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伦特的行动概念是她思想的基础。行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人在由个体向共同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的目标是在公共领域中实现人与人的结合，为平等提供条件。行动理论更多的与劳动概念相关，阿伦特把个体劳动和社会化劳动都归于个体性的理解方式，是由于社会化没有使人走出自身，受物的约束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个体性异化造成的。
［关键词］阿伦特；逻辑追溯；价值；意旨
汉娜·阿伦特，德国犹太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哲学家。她的思想针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对劳动的异化。在现实上，她并没有站到马克思的对立面，而是对马克思的批判大加赞赏，“特别是在关于现代社会的劳动问题上，马克思‘研究之深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现实生活描绘的可靠性’以及‘他描绘这些确切无疑地出现在他眼前的现象时的忠实态度……’与马克思的那种唯物主义观念一样”。［1］2阿伦特从劳动引出了行动、公共领域和共同性的推断。劳动是在由个体到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是它没有走出个体自身，而是在与资本的交易中完成了人与人的连接，因此劳动也就没有实现解放的任务。所以，只有走出个体，抛弃对物的依赖，才能在公共领域中相遇；在“对谈”交往中确立人的平等地位，才能为共同性奠定基础。
一、根源于劳动的行动思想
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认为“动物与人类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16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整个世界，劳动是生活资料的来源，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重要来源。但是，阿伦特把马克思的论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从劳动出发为争取政治平等而进行斗争，这样劳动与政治就牵连到一起了，“劳动是作为为了实现工人阶级政治平等的劳动营生而受到赞美的，具有了双重意义，所以，劳动的解放也意味着其推动了政治上的意义。”［2］14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作为劳动解放的目的，而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劳动的意义。
劳动作为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在工业革命中提出来的，劳动与工作都是属于个体化的活动。但是，工人阶级一旦有了政治要求，以劳动作为追求平等的决定性要素时，它也就不再只是“营生活动”了，而是从私人领域中走来，与社会形成一体而转变为“社会化生产”。在工业革命的机械生产中，劳动对自然的改造使自然具有了属人性，也就是说劳动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按照人的理性逻辑构造的。构造的世界是由个体劳动加总得到的，但是，劳动在由个体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劳动者的自由决定了他的劳动是否参与到了社会化过程中。按照阿伦特的想法，劳动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为自愿“行动”，参与劳动的“行动”是由众多的劳动者自愿决定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使劳动不再是制造属人的世界而是顺应自然的改造过程。“从用人工过程替代自然过程向真正的发动过程转变的时期，对阿伦特来说，这代表了从制作（fabrication）向行动（action）的转变，后者是统治外部（及内部）自然的主要方式。”［1］12劳动改造着自然，许多人对马克思的理解停留在了劳动形式上，而忽视了马克思劳动与实践关系思想的科学的内在意旨。通过对阿伦特的由劳动、制作到行动的发展论证中，可以打通对劳动价值的认识，深层次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与实践发展的密切关联。
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与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是由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确定的，这就是平等。马克思把未来社会设计成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其目的就是构想一个平等的社会。抛开政治对人与人关系的束缚，在不考虑人的个体其他能力的前提下，人与人是平等的，平等是由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也就是他更加重视“劳动力”，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人存在的价值。所以，劳动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理性的动物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偏狭，并不能适用于所有人。亚里士多德就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理性一开始是对单个个体起作用的，人可以通过理论推理，展示自身的能力，实现在实践中的智能，高于其他动物。也有把理性理解为感觉和常识的，并把这种感觉和常识与客观性、普遍性联系起来，得出很有说服力的结论，但它不能左右人所展示的个体本性，也就是说理性只能以主观的个体性的形式存在。劳动却可以使人走向客观的、共同的人的本质，所以这种平等的前提就被劳动的动物前提所代替了。
