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研究
摘 要：“陪读”是我国目前教育不均衡发展的产物之一。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及半结构式访谈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家庭选择陪读进行资源传递主要源于四个方面：阶层压力的空间流动、家庭资源整合的需要、生活消费提升的延续和教育期望的弹性回馈。农村陪读家庭的资源传递渠道表现出从众选择，评价标准单一；缺乏专业支持，家校互动不足；行为习惯冲突，代际互动不良等特点。受制于传递渠道选择和环境的限制，农村家庭的陪读呈现出马太效应，使得农村阶层内的差异被拉大，由此产生了三个层面的影响，在个体层面，对帮助个体实现绝对流动有正面意义，但相对流动依然困难重重，并且对家庭成员有一定的相对剥夺；在家庭层面，弱势家庭有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在社会层面，产生陪读的“剧场效应”，加剧各阶层的不平等。
关键词：陪读；传递渠道；阶层内分化
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陪读已经不再是城市家庭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开始借助陪读这一途径，调整原有的家庭生产和生活模式，尽己所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以期实现代际向上流动，陪读成为代际间资源传递的一种有效形式，并且在不同阶层间表现出的特征不尽相同，相比高收入阶层，中下阶层对子代发展投资所耗费的家庭资源较多。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陪读既是为改变其社会地位所做出的一项教育投资，也是在社会现实裹挟下的被动抉择。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社会中大部分个体都渴望向上流动，提升社会地位，农村家庭对此渴望尤甚。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使得不少农村家庭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他们迫切地希望以合理高效的方式传递家庭资本，为子代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阶层向上流动，陪读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有研究指出，社会阶层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更容易在孩童早期实现向上流动，并且这种流动更多是一种主动用于寻找更好教育机会的流动［1］。陪读也是农村家庭面对现实情况的无奈选择。近年来农村地区广泛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使部分中小学学校远离偏远村镇，这给家处偏远村镇的学生上学带来困难，其家庭只能选择寄宿或是陪读。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部分农村家庭就地转化为城市居民，家长为了能同时兼顾赚钱养家和照料子女，大多选择租住在学校附近对子女进行陪读。陪读已然成为农村家庭为实现阶层流动所做出的一项教育投资。但是，这项投资究竟能不能帮助农村家庭成功实现家庭资源的传递，这种传递渠道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及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关于陪读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其中一条线索是阶层差异和再生产。关注这一主线的学者从阶层再生产的角度解读陪读行为，他们认为陪读是中上层社会群体实现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下层社会群体非但不能通过陪读来复制精英阶层的成功路径，反而会因为高等教育的不断饱和，在人力资本市场难以得到预期的回报，从而降低前期投资回报。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让精英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更加凸显［2］，而陪读不仅成为精英阶层进行合法化的阶层再复制的渠道［3］［4］，还给中下阶层划下难以实现跨越的鸿沟，从而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5］。对中下层群体而言，陪读是一种被动行为［6］［7］［8］，这种行为非但没有增加贫困地区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反而增加了其参与流动的投资成本［9］。此外，从家庭文化资本的角度理解陪读行为，认为陪读是一种家庭教养方式，不同阶层的家庭的教养方式存在差异，这会影响到其子女的成长［10］。
三是应坚持以消除突出瓶颈为先导。按照先易后难、先系统内后系统外、先干线后支线、先省内后区域的原则，将天然气主干管网、支线管网、LNG接收站、储气库和天然气生产设施等全部连接到一起，形成省内、省际、区域和全国性的天然气供气输送和配售系统，打造天然气基础设施“一张网”。
另一条线索是围绕家庭资源整合和家庭成员角色的变动来研究陪读。有些学者重新定义了“陪读”的功能，他们认为陪读是一种家庭投资，是家庭资源在家庭成员之间传递的行为，并且当前相关研究的重点逐渐从陪读学生个体向陪读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转移［11］［12］，从家庭人员的市民化融入所带来的资源整合的角度重新解读陪读的功能。另外，由于大部分陪读家长是母亲，所以还有一些研究从母职身份认同的角度研究日益性别化和市场化的儿童照顾体制［13］。这类文献多借助女性视角来考察在陪伴子女的过程中，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分工和位置变化，突出了母亲在社会和家庭资源整合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文献不再单纯地关注陪读对子女教育资源获得的影响，而是更多地考察陪读带来的资源整合对整个家庭成员生活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动态过程。
