丹已扩大了红军，谢回去时带了南方瑞金文件，同盟军抗日经验，东北抗联军材料。谢前、谢后、谢同时不同行的人还不只三、五）实力发展前途，东北趋向，华北的危急（日本已浪人横行街市），马仲英、孙殿英、高桂滋杂牌向宁夏、西北的插手……常回西安，陕西省委、陕北特委的人，往来不断。

1926年到1927年，杨明轩、李子洲目杜为改良主义者，不可能革命。1927年春杜到西安，既见不到中山学院院长李子洲，也见不到教育厅长杨明轩。杜斌丞当时闲住西安，冯、于根本无往来、关系，也巴结不上，最多群众大会见听一下。杨虎城已不在西安城内，随军在城外附近县住，极“穷困”。杜连当时公开的西北最高政治委员会不懂，省党部不懂，更不知地下的中共陕甘区党委。只凭他社会经历、交际中的旧经验、知识，完全不符合于1927年的西安。杜在西安，1927年至1929年，无处投奔，无人结合。

西安“清党”，冯、于“反共”，野畴到安徽去了，子洲转入地下，杨明轩的关系都在绝密条件下如蛛丝马迹地保持，杜更不知。杨明轩在冯、于“反共”之日，首先同刘伯坚烈士（二集总政主任）、白超然（报社主笔）三人被捕被钉镣铐，杜闻而惧，知杨不屈，因昔无交往，更不接近。1930年杨虎城回陕，杨明轩向杨虎城进行工作（1925年至1926年杨虎城被困于西安时，杨明轩开义仓救杨部军粮，同为关中人。杨明轩任西北最高政治委员时，杨虎城巴结也巴结不上，不知，不懂，只知明轩是陕教厅长，对他受冯部逼迫无力奈何。）杜为饭碗找杨虎城。两人在杨虎城处，才相接触。杜知杨为革命的，也有戒心。杨知杜被学生闹过学潮，四师、西安又被学生斗过。对杜认为不在1927年革命，革命低潮时期更不会挺身冒险革命，还是为饭碗奔走杨虎城门下。最初二人只是各不相犯，各向杨“各进各言”，“看杨跟谁的话走”而已。杨虎城从1930年到1935年，对杜，知为饭碗，敢用。对杨明轩只能“听听说什么。冯、于给您钉镣，我不，当个朋友。”“敢见，敢谈，不敢用，不敢信，不敢听。”杨、常二人在杨虎城处，五年，连个“食客”资格不够的“朋友”，饥寒交迫。

杨虎城心中有数，“杨明轩是冯玉祥、于右任、蒋介石在陕西的敌对人物”，又因邵力子奉蒋来陕篡夺、监督杨虎城来了，因而杨虎城对杨明轩采取“看看杨明轩、邵力子，怎样各显神通。”对邵力子不得不服从，对杨明轩也留了一线密室亲谈的门径。

1933年起，陕北苏区、红军力量日大。井岳秀不愿别人插手陕北，向杨虎城，向蒋介石只提“包打陕北红军”，“要钱”，不敢要扩军（要扩军，蒋、杨要调现成的别的军力。从1928到1933年，把井部已在“裁军”令下，缩编为丙种师。）。

高桂滋从1921绥德失败后，河南发展起来，1931年以前，还无回西北的打算，更无决心和信心。嫌西北穷苦，根本“看不下”到陕北。（国民二军、三军，到西北者，史可轩、孙岳，皆未成功）。1931年“九一八”后，被蒋张（学良）阎（锡山）把他一个84师（乙种师）夹在奉、华北杂牌及蒋介石黄杰（2师）、关杜（25师，关麟徵，杜聿明）之内，开到雷庄（山海关附近），高之师部只在东壩村，天空日本飞机一来至少40架，多时80架、120架，高桂滋躲在北京、天津。各方拉他，汉奸由肖振瀛等拉他，蒋系奉系阎系也拉他给他们卖命打江山，但，待遇却连阎、奉不及。蒋系得知，只从军饷方面拉。由于热失，察变，马仲英、孙殿英打宁夏，井岳秀又经阎锡山经北京向南京活动，以求保有陕北地盘，86师势力。高桂滋才觉悟到，“没地盘，难存在，多年流浪，尚无立足之地”，才开始向西北、陕北，打起主意来。1933年冬、1934年春初，才下决心“反共，代井，先取陕北，继打宁夏，立足西北，为子孙建永久家业”的个人主义。向蒋张阎活动“井岳秀不行，我是陕北人，对陕北红军和井岳秀都有办法”，要求“回陕北”，实是经雷庄、东壩，怕在抗日中先被消灭。向杨虎城活动“我到陕北，您住西安。我的家在定边，同宁夏很近，我可吃宁夏的大米、白面、黄河鲤鱼，不会向您西安要白面。北出又到包头上火车（当时西安尚未通火车）到北京、天津。我在北京买下住宅，天津大中银行有股本。我的世事不在西安，您别怕！”高桂滋到陕北，是得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为后台，杨虎城侧助的。为何井死高未死（井与西北红军作战，只损失了一个主力营，另外一些不足一营主力。主要牺牲了六七县的民团地主武装。高与西北红军作战，损失了两个主力团以上，六七个整县的地盘。高丢的比井丢的多。井是失去二十多年独霸陕北的威风为主）？