因劳动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相较于理性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更趋于政治的目的。劳动可以因个体生活而走向社会需求和供给，理性虽然也可以做到一种公共的理性讨论，但是能够成为所有人一致的理性共同性却非常困难。劳动成为人存在的前提，平等也就成为通过劳动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涉及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统治者可以任意支配被统治者的自由。但黑格尔不这样看，他认为，当主人支配奴隶时，他也就成了奴隶的奴隶。如果人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摆脱主奴关系，摆脱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平等的政治关系，所以阿伦特说，“不被他人支配的人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只在平等的人之间能实现。”［1］37马克思认为支配他人的人也没有自由，阿伦特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与当代对平等、自由的界定也是一致的。政治是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形成的时候建立的，也就是说支配关系是政治形成的基础，但政治并不一定包涵支配的内容，政治也可以建立起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
对政治平等的影响有两个来源，一是历史意识对政治的影响，二是理性意识对政治的影响。理性主义把政治放置在纯粹的世俗世界中，为它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构造完成秩序的“制作”，这种政治秩序能够被人自身所理解，其他的非构造的政治秩序是人无法把控和操作的。霍布斯就是坚持理性主义的政治，他为寻求政治结构的稳定不惜设置“利维坦”来维护社会秩序，但这也“反映了他对世界本身、对人类制度、实践及规范领域之持久性的怀疑。”［1］17人们相信形而上学对政治结构的设定，规划“美好”的未来图景，但这并不能代替现实生活状态。形而上学的设计被融入了更多的主观性，使人无法根据不同人的理性对话达成契约，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只注重对本体“真实性”的考查，忽视本体的客观化和与现实的对接。所以阿伦特认为，霍布斯的思想预示着形而上学的政治逐步与历史意识和世俗化的政治结合起来了，以致因对政治平等的追求把历史意识的政治放在了重要位置。
现代历史把劳动与行动相结合，“一方面根据过程来思考，另一方面又确信我只能理解我自己创造的东西……”［1］19。人类制度、实践和规范领域都是通过人们的技艺和能力不断实践得到的，由此可以理解制度和规范是无法控制的。对于无法控制的事件，也就无法设定事前的目的，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可设想的，那么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对于个体的认识，我们可以选择目的去做某件事，得到的结果也就有了意义，它具备了意义所必须的属性。但是，赋予意义本身就是在行为之前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不是在思考现实多样性基础上的过程，它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推断。阿伦特把历史意识植入政治制度和规范领域当中，出发点就是根据现实政治危机、政治困境中形而上学的因素，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建立于由个体劳动所确定的思维结构之上，行动所产生的社会性是通过对话、协商、契约等形式形成的，这就使劳动由个体形式转变成了公共性的形式。
二、发轫于“行动”的公共领域的价值
Without a loan it would be impossible↗for most people↗to own their houses.↘Many Americans do not own their homes;They pay landlords↗to love in their homes.↘
劳动的解放与社会和公共性形成的方式有关。社会并不是人走出自身得到的，当人走出自身来到这个空间就不仅仅是个体的相遇了，而是个体之后的共同性在公共空间的相遇，这里存在的是商谈与协议。社会领域是不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的，它是人和人的集合，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总是眷顾于自身而不能自拔，“社会应当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集合，而这些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则纯粹是外部的关系。”［6］119纯粹的外部关系并不是人与人可以直接的对话的状态，而是要通过物的价值显现人的价值比较，这就是人通过物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劳动的异化正是在个体之间发生联系时，没有走出自身走向公共性，却与和自身利益发生关系的物建立起联系。这就是人的异化，实际上，这也是世界的异化。人的异化反映了马克思对劳动者、劳动力在价值理论中地位的观点；世界异化反映了阿伦特对人没能走出自身而来到公共空间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异化的观点。由此看，阿伦特在把握不同领域、空间方面更加注重历史基础上的逻辑演绎，马克思则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状况的描述，预期通过人生存环境的改变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改变，摧毁劳动异化的根基——私人所有制，这也是从物出发解决人的关系问题的。