案例7：F3家庭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务农家庭，家庭中作为经济来源支柱的父亲，既外出打工又从事相应的农活，基本很少回家也并不太参与家庭教育。F3母亲告诉我们：“原来我跟孩子父亲在外打工，平日很少操心家里的事，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就回来开始陪读，他爸平常又不在，有个什么事还是听娃的，现在他读书比较多，见识也比我多。”
2)从集合预报系统效能评价来看,据降水量调整方案扰动能量最大,表明其对预报场影响最大,最有可能改进预报场效果。各成员之间差异较大,包含真实大气状态的可能性也较大,且集合平均预报误差较小,效果较理想。该方案降水预报对强降水区域的模拟较好,ETS评分在24 h累积降水量≥50 mm等级预报上优于其他方案,相对控制预报来讲,提高精度约为15%,预报指示意义更明确。
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为了探究农村父母选择陪读的具体原因，以及对农村家庭学生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省渭南市X县作为调查地点。该县作为渭南地区最大的生源地，县内有4所高中，包括1所省级重点中学，每年参加高考并升入本科人数比例占总人数的70%以上；2所县城普通中学，每年平均有15%～20%的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而能够升入本科的学生仅占10%左右；1所镇中学，每年升入本科的人数为个位数。本文之所以选择X县4所高中的学生及其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4所中学分别代表了该县不同等级的教育资源分布，其校内学生及其家庭涵盖了不同家庭经济情况，有助于深入研究陪读行为在不同类型的农村家庭中的差异影响；二是出于数据资料的可获性。笔者曾在2018年12月—2019年2月期间走访了这4所中学，并发放了100份关于陪读的调查问卷，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最终选取10个学生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
表1：受访学生陪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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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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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陪读之成因、特点及影响
1.陪读之成因：农村家庭资源传递渠道的新渠道
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农村家庭在享受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来自阶层内外的压力。农村家庭意识到需要重新构建一种传递渠道来应对所处社会地位向下流动的压力，以期更好地跟上时代步伐，陪读即其选择之一。有学者将农村陪读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进城务工的随迁型陪读；一种是因学校布局调整的被迫型陪读；最后一种是为了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祈求型陪读［14］。无论哪种选择都体现了，在当前城乡教育不均衡状态下农村家庭应对阶层内外压力时利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上发展的心态。概括起来，农村家庭的陪读主要源于四个方面：
（1）阶层压力引发的空间流动
农村陪读的流变始于2006年，这与农村青年群体融入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有着密切关系［15］。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70后、80后的农村青年群体对日常生活之外的物质世界有了更多了解，这成为他们选择外出、追求城市生活的初始动因。农村青年既要承担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之间压力，还要面对阶层内不进则退的压力，这使得他们不得不考虑多元的资源配置方式。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家庭成员通过外出打工这一空间流动的方式获取更多城市资源，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们进城后不仅要面对新的城市生存压力，而且要面对城乡教育差距下子代教育问题，加之农村家庭把自己外出打工的命运归结于文化的欠缺，他们更是把子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作为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因此，他们期望借助陪读的方式增加对子女的投入，让家庭资源可以充当杠杆撬动优质教育资源，帮助他们“以小博大”，弥补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劣势，这是应对阶层内外压力的一种反应。
最终董明珠还是给了魏银仓退出的机会。卢春泉说，当时计划由普润资本等三方共同收购大股东所持股份，收购价按134亿元估值计算。“在制造业，格力的成功是明摆着的，董总只要愿意介入管理，我们有信心。”卢春泉说。