杨虎城，初回陕，顾不来消灭井。继向甘宁发展，也顾不来。甘宁失败，邵力子来陕夺权，蒋介石要“开发西北”，要“中央化”杨，陕北红军又日益壮大，蒋介石不信井能打平谢子长、刘志丹陕北共产党，责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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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桂滋愿到陕北，不侵犯杨，杨何不利？高经太原经西安到陕北，即此根源。

杨虎城1934年秋派其42师到延安，又给高桂滋。张学良亲到西安于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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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丞走向“抗日”“民主”，是从“双一二”才大转弯、大转变的。张杨与中共合作，捉蒋放蒋，使杜也“亲共”起来。

1920后，陕北竟流传“能不能，问斌丞”的谚语。（大小事，能不能办，问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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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在邵力子同张学良、高桂滋，及其他蒋系爪牙走狗的吓、诱、逼、文、武、内、外、交攻之下，1934和1935年在西安“同力”“反共”。只有杨明轩、常士杰敢同杨虎城谈“抗日，反蒋为要”。杜斌丞在蒋、张众力纷至之际，最多只能向杨虎城说：“谢子长、刘志丹、陕北红军、共产党，不是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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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大捷，延长解放，崂山战斗，永坪会师，毛泽东，党中央，长征全国主力红军到陕北。毛主席、林彪又指挥红军在黑水寺一带消灭东北军三个主力师，使张杨不敢小视西北红军共产党。使张杨开始不敢再盲从蒋介石。杨、常的话，开始受考虑，杜斌丞开始敢同情抗日。杨明轩同杜斌丞友好起来，谈起“西北怎办？”张、杨与杨、杜也交谈，“红军要抗日，蒋介石打内战”，怎办？

1935年秋初，冬，高桂滋已多次谈判抗日。毛主席，党中央，1936年初指挥红军东征（到距太原40里处）。张学良亲到延安同周总理密商“抗日，活捉蒋介石”。西征。周、张会谈后，张学良已专飞绥德，告诉高桂滋：“对共进军，必须听我命令而行止。”回西安能不向杨虎城谈？杨能不向杜及明轩谈？

日本的进攻，南京的消息，红白双方战争的消息，西安比南京，真确、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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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二”捉蒋，改变了全国“抗日”问题的局势，也改变了杜斌丞的个人历史。

1935年，是西北红军、苏区、中共大发展、大胜利之年。是西安，蒋张杨相结合相斗争的一年。

1930年到1933年，杜对中共，最多是个“别人反共，我中立”而稍“同情”。1933年到1934年，最多保持“中立”“同情”。1935年、1936年，在毛主席，中央，中共，红军的壮大、胜利、会合、东征震慑下，趋向“促张杨抗日”，“同情”“赞助”中共“抗日”。1937年“七七”后，中共抗日、壮大，打败日本。杜斌丞因张杨被蒋介石俘去，一心同杨明轩合作，依靠中共。二次大战，又使杜为民主事业下了决心。日本投降前后，民盟成立，杜与张澜、杨明轩合作，为反美反蒋介石努力。

1945年至1946年春，中共西北局，本来先派人接杜斌丞回陕甘宁根据地，杜未能早速行动，致未接回。接杜未成，接到李敷仁，才接杨明轩。李、杨到根据地，张祥初等一些旧军政、老知识分子才接踵来，参加了解放战争。

如果北方民族是从中亚走过大戈壁来到中国的，他们应该是大语种，本地的土著人是小语种，应该随从他们，但是从鲜卑人主动放弃自己的语言，禁穿胡服，禁说胡语，自觉地与汉族人同化，说明外来的民族是小众，是小语种，而本地的土著人口众多，是大语种。到汉朝，外国人称汉朝的土著居民为“汉族”，今天“汉族”本身已经融合了鲜卑、女真等几个消失了的民族。

