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应用学科,科学主义导向下的管理研究遭遇诸多理性困境,在科技发展和哲学渗透的多重影响下发生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直指现代管理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等哲学根源,主张在组织中消解普遍主义的预设以回归到具体、生动、可体验的生活世界。中国的管理研究在极大地提高科学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缺乏解释力和实践效力的管理知识。未来中国的管理研究应根植于本地人的生活世界,采取主位研究策略,通过高度意会性的努力来自觉建构本土化的管理理论。管理学的范式转换在西方管理学内部很难自觉实现,这为中国管理学进行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外部契机,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历史和社会脉络也蕴含管理学进行范式创新的内生资源。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文化自觉;管理本土化
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管理学自产生伊始就一直存在实践相关性与学科严谨性之间的矛盾。目前管理学的主流发展方向是以科学主义的逻辑使管理成为一门日渐严谨和高度精确性的预测科学。这种科学化走向在某种程度上使管理理论与复杂多变的管理实践脱离，并且背离了人性在组织生活中自由发展的需要。针对这一问题，诸多学者主张对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基础假设和研究方法等元命题进行反思，后现代主义便是其中最为强劲的一股思潮。与此同时，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学者在推行管理学国际化和规范化方面已经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在与国际学者一同对管理学自身的范式问题进行后现代主义反思之外，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如何使多年来深受西方管理学话语权宰制的管理学实现本土化，以建构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管理理论。西方科学管理范式的后现代主义转向与中国管理研究的文化自觉能否汇合为一股本土化管理的研究思潮呢？本文沿袭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管理范式的批判逻辑，尝试梳理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脉络，以期对相关问题的澄清有所助益。
3.1.2 不同作物光谱面积变量特征分析 大麦的SDr、SDb两个参数比春小麦和莜麦大，SDy值比春小麦与莜麦值小；春小麦的SDr、SDb两个参数比大麦和莜麦小，SDy值比大麦、莜麦值大；莜麦的SDr，SDb，SDy值处于中间（图3）。
一、管理的理性主义困境及后现代主义转向
1911年产生的科学管理及其在工业实践中的推广是人类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生存形态。正如德鲁克[1]所说：“‘科学管理’和后继的‘工业工程’是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重要思潮，对全世界的影响力远甚于美国宪法和联邦制度。过去一个世纪内，全世界只有一个思潮能与之抗衡，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管理的巨大威力来源于泰罗将人之理性力量运用于对管理的考察和塑造，从而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根植于管理之中。理性在赋予管理以极大威力的同时，其极端化发展及片面张扬也使管理在环境动荡的后工业社会面临一系列困境。
理性主义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也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从斯密开始，经济学便把人看做“理性的动物”，并形成了“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的出现，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到韦伯的官僚制，理性主义精神在组织与管理中得以不断扩展。自从理性主义蔓延到管理实践中，组织设计、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管理思维都打上了理性的烙印。泰罗科学管理的伟大贡献就是在管理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引发了西方管理思想的一次伟大变革。与传统管理相比，科学管理强调受控实验、量化模型分析和归纳等科学方法。泰罗[2]认为，传统管理仅仅局限于经验，而忽视对管理中一般规律的寻求及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管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试图在理性和经验的双重基础上，建构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无论工人和工长双方都必须承认，对工厂内的一切事情，要用准确的科学研究和知识来代替旧式的个人判断或个人意见。这包括每项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完成每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2]。该模式强调依靠人的理性力量在组织与控制中建立数量模型和逻辑运营程序，通过生产技术的程序合理性、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公式化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法约尔则试图提出一种适合于很多领域的一般组织理论，并通过十四点组织原则将理性渗透到一般组织形式的建构之中，从而将理性主义在管理组织中固定化和形式化。在韦伯那里，一种具有高度精确性、稳定性和可控性的理性组织体系——官僚制组织得以产生。官僚制组织的构成要素和设计原则尽力去除个体的人格化色彩，使管理实践和组织设计朝向符合逻辑而非经验、理性、情感的方向发展。