劳动在个体性工作中转变为社会性实践活动，是社会脱离家庭内部生活而独立出来形成的公共生活，马克思称其为社会化生产劳动。社会化过程不是由于劳动过程或者劳动效率的提高、社会联系的增加形成的，而是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由家庭关系转变为家庭之外的民族关系、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演绎形成的。“社会（society）——家务管理及其活动、问题和组织化设计——从被遮蔽的家庭内部浮现出来，进入公共领域的光天化日之下，不仅模糊了私人和政治之间的古老界限，而且使这两个词的意思变得几乎不可辨认，同时也改变了它们对于个人和公共生活的意义。”［3］24真实的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不同，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掺杂着政治生活和具有公民身份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在公共生活之外是个人的隐私性的生活，隐私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是摆脱政治活动的暂时的庇护所。在没有公共领域只有社会性和社会空间的时候，这种私密性（intimacy）的空间并不被人们所了解，我们把私人空间与政治活动混为一谈。因为私人空间是家庭隐私的生活，个体劳动正是在这里产生，并使劳动成为家庭兴旺的重要手段，劳动也成为“沉思”之后的一种活动。人们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就把劳动活动产生的各种关系附加到政治意志上面，使私人与政治的界限“模糊”了。这种认识只有到了当代对公共领域进行划分时才逐渐清晰起来。
阿伦特对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采取全面批判和否定的方法，而是认为马克思对人存在的社会状况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赞赏，使她不得不把劳动也作为其论证行动理论的重要一环进行处理。“阿伦特对马克思的观点绝不仅仅是否定了事。她认为马克思忠实地描绘了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他描绘的全面性或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例如，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对现代经验之特点的正确概括。”［1］25尽管前文在解读阿伦特思想时也对比的引用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劳动观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她虽然引申出了自己的逻辑体系，但也掩盖不住她的思想所指。她把劳动看成是行动生活的首要因素和满足人生存需要的必要手段，这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的。马克思也认为劳动是生产实践的重要内容。劳动将历史、社会、人的生活串联起来。社会劳动满足了生命需要，同时也造就了历史，这个历史就是社会通过劳动使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历史。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不是平等的，由于社会劳动本身的个人化使财富都趋于集中，也由于劳动的社会化，或者从社会化走出自身实现在公共领域的对谈，使劳动真正可以在政治中寻求平等倾向，这是阿伦特想要得到的结果。所以，她在公共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私人空间方面的分析比马克思分析的更加详细，但是在对历史意识的认识上与马克思还有很大距离。
劳动作为个体活动在向社会活动过渡中，使劳动异化成为可能。异化不仅仅是由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掺杂了资本的因素使劳动成为压迫的工具而形成的，也是由于资本主义劳动社会化本身使然。社会化看似使人都趋于平等，但是它必须“顺从”于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要求（这种共同体的共同性，与公共领域的共同性完全不同），所以，社会化使劳动受到压迫并异化。社会化过程也是劳动由“自然增长”向非自然增长发展的过程，劳动必须要摆脱社会领域的控制才能获得解放。现实的非自然增长是由于工业革命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劳动分工在家庭生活中并不会发生，只有在社会领域当中才会出现。劳动分工的出现使劳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劳动使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劳动也成为了人存在的一种需要。劳动本身所具有的劳作、苦难本性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贫苦人才能从事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劳动被社会领域贬低为个人的行动，它要符合社会共同利益需求，这就使劳动失去了“复数性”的能力，也无法使劳动活动变成优秀人性的展示。在社会领域面前，可以没有公共领域，可以没有现实世界，劳动只是对自然的改造，对物的改造，只是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却失去了对自身的改造，失去了对社会领域的改造，因此也就没有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
