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外部风险”被“人为风险”替代和主导，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传统风险沟通向现代风险沟通转变。后发国家在全球化风险和本地化风险双重冲击下，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我国互联网新媒体浪涌式发展，催化了风险沟通主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手段产生“粘合”及“轮推作用”，迟滞型风险沟通由此向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嬗变。透过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案例交互机制，发现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存在“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双重不确定性效果。为此，可通过主动预防型理念、“共同体”结构、“多速整合”机制、“互联网+”手段、政府职能的“五位一体”再造，实现对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不良后果的精准治理。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后迟滞型风险沟通；轮推作用；转基因食品；精准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风险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逐渐被“人为风险”(manufactured risk)替代和主导[1]。相较外部风险，人为风险更具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此风险社会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为风险事件，典型的如1976年“塞维索事件”、1979年“三里岛核电站事件”、1984年“博帕尔泄漏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爆炸事件”等。这些人为风险事件带来了迄今仍难以估量的系统性危害，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环境污染，还给公众等多元受众带来了普遍恐慌。这从实践上充分证明了“风险社会的法则”：“当一个社会愈少公开认知到的风险，则将会产生愈多的风险”[2]。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聚焦风险社会研究，发现风险沟通才是风险治理的核心[3]，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传统风险沟通向现代风险沟通变革。传统风险沟通主要是指，政府和科技专家通过媒体把风险信息告知公众、企业等主体，以便说服他们相信政府和科技专家关于风险评估及决策的正确性。在莱尔德(Frank N. Laird)看来，这主要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大主体间的风险沟通[4]。政府特别倚重“知识系统技术”的最佳使用者——科技专家，而公众等其他主体则处于边缘位置。与之不同，现代风险沟通主要强调包括政府、科技专家、媒体、公众、NGO、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对话、协商。其风险沟通主要借助新媒体等多样化的沟通手段，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混合取向呈现“多种及有竞争性的信息”[5]。现代风险沟通由于全程嵌入合作、共治的内核，沟通效果比较理想。
①风险评估:在风险评估工作当中,应严格检查护理人员的衣着是否规范,评价其专业技能水平和应急反应能力,考察其对于消毒隔离制度和无菌操作规程的掌握情况。与此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对于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资料进行全面的了解,确认其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和要求。检查献血者采血部位皮肤、血管,判断是否存在淤血肿胀、感染以及桡神经浅支的发生风险,警惕献血反应征象。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理论上说，后发国家或地区面临全球化风险和本地化风险双重冲击，也亟须向现代风险沟通迈进，然而现实并未复制上述变革逻辑。学界研究发现，后发场域由于本地化落差而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6]。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大国，面临的风险谱系则更加复杂。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一方面面临全球化风险的冲击，另一方面市场的弊端已经显现，社会的自我保护被压抑乃至被忽略[7]，在共时态层面得面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重本地化叠加交织产生的多元风险。尽管风险结构如此复杂，但长期以来我国风险沟通仍清晰地呈现出后发国家共有的迟滞形态，难觅现代风险沟通的踪影。