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对人类社会影响很大，它将经济领域中企业组织的理性精神扩散到政府等一切组织领域，理念型的官僚制组织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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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理论演变的历程，是以科学主义的逻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为管理学确立合法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工具理性在组织生活中不断弘扬和充斥的过程。理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理性在企业组织中过于泛滥时，人作为一种灵性的存在便在机械化的组织生活中被异化了，管理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意义。面对理性主义在管理中的泛滥及其非人性化后果，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管理对整个现代管理的理性主义哲学基础及理论假设进行了猛烈批判，并给现代管理研究范式带来了强烈冲击。后现代管理思潮起源于对现代理性主义管理的系统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管理弊端的日益暴露，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预设的基础主义、中心主义、进化主义及主体性等理性主导的现代主义基本逻辑进行了猛烈批判。德鲁克、汉迪、明茨伯格和彼得斯等管理学者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主张导入组织与管理领域，来反思现代性逻辑在管理中的弊端，开启了后现代管理的批判思潮。在后工业社会企业以服务、科技、精英为主导的背景下，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使传统单一的生产标准和程序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面临挑战，信息技术的推广使传统金字塔形状的组织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化，自主性较强的知识型员工取代了传统的操作工人，管理所面临的环境发生结构性改变，与之相匹配的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一种时代需要。现代科技革命如量子力学、协同论、分维论、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出现，深刻揭示了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和非线性关系，对旧有科学的确定性世界观和线性因果逻辑产生很大冲击，为后现代管理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技术条件。
中国管理研究者在自我殖民的过程中，以科学普适性和国际规范化来约束相对不成熟的本土化取向研究且将之视为民族狭隘性的表现，就可能会逐渐销蚀中国管理研究者的学术人格，并加重中国学术的自我殖民。面对该问题，中国近代学术领域不乏具有开拓精神的榜样学者。王国维强调学术研究应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研究重心，将重实证、重逻辑的西方学术传统与重思辨、重情感的中国学术传统结合起来，构成中国未来学术研究的合理取向。余英时强调学术研究必须以整体的眼光关注中国文化这一独特系统，并专注于研究中国儒家学术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台湾心理学界掀起“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杨国枢、黄光国和郑伯埙等推动了中国台湾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具有强烈东西方对比意识并深处西方文化圈内的徐淑英等率先提出了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和情境化问题。而在中国大陆的管理学界，自觉性和意会性的本土化管理研究还处于蹒跚起步阶段。
二、回归生活世界：管理学普遍主义的解构
后现代主义者在组织中倡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有助于使管理回归到生活世界。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认为，作为管理对象的组织并非一种客观实体，抽离了时间因素和背景因素的规范意义上的正式组织，根本就不具有真实性，组织始终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组建并由人们的集体行动所塑造，其本质是人为建构的社会产物[14]。在这种预设下，组织中的管理规则不具有普遍主义的解释力，并非组织管理者设定某种高高在上的规则，组织成员就会发生一致性的服从行动。组织管理的相关成员不是一种消极服从的雇员(Employee)，而是一种可以参与组织事务和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动性行动者(Actorhood)[15]。作为一门预测性的应用科学，管理学可以追求某种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半规律性”组织原则，但需要界定其适应的情境范围，发现组织具体行动领域中的管理真相和互动过程。这就需要放弃管理学的普遍主义认识论，在定量分析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鼓励思辨研究、案例研究、田野研究和临床诊断等诠释主义、建构主义的多元方法论。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普遍主义和实证主义预设，只从事实层面上确定世界是什么，却忽略和压抑了对意义层面问题的思考能力[8]，由此使科学脱离了人类的生活世界。正如胡塞尔[7]所说：“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基础”，这种遗忘造成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只关注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的历史事实。生活世界是直觉地被给予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可经验的人之存在领域，特指一种生动的体验世界，是一个人在其自己所居住的世界的各种直接参与活动的总和[9]。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一切事物自我呈现的世界，是个人没有科学知识之前在认识其生活经验的过程中作出的各种不同解释和反应。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脱离，是近代科学危机的根源，也是造成人类精神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组织中的管理危机也是人类近代科学危机的一个缩影，管理学的理论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冲突，管理的科学化与人性化悖论，管理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诸多争议等元问题，都可以从组织与管理的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中找到答案。
