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反动军阀逮捕而遇害的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是这样叙述的：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6日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遗憾的是，这段文字没有介绍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具体情况和细节。本文则通过引证当时的目击者——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憾，再现李大钊被捕时的坚贞不屈和反动军阀的凶残。
李大钊等人时常隐蔽在苏联驻华使馆
要理清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逮捕时的具体情况，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有关情况。
1925年至1927年，受苏联政府的派遣，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来华工作，后来其在回忆录中为我们描述了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相关情况：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又被称为“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或者“被动房”，传入我国时也被译为“无源房屋”[1]，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1988年，瑞典隆德大学的阿达姆森教授和德国的菲斯特博士首先提出“被动式房屋”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被动房建筑是无需主动的采暖和空调系统就可以维持室内舒适热环境的建筑[2]。国内专家学者也已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概念界定达成共识，认为利用气候条件和自然特征，应用性能良好的围护结构，附加高效的新风系统，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建筑即为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
苏联顾问们时常就在华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求教于李大钊。“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我们一起讨论在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跟学员们谈些什么。李大钊对我们说：‘我们给你们出主意，而你们再把你们的经验用上。’这个办法十分有效。”
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中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反苏挑衅事件，“其中，张作霖的宪兵袭击苏联驻北京使馆后果最为严重。4月6日上午11时半，五百名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围占了使馆的部分地区。”“所有的出入口都被封锁。工作人员宿舍大院、旧兵营和中东铁路办事处（包括该院内的远东银行和商务代表处）都站满了军警。他们开始搜查、抢掠，进而成为真正的袭击。匪徒们破坏俱乐部，运走图书，抢走银行的账簿，搜查了商务代表处，砸毁了塔斯社分社。武官办公室和私宅以及其他私人住宅都遭到了搜索和劫掠。有一处房子还起了火。大汽车运走了家具、地毯和其他贵重物品。警察们带走了大批包裹。砸锁声和汽车轰鸣声响彻了一整夜。”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地区的活动还处于秘密状态，1925年10月成立的由李大钊担任书记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的一些重要成员，也经常隐蔽在苏联驻华使馆里开展活动。
特别是在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反动军阀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的情境下，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李大钊等人时常隐蔽在苏联驻华使馆里。
李大钊等革命者被捕之后，在反动军阀政府的法庭上坦承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面对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们坚贞不屈，泰然自若，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强革命意志和坚定革命信仰。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中国革命者英勇就义，惨遭绞刑杀害。
李大钊曾就苏联顾问们在国民军中如何有效地开展工作这一问题，提出过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要经常地对那些来听讲的人们介绍红军是如何开展政治工作的，你们应该给他们介绍红军政工人员所遵循的纲要，以便使他们获得最大的教益。这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一种有效而重要的方式。”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主楼左侧，远在花园的尽头，是领事馆。在通往领事馆的路旁是一排中国式的平房，还有一个配着红漆木柱的露台，我们的商务代表H.K.克雷什科住在这里。旁边，在参天古木之中有一座小巧玲珑的使馆教堂，教堂里有小钟楼。”“整个花园里有许多四合院，里面住着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花园右侧还有一些工作区和建筑（旧兵营、中东铁路办事处），中间则是塔斯社代表处、秘书处、武官宿舍和公共食堂。”
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15位苏联公民
当时正在使馆里的工作人员亚·伊利英尼奇娜目击了使馆遭受中国反动军警袭击的详细情况，她后来在回到莫斯科之后叙述了当时的情景：“丈夫上班去了，我带着婴儿在家。中国侍役跑进来，喊道：‘太太，张作霖的兵来了！’我冲出屋去。看到李大钊被带过来，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五个中国同志。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李大钊，已经很难认出了。我熟悉他，我们常在使馆花园相遇，我带着小儿子散步，他见面总是要抚爱一番。李大钊十分爱孩子。”
此外，苏联驻华使馆里还有一些中国人及其组织在活动，“这里还有中国职工的工会委员会”，“专为中国人办的政治、国际形势、俄语和英语学习小组也在这里活动”。
与李大钊等人同时被捕的还有15位苏联公民，其中包括翻译加姆别尔格、武官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伊利亚申科，北京大学俄语教员斯卡特金，以及副领事莫罗佐夫等人。“暴徒们甚至在大街上当着外国使馆人员的面，用枪托殴打所有被捕的苏联人和中国人。”“身患肺结核病的莫罗佐夫被捆着拖向警车。对他特别残忍，仅仅是因为在他的房间里搜查出了李大钊的一个女儿，他原想把她藏匿起来。”
反动军警还从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很多人，“在使馆被捕的60个中国人中，有20人是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李大钊及其两个女儿”。
反动军阀政府在获悉李大钊等人隐蔽在苏联驻华使馆里这一消息之后，悍然对苏联驻华使馆发动了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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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受苏联政府派遣抵达中国、担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顾问的C.H.纳乌莫夫就曾“多次接触”过李大钊，他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在维经斯基的协助下，我们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我们跟这位极有魅力的人物有过多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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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发展，水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增加，水资源对工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决定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承德市工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1.09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94.3亿元，是1970年的393倍。而2010年的水资源总量却是1970年的4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仅是1970年的6%。
1927年5月1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刊发题为《被绞杀的英雄》的文章，以纪念李大钊等中国先烈。文章指出：“今天，我们庆祝五一节，但是，今天不仅是一个我们欢庆胜利的日子，而且是一个我们哀悼并且号召复仇的日子。今天，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学者、战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的身影，以及与他同时被绞死的其他十九位同志的身影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
1927年5月3日，被捕的苏联公民宣布绝食。5天之后，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案件已被转为普通案件，将进行公开审理，并准予辩护，他们才停止绝食。但是，案件的开庭审理却一拖再拖。一直到1928年初，被捕的苏联公民才获释返回苏联。
（摘自《读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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