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公园主要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因而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已成社会共识的当下，本文基于国家公园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定位，分析阐释了国家公园的供给和消费主要应诉诸政治智慧和政治安排，并适当结合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公园体制建构模式。国家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稳定、美丽的生命共同体，因而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论构建国家公园体制。作为一种有效的荒野自然保护模式，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变革思想，依靠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对我国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具体化、升级和优化。
[关键词]国家公园；准公共物品；系统思维；生态政治哲学
1832年，以描绘印第安人生活著称的画家乔治·卡特琳(George Catlin)首次倡议，应该建立一个“人类和野兽共生的、完全展示了自然之美的野性和清新”的“国家的公园”(A nation’s Park)[注]这是学界较为公认的关于“国家公园”的最早正式表述。如Peter Matthiessen在《序言》中所说：“为了保护黄石河与上密苏里州交汇处北部平原上庞大的美洲野牛群，卡特琳确实是第一个发明创造并推荐使用‘国家的公园’术语的人。”George Catlin, NorthAmericanIndian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Matthiessen,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89, p.v.。四十年后的1872年，这个天才般的构想成为现实，主体位于怀俄明州西北部近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被辟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国家公园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目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近万个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体制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有效荒野自然保护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认定，国家公园在“储备地球自然场域、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注]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发布的《联合国保护区名录2014》(2014UnitedNationsListofProtectedAreas)，See Marine Deguignet, Diego Juffe-Bignoli, Jerry Harrison, Brian MacSharry, Neil Burgess and Naomi Kingston , 2014 UnitedNationsListofProtectedAreas , UNEP-WCMC: Cambridge, UK, 2014, pp.1-3.。
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高度社会共识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国家战略层面首次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其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纲领性文件中，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理念和思路愈来愈坚定和清晰，相关制度保障和政策措施陆续出台，遍布全国的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2018年4月10日，国家公园管理局举行揭牌仪式。与如火如荼的试点建设实践以及相关机构设置相比，国内学界关于国家公园的理论建构与阐释相对滞后。本文以生态政治哲学为理论分析框架，在将国家公园定位于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上，试图阐明国家公园体制的构建需要运用生态化的系统思维方法，重点致力于国家公园的制度和法治保障体系建设。
土地执法困境成因分析（吴桐） .....................................................................................................................3-45
一、 国家公园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定位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经典阐释，人类生产生活获得的物品和服务大致可分为两类：私有物品(Private Goods)和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理解和区分这两类物品和服务的关键是“排他性”和“竞争性”。具有受益上的“排他性”和消费上的“竞争性”的属于私有物品，此类物品供给和需求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自亚当·斯密奠基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来，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调控下，私有物品生产和消费的资源配置有效地进行着。个体获取私利的同时，也促成了整个市场经济的自由与繁荣。如斯密所言：“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除了市场交易的私有物品之外，还存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顾名思义，当你无法排斥和排除他人免费享用某种物品和服务时，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就出现了，如人们不可能排斥他人对空气和阳光的享用；“非竞争性”是指对某种物品和服务的免费享用不会产生竞争性效果，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对此的经典解读是：“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注]缪勒：《公共选择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用专业的经济学术语讲，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所增加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为零。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表明，我们无法排除没有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的消费者。于是，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就是，让别人负担足够多的成本，自己来免费享用公共物品，这就是所谓“免费蹭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由此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又刺激着人们首先选用和消耗公共物品，哪怕过度使用和消费。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点出了其中的致命缺陷，“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8页。；两千多年后，哈丁(G. Hardin)对此作了一针见血式的总结——“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相信自己在公共牧地上的自由，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公地自由带来全体牧人的毁灭。”[注]1968年美国生物学教授哈丁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著名文章“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问世，“公地悲剧”成为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议题。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162. 1968, pp.1243-1248.无论是供给不足还是过度使用，无论是“免费蹭车”还是“公地悲剧”，都充分表明了公共物品的供求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因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公共物品的市场选择是无效的，并将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后果。“公共物品是经济学家用来证明政府干涉合理性的市场失灵类型的一种经典例子。”[注]缪勒：《公共选择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页。因此，对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应主要依靠政府诉诸公共选择。
第四，企业的财政预算管理可以激发各个部门的积极性。通过财政预算管理可以加强各个部门的凝聚力，但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不同完成的工作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不同部门之间也会相互较劲。通过财政预算可以更好的反应出各个部门工作的完成情况。在加上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密切各个部门的信息共享。所有部门都想把更好的一面展现个大家，从而可以激发各个部门的积极性。