第三，辅助网络规划建设功能。这方面主要对系统技术指标进行确定，从而实现自动生成理论技术参数的目的，比如系统图、拓扑图等，通过对物理资源和逻辑资源的计算，完成对辅助功能的规划和设计，主要包括光节点位置、线缆路由、光缆交接位置以及传输机房等方面。辅助建设功能主要体现在网络实施期，对设计结果进行分析，从而计算工程需要的基本材料，利用电子派单的方式对材料的领用、补充和退还等，从而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材料的不合理使用，同时缓解库存压力，有助于建设工程的顺利开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权变学派基于系统论角度对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提出挑战，主张在具体、变化的现实环境中寻找与管理情境相匹配的管理理论。在这种理论视野中，组织需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后现代主义者则从哲学角度反抗管理中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取向，强调管理研究中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科学总是试图寻找一些不证自明的具有某种终极性和普遍性的观念或出发点作为基础，进而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和统一性。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把对真理的普遍有效性的追求视为认识的根本任务。这种普遍主义认识论构成了一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其话语霸权消除了个别性、地点和时间，并且会导致一种崇尚标准论断、贬斥异常论断的专制[11]。利奥塔试图用“小型叙事”取代“宏大叙事”，用局部秩序消解总体秩序，以尊重差异性。按照这种立场，多数人所共有的话语和少数人的话语是平等的，不应该按照统一性的标准让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因此，应放弃对管理统一性的追求，而给管理中的不同意见者留有席位，强调管理研究中的多样性。当下管理实践中的非重复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等混沌特征，使得依靠传统管理制度和管理技术的企业根本无法存续与发展。因此，企业需要将混沌当作一种既定条件，学会在混沌中求生存[12]，学会与偶然一起生活[13]。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关注，解构了现代管理学中的线性因果规律，促使后现代管理者进一步放弃了对普遍主义的管理原则的追求。
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进程中，由于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也成为世界上遭遇贸易诉讼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分工演化的背景下，对贸易利益争议的研究进行重新梳理是极其有必要的。
那么管理学如何在维护其学科合法性的基础上回归生活世界呢？这需要在组织中消解普遍主义的预设以回归到具体、生动、可体验的生活世界，同时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立场，以维持管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规范性和对组织实践的预测性。按照近代经典科学的观点，一个理论需要具有普遍适用性才具有意义，研究者只有通过寻求最合理的答案和最优化的模式得到的知识，才能归于科学的范畴。这种对真理的普遍适用性的追求，构成了现代理性主义的主导性逻辑。正是由于受这种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经典的管理理论大都带有普遍真理的色彩。如以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为例，这一理论基于理性假设，期望找到能够适用于任何企业的组织管理原则；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组织模式，更是反映了普遍主义的科学倾向，官僚制组织模式可以被普遍运用于任何民族和一切组织。
作为现代管理研究方法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其更深层次的基础是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和认识论上的普遍主义，管理研究的实证主义范式就是寻找组织与管理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普遍主义原则或规律。管理学所要发展的这种科学观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胡塞尔那里就被视为欧洲的科学危机而遭到系统而深刻的批判。胡塞尔[7]认为，近代科学的危机在于它已完全沦为实证科学，科学的理念被实证主义地还原成了单纯的事实科学，人被作为某种事实和物被加以实证研究，由此而剥离了其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管理这个本不属于科学范畴的人类实践领域，在泰罗之后，由于提升效率和增加财富的物质需要，被日渐构造成科学的重要堡垒，为将之塑造成一种高精确性的事实科学和实证科学，人们为此甚至不惜将情感、自由和亲密感等一切原始美好的东西在组织生活中加以有意识地清理和根除，由此失去其生活意义或生命意义。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性逻辑影响下，胡塞尔批判的欧洲科学危机目前正在组织与管理领域愈演愈烈。