信号去噪的基本思路为：首先，采用阈值法对每个IMF进行处理；其次，对处理后的IMF和RV进行信号叠加，得到去噪信号。阈值去噪法包括硬阈值去噪法和软阈值去噪法，硬阈值方法可以很好地保留图像边缘等局部特性，而软阈值处理可以使图像边缘更加平和。结合电压互感器量测数据及其在所提方法的应用特点，采用软阈值去噪法，具体步骤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互联网新媒体催化下我国风险沟通出现了明显的根本性新变化，这些新变化用既有的迟滞型和现代风险沟通理论已不能进行充分解释。在现代风险沟通形态中，由于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信任水平较高，因而其合作共治的范围、程度、效果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相比之下，我国近年的风险沟通现实虽呈现出多主体积极互动的一面，但须注意，这种所谓的互动恰恰是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公共能量场”效应下以“轮推作用”的逻辑展开的，并非像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风险沟通那样是多元合作的结构。是故，单纯用“拿来主义”把现代风险沟通解释逻辑生搬硬套到中国目前的风险沟通场景中自然也颇乏解释张力。如果把理论扫描的目光移回国内，可看到对于我国近年风险沟通的新现象、新特征，已有部分敏感学者进行了微观分析，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须注意，现有研究往往是针对某些特殊范畴(邻避、灾害和稳评等)的风险沟通而进行的一般对策性考察，总体上极为缺乏中观层面的解释框架式学理探讨。未来的研究亟须嵌入全球本地化视角，充分着眼中国特殊脉络，建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中国话语和中国特色的本土性风险沟通新概念框架，以便与时俱进地有效拓展风险沟通的解释逻辑。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在微博上写道：“品尝转基因玉米虽无科学研究价值，但有科普价值，应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17]。崔永元在微博上质疑：“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18]很快，方舟子回应他可不吃，但不要传谣；崔永元接着反击哪句是“传谣”？由此，方崔二人围绕“公众是否有选择和质疑转基因食品的权利”展开第一轮辩论。由于方舟子和崔永元都是超重量级网络“大V”，两人微博大战引发了互联网新媒体(如搜狐、新浪、网易、腾讯、新华等门户网站)的聚焦性报道。“腾讯薇薇”曾在9月7日当天发起了“方舟子PK崔永元，你会支持谁”的网络投票，截止9月11日的结果显示，短短5天就有66 868名网民参与投票：其中支持方舟子的仅有3144人(占4.70%)，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会主动选择吃；支持崔永元的占了绝大多数有61 605人(占92.74%)，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持保留意见不会吃；保持中立的有1711人(占2.56%)，不支持任一方不会特意区分是否是转基因食品[19]。可见，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心和焦虑。网民对论战事件在围观的同时，开始利用多样化的互联网新媒体参与论战，许多科技专家也加入其中。此外，转基因食品相关企业和NGO也纷纷积极参与论战。最后农业部表示，公众有质疑声可以理解，“吃不吃转基因，让老百姓自己来选择”[20]。于是第一轮论战告一段落。
制定科学工程造价预算编制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工作人员要十分熟悉和了解建筑施工图纸，并仔细的做好核实工作，对图纸的重要地方进行标注，预算内容要与实际相结合，仔细分析图纸，对查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其次要深入了解施工项目，去施工地进行实地勘察，了解施工地的具体情况，其中包括施工地要使用的施工设备和原材料，确保造价的准确度；最后，对建筑工程的工期和工作量进行总结，因为建筑工程一般都是大规模的工程，基本上都是由多个小工程组合而成，所以在造价时要具体到每一个小工程。
二、迟滞型风险沟通到“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一个新分析框架
(一) 后发国家的“迟滞型风险沟通”
从全球化角度说，后发国家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都面临着全球性风险类型转变的冲击，因而也需本地化场域的传统风险沟通向现代风险沟通转变。但遗憾的是，后发国家却展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形态。迟滞型风险沟通，主要是指在后发国家本地化特殊的系统落差作用下，政府以技术官僚的主导式逻辑和科技专家一道，通过传统媒体向公众、NGO和企业等主体迟滞地开展风险沟通。按伦德格伦(Regina E. Lundgren)和麦克马金(Andrea H. McMakin)提出的风险沟通“进化理论途径”(evolutionary theory approach)[9]的解释，迟滞型风险沟通是现代风险沟通在后发国家(地区)出现的风险沟通“进化途径”的某种变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参与主体呈现出明显消极和迟怠之状态。从政府角度看，其主要以“消极”的倾向进行风险沟通。契斯(Caron Chess)等人调查了145位风险沟通专家及其政府相关实践后，发现政府风险沟通实践呈现滞后现象[10]。从科技专家角度看，其主要以“科学理性”的状态进行风险沟通。科技专家和政府皆倾向以实证的科学风险评估建构主流的风险论述，并认为公众等主体的风险感知是非科学的。从媒体角度看，其呈现出“封闭”的风险沟通，以单向管道来传递风险信息。此外，公众主要呈现出“迟怠”的风险信息接收和参与状态。NGO往往呈现出“被动”的风险沟通，企业则主要基于“经济利益”进行风险沟通。
在这场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中，互联网新媒体各种平台为多元主体建构了全方位、立体式、多管道的风险沟通场域，突破了时间空间等向量限制。特别是在面对我国是否存在转基因食品违法滥种问题上，媒体透明、公开报道，公众等多元主体自觉参与，短短前十天就有至少200万网友参与讨论，并有超过16万条网友参与的评论[24]，达到前所未有的聚焦程度。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和科技专家也紧跟沟通“形势”采取了积极参与姿态，最大程度上使得风险沟通信息不对称的症结得到破解。而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的挑战方崔永元由于提升了公众风险认知，获得了92.74%的网民支持。
随着我国互联网新媒体浪涌式深度发展，原有的迟滞型风险沟通状态被打破，开始向“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嬗变。所谓“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主要是指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复杂影响下，风险沟通手段在得到催化的同时，风险沟通多元主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手段产生了“粘合”，由此使得公众、NGO、媒体、企业、科技专家和政府在风险沟通中以“轮推作用”的逻辑，形塑“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的不确定性效果。相较迟滞型风险沟通逻辑而言，“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内在机理呈现出明显不同。