关于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常识是，私人物品的供给和需求应当诉诸于市场机制；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与政治智慧；而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则需要以公共选择为主、结合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具体到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的国家公园建设，应当运用生态化的系统思维方式，依靠制度建设和法治保障，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公园体制模式。
照此理解，国家公园既名为国家，为国家所有，首先便应当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但同时，这种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又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因为作为风景名胜区、自然资源聚集地、生物多样性物种基因库等，国家公园可以提供审美享受、科研考察、休闲娱乐等服务。它既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服务的直接消费和私人占有，也不同于空气、阳光、国防等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的公共供给，国家公园的消费方式主要是科研、休憩、体验与欣赏，其内在固有价值不会被直接消耗掉，反而可以使人们得到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但如布坎南所说的，这类物品的非竞争性是有限的，即在一定的消费容量下，对此类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非竞争性就会消失，拥挤就会出现。另外，“准公共物品”还具有局部的排他性，即此类物品对于具有会员资格的人来说是非排他的，但对于非会员来说则是排他的[注] See James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s, Vol.32, 1965, p.2.。国家公园的门票、准入资格限制、特许经营商品等均是局部排他性的体现，因而，国家公园是一种“准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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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公园体制构建的生态化系统思维方法论
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生态环境已成为目前人类最大和最重要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因为这事关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绝大多数人都把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列为他们未来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比健康、人权、人口增长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更重要。”[注]拉兹洛：《巨变》，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继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以来，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6、7页。已成社会高度共识。
在学理上，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幽灵的肆虐，作为一门科学的生态学需要走进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因为生态学不能单独而有效地改变现实社会运行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政治哲学等也需要一场生态学“转向”[注]1960年代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语言的转向”一语既出，“转向”自此在学界流行开来，影响深远。按照周宪、许钧等的理解：究“转向”其义，大有宣判“终结”之嫌，而所谓“终结”者，一方面“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亚里士多德语)；另一方面又“不啻于奠基新起点”(参见周宪、许钧《终结者译丛序》，载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本文即主要在“新起点”意义上使用“转向”术语。，需要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人类公共事务的影响。与致力于价值生产效率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相比，政治学主要关注价值的公平分配，思考问题时更注重“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某种意义上是“最高的科学”(Master Science)[注]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这四大显著特征的总结，可参见俞可平：《政治和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词源学意义上，“经济”(Economy)源于希腊语oikonomia，原初意指“家庭(oikos)事务的管理”。倘若将事务管理的范围再做扩大，延伸至整个城邦，意即“与城邦有关的事务”，便是“政治”一词的源头：“城邦”(polis)。作为一名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是其本性，更是其天职。此即亚里士多德所言之“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的真谛。政治的原初意义由此得以彰显：“属于城邦的人”积极参与“与城邦有关的事务。”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最初的逻辑结构中，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主要阐述了“个体的善”；在《政治学》中，则主要探讨如何将个体的道德原则拓展为整个城邦的价值基准和行为规范，即如何实现基于“个体的善”的“公共的善”。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公共的善”高于“个体的善”是天然的正义和正当。政治学成为“最高科学”(Master Science)就此顺理成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页。同时，“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但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和有着普遍意义的。”[注]Paul Shepard and Daniel McKinley, eds., TheSubversiveScience, Boston: Hoghton Mifflin, 1969, p.4f.在此意义上，生态学可以被称为一门终极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包括哲学、伦理、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各门学科，“现在生态学的基调是要我们再次认识到关联性，认识到我们与生物共同体的固有联系”[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对这种“关联性”和“固有联系”的认识和阐发，正是系统论思想所擅长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之和”的关于系统论思想的直白理解。但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思维方法论，系统论比较公认的发明人是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 Von. Bertalanffy)。与其他科学思维方式相比，贝塔朗菲于20世纪提出并创立的系统论的最大特色是，它始终把对象——从浩瀚宇宙到微小粒子——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所有作为有机整体的系统，都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复杂性、开放性、时序性、自组织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等基本特征。并且，系统并非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或机械组合，而是一个各部分、各要素有机联结的功能整体。正如脱离人体的手将不再具有相应功能一样，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的部分将失去要素的作用。因而，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具有方法论和价值观意义。罗马俱乐部成员、系统哲学家拉兹洛(Ervin Laszlo)对此进一步描述道：“自然界是根据部分适应整体，整体又作为部分适应更高层次的整体的原则来构建的”，而且是一种可以“自我修复和建构的过程”[注]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43、341-342页。。