在经济管理领域，受到工具理性支配下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往往被简化为成本—效益核算的商品关系和控制—服从的统治关系，与此同时，服务于这一特定实践的管理理论也面临价值迷失的困境，“科学和技术在塑造商业的本质方面愈是深入，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愈是失败和无效，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管理需要在混沌中寻找意义”[20]。从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来看，主流的西方管理学模式正面临诸多范式危机，有学者认为，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需要向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范式转换[21]。这为以人文精神见长的中国发展真正契合本土情境的管理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从文化自觉角度来看，未来的管理理论需要建构在本土社会情境和文化特质基础之上，在对管理理论进行价值重塑的同时，推进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创新，开创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气派的本土化管理理论。
作为生活世界中的系统之一，管理在日益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中使得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愈行愈远，并导致生活世界出现文化乡愁和意义荒芜现象。在科学主义范式主导下，管理系统在追求物质再生产目标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却逐渐背离管理存在的生活形式，失去了人们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建立的意义关联。西方世界的科学管理系统对其生活世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殖民后果，但毕竟它是由诞生于西方本土的管理知识建构的，与生活世界尚有很大程度的契合性。这种源于西方世界的管理科学系统被移植到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对当地人的生活世界造成的殖民后果更为严重，甚至建构了一种与当地人生活世界毫无关系的异质性系统。为摆脱这种殖民后果，非西方国家应该重新建构在本地人生活世界基础之上的管理理论，摆脱科学管理传统的影响，从本地生活世界的文化脉络出发，建构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和一套自己的管理“微世界”。
三、文化自觉与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的话语建构
后现代主义寻找一种具有人类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存在的家园感，人们在其中能感受到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主义以在交往中获得愉悦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18]。这种家园感及人们对自身所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存在感，都需要通过文化和文化自觉予以建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区域中的人对其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对民族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向有充分和清醒认识[19]。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文化从属于人的生存需要以及满足生存需要的多样性实践。管理是关涉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群体性社会实践，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重要途径。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觉醒是文化自觉的核心要义，那么目前日益国际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强调价值中立的中国管理研究是否也需要价值觉醒和文化自觉呢？
后现代主义者对差异性和多元化的重视，在解构普遍主义的同时，推动不同国家的管理研究回归到各地的生活世界，建构更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管理理论。后现代主义强调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各有一套不同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科学世界的语言游戏是一种技术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具有强求或挑衅的性格，要求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生活世界的语言游戏则是一种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是生活在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在其历史长河中建构的自然语言，是一种前技术性和前逻辑的存在境域，其丰富性根植于个人直接体验的生活感受[16]。科学世界的发展使得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日益被分化为政治、法律和经济诸系统，大多数系统秉持技术性思考的原则追求物质再生产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每一系统中的人都会寻求最有效率的“微世界”来解决其在工作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因此，金钱和权力逐步取代生活世界的自然语言而变成系统整合的媒介[17]。
为了进一步分析CNTs /EP复合材料的动态压阻特性，进一步分析了同一端口处理前后的时域波形。由于实验中所测得的数据没有特例，各图表达的信息相似，因此随机选取一组731 Hz的数据为例。老化前后731 Hz激振力下复合材料的时域波形图如图8所示。