[13]The government is struggling to spread wealth more evenly （2016-10-01）
总的来说，后发国家风险沟通由于存在本地化下的“系统性落差”——包括政府、科技专家、媒体、公众、NGO和企业皆存在落差，因而使得风险沟通手段缺乏开放多元的风险信息、风险沟通主体的风险认知呈现无知/未知的状态，进而在至为关键的风险定义中存在社会系统的垄断现象[14]，导致最大交集的风险共识不仅缺乏，且更难以产生。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二)互联网新媒体催化“后迟滞型风险沟通”
作为后发国家的一员，中国近年随着互联网超高速、跳跃式发展，已深刻呈现出具有全球本地化特质的互联网新时代。实践表明，早在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手机网民已完全跃变为网民结构第一群体，达8.17亿[15]。在这样一个超大型上网群体，且上网条件如此方便的背景下，互联网新媒体对风险沟通手段的“催化”愈发凸显，主要表现在：风险沟通手段由单向朝多向转变；风险沟通手段传递的内容更丰富；风险沟通手段突破空间壁垒，便捷性骤增；风险沟通手段突破时间桎梏，即时互动明显。这些变量的催化剂效应给“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形塑提供了机理变化的生态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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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内在机理
3.后发国家迟滞型风险沟通的迟滞性效果。迟滞型风险沟通一方面不仅未能促进风险共识形成，反而加剧了风险潜在争论。在桑德曼(Peter M.Sandman)看来，后发国家风险沟通的“迟滞效果与立竿见影效果相比”[13]，前者更易使人愤怒。另一方面，迟滞型风险沟通还隐匿了风险增量和风险突生变量，为以后的“风险爆炸”埋下诸多隐患。
(1)风险沟通主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手段的“粘合”。这种充分镶嵌着网络社会特质的“粘合”逻辑，从深层催化了风险沟通多主体主动性的转变。得益于互联网新媒体带来风险沟通手段的新变化，在外界多重压力下政府风险沟通某种程度上有了积极性转向。互联网新媒体给科技专家提供了多样性风险沟通平台，使得科技专家在风险沟通中有各种展示的可能，持有的观点可更加多元。而公众一方面拥有强烈的风险沟通参与意愿，另一方面怀揣多样的风险沟通互联网新媒体手段(QQ、BBS、博客、微博、微信等)，这使得公众能突破以往迟怠参与的状态。同样，NGO和企业也可以在风险沟通中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手段，改变被动的沟通态势，实现主动性沟通。
(2)风险沟通的“轮推作用”。近年在互联网新媒体深刻影响下，我国多元主体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相比以往有了根本性提升。因此面对焦点风险议题，媒体通常会高度关注，公众、NGO也会主动参与进来，科技专家往往基于专业角度展开理性的风险沟通，企业则主要聚焦复合利益进行风险沟通。与此同时，政府会根据沟通的舆情流量“形势”，在结构上灵活选择不同路径介入其中。可以说，多元主体的积极推动使风险沟通得以持续下去，进而不断变化议题形成共识(或准共识)，释放可能存在的多样态社会风险。
2.“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效果的不确定性
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系统性落差”确定性迟滞效果不同，“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存在“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双重不确定性效果，且这种效果呈现高度复杂性。
(1)风险沟通的“局部性突破”。在互联网新媒体催化和“粘合”下，政府、媒体、公众、科技专家、NGO、企业等全主体在风险沟通上都可采取积极行动。媒体通过各种形态的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提供了相对透明的风险信息；公众在虚拟空间通过评论、转发、关注、点赞、拍砖等多种网络行为，达到了非线性的沟通效果。借助网络新媒体空间，科技专家可以立体化地提供各种专业知识和科普信息；NGO和企业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也会比以往更为主动提供信息和回应信息。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在信息公开和相对透明的行政生态下，回应性得到很大提升，风险沟通“窗口”被多源流正式打开。在此新图景下，风险沟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非共时性，往往会直接造成主体间的相互挤压，并对其他主体产生共振压力，形成风险沟通的持续性过程——“轮推作用”式变化(图1)，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我国风险沟通的迟滞形态。
图1“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轮推作用
