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恐怖教授”遭遇“加拿大式引渡”论文

陈颖:“恐怖教授”遭遇“加拿大式引渡”论文

想象有一天,你突然被另一个国家指控犯有重罪。该国掌握的秘密情报显示,你参与了多年前当地一起恐怖案件。尽管情报来源不明,证据疑点重重,现场指纹、掌纹、笔迹无一能证明你是凶手,你一再声明自己跟此事毫无关联,但是最终你还是被引渡他国,身陷囹圄。这并非电影剧情,而是加拿大大学教授哈桑·迪布的亲身经历。

沦为囚犯的教授

2007年10月之前,哈桑·迪布是受人尊敬的大学社会学教授。在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美丽校园里,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著书立说,偶尔出国旅游度假,生活愉快而充实。但就在那个枫叶飘落的美丽季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天课后,法国《费加罗报》一名记者找到他,问他是否知道,法国当局认为他是制造了1980年巴黎恐怖袭击的凶手。哈桑大吃一惊,连声否认,表示自己的名字很常见,肯定是法方认错人了。

那天之后,哈桑教授发现,总有神秘的身影在跟踪他,还有人试图闯入他的住处。他向渥太华警方报警,却无济于事,不明身份的人依然在暗中窥探着他。不久,哈桑得知跟踪他的人就来自加拿大皇家骑警。尽管如此,哈桑仍继续着他在渥太华大学和卡尔顿大学的教学工作。不过,平静的生活早已暗流汹涌。2008年11月13日,应法国当局请求,加拿大皇家骑警逮捕了哈桑。

一是未将“课程思政”建设纳入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各行业特色型大学多是在学科和专业建设层面将“课程思政”建设纳入考核指标和教学任务,并作为正向奖励对教师进行引导,尚未将其纳入教师个人考核评价范畴。二是未将行业精神纳入教师考核评价范畴。目前,各行业特色型大学对行业精神的传播更多地停留在宣传部门的宣传报道、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以及部分教师的案例教学活动中,尚未强制性地融入教师教学、科研活动中,更未纳入教师考核评价范畴,使得学生对行业精神的理解和认知浮于表面,难以将行业精神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等有机结合起来。

2014年12月,渥太华公民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法国地方法官在哈桑抵达巴黎时就对他提出指控,如果法方决定把这个案子按程序进行下去,预计得经过18个月的调查,才会将哈桑正式送上法庭。但哈桑并没有等来法国法庭对他的审判。2016年5月17日,法国法官把哈桑从狱中释放出来,但要求他佩带电子镣铐,每天允许三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据称,随后检方对释放哈桑的命令提起了上诉。

2012年4月,加拿大司法部长罗伯·尼科尔森签发引渡令,同意将哈桑引渡到法国,作为恐怖袭击案件嫌疑人接受审判。哈桑的上诉全都遭到驳回。

几经周折,2009年4月1日,在被关押四个多月后,哈桑终于得以保释。但他必须遵守极为严苛的规定,包括时刻佩带装有GPS的电子镣铐,并为这套设备每月支付2000加元。如果他离家外出,须由五名保证人之一陪同。这些保证人总共为他交纳了25万加元保证金。2009年7月,卡尔顿大学突然终止了哈桑的教职。从那之后,他便失业了。

难以服众的罪证

2018年1月15日,哈桑乘机返回加拿大渥太华与家人团聚

法国当局手上确实掌握了哈桑的“罪证”,但这些“罪证”很难说无懈可击。从证据来源来看,法方认定哈桑是1980年巴黎爆炸案凶手、激进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员,主要基于来自德国情报机构的信息。至于情报机构是怎么取得这些“罪证”的,哈桑和他的辩护律师,甚至引渡听证会上的法官都不得而知。哈桑的支持者提出,这些“罪证”不排除是刑讯逼供的产物,人权观察组织曾发现法国法庭审讯恐怖分子时,采用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2009年11月,多伦多大学法律教授肯特·罗奇作为专家受邀出庭,论证了情报不能被视为可靠的法庭证据。

民众声援哈桑教授

由于法方临时更换关键证据,本该在2010年初举行的引渡听证会一拖再拖。2011年6月,法官罗伯特·马兰格裁定向法国引渡哈桑,并对自己无权批准哈桑保释表示抱歉。这位法官也认为,法方证据令人费解、模棱两可,说服力不强,据此给哈桑定罪很难确保公平公正。可法官也有为难之处。由于这个案子表面上有证据支持、能够成立,根据加拿大引渡法相关条文,法官别无选择,只能让本国公民哈桑被引渡他国,接受审判。

本研究表明AP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该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陈新来等[2]分析了广东惠州地区1995-2006年间1 760例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AP患者呈逐年上升趋势,1995年AP住院患者51人,占同期住院总数的0.31%,2006年AP住院患者231人,占同期住院总数的0.92%,可能与该地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高脂血症和糖尿病不断增加,人民饮食习惯改变密切相关。

大量人权组织呼吁加拿大政府对哈桑引渡案展开独立的公开调查,认真反思加拿大的引渡法,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异国囹圄的磨难