现代意义的管理科学在中国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国内管理学者常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管理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尽量与国际主流研究范式接轨，以试图建立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适性管理理论，而事实上这种研究取向仅仅起到验证诞生于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而“与有关西方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论、概念及发现，常不能有效地涵盖非西方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特有内容及历程”[22]，其结果是制造了很多脱离中国本土文化脉络和制度情境且缺乏实践效力的管理知识。目前中国学术与教育机构的科研激励机制，要求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尤其要在美国期刊上发表[23]。为使这一科研要求达标，中国管理研究者大多采取渐进路径，通过修正西方管理理论来获取西方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而鲜有学者在国际化的制度压力下从中国情境出发对管理进行基础理论研究[24]。中国管理的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成为一种程序化的训练，熟练化地运用这些程序就意味着中国的管理研究达到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标准。
管理研究范式上的学习和模仿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提高了中国管理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程度；另一方面产生了许多脱离中国本土实践的管理知识。承载着西方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管理范式无法与本地管理情境有效对接，普适化的科学主义研究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是脱离了本土文化脉络即具体情境要素的抽象的人和社会。这种学习和模仿并没有使中国管理研究获得广泛认可，也未能真正提高其在世界管理学术界中的地位。中国管理学者若想在现有学术机制中发表论文必须接受西方管理研究范式的支配，而采取西方管理范式研究中国社会的管理问题却使自己成为一个西式的人，并有意无意地抑制中国式的思维观念和哲学取向，中国管理研究者在国际化的制度压力和文化认同之间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表现为中国学术的自我殖民。
与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等纯自然科学不同，组织中的管理需要直面各种丰富而具体的个体行动者。科学取向的现代管理研究为探索某种可以提高组织效率和利润的所谓“客观规律”，以普遍主义的立场将一切个体及其人性进行简单抽象，通过数学模型对结构、环境、战略和文化等诸多管理过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抽样的数据实证检验。这种研究立场实质是把组织中“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把人从统一的(组织)世界图景中作为主观性而排斥出去，形成了一幅没有人(或是物化的人)生存于其中，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的世界图景”[10]。科学主义导向的管理研究摒弃了人类生活生动地体验世界，将人性削足适履地适应组织的科学化管理，进而沦为机械式的“物体”而失去其形而上的哲学意义。而且将组织与决策的管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直觉、想象等人类前科学的、直观的思维方式予以剥离，直接导致貌似严谨和科学的管理理论越来越脱离人类的管理实践，从而遭遇作为应用学科的管理学如何更具有实践相关性的问题。
我支教结束离开小学的时候，特意去书店买了几本书，然后送给了他，每本书上我都写了一些话，我并不能给他多少物质帮助，我只能尽力给他一些希望和勇气。
后现代主义强调话语陈述所表现的特定观念和意识形态，而非话语陈述背后的话语权。中国管理学者使用西方主流研究范式进行学术研究，体现的是西方主流管理学话语权在中国的策略性重构，最终导致西方管理研究对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宰制以及科学管理系统对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殖民两种后果，导致中国管理学无力满足和引领中国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只能一味地移植和拓展西方管理制度和学术话语。管理知识的移植涉及人及其心理这一复杂性的文化因素，不同于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物质实体的转移，管理移植必须进行本土化创新，以使管理知识深刻嵌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生态和文化脉络中。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管理研究必须摆脱西方管理学的宰制性影响，发展一种本土化脉络的研究策略，以开创为中国社会特殊的管理实践服务的本土化管理学，树立管理研究的中国话语自信。
钻井废弃泥浆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主要是由粘土、加重材料、污水、各种化学处理剂、污油及钻屑等组成的多项稳态的胶体悬浮体系［1］，危害环境的主要成分为各种聚合物、盐类、烃类、磺酸盐、某些金属离子（砷、铬、汞、铜、锌及铅）和重晶石中的杂质。如果不对这些污染物进行有效的处理，将导致土壤、地下水的污染［2］。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管理的批评已经从对机械逻辑论和理性滥用的批评拓展到对其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假设的批判，这种思潮受到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推动的科技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库恩[3]的理论先于观察、观察渗透理论和范式比假定更具有优先性等观点促使一批管理学者对管理的分析思维和逻辑实证主义进行自觉反思，从而推动组织与管理研究走向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管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管理研究大多采用实证主义范式，基于某种因果关系提出理论假设，然后依据访谈数据或经整理的二手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以此探求组织中普遍性的管理规则，其基本目标是“以一套客观有效的程序和方法来揭示某一给定的客观事实进程背后规定着、支配着这一进程的‘客观规律’”[4]。