“人为风险”范畴尽管很广，但转基因食品由于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公认人为风险的典型代表。下面通过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的案例探讨来进一步诠释我国“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基本逻辑。转基因食品从1994年诞生至今，风险争议始终存在。尤其近十余年来，关于其风险的争论在全球甚至呈现分化蔓延态势。从目前科技手段来看，转基因食品这样的人为风险还无法全面和准确地被识别，故转基因食品风险问题的实质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一个高科技风险沟通问题。在中国，从2013年开始围绕转基因食品风险问题，方舟子和崔永元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展开了激烈争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多轮”关注，成为近年风险沟通领域最具影响的标杆性事件之一。纵观方崔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事件的整个风险沟通过程，其主要呈现出“三轮”风险沟通之状态。
三、我国“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以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为例
(2)风险沟通的“局部性落差”。在多样化的互联网新媒体穿透性辐射下，有关风险(事件)信息的传播不仅迅速，且更加透明和公开，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给风险沟通各主体带来多向度、弥漫化、非线性的锥形压力。由于近年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加之政府沟通理念更新不足，因此相比其他风险沟通主体，政府的变速“压力锥”则更加复杂：既要遵循“科层制”的正式(维稳)运作逻辑，又要果断采取科学和合理的多频回应。这无疑给政府的风险沟通决策带来前所未有的模糊性和混沌性多向度挑战，间接地导致政府在“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中很可能以“决策删减”[16]的制度惰性路径选择更不作为的可能，从而带来相较迟滞型风险沟通而言的更大的“局部性落差”效果。考虑到我国在风险沟通领域法律规范不够健全的现实，亟须注意防范“局部性落差”和“局部性突破”可能带来的复杂演化和裂变效应。
(一)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之第一轮风险沟通
基于此，本文尝试建构“后迟滞型风险沟通”这一新分析框架，来进行本土化的概念框架提炼和诠释。有必要说明,“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建构，并未削弱现代风险沟通和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影响广度和解释效度。阿尔沃伊(Joseph Arvai)等学者一再强调：“风险沟通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和实践领域”[8]。故在某种意义上，“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提出，只是从全球本地化的面向凸显了后发国家风险沟通类型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风险沟通现实世界的多元解释逻辑。在此新框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案例探讨，剖析“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双重不确定性效果。由此，提出确立主动预防型理念、打造“共同体”结构、构建“多速整合”机制、嵌入“互联网+”手段、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五位一体”精准治理方略，力图从深层提升我国风险沟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之第二轮风险沟通
第二轮论战，起因于方舟子在微博上说：“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生物学界没有争议”[21]。崔永元不仅微博上转发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转基因食物应该进行具体个案的严格风险评估，包括上市前和上市后”[22]来驳方舟子，而且自掏腰包去美国考察和拍纪录片予以佐证。由此，方舟子崔永元围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没有争议”这个主题展开了第二轮争论。在此过程中，我国微博、微信及主流门户网站进行了全程性及多样性的密集报道；“崔粉”“方粉”和众多网民在虚拟空间踊跃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话题的辩论。与此同时，不仅科技专家加入论战大军，NGO和企业利用互联网新媒体也展开了相应的风险沟通。面对愈演愈烈的复杂争论，面对社会形态演进中风险沟通需求迅速增大的内生特点，政府主管部门(农业部)没有同步跟上这班沟通列车的“运行轨道”，最后竟落差性地表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争议，从而引发社会一片质疑。
《南村辍耕录》上说，中书丞相史天泽本来须髯已白，然而，一朝忽尽黑。元世祖忽必烈见之，惊问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耶？”史天泽说，我用药染了。问：染了干什么呢？答：“臣揽镜见髭髯白，窃伤年且暮，尽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报效之心不异畴昔耳。”丞相巧舌如簧，忽必烈听了非常高兴。
现今，裕固族开展良好的传统项目有欢庆节日时开展的马上运动，有深受裕固族人民喜爱的拉棍、拔棍、顶杠子等，还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摔跤、赛马、射弩、拔河、拉爬牛等诸多比赛项目。这些项目凭借着着自身的项目特点在当今得到了较为健康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现代娱乐项目的不断丰富，裕固族的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骆驼等）已渐渐失宠甚至失传。现代体育竞赛的快速发展，也无情地冲垮了传统体育与竞技的纺线，使它们濒临失传和消亡。
(三)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之第三轮风险沟通
第三轮论战的导火索，源于崔永元微博上嘲讽：“转基因已滥种到失控的局面，没有一个部门能说清楚中国大地上种了什么又种了多少转基因。”[23]一如既往，方舟子旗帜鲜明地进行公开驳斥。于是，崔永元方舟子围绕“我国是否存在转基因食品违法滥种问题”展开了第三轮新的论战。互联网新媒体对该论战的报道更透明，在其催化下，网民、科技专家、NGO、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卷入辩论的“风火轮”之中。