案例1：F1家庭父亲在县城打工（木工），母亲主要在家从事家务及陪读。该家庭有两个孩子，在县城有自己的住房。据F1母亲介绍：“当时进城的最初想法，是改变家庭的生活状态，老家那边穷，孩子父亲的手艺不赚钱，所以就到县城来找工作，前两年经济好，赚了点钱，就想改善改善生活条件，在县城也买了房子，这两年经济也不行了，我跟他爸的活也越来越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我跟他爸也想着，别浪费县城的好学校，把这俩娃培养得上好一点的学校，我们将来的负担也就轻点，就在家开始给两个娃陪读。老大现在虽然考上了高中，但是并不理想，他所在的高中属于普通高中，能够进入本科的概率很低，现在住校了。老二现在学习还可以，现在更多关注老二。”
看她的表情，我猜想她已经忘了过去说的话，于是重新提起：“你说过，只要我超过你，我们就能和好。还有，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做个有出息的人。”“我看出来了，现在的你很不一样了。”张绍凡撇着嘴说。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农村陪读现象本质还是在于城镇和乡村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所致，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政府教育财政资源的投入，使得城市地区学校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远远超过了农村地区学校。无论是本案例所指的随迁型陪读还是其他类型的陪读，都是城乡教育质量差异下的产物。
（2）家庭资源整合的要求
家庭惯习不仅是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多是体现到家庭成员协作分工的关系上。农村家庭在陪读方式的选择上往往以放弃父母一方的人力资本为代价，对子女进行简单的后勤保障。在缺少与权威机构以及代际间的有效互动的情况下，这种陪读方式难以实现家庭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传递。陪读进一步明晰了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使得大部分家庭中与子女互动及教养的重担落在母亲一人的身上。但是由于农村家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婚育年龄较早，容易形成孩子与家长的错位互动方式。随着子女成长和受教育情况的改善，家庭地位与话语权从母亲逐渐转移到子女，尤其在涉及与学校等权威机构交往时，往往是子女拥有更大主动权和话语权。
婚姻和教育是农村家庭内部资源整合的两种主要形式。不少研究表明早婚会影响家庭成员的教育获得、职业训练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16］。通过前期的问卷调查，笔者发现参与陪读的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多数在高中及以下水平，他们多数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子女很难从父母那里获得持续有效的经济支持和教育指导。这些家庭要么是凭借婚姻在早期获得有限的经济支持（双方父母出资在县城买房），从而在城镇立足；要么凭借婚后一方的一技之长在城镇立足。因此，在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他们需要重新整合家庭资源，而选择陪读便是家庭进行资源整合的表现：一方面，陪读恰好充当了家庭内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另一方面，陪读也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风险投资”。
案例3：M9的母亲告诉我们：“我们村一起进城的都基本在一起，这几年大家生活相对好一些后，就跟城里人一样，开始重视孩子学习。周围几个老乡，他们都开始陪读，我们也不能掉队，也就跟着陪读。陪读后才发现孩子的成绩跟城里学生差距很大。成绩不好让人很着急，但是他们现在功课都难，自己也辅导不了，我只能给孩子做做饭什么的，实在不行就外面上培训班去。但是培训班很贵，而且效果不大，咱们辛苦好不容易赚点钱不想打水漂，就想着选个差不多点的培训班。原来忙，没参加过孩子家长会儿，后来有次参加家长会，跟他们班主任聊了一会，他们班主任很好，给介绍了两个，我们一直坚持让孩子上，后来成绩才慢慢有所起色。”
农村地区早婚将家庭资源整合并使其短暂提升后，婚后子女养育与教育的投入是家庭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为了家庭长远发展，农村家庭不得不选择子女的教育作为突破口，而陪读恰恰是综合考虑之下的最优选择。陪读不仅让农村家庭子女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还可以借助血亲关系获得大家庭的资源支持。
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和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教学教研活动的开展。因此，高校行政管理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生活消费提升的延续
虽然有学者认为，陪读是农村家庭为了更好地防范风险，实现阶层流动，选择加大对子女的投入［17］。但通过访谈，本文发现大部分农村家庭认为陪读是物质生活提升后的一种必要消费，这使陪读不仅具有投资子女未来，防范风险的功能，也具有获取相应阶层地位的“消费”功能。陪读是物质生活改善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农村家庭社会地位提升后实现资源有效传递的手段。对于农村家庭，尤其是跨区的“新城镇”家庭来说，尽管物质生活改善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是他们依然面临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困境。但是借助陪读的“消费”功能，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陪读可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圈子”；另一方面父母通过陪读这一方式，提升自我阶层的融入感。