中共为争取杜斌丞，从1925年到1946年，花费的人力，不亚于争取高桂滋、杨虎城。1938年从绥德派绥师校长刘春园再入西安，派延安四中校长张光远再入西安（例，其实，人还更多）皆为争取杜。重用李鼎铭、贺连城，还是为争取杜。1934年以前之争取杜工作，为争取杨虎城，解决西北军。1934年以后之争取杜，为活捉杜聿明，消灭蒋介石嫡系主力之一股。

杨、常久在西安，初只为团结、争取西北的文教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

西北，中共，党内的反教条主义，同全国一样，在接受毛主席《湖南农运考察报告》（1927夏初，《中国农民》）“秋收起义”，“井冈山”，“瑞金”文件后，也开始。党内，执行教条主义的人，同“理论与实际结合”“具体问题，具体人，具体力量，具体分别研究、分析、对待”的人，常相争执。

人们只知杜斌丞进步，不知只榆林中学的杜的“学生”，（中共党团员）给杜做工作的，至少也有三二百人，尤其“大学生”“留学生”最多。用社会关系给杜进行工作的陕北人，至少也有千人吧。争取，促进，改造杜斌丞，中共所花人力物力，比杜之父母供杜上学费用，多千万倍。为促杜革命、进步，甚至把杜立亭从1941、1942年养活至今。

最可笑的是1958年，反右倾斗争中，既不“反右”，又不把一些地主、资产阶级、旧军政人员、投机分子，当反右对象，反而，一些违反毛主席路线的当权份子，在继承“亲友左协中，打击赵通儒”传统下，杜立亭这样的“烟鬼”，失业、失学的“高等流氓”，也向我“斗争”起来，而对“左协中仇恨我给李敷仁坟添土”之事，置若罔闻罔见，好像天下、世上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杜斌丞若在世，若保持“双一二”时的精神，必然会笑问1958年的一切向我攻击分子说：“我认为蒋介石反人民，你们认为左协中善，是谁的对？”不知这些“官僚”，对杜斌丞将怎答复。

蒋左之差，只是蒋逃台，左来分肥。左协中1949年正月送我回延安，敢给我六马五人，银洋50，衣物……。1947年正月敢向我要镇川，1948年夏敢向我谈瓦窑堡，却还不敢向我说“我跟邓先生”，也不敢说“你先走，我就来”，也不向我说“你问，要我不？”左知北京20万人投降。南京解放，才来人谈判。李含芳1948年底、1949年正月入榆，已知东北九省已全解放，天津已解放，北京已谈判投降条件。

左协中把小吉普车，22军汽车团的大卡车，都运往包、绥、张家口、宁夏、兰州、西安，埋藏。把榆林全城军、政、商、民的大小钟表运光，藏光。到太原前线抽调到主力部队到陕北，党政军民数万人入榆林接收，接管，给了左协中副司令，一个团扩为一师，还痛哭流涕为蒋介石皇朝不能再有榆林再屠杀陕北人民，悲号数日。夜间学袁世凯纵兵“打枪”，制造事故、条件，表示“离我左协中不行”要挟军管会。到西安，在尚友社、家中，玩弄×××，×以为尊。赵通儒坚主挖王友直院内水井，初为“防毒”，终挖出“枪”来。×××以为赵是坏人，为辱，誓非去之不可。终于1954年“不要”“开除”，尚不肯甘休。继承之者，更认为赵通儒连杜立亭也不如，真使人笑破肚皮，笑掉牙！

杜斌丞，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如何经中共长期、多方改造，坚持“民主”，被蒋介石、胡宗南杀害的实例。是一个“民主”战士为民主革命殉难的烈士。

杜之历史地位，是中共之力同他本人努力与青年进步而得。1925年至殉难，快30年的实践做了结论。不似有些人“不出一滴汗”，更谈不到出“一滴血”，专享受革命的尊荣，还要伙同修正主义分子，当权的走资路线分子，攻击为党为革命为捍卫毛主席路线的人明攻暗射。不要说为贯彻毛主席路线的反陈独秀右倾，至资本主义复辟，不见。连大革命、抗日、解放战争中，摇旗呐喊，送水送衣之劳也未搞的人。像杜立亭，来时“烟鬼”，只“鸦片”也养活供应了六七年，办农场耗费国家多少财物（初赔，后才出入相符，最后才有利），我们老小男女，哪个是那样“为公”？在双方斗争中，至少应对“横行”者，违反毛主席路线者不给助威。“势”“利”投机的人，总归要“巴结权贵”。斌丞在世，必笑“立亭”。

杜斌丞同年、同时代的老知识分子，只西北，虽然人不多，至少也有千人以上。但，能落杜的结局者，还不多。杜在西北人民革命史上，和杨虎城将军，各有其应有地位。

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革命史，主要由工农兵用血写，新知识分子们应知自己当如何遵行毛主席指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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