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组织与管理中存在这种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而被发现的“客观规律”，转而认为组织世界不存在恒常因果联系，而是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不可还原性的特征[5]，管理中的预测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十分有限。由于客观性实体不再存在，科学研究渗透主观意愿的发明和创造过程，人类的认识只能限制在可被建构的范围之内，只能理解用语言所建构和诠释出来的世界[6]。因此，发现或恢复被现代管理去除的伦理、审美和信仰等价值因素，建立组织的文化认同和工作场所中的意义体系就成为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诉求。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已经不可能同西方国家的本土管理研究一样，自发产生完全原生性或内生性的管理学，只能自觉建构本土化的管理理论。西方国家管理研究在尚未受到某种强势的外来管理范式支配的情形下，根据当地文化、历史和社会脉络，自然而然地建构并发展了原生性或内生性的本土管理学。这种西方国家原生性或内生性的本土管理学，成为目前被中国移植和接受的西化管理学。在西化管理学的强烈冲击下，完全不受西方国家的管理分析框架、概念和方法影响的中国原生性或内生性管理学几乎不可能出现，只能产生依循特殊情境脉络和用于指导中国特殊管理实践的本土化管理理论。这种本土化管理理论在中国也已经难以自发产生，只能通过学者高度意会性的努力来自觉建构，管理研究中的文化自觉也就同时成为中国新生代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文化自觉这一观点是费孝通在反思中国社会学研究弊端时提出的，即生活在一定文化圈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如对本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向有充分的认识，也能在此基础上了解其他国家社会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只有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19]。文化自觉这一观点充分体现费孝通作为融通中西文化的学术大师，渴望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使命感。尽管以文化自觉对管理进行本土化研究尚不成熟，也可能存在诸多学术规范问题，但文化自觉相比移植并模仿西化管理研究范式的自我殖民是一条更为务实的研究路径，中国管理学术界对之应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过分依赖西方管理理论而忽视中国情境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管理研究受西方意识形态及话语霸权的支配；一味强调本土化研究而不顾世界管理研究的基本规范，使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取向仅成为争夺话语权斗争的策略，甚至可能会形成新的本土化霸权而产生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以本土文化脉络及意识形态建构本土化管理理论体系的同时，应尽量与世界管理知识对接起来，否则一些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不但无法建构文化自觉的本土化管理理论，而且还可能会造成管理理论的过度繁衍而成为世界管理知识中的“噪音”。因此，中国管理的本土化研究必须进行科学的学术训练。高水平的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能够在自主性研究中创造出更加适用于本土情境的管理知识，建构奠基于本地生活世界的管理“微世界”，更好地指导中国管理实践，在文化自觉中提升本民族在管理研究中的话语地位，从而与西方国家的管理研究进行平等对话；另一方面又能够与世界管理知识对接，从中国维度出发来丰富主流管理理论，为全球管理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
四、中国管理研究范式创新的外部契机和内生资源
上述分析解决了范式扩展背景下为什么要进行本土化研究的问题，仍需继续追问的是中国管理为什么能够进行本土化研究的问题。在世界主流管理理论发生范式转换的背景下，中国管理研究进行本土化范式创新，既有学术共同体集体反思所提供的外部契机，又有丰富的本土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内生资源。因此，本文将继续从外部契机和内生资源两个角度深入分析通过本土化取向来建构中国管理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以发端于美国的管理理论为主体的西方主流管理学，由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范式的分裂和不平衡发展而造成一系列范式危机。如管理实践观察的人文维度缺失及意义世界的荒芜、组织绩效与人性化的冲突、理性计算逻辑与情感价值逻辑在组织运转中的悖论、管理研究的科学化与应用性的鸿沟、学术共同体与实践社群的背离等。在此背景下，诸多组织与管理研究者提出了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认为未来的管理研究应强调伦理和文化因素，克服现代主流管理学中技术—经济范式的一元主导格局，使管理考察超越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单向度发展的局面。在对主流管理研究范式的哲学批判中，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管理思潮直接动摇了理性主义范式根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主张后现代管理应对现代管理学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无论管理学者对未来管理范式的畅想有何不同，无论是文化范式、德性范式抑或更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范式，大都认可管理学应该由科学主义范式主导，由科学与人文互斥的分裂范式转向更加富有人文精神、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的整合性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检讨。