案例2：我们走访了F5和F6这两个家庭发现，他们结婚较早，要孩子也较早。工作即结婚，结婚即要小孩是他们通常的选择。在F5和M7的家庭里，都有家族成员参与陪读，尤其是M7的二爸是我们访谈中唯一一个本科的陪读人员。F5与大伯家的孩子在同一年级读书。大伯由于从体制内退休后，做点小生意，在小学三年级已经开始陪读，在五年级时F5就被送到县城与堂弟开始一起学习。F5的父亲：“孩子大伯见识多，跟学校老师也能说上话，就让孩子进城去他大伯那儿，他大伯一次管两个孩子。去到县城后，老师说娃基础差，他大伯就让参加数学和英语补习班，孩子成绩慢慢提升上去。但是初中住校后，管得少了，学习成绩就下滑了。”F6家庭与F5有着较大的差别，他们并没有重要的关系人。但是F6告诉我们：“掌柜的（孩子父亲）在西安打工，半年能回来一次吧，我也把家里的地包（出租）出去了，现在没事干，就陪着孩子，一天盯着孩子，就希望他出息，后来发现他二叔能折腾，他们家一直给娃学这学那的，反正他们有什么好建议，我们只要力所能及就也学。”
尽管改革开放后40年农村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并没有得到减轻，反而使得全民对子女教育有焦虑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这种焦虑感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中的各类辅导班，还体现在农村家庭进城陪读上，这些进城陪读的家庭，更是成为大家所效仿的对象。
（4）教育期望的弹性回馈
有学者在研究学校分割和教育期望时指出，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期望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平均阶层越高的学校，学生的学习期望就越高［18］。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县域中，基础教育分割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层级。以本次研究走访的县为例，当地农村家庭的陪读呈现出一种“前多后少，优多差少”的局面，即中小学“陪读”较普遍，高中及以后的“陪读”有所减少；重点中学的陪读较多，而非重点中学的陪读较少。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子女学业变化并不能直接引起家庭关注，农村家庭往往根据子女的表现与预期之间的差距来选择是否需要陪读。当子女的学业表现能够达到甚至超越父母预期时，家长将增加家庭资源支出，选择陪读；反之当子女学业表现低于预期时，陪读也随之结束。家长对于子女的学业期望存在弹性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子女能否进入相对优势的学校，或者是获得来自权威教育机构的肯定。
案例4：F2和F4这两个家庭十分相似，都是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他们都提到一句“是学习的料，砸锅卖铁供他，不是学习的料，也不费那个劲”。F2陪读从初中开始，原来父母一直在外打工，后来孩子升入了县城一所较好的初中，母亲回乡后开始陪读，并且将租住的房子搬到了学校附近。F2母亲谈到“最早开始陪读的时候，娃心里也吃紧，我们还参加了培训班，那段时间成绩提升很快，还受到学校表扬。后来看娃住校后，管得少了，等发现成绩不行了，再补课什么的已经作用不大了”。F4的陪读过程有些曲折，F4的父亲告诉我们：“我们娃一直腼腆不太跟人交流，后来升入初中后，我们问娃需要什么支持不，娃也不吭声。后来我们考虑娃好不容易上了不错的初中，要是最后读不了大学怪可惜的，我就让他妈回来陪娃，虽然娃上了好初中，但是底子薄，在班级老是倒数，一开始给孩子报的补习班孩子还用工认真，但是考了几次后，成绩起色不大，主要排名老在后面，孩子慢慢也没信心了，再后来自己就跑去学校，自己住校了，现在想想当时要是咬住牙坚持住，现在可能娃更好。”
多数学者探讨不同阶层的教养方式对子女在校表现的影响时，借助了布迪厄的文化再制理论。这一理论中包括文化资本，场域和惯习［20］。其中惯习是场域自身的秩序和模式。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陪读的介入势必会冲击原有家庭生活惯习，他们重视学校教育，却忽视家庭惯习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对子女产生的重要影响。切身经验和外部信息让当下农村家庭的父母明白教育对子女未来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借助家庭生活的改变来影响自己的子女教育获得。但是农村家庭的行为惯习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改变，并且往往在适应城市生活中发生冲突。由于需要陪读，家庭成员经常需要分开，缺少完整的代际互动，他们无法像城市富裕家庭一样，早早为孩子做好充足的准备，在学习、生活、社交等方方面面对孩子进行支持，让良好的家庭教育渗透到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陪读让家庭花费更多地参与到子女教育中，但是，家庭内部缺乏完整的代际互动，尤其是农村父母的关注焦点大多只停留在学业的单一维度上，对子女其他的兴趣、特长、生活等多方面的关注较少，这种认知偏差可能会对子女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2.陪读之特点