2.迟滞型风险沟通的手段主要是“自上而下”为报道取向的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沟通手段既缺乏反思取向和风险文化，也缺乏双向的风险沟通参与通道，因而公众等多元主体无法有效表达自身的风险观点及相关利益诉求。卡斯帕森(Roger E. Kasperson)曾揭示：“有效公众参与取决于固有技术及分析性信息来源的发展，也取决于知识的增长、机构手段应对的变化。”[11]后发国家通常没有改善风险沟通手段和效果的深层动力，因为传统媒体形态的风险沟通手段，政府能更加轻松掌控，无须担忧风险运动带来的压力涟漪。摩尔(M.Moore)则洞悉道：后发国家风险沟通“迟滞是政治工具”(delay as a political tool)，在互动的三种选择(即支持、反对或迟滞)中，最常见的就是迟滞[12]。
从这场论战整个“子过程”来看，转基因食品相关风险利益主体对论战的积极、持续参与，打破了风险沟通迟滞状态，取得了“局部性突破”效果。这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第一轮和第三轮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作为政府官方对口部门的农业部从被动卷入到主动回应，在辩论中能不断跟进，回应公众等主体质疑，引导转基因食品风险沟通的发展方向，并充当了最后出场者的角色，得到了网民的广泛“点赞”。但同时，也须注意到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第二轮中，由于风险沟通工作并未精准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清单范围，加之转基因食品这样的高科技风险议题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矢量耦合从根本上反向地形塑了政府有关部门隐性迟疑观望和“选择性”不作为，从而非平衡性地进一步加大了风险沟通“局部性落差”效果。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第二轮的种种现实表明，随着各种信息快速传播和资料不断公开，在“轮推作用”深层逻辑造影下，政府有关部门的滞后回应更是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尖锐批评和诸多质疑。
总的来说，透过上述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案例的交互机制(图2)可清晰看到，在“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实践隧道里，公众不仅不再是长期以来被动告知的对象，反而在风险沟通中通过网络新媒体比以往更为活跃和主动。随着科技知识和信息的广泛普及和多向传播，专家的权威在被消解的同时，多元性专家“脉冲”也在产生。政府有关部门从开始的被动卷入到主动出击，直接导致风险沟通发展的方向和结果。这些效果组合因子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可以判定的是，“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状态并非单一、静态的影响，而是交互、动态的叠加，其后果比迟滞型风险沟通更具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
图2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的“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交互机制
四、“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五位一体”精准治理方略
随着我国互联网为内核的全媒体平台浓密式发展，“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在多样、快速的网络传播手段助推下，其后果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加剧。可以说，用目前“统一制情境”[25]下的管控理念和维稳策略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须创新风险治理方略，从而精准施策。
(3)基于深度学习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文献[12-13]分别使用词向量与概率主题模型结合进行了问句相似度计算、短文本语义相似度计算的研究，但缺乏词向量与神经网络模型结合在语义相似度计算方面的实验对比。文献[14-15]使用2种深度学习模型对英文答案选择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未将2种方法泛化到语义相似度计算问题上。
(一)确立主动预防型风险沟通治理理念
理念刷新是行动变革的先导。“后迟滞型风险沟通”走向精准治理，首要之举便是治理理念升级。首先，亟须确立主动治理理念。长期以来，我国对风险沟通及其后果链通常采用“冲击-回应”式路线图，但面对“后迟滞型风险沟通”这样镶嵌着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的多重风险衍生问题，被动的冲击型治理思路不仅难以从根上有效消弭系统性的不确定后果，而且其粗放式治理策略的显性和隐性社会成本都会过大。在此严峻的新形势下，政府需在理念上深刻认识主动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次，亟待推进预防治理理念。对于包裹着人为风险等多种特质的“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治理，已无法根据目前仍极为有限、零星的知识存量，做到包打一切。因此，只有从预防治理理念出发，未雨绸缪，才能做好应对“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带来的各种挑战的准备。政府做实做细各项预防服务工作，抓紧制定“全过程”“全要素”“全链条”风险沟通预案，成立风险沟通多学科专家和技术领导小组，对相关人员开展切实有效的风险沟通培训，特别要以风险沟通预案为中心做好模拟、演练的预警和实战工作。