白洋河：又名清溪河，干流长63 km，河道宽50～70 m，估算20年一遇最大洪水流量1 200 m3/s，现有河道泄洪能力为400 m3/s，局部断流，正常蓄水位9.5 m。河水从城西穿杏村经西门后与秋浦河汇合，到池口入江。
三、生成于自我“走出自身”的共同性关系
通过因子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企业价值共创体系价值创造能力的二维结构。2个主因子能更为精准地描述企业价值共创体系价值创造能力的两方面情况，可根据每个因子的得分情况，对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基本价值创造能力和可持续价值创造能力进行分析和提升。
阿伦特把劳动定义为与行动相分离的个体化活动，在抛开公共领域的前提下，劳动与政治是相关的，人是“劳动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动物”，劳动成为人被动的需要，因政治的参与程度决定了人在劳动中的地位。政治行动直接与劳动联系使政治失去了公共性的特性，成为异化劳动的工具，也就是说成为个体政治、家族政治。但是政治行动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行动应该创造一个世界，我应该走出自我的行动，参与到其他人的行动中。走出自我是具有康德意义的，康德把别人设定为与我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是我的能力所显现出来的。人的能力把我是谁，谁会在公共领域中相互认同主动地呈现出来。我们要相信人的主动互动的能力，在行动的过程中给我们带来惊奇。菲利普·汉森认为，现实中，“我们与他人一起的情形太少了，我们在劳动分工及其制度变体（包括某些社会运动）下‘为了’他人的情形太多了，我们在战争中‘反对’他人的情形也太多了”［1］44，这正是阿伦特的观点。我们与他人并不是在一起的，阿伦特认为，资本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分离开，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在“历史生活”中人已经完全陷于孤立，资本主义使人分裂，资本主义也拒绝人与人的团结，特别是参与社会化劳动的个体的团结。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可以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实现人与人联合的的状态，并将其定义为“自由人联合体”，但是阿伦特却悲观地认为，在赞美资本主义劳动价值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实现人的联合的，劳动的解放并不能解决公共性问题。
人的反抗精神不是由于国家对个人的压迫，而是人的心灵被社会扭曲所至。社会对人内在性的侵扰，使私密性遭受极大的破坏。在此之前，国家与个人或家庭是紧密联结的，国家对家庭的统治也是家庭对家庭的统治，人们还没有走出家庭的限制，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力也是由一个家庭和家族所建立起来的。私人的家庭是客观的真实存在，人与人的关系是由家庭的真实性决定的，就是由物资数量决定人的统治关系，人的精神意志只能由权力主宰者决定。社会领域自从安置在家庭私密空间和政治之间后，它并没有像家庭私密空间那样呈现在真实的某个时空中，而是像“心灵的私密空间”一样，以主观的方式存在着。激烈的社会冲突是由于人们想摆脱社会领域造成的，人一旦从家庭中走入社会领域，他就以个体化方式与社会领域中的个体进行交往。但是社会性冲突和人内心的情绪的冲突是有关联的，阿伦特认为，“诗歌和音乐得到了繁荣发展，伴随着小说这个唯一真正社会性的艺术形式的兴起，同时发生的则是所有更为公共性的艺术、特别是建筑的衰落，充分证明了社会性与私密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3］25建筑的衰落是由于建筑代表着家庭状态，当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建筑对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或者说，家庭式的房屋对个体已经不重要了。代之以更能体现人的心灵变化和私密的小说、诗歌、音乐，这些作品通过这些形式，使私密的心灵公开化，心灵的冲突表现化。正是对心灵冲突的争论才形成了社会性冲突，最后争论的内容也由私密的心灵变成政治生活形态。
公共领域是公众在政治广场上进行对谈时所形成的，这种对谈可能是讨论的形式，也可能是诉讼的形式，更可能是战争和竞技活动，所以对公共领域没有一个完整的形式可以定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了公共性中，“公共关系和共同努力——新近被称作‘公共劳动’——就是想建立这样一种公共性……‘市民社会’所特有的，既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同时也是社会劳动领域，有着自身的规则。”［5］2-3劳动的产品要在社会领域中交换，这个时候由于交换中的讨价还价，使“社会劳动领域”变成了可以“对谈”的公共领域，虽然从“对谈”的角度可以使劳动产品以价值方式进入公共领域，但是真正的劳动还没有在公共领域中出现。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劳动力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劳动本身却在资本家购买完劳动力后退出了公共领域，所以劳动的异化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候就开始了，劳动从公共性生产又转入个体化的过程，这是阿伦特的观点。在对人这个问题上，阿伦特把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扭曲看得更凄凉。资本主义的劳动使劳动者不能从自身当中走出来，不能参与公共领域核心内容，也就是说不能参与政治行动和参与讨论，公共领域被异化成了“市民社会”的活动场所，从而使劳动者被异化。