照此理解，自然界中的每一物种和有机体，从亘古未变的厌氧菌等单细胞生物到高达近百米、树龄超千年的地球上最大生物体巨红杉(Sequoia gigantea)[注]在徒步穿越北美西部山地时，仰望着近百米高的巨红杉，有着“国家公园之父”美誉的约翰·缪尔(John Muir)写道：“巨杉是大自然的森林杰作，也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最大的生物体。……它属于一个古老的世系，具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奇异气质，……巨杉默默无言，沉静地独立，一幅天神般的形貌；它们是如此古老，……早在哥伦布从西班牙远航时就已在用千年来给自己计算年龄了，……就人类而言，它们是相同的昨天、今天和永远，是永恒的象征。”参见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188页。；从“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注]在声音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G. Hempton)看来，寂静其实是一种声音，是人类与大自然交流、重建与大地感情的重要管道，“寂静滋养着我们的本质，人类的本质，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而维护大自然的寂静就像保持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他将魁洛伊特部落长老赠送的一块小红石放置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霍河雨林中的一块圆木上，并将那里命名为“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希望“让寂静蔓延到这座公园里的更广大地区”。参见汉普顿、葛洛兹曼：《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2页。到整个地球生物圈，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我们的生态系统。用生态学的基本术语讲，生态系统就是由无数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所有“生命网络系统”的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当某一子系统遭受破坏时，整体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失衡和改变。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典型案例是，黄石国家公园的狼竟然于1926年被公园巡护者全部消灭，整个公园地区食物链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
首先，“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45页。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为目的的国家公园，就要由国家确立并主导管理，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和世代传承。对于公共物品性质比较纯正的核心功能区，应禁止一切开发建设，只允许经过严格审批的科考活动；对于具有一定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外围保护区，可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适当允许一定的观光、游憩、住宿等商业活动。为此，需要从生态维度、文化维度和经济维度综合考虑创建国家公园的“初心”[注]蔡华杰：《国家公园的“无人模式”：被想象和建构的景观——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从而探索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运营的长效机制。总体而言，国家公园强调的是最高的国家意志，表明了国家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制度路径的信心和决心，即坚持国家所有，代表国家形象，具有国家象征。
对于以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严格的具体规定：“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样是始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成为我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首次正式表述。
1.5 标准化的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共识版 由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开发，整套标准化的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测验[12]分为7个心理维度：①TMT、符号编码测验及语义流畅性测验等评估处理速度；②持续操作测验评估注意/警觉；③数字序列测验、空间广度测验评估工作记忆；④言语记忆测验评估言语学习和记忆；⑤视觉记忆测验评估视觉学习和记忆；⑥迷宫测验评估推理与问题解决能力；⑦情绪管理测验评估社会认知。目前已经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用于临床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最主要的测量方法，虽在双相障碍中应用有初步研究，但在心境障碍中的信效度尚未达成共识。
作为一种有效的荒野自然保护模式，国家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稳定、美丽的生态系统。国家公园的山、水、森林、草甸以及生长于其中的各类动物物种，构成了一个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着力建设好国家公园，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三、国家公园体制的制度建构和法治保障
时至今日，系统论思维早已从自然科学走入人文社会科学。以系统论为方法论原则的生态政治学，是“一种基于新的哲学见解的新的政治认识和政治行动，即基于对自然整体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理解与尊重的政治思考和行动”[注]Petra Kelly, ThinkingGreen!EssaysonEnvironmentalism,Feminism,andNonviolence, Berkeley, California: Parallax Press, 1994, p.40.，其中“生态学是整个绿色哲学的可靠的、科学上正确的基础”，再形象一点说，这是一种“把螃蟹与龙虾、把兰花与樱花以及把所有这四种东西都与我联系起来”[注]卡普拉，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1、63页。的思维方法和模式。不论是自然科学意义上治理污染的技术方法，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都须以生态化系统思维为方法论指导。在论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主体功能区战略、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能源消费革命、城市规划建设、新农村建设、大气及水污染治理、生态安全观以及海洋、河流、湖泊等治理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说，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5-56页。
以社会制度变革应对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一贯主张。早在生态环境问题尚未成为严重社会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马克思就以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为批判视角，先知般预言了已经出现并必将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并将其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本身不会出现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的根源在于具有“社会—历史”性质的自然界的人化和异化，“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注]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条件下，劳动仅仅被看成是工人谋生的手段，而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资本家获得利润，人与自然关系就此彻底异化。自然不再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反而“蜕变为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注]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6页。，仅仅成为资本家们获取利润的手段和工具。比大多数仅仅希望通过技术革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主张更进一步，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并就此为人类社会指明了一个生态良好社会的制度保障：“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只是囿于社会历史环境，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具体层面的社会制度变革路径。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9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制度变革路径最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继承和发展、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也应该成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显然，人类也是大自然生命网络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既不是处于自然之外，更无可能和必要处于自然之上。“整体、系统、关联、平衡”的生态化系统思维方式，对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页。人类因此必须重视“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和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注]卡普拉，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7页。利奥波德(A. Leopold)精心构筑的“大地伦理学”(Land Ethics)堪称生态化系统思维方式的经典。