(二)打造风险沟通“共同体”治理结构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治理由于其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完全超越了风险沟通传统治理模式的边界，因此亟须打造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体”治理结构。首先，应镶入“后常规科学”的利益相关者共治取向。“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的精准治理，按冯拖维克兹(Silivo O. Funtowicz)等人的话说就是进入到了“后常规科学”的治理视野中——“事实不确定，对价值存在争议，利害关系大且决策紧迫。由于应用科学和专业咨询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在实践中额外增加一些东西，以消除科学专家知识与相关公众之间的差距。这就是后常规科学，它会与问题中涉及的所有利害相关者进行对话，不管他们的正式的关系或资格是什么”[26]。在目前这种新图景下，政府必须摆脱单核治理的“结构洞”，把多元利益主体真正吸纳到“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治理体系中来。一般来说，如不涉及保密问题，都应积极鼓励社会主体参与，这是风险沟通的前提，也是精准治理的根基。其次，应再造风险沟通的“共同体”治理结构。在“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治理光谱上，应发挥专家理性引领作用，推动公众形成最大共识，这是促进“自下而上”治理力量形成的重中之重。企业一方面应在经济利润和公共利益的天平上锚定平衡支点，切实承担起参与治理的企业公民身份；另一方面，还应基于自身信息技术优势，与其他多元主体在风险沟通治理上进行跨界协作，精准促进治理合力的形成。从我国特殊的威权行政生态着眼，有必要指出：在“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中，政府尽管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尽管还是风险沟通发展方向和沟通能否获得良性效果的关键变量，但为降低后迟滞的不确定性后果，必须建立去中心化柔性的共同体治理结构。
(三)构建风险沟通“多速整合”治理机制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动态性，决定了精准治理亟须加大学习和因应能力，由此从学习型政府角度构建“多速整合”治理机制就实为必要。首先，需构建风险沟通的混合学习型“多速整合”机制。在“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治理中，由于每个主体利益取向、关照焦点、专业训练和情感偏好等有所差异，因此风险沟通时其介入的时间和程度往往有所不同，推动风险沟通发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也会存在差别。为此，可通过打造“多速整合”机制，即设定不同阶段风险沟通治理目标，依据各主体治理范围和强度上的差异，借助政府“内生学习”和“外生学习”的混合法，推动风险沟通向前发展，从而形成包容性的整合治理。政府学习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框架，既涉及政府自身对风险沟通政策网络和背景工具的全方位、系统性、团体化的“内生学习”，也包括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在风险沟通的公共参与政策社群、问题感知和政策目标等方面的“外生学习”[27]。其次，需对风险沟通“多速整合”治理机制进行绩效评估。为更好瞄准“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治理标靶，亟须把风险沟通治理状况动态地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形成“多速整合”的360度反馈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和指标，依据评估结果展开相应行政问责，强化第三方评估的多元激励标杆作用，从而使风险沟通治理状况的绩效评估在推动政府积极介入上起到精准治理清单作用。
(四) 嵌入“互联网+”多种治理手段协同化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效果张力的不确定性，使得单一治理手段已不能有效防范和精准化解局部性落差和突破带来的叠加风险。首先，注重“互联网+”多种治理手段的运用。“后迟滞型风险沟通”总体治理生态主要凸显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变量上，因此，在治理手段的选择上要充分注意“互联网+”多种治理手段的嵌入。政府应以互联网为切入点，打造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云计算等为一体的各种虚拟化、线上化、柔性化治理手段。除了上述新兴治理手段外，还应充分注意我国是一个超大型后发大国的特殊国情。这就要求治理手段的运用不能狭隘地吸附于时代工具的虚拟浮象里，还应把手段选择的焦距拓展到传统治理手段上。其次，加强“互联网+”治理手段的协同化。我国正处于转型社会、开放社会、流动社会和风险社会多重交织的复杂场域，只有把传统的各种真实化、线下化、硬性化治理手段同新兴手段充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提升治理手段组合拳的有效性。政府还应注意根据“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具体环境的变化灵活地进行治理手段的调整和协同。总之，要以治理效果为导向，通过程序化和制度化一揽子“互联网+”治理手段的精准搭配，防止风险沟通局部性落差和突破可能带来“风险的社会放大”、系统性风险等负面演化效应。
(五)推动风险沟通范畴政府职能转变精细化