从证据内容来看,除当年案发后警察提供的嫌疑人画像外,法方出示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巴黎一家宾馆的登记卡,上面据称有嫌疑人使用化名签的字。哈桑读大学时的笔迹样本被找来和这张登记卡进行比对。法国笔迹专家鉴定后指出,登记卡上的字正是哈桑所写。可很快“剧情”翻转,哈桑的律师证实,法方找来和登记卡比对的笔迹样本,压根儿就不是哈桑本人的字。在这次 “打脸”的笔迹鉴定闹剧后,2010年5月,法方撤回了那份笔迹分析报告。

哈桑矢口否认法方指控。他的律师称,哈桑在1980年根本没到过法国,这纯属冤案。哈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也对法方的指控感到惊讶。在他们印象中,哈桑是位温和、勤奋而又敬业的大学教师,从无激进主张或反犹言论,也没加入过任何政治组织。

2014年11月,哈桑被引渡到法国,成为1980年巴黎恐怖袭击案的主要嫌疑人,关押在位于巴黎南郊的欧洲最大监狱——戒备森严的弗勒里-梅罗吉斯监狱。

法国当局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哈桑引渡到法国,让他为“参与制造1980年巴黎哥白尼街犹太教堂爆炸事件”接受审判。在那次事件中,藏在教堂外摩托车上的炸药当街爆炸,导致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018年初,法国法庭裁定,有可靠证据排除了哈桑参与当年恐怖袭击的嫌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1980年恐怖袭击期间来过法国。2018年1月13日,在法国法官撤销对哈桑的指控后,哈桑获释,并于2018年1月15日经由冰岛回到加拿大渥太华。在返回之前,由于检方再次提起上诉,他还被迫在法国又滞留了一段时间。

同时,电力企业对于往来款项的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事后管理,即当出现了因某客户破产导致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时,才会对与此客户有关的各类往来款进行细致清理,并实施后续的防范措施。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对往来款项评估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并未从源头上作出往来款项的综合评价。

(2)401浓缩机。此处系统能力按水量计算,由表3可知,401浓缩机入料水量为1 785.05 m3/h,设计所选设备的负荷能力是1 413 m3/h,则需要的设备台数为:1.25×1 785.05/1 413=1.58,即应在原来基础上再加1台浓缩机才能满足现有生产需求。

民众抗议引渡哈桑教授

但哈桑的噩梦仍未结束。2018年10月26日,法国上诉法院没有还哈桑清白,为他平反,而是命令再次审查当初的笔迹分析报告。哈桑的律师认为,这件案子显然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巴黎恐怖袭击案凶手时隔近40年仍未归案,哈桑成了破案的唯一指望。在当前法国的反恐形势下,法官担心就这样轻易“放过”哈桑会让自己引火烧身。只有不让嫌疑人“逍遥法外”,才能平息公众对恐怖分子的怒火。

被加拿大引渡到法国的恐怖袭击嫌疑人——哈桑·迪布

对“加拿大式引渡”的质疑

但法方并未就此作罢,2010年6月,他们又提交了新的笔迹分析报告。为哈桑辩护的三位国际知名笔迹专家研究后指出,这份报告同样混淆视听、荒谬至极。他们一致认为,巴黎宾馆登记卡上仅有五个单词,单凭那印刷体般工整的寥寥几笔,很难准确分辨出书写者的身份。

多位学者指出,放眼全球,加拿大引渡法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可谓堪忧。加拿大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引渡请求几乎“有求必应”,即便一些国家提供的证据极其薄弱,连加拿大本国法庭都不会认可。而且,加拿大的引渡听证会严重限制当事人权利,例如当事人的知情权就根本得不到保障,除引渡请求国提供的案件记录,当事人无权要求公开其他有关的案件信息。加拿大引渡法的苛刻之处还在于,要求当事人自证清白,凭一己之力证明他国提交的罪证不能成立,而且必须做到逻辑严密、毫无破绽。这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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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桑案中,由于加拿大引渡法的“庇护”,在加拿大法官看来错漏百出、疑点重重、难以服众的笔迹分析报告成为“有力证据”,来源不明的情报也堂而皇之地登上法庭。而哈桑的指纹和掌纹与嫌疑人不符的相关证据却被有意忽略。在大量严重的争议与错误中,这个案子依然按部就班继续推进。

哈桑的遭遇充分证明,在加拿大引渡法下,为了维护某些人所谓的“安全感”,嫌疑人基本人权受到严重威胁,遭到肆意践踏。作为被引渡的嫌疑人,哈桑陷于双重困境。在加拿大,哈桑要彻底驳倒法方提交的“证据”难上加难,因为引渡并不是正式审判。而被引渡到法国后,他更无力辩驳法方采用的秘密情报和笔迹分析报告。多个人权组织批评法国判案不公。

为避免被引渡到法国受审,哈桑打了一场极其昂贵的官司,各种开支已经远超他作为兼职教授的微薄薪资。但最终他还是没逃脱被引渡的命运。在面对媒体时,哈桑说:“因为那些毫无依据的指控和怀疑,我的人生彻底改变。那些人把罪名强加在我头上,但我是清白的。我从没支持过恐怖主义,从没参与过恐怖袭击,也不是反犹分子。我一向反对任何偏见与暴力。”但十余年来,所有的无罪辩护和自我澄清,都没能改变他被贴上“恐怖教授”标签、接受“加拿大式引渡”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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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敏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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