“大地伦理学”认为，大地有着母亲的象征和隐喻，整体有机的自然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和一切生命成长的母体，大地和自然的整体价值高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价值，包括作为其中的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利奥波德据此指证，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多以“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已然危及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因而需要回归“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的角色”。因为生物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是最高的善，“整体之善优于个体之善”：“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它就是错误的。”[注]利奥波德：《沙乡年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需要说明的是，在纯粹的私有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还存在大量中间地带的物品，即或者只具有非排他性但又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如孤儿院、养老院、垃圾处理等社会福利服务；或者只具有非竞争性但又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如医疗、教育等。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看来，此类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和服务可称之为“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其消费包含着某些公共性，但分享范围是适度的和有限的。这种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布坎南也称之为“俱乐部物品”“非纯粹公共物品”或“混合公共物品”。
表面复合离子处理技术通过两种或多种表面技术制备复合涂层，提高了薄膜的致密度，消除或减轻了膜层的本征应力，改善了膜层的结合性能，涂层的硬度较高，对于硬质薄涂层，常采用的方法有划痕法、压痕法等，但这些方法是以涂层从基体剥离的瞬间对应的临界载荷来表征结合强度，而针对实际服役条件的动态结合强度测定法是对涂层体系施加持续载荷并观测其剥落情况，与实际应用中涂层体系基本处于反复载荷下的条件较为接近，对工程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主要包括单摆冲击划痕法、解除疲劳法等。
其次是构建最严密的制度体系。应该说，“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及准则，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制度目标、制度体系和执行考核机制”[注]俞海等：《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内涵、框架与改革思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0期。等，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主要包括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标准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完善经济政策、推行市场化机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等十大方面[注]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5-05/05/content_2857363.htm，访问时间2018年10月30日。。国家公园体制构建所需要的法制体系，是在制度设计、执行、监督、考核等不同阶段和全过程，对以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升级和优化，以全面提升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制度和法治保障作用。
河道的行洪能力分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其中包括单断面复核和全断面复核，单断面复核的计算方法是曼宁公式法，全断面复核的计算方法是能量方程法［6］。
再次要筹建统一的管理机构。“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制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国家公园国家所有，国家公园体制为中央政府事权。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家公园对原有的自然保护区、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进行重新划分组合；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上述自然保护地涉及的原农业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部门职责进行功能重组，统筹监督管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统一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更有效和更严格地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2018年4月10日，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组建，意味着我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逐步从以自然保护区为主转变为以国家公园为主。
最后，最严格的制度也应当是最有效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应当是能够有效执行的法治。“要抓紧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相关标准，加大执法力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责任”，“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的老虎。”[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1、103页。一个由完整法律体系认可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才是保护荒野自然的长久之计。历史地看，国家公园的早期建设多凭荒野保护者们的满腔热情，多是各自为战，罕有协同配合，有成功也有失败。前者如大峡谷国家公园等的成功设立，后者如赫奇赫奇大坝使得原来“茂密的青草树木和壮观的峭壁”，造成了一个“散落着残干断枝、被污泥环绕的”人工湖[注]Robert K. Cutter, “HetchHetchy-Once is Too Often”, SierraClubBulletin, 39(1954), 11ff.。直到1964年《荒野法案》(TheWildernessAct)的颁布，设立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荒野从此变被动为主动，荒野自然得到了总体上的前所未有的保护[注]参见纳什：《荒野与美国思想》，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为世界瞩目，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旗手级人物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充满了热切期盼[注]格里芬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指出：中共中央委员会赞同包含市民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其目标是实现生态文明。中国只要遵循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处方”，就能够有助于在总体上有力地挽救自然世界，挽救人类文明(参见大卫·格里芬：《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柯布也盛赞中国的整体有机思维模式与生态文明战略，“多年前，中国就承诺要为生态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早已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并不仅仅是减少污染和可持续利用能源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进而满足人们富有创意的生活方式。……中国以其特有的优势则有希望走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前列。”参见J.柯布：《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4期。；同样已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国家公园体制构建，目前既有顶层设计的强力推进，又为社会公众所认同而成为时代共识，应当而且可以成为彰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窗口，成为中国国家荣誉的象征。以保护荒野自然的原真性和整体性为初心的国家公园，也许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和回归本性的保留地，因为过度文明的城市生活会使从荒野中走出的人类失去某些本性。一个文明的社会和一个荒野的自然，本就应该同生共存、相得益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4-011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生态政治学逻辑建构研究”(16BKS062)；北京市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18ZDL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叶海涛(1973—)，男，山东曹县人，哲学博士，艺术学理论博士后，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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