政府职能是“后迟滞型风险沟通”精准治理展开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坐标。首先，要加快推动风险沟通范畴政府职能深层次转变。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府职能定位随发展阶段重心不同而渐变。在此渐变中，后发国家追赶模式使得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变革“路线图”过于注重政治及经济领域调试，而对社会领域人为风险关注则不够，在深层忽视了风险沟通范畴政府职能转变。为此，亟须依托“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为着力点，放管结合，加大风险沟通“供给侧”结构性重塑，真正推动风险沟通圈政府职能转变，有效破解职能缺位错位问题。其次，要大力提升风险沟通面向政府职能转变精细化。“后迟滞型风险沟通”蕴含的不确定性DNA，要求政府职能转变须摆脱传统粗放式窠臼，尽可能向精细化迈进，以精细化转变应对不确定性杠杆之变。政府应聚焦风险沟通后迟滞逻辑，根据“轮推作用”的阶段和特点，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进行精确制导。其中要注意规范政府机构风险沟通的自由裁量行为，避免其囿于个人或团体利益偏好而故意选择“惰性”风险沟通，以便真正消解治理工具和目的“循环倒置”的漏斗态势。由于风险沟通上政府职能描述和设定过于笼统，相关风险沟通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在“晋升锦标赛”维稳纲领的逆向激励下[28]，风险沟通全程中往往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精致利己主义心态，以轮推的走势参与风险沟通。为此，政府应与时俱进地从顶层设计思维对风险沟通的主体、客体、内容、手段、程序等具体职能结构细节进行规范深描，以便直接驱动政府敏感地捕捉风险沟通拐点，平衡性地跟上风险沟通轮推节奏，避免被沟通波浪甩到“局部性落差”的窘境。对于“跨界”风险沟通议题，应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府际职能部门权限和责任，加强“政府协调治理”[29]，明确跨部门合作的路径、方式和范围等要素。
综上，我国“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五个治理面向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互嵌体，只有发挥“五位一体”整体治理的合力，才能从根本上精准破解“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而从深层提升后发场域风险沟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好地在新历史起点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规避风险，建设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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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lagRiskCommunicationandItsPreciseGovernance
WU Changjian
(CollegeofLawandPolitics，HuaiyinNormalUniversity，Huai'an223001，JiangsuChina)
Abstract:With the replacement of "external risk" by "man-made risk",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ctive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risk communication to modern risk communication.Under the doubl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risk and localization risk,th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hown lag risk communication.The surging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new media in China has catalyzed the "bonding" and "wheeling effect" between the subject of risk communication and the means of Internet new media,and the lag risk communication has evolved into post-lag risk communication.Through the cas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risk debate,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double uncertain effect of "local breakthrough" and "local gap" in "post-lag risk communication".Therefore,through the active prevention concept,the "community" structure,the "multi-speed integration" mechanism,means of "Internet plus" and the "five-in-on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the accurate management of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post-lag risk communication can be realized.
Keywords:risk;risk society;post-lag risk communication;wheeling effect;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precise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6-009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GL228)
作者简介：吴长剑，男，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江苏高校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法治化研究基地副教授。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6.011
*收稿日期：2019-04-02
(责任编辑：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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