（1）从众的选择，评价标准单一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陪读意味着打破原有的自然成长式的教养方式，需要改变家庭生活方式和孩子自身的学习方式。这种“不自然”的改变让陪读成为一种目标指向非常强的行为，就是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农村地区的陪读产生的正面效果容易产生光环放大效应，成为周边人仿效的对象。农村家庭的陪读，缺乏长远规划而且评价比较单一。和城市家庭注重孩子课外兴趣培养相比，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更多是以学业成绩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对陪读的后续支持也主要考虑成绩是否改善。至于其他方面，比如孩子的心理健康，学校环境适应，相对考虑较少。
案例5：M10母亲告诉我们：“我们家庭条件不好，刚开始没想到这陪读，就是掌柜的来县城打工，我跟孩子就一起过来，刚开始就是给孩子做做饭，做好后勤工作，后来孩子学习成绩有了起色，我们就考虑省吃俭用把孩子培养一下，但是对他学习不懂也走了很多弯路，当时也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也经常跟老师沟通，等等，但是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太大改善，越关注他，他越跟我们抵触，最后高中就没有考好，去了远一点的地方，也不让我们再陪着了。”
Synthesis, propertie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amino acid surfactants(To be continuted) 11 10
农村家庭陪读行为的从众行为选择和单一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陪读行为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教养方式的改变会扩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感。农村家庭陪读的工具性目的比较强，家长急需提升子代的受教育成果来缓解自身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焦虑，这种焦虑传导到孩子，增加他们的学业压力。另一个方面，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得父母只有在子女有更好的表现后才会给予更多投入，而子女的学业成绩如果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期，会加重父母的焦虑感或者导致陪读的中断。
（2）缺乏专业支持，家校互动不足
长期以来农村家庭缺乏与教育权威机构（学校、培训机构）的协商，使他们难以获得来自学校的有效支持［19］。虽然陪读介入让子女获得的家庭资源变多，但父母对子女本身发生变化的敏感度并不高，需要借助来自权威教育机构的明确示意，才能做出适当的资源传递调整。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有针对性的权威指导。农村家庭父母渴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子代生活，但是为了更高效地实现家庭资源的利用，他们更倾向于家庭单纯扮演物质保障的角色，而学校扮演教书育人的角色，家校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和联合。二是难以维持具有针对性的互动。针对性的支持需要长期有效地与权威机构互动，以便家长随时调整并给予相应的资源支持，但是农村家庭的陪读是一种非“自然”的方式，从而使得农村家庭子女无论在和家庭还是学校的互动上，都不够充分。
公路工程的施工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管理人员结合专业水平，严格执行管理制度，综合考虑施工环境的复杂性，从整体上把控公路工程质量，确保整个公路的安全性能。施工单位重视公路工程的施工管理，能够帮助企业积累足够多的施工管理经验，不断丰富企业管理方法，开拓企业管理格局，提升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助力。
案例6：M8的母亲告诉我们：“我们几个外来的陪读的家庭基本聚集在一起，平常一起买个菜，聊个天。有的家长文化程度较高，从她那里也了解很多教育情况。我们经常聊天谈到学校和孩子的事情。虽然我受教育情况不高，但希望学校能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都说初二是关键时期，在我孩子初二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生怕孩子掉队，之前的付出白费，那一年我对孩子的督促也紧，但是咱们文化程度低，也不知道给孩子什么样的帮助，有时候孩子还感觉我们烦，不想在家住。”
农村陪读往往表现为父母单向的意愿，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而且陪读对家庭成员是一个空间流动的过程。这个空间的转移带来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陪读成员原有长期建立的社会关系需要重组或者调整，比如夫妻两地分居，原有的乡土社会熟人关系中断。其次是孩子对陪读的环境也有一个适应期。无论是以插班生还是借读生的身份，“农村孩子”的标签可能会影响他们和城市孩子的互动。
农村家庭借助陪读构建新的资源传递渠道，实现了空间转移，重构家庭社会关系。这虽然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每个家庭都在传递中可以募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代学业，帮助他们在参与学校活动、考试、升学等方面获得更多的物质保证，并使其明确未来目标。从调查结果来看，约53.4%受访者认为，选择陪读可以给未来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就其最终结果而言，多数参与陪读家庭的子女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十分渺小，多数还是进入高职学校和普通高等院校。与他们父母辈的教育程度相比，陪读的孩子实现了绝对流动，是否实现了相对流动，还需要长期的跟踪才可知。