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的最大不同是，公共领域可以使劳动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社会领域对劳动的控制，使“行动”（实践）下降到私人领域之中，使人面对自然世界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然面貌，但是对人本身却无法实现改造。通过行动（实践）改造属人的世界才是马克思实践的意旨，也是阿伦特所支持的观点。所以公共领域使社会化劳动变成“行动”，也就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实践行为，通过自然而然的过程，使劳动融入到多样的公共领域的行动之中，以此改造劳动的社会性，这是对社会化劳动的改造，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改造。对公共领域的认知应该回到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去，他们对公共领域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一为言谈对话，包括讨论和诉讼；二为共同的实践活动，包括战争和竞技活动。这两者实际上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公民政治生活的内容，即言语和行动。”［4］80社会冲突并不会直接带到公共领域之中，因为公共领域足够容纳多样性的各种“言语和行动”，这会把这种冲突带到国家甚至政治领域之中，引起国家内的矛盾冲突。如果把公共领域抽离出来，社会领域会直接面对政治领域，一方的冲突必然引起另一方的动荡，所以政治内在的不稳定也是由社会领域的冲突引起的。“公共领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地带，调节着两者的利益和关系。”［4］90公共领域的调节作用是由公共领域的属性决定的，它建立的言谈机制、讨论模式为不同的事件提供了可以协商的平台，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达成理性的共识，改变理性的主观推理方式。
从社会领域发展到公共领域的多样性与社会性冲突有直接关系。公共领域的出现使家庭单位被社会吸收进来，社会也就成为了大众的社会，社会被权威的力量包围和控制着，以一个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在公共领域之中。在社会中，人们都以平等化的方式存在着，从政治和法律上确认平等事实的存在。作为个人，只能以共同性的形象出现在共同体中，所有的与众不同都只在私人领域中出现。公共领域的共同性是由于社会冲突导致的人的精神冲突的和解，它摆脱了个体多样性的限制，经公共领域洗涤之后，个体身份就变成了公共生活的人的身份，使人的精神个性突显出来。“公共领域本身、城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在那里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把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来……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它是人们唯一能够显示他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3］27公共领域的多样的个性不再是社会冲突所显现的形态，社会冲突最终会被共同体所控制和包围，使公共领域失去其多样性的价值。公共领域的多样性使人和人的关系是“复数性”的，也就是通过“行动”显现事件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设定，也不是共同体的平等关系使结果趋于一种事前的目的性。
曼飞龙塔既吸收了中原与东南亚建筑文化的精华，又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是我国多民族建筑艺术园圃中的一株格外夺目的奇葩。
阿伦特的思想是从历史中检视现实的资本主义生活，她对劳动的贬低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劳动现实的悲观，是对资本主义“人的境况”给予切实的批判。但是，她认为走出“人的境况”并不是劳动本身可以解决的，需要形成以行动为内容的公共领域的架构，它不是建构性的，是需要人们共同行动搭建的。她观照了人和整个世界，也就是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题，离开人的世界谈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个人主义的藩篱。所以阿伦特的思想对现实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作为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加］菲利普·汉森.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M］.刘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李佃来.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邓正来.哈耶克社会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图分类号］B089；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6－0004－06
［作者简介］
邵晓光（1954-），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2.3.3 尼龙网沙障 做法与麦草、粘土沙障一样，一般设置为方格状、带状。尼龙材料可以重复利用，一般可重复利用3～4次。
刘 岩（1969-），男，辽宁锦州人，锦州市农业局高级政工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标签：阿伦论文; 领域论文; 马克思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党政干部学刊》2019年第6期论文; 辽宁大学论文; 锦州市农业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