作为当今主流管理学哲学支撑的逻辑实证主义早已被历史主义、解释主义及批判理论所取代，管理学范式危机及其转换诉求不过是其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实践学科所作出的滞后性反应。后现代管理思潮为运用地方性知识来建构奠基于当地人生活形式的管理理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支撑，在动摇主流管理理论根基的同时，提出多元化、差异性和自主性的主张。这为推动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契机。西方理性主义行为科学处于强势的顶峰时期，要对管理进行本土化研究必然难以取得主流管理研究者的认同。西方管理学界在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时，一种本土化的管理研究策略可能更易于被主流管理研究者接受，并促进世界管理研究的健康发展。
管理学的范式转换在西方管理学内部很难自觉实现，因为每个团体都采用自己的范式来进行保护其范式的争论[3]。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霍布斯、列宁和圣西门等将组织与管理视为经济的、技术的、利己的工具，对泰罗、法约尔、韦伯和西蒙等经典组织与管理学者产生重要影响，如此悠久的历史渊源使割断组织与管理理论主流研究范式的思想长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实现西方主流管理学的范式转变，必须跳出西方世界的文化脉络和思维圈子，改变主导其发展和演化的理性主义文化基因。诸多管理理论研究将视线投向与西方文明具有异质性的东方文化，以期从中寻找能够为西方主流管理研究范式的转换和重构提供启发的新文化资源。其中包括以道家阴阳思想考察组织的变易及革新之道[25],以道家太极图式考察管理中的悖论问题[26]。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学术界和企业界亟待发掘中国经济增长的管理元素，日益呼唤并鼓励在中国情境下对管理进行本土化研究，为目前中国管理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然西方学者对主流管理范式的反思和批评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取向提供了外部契机，但仅有这种契机并不能建构起一种能够促进管理学发生范式创新的本土化理论。中国本土化管理理论建构更根本的条件在于本土所蕴含的范式创新的内生性资源，这种资源使中国的管理研究能够搭建一种与西方管理学截然不同的新的管理研究范式。所谓内生性资源是指，从特定的族群团体或文化团体之本土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中所自然衍生出来的资源要素[27]，这种非西方国家的内生性资源相对于西方管理学来说是一种情境化因素，而相对于非西方国家自身的管理研究来说则是一种本土化因素。管理学范式转换和创新背景下，西方学者将视线转向中国而非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本土孕育着一种与西方文明具有异质性的独特文化、历史和社会脉络。
能够为管理学提供范式创新的本土内生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脉络，其中文化基质及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部分。新儒家代表梁漱溟梳理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特质。西方文明意欲向前，是一种征服自然和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调和持中，以意欲自为调和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来塑造“住世”生活。西方文明“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在生活却贫乏至于零”[28]，如果要克服掌控、主宰自然而荒废内在追求的西方文明所催生的诸多现代性弊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进行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28]，“直觉将代理智而兴”[28]。牟宗三等[29]也指出有助于克服西方世界现代性弊端的五点东方智慧：一是“当下即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的襟抱；二是对一切普遍执念不待其凸出即已在心灵内部超越和化解；三是温润而恻隐的悲悯之情；四是接触到人心深处与天地万物之生生之原的历史意识；五是天下一家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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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特的文化基质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补充及救赎价值也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支持。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明确指出，中国所有早期的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或至少是后现代主义的候选人，因为他们不讲本质、真理或超越的起源，反而强调真理或意义的偶然性、特殊性和局部性，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对于道德等争论的有效、可能及共时性而非西方文明所追求的绝对性参考点[30]。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也深刻地洞见到，被西方文明边缘化的文化要素在中国文化传统内部以发达的形式存在着。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根植于独特不寻常逻辑的意识，它包含的直觉和信仰精神是启蒙的西方世界所难以理解的。这种不同寻常逻辑的意识就是儒家传统，它为后现代主义多元化、他者性和差异性的语言发展提供了启发性资源[31]。