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回馈相对迟钝，只有当获得非常积极的信号后，才可能会意识到需要开始或者继续投入。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十分有限，而陪读已经占据不少农村家庭大部分资源。这种弹性模式是他们面对资源稀缺境况时的一种妥协。
现有文献对陪读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变迁以及陪读行为的阶层差异都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主要关注陪读行为的阶层间差异，却忽视了该行为导致的社会后果在同一阶层内部的差异。从教育投资角度看，陪读被解读为家庭教育风险投资，更强调引发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从性别视角出发，主要考察陪读引发的女性自我价值和闲暇生活的思考。目前，陪读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从最初的海外精英陪读，到城市普通家庭的陪读，再到农村家庭的城市陪读。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农村家庭在寻求以更从容的方式融入城镇生活。因此，本文侧重从把陪读看作是家庭实现资源传递的动态过程，重点关注陪读的社会成因、社会过程和社会后果。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近期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会当商人，直到现在中国越来越需要商人了，才认为自己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3.陪读之社会影响
陪读使得不少农村家庭生活场景发生改变，他们希望借此来构建新的资源传递渠道，借助城市优质教育资源，期望子女获得预期的教育成就，甚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现实却是农村家庭因为上述的各种原因，并没有达到农村家庭预期的目的。尽管如此，陪读在客观上成为农村家庭进入城镇生活的预演，并且在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产生影响。
（1）个体层面
（3）行为习惯冲突，代际互动不良
陪读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当农村家庭在子女陪读方面的投入逐渐增多时，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是一种相对剥夺。陪读不仅会打乱原本的家庭支出计划，挤占其他消费资源，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家庭生活轨迹。多数农村家庭的陪读行为，更像是一种跨阶层的“消费”，需要有更加充足的资源支持，才能保证他们原本的生活水平不受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在陪读过程中兼顾工作获取收入的家长占53.08%，他们希望在保持当前生活水平的同时，期盼子代通过教育在未来获取更好的收益。
MMC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三次谐波注入调制策略的可行性//王庆,丁久东,刘海彬,肖建民,沈刚//(17):104
（2）家庭层面
陪读导致的不同家庭之间差距扩大，会进一步加深农村贫困家庭的边缘化程度。陪读作为一个重大的家庭教育投入，所产生的后果并不是都有正面的回报，使得同一阶层内分化加剧。在全民教育焦虑和城乡教育不均衡的双重压力下，不少农村家庭无论家庭经济水平高低，都被卷入到陪读大军中。但对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其家庭经济资源的供给是不可持续的，弹性的教育期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家庭在遇到障碍后就直接停止了持续性投资。家庭的陪读分工，使得普通家庭的经济重担往往落在一个人的身上，这种依托不健全家庭分工的陪读模式难以建立支持日益高涨的陪读费用，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使得农村一些家庭被进一步边缘化。
陪读不仅给子代带来不同的教育体验，也加剧了陪读家庭之间的分化。在经济方面，有些陪读家庭经过多年努力已在县城买房，有些还继续租房。在工作方面，有些陪读家庭能够在城市顺利打拼，获得稳定的工作，有些还依靠零工或者原来的收入支持。在城市适应方面，有些陪读家庭能迅速融入到城市生活，即使陪读任务完成，他们还是留在城市；有些陪读家庭始终游离生活在城市和农村边缘，陪读结束，他们又返乡生活。可以说，农村家庭随着陪读这一重大事件发生而使得每个家庭的生命历程发生改变。
从辩诉交易案件与认罪认罚案件的共同点上来看:一方面，无论是辩诉交易的案件还是认罪认罚的案件，律师介入的目的都在于保证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知性和理智性，确保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或做出的有罪答辩是出于自身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或受到强迫、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11］另一方面，律师在这两种案件中都要积极参与控辩双方的“控辩协商”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律师还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除了以上提到的共同点之外，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明显。
（3）社会层面
从精英家庭的海外留学陪读到农村家庭的城市陪读，反映了陪读已经成了教育领域的“剧场效应”。所谓的剧场效应就是大家都在看戏，如果都坐在位置上都能看到演出，这时忽然有观众站起来看戏，可能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也可能因为身高较矮，周围的人劝他坐下，他置若罔闻，求助剧场管理员，但是他不在岗位。周围的人为了看到演出，也被迫站起来看戏，最后全场的观众都变成了站着看戏。陪读的剧场效应使得处在不同的阶层的家庭都纷纷加大对子代教育的投资，最后的结果就是：陪读使得相对较低阶层的家庭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教育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剧场效应的存在使得他们支出更多的家庭资源，使得这些家庭承受不仅仅是经济压力，还有沉重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观念是支配人的行为的主观意识。在科技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之前，科技成果的拥有者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只有充分认识到科技成果教学转化的重要意义，才能为科技成果教学转化提供动力，这种动力就是科技成果拥有者的内在动力。但是，无论是社会还是高校内部，都没有重视科技成果教学转化，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也不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从学生跨越到准职业人，适应社会发展的进程，让学生能真正走向社会，成为融入社会的高级人才。但如何培养学生，让学生在短短的四年发生真正蜕变，真正成为能适应社会的社会人，是高等教育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陪读现象从城市蔓延到农村，经一步加剧了城乡的不平等，导致阶层固化加重。剧场效应的存在使得不同阶层的家庭都投身其中，这样就使得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更是出现水涨船高的择校竞争，使得陪读费用也呈现阶梯式的分布。越是重点学校，陪读的成本（房租和择校）越高，而绝大多数的普通陪读家庭只能选择和自己阶层相一致的学校。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家庭陪读的孩子多数进入了高职院校或者普通三本高校，这也表明了陪读导致目前教育体系的持续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分化。
五、结论与讨论
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和教育机会不等加剧的情况下，陪读逐渐成为不少农村家庭介入子女教育的一个重要选择。农村家庭选择陪读的原因是多元化的，主要是希望子代能延续父辈的辉煌，保持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也有生活水平提高后，教育消费提升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家庭资源进行整合，以便达到家庭的教育期望。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农村陪读家庭的资源传递过程呈现出从众行为，评价标准单一、缺乏专业支持，家校互动不足，城乡惯习冲突，缺乏良好的代际互动。这就要求他们在资源传递过程中不断根据孩子的成绩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进行修正调整，才能保证陪读的顺利进行。
农村家庭借助陪读构建起的资源传递渠道具有两面性。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新的家庭资源传递渠道，在代际传递中为子代提供了相对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增加其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其在后续的发展中积攒一定优势，保证了子女在教育投资获得中尽量“不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与此同时更应该关注这一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首先，从个体层面上，如果陪读双方能快速融入各自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那么陪读就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反之，有可能使得陪读双方都出现“双输”的结果。从家庭层面上，陪读使得农村陪读家庭出现留城和返乡的分化，加剧了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平等。在社会层面上，陪读的蔓延使得各个社会阶层在家庭教育投资上产生“剧场效应”，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不平等。因此，不仅要关注城乡教育质量的不均衡，还要保障农村学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更要合理引导农村家庭教育，不能让家庭教育成为农村阶层分化的一道分水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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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讲师
卢春天：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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