中国厚重久远的文化及学术资源经过一百年来的现代化洗礼之后，能否在知识经济时代转化为后现代智慧，是一个尚需谨慎对待的学术议题。但从国学研究者和西方汉学研究者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得知，中西方文化精神具有极强的异质性，两者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模式有很大不同。西方学术以认识论为核心，注重以实验方法进行抽象的实然研究，中国学术则以价值论和伦理学为核心，注重以体验和说教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应然研究。这表明中国人在认知和解释世界及人事方面与西方学术具有一系列不同的方法论特征：整体与部分互相转化的图式思维不同于西方强调局部分析的线式思维；概念操作上的人文主义倾向不同于西方理性化的计算处理；以模拟方式推理的体验方法而非逻辑方式推理的实验方法等。中西方学术传统和思维模式的差异给理性主义、分析取向和线性思维主导下的管理研究范式带来了新的文化资源，它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又兼顾了理性因素，提供了管理学整合性范式的哲学基础——和合精神，使扩展现有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范围，并建造一种和合范式具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除以上独特的文化基质之外，推动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还有其他丰富的历史、社会脉络要素。在历史因素方面，中国古代治国、商道等丰富的管理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土产生的鞍钢宪法等企业管理思想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特殊管理实践，都构成了管理学本土化的历史经验。这些独特的历史脉络都提供了探讨与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管理机制的丰富资源。在社会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当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内在地要求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不能等同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理论体系，这为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前置性的制度规约要素。总之，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脉络提供了一种与科学主义范式主导、科学与人文互斥的分裂范式截然不同的管理学范式，能够为世界管理学的范式转化和重建注入中国智慧，这些内生性资源使中国管理的本土化研究具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五、结 语
管理学是一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应用学科，这种实践导向使其本身无法杜绝价值判断问题，因而在本质上管理学是一种承载特定话语机制的观念体系，由此也必然内在地关涉意识形态问题。主流管理学所预设的普遍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都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而并非是其宣称的价值中立原则。片面科学化导向的管理知识体系在全球推广的同时，传递和确立了西方话语在世界管理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异质化的管理理论难以真正指导本土的管理实践，目前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在中国也已经不可能自发产生，只能通过高度意会性的努力来自觉建构，这就需要在管理研究导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意识。以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和社会脉络为基础，建构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知识体系，拓展管理考察的华人知识维度，促进具有问题指向的管理理论均衡发展，在丰富世界管理知识的同时，提升中国在管理研究中的话语地位，使之能够平等地与世界其他管理研究者进行对话，共同为全球管理实践的健康发展作出知识贡献，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管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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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654/j.cnki.cjwtyj.2019.04.002
[引用格式]陈永伟.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业的社会网络分析 [J].财经问题研究，2019，(4)：12-20.
中图分类号:F270;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9)04-0021-09
收稿日期:2019-0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贞观政要》与领导纳谏行为:基于经典诠释的本土化理论建构”(7170202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层管理者战略性意义生成—给赋行为对组织变革压力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71472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组织理论和组织治理研究”(11&ZD153)
作者简介:胡国栋(1983-),男,山东菏泽人,副教授,博士,海尔集团海尔模式研究院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管理哲学和本土组织理论研究。E-mail:hgdong2010@126.com
(责任编辑：孙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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