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改革进入深水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受到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残余的冲击，正确认识和吸取唐代景教失败的教训，对于改善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巩固其指导思想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景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公元635年作为基督教分支的聂斯托利派由阿罗本传入中国，随后该教派在德宗建中二年，景教立碑之时被命名为“景教”。景教在中国传播了两百多年，至唐武宗灭佛时期，彻底衰落直至最终销声匿迹。这是基督教在华最早的一次传播。而同样是作为外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自李提摩太1899年在《大同学》一文介绍进入中国以来，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开出了中国特色的花朵，结出了中国特色的果实。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现今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诸如民主法治、公民权利、贫富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浮出水面，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既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又要总结归纳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景教一样作为外来的思想传入中国，景教在唐武宗时期就销声匿迹了，而马克思主义则还在中国进一步生根发芽。“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本文试图通过对景教兴衰原因的探讨，来进一步思考如何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更好的中国化，使其能够更为有效的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
一、政权支撑
纵观景教在唐传播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景教的兴衰与政权支持与否密切相关。明朝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聂斯托利派”主教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来到唐朝都城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三年后，下令准其传授，并由政府出资在长安建造“大秦寺”。唐高宗，李治沿袭太宗皇帝开明的宗教政策，“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同时，高宗仍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实际上这就维护了阿罗本为景教大总管的宗教地位。武则天掌握皇权之后，对帮助其掌权的佛教大加推崇，而对其他宗教则是采取抑制和攻击,使景教的发展受到阻碍。景教碑对此略而不提。唐玄宗掌权后，虽然又恢复了太宗的宽容宗教政策,使景教有了相当的发展并大有超过太宗、高宗之时的迹象,但随着唐朝社会矛盾的加剧、经济的衰致,景教在顺宗至文宗时期,平平而过。到了唐武宗时期,由于武宗立志修仙,相信道教,佛教人数众多,“僧尼耗盆天下”,使经济严重滞后,武宗十分僧恨这种时局。于845年8月,下令灭教,打击主要对象是佛教,但景教一传入唐朝便与佛教发生了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与佛教结合),这就注定一旦佛教受到打击,景教也在所难免,特别在当时的封建时代。(不过我们不能说佛教一旦得势景教也必然会得势,因为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大规模发展,而景教却仍然受到排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认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株连九族。这就是说,一个人得势后,他最先考虑的依然是自己家庭的事物,而一个人犯罪了,却不由自己地延展至九族。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景教的处境。)[1]《旧唐书·本记》第十八章说,武宗在“灭教令里指出: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847年7月,中书门下条奏说,“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自此，景教受到毁灭性打击，但是景教并未就此消灭，据阿拉伯作家阿布在德所著《东游记》中记载：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之时，有十二万回教徒、犹太人、火袄教徒和景教徒被杀害。自此之后史籍便无对景教的记载了。由此可以看出，皇帝重视，景教就兴盛，皇权打压，景教就衰落。在历史上，景教从来都没有能够成为国教，阿罗本也只是因为与唐太宗谈论福音，太宗皇帝认为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才任命其为“镇国大法主”。依靠政权维系的外来思想，要想在该政权统治下永葆兴盛就必须能够要成为主导性的思想潮流，就必须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自觉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各种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加上中国社会本身残留的封建落后思想，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面临威胁。尤其是六四事件，更是将中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就只能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相伴随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就会消失，其执政地位自然会动摇。
二、文化载体阶层
所谓的文化载体阶层是指一种文化传承的主要阶层。景教初传中国主要的活动都集中在了取悦皇室上，一是以集资建筑和制造奇器来取悦皇室。《大唐新语》、《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以及《资治通鉴》(卷250《唐纪》21)等史书中都记载了武则天时营造“颂德天枢”一事。二是以善施医术来讨好皇上。唐时西来景僧多有一技之长,如善医各种疾病等等,依此特长,景教士得以接近皇上。开元年间,玄宗的弟弟患重病,经一位叫崇一的景教士的医治逐渐好转。为此玄宗“特赐维袍鱼袋,以赏异崇一”。但是初来中国的景教徒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强普通民众和士大夫对景教的信仰上。据景教碑所记,唐时景教曾广泛开展了慈善救济活动,并在此活动中吸收了不少信徒,如碑文所记:“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献,汲引之阶渐也……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闻名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但是这样一种救济活动仅仅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满足贫苦大众的物质需求，而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其宗教信仰。而提供物质救济的主要群体是经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商人信徒。其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提供的的物质救济的覆盖群体也非常有限。据《全唐文》第727卷说,“摩尼、大秦（德宗建中二年，景教立碑之时才称“景教”，在此之前曾被称为“波斯教”、“大秦教”）、火袄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同时，这样一种外来输血式的救济方式随着伊斯兰教兴起,并在西亚取得相当的势力,西域胡商逐渐信奉伊斯兰教，景教远离波斯而中断。景教不仅在贫苦大众阶层没有建立强大的教士群体，即使在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没有找到有效的载体。“唐代知识分子在景教徒中所占比例很小,此推论的理由有三：其一从景教碑引文中判断,归信景教之人,多为被施以救济之人,其中包括‘馁者’、‘寒者’以及无力医病、无力安葬之人,此阶层自然是生活没有保障的贫苦之人;其二,从现存的景教文献来看,除《景教碑》、及(三威蒙度赞》等,堪称上乘之作外,其它如(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等文笔均极为拙劣。就文笔典雅的景教碑来说,虽说作者是景净,但也很有可能借汉人之润色而成。由有典雅如景教碑之名作少有出现,也可证明有学问的汉人景教信徒较少;其三,在唐代的文献中,景教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直接交往的记载极少,不曾像佛教那样留下了一部《理惑论》供人们研究,也是景教徒中缺少知识型人才的一个旁证。”[2]
[3]景教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知识分子载体，导致其随着武宗灭佛的到来而逐步衰落下去。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从理论上讲是很容易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排斥的，但是在民族危机面前，在提倡西学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逐渐被先进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并最终作为唯一的先进的指导思想指导中国实现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也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特权阶层诞生等问题直接刺激着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结果平等主义影响的中国人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我们现在所建设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还是国家的主人吗？马克思主义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吗？中国共产党还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吗？等等。这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怀疑产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归国知识分子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转而鼓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农民因为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生活困苦，也渐渐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同时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还是停留在文革时期“口号化”“运动化”“教条化”“表面化”的状态，造成人民群众不再相信这些官样文章。而且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催生和传播了多元主义文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对这种“一言堂”的讲话、报告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抵触心理。这样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失去了相当大的建国前我们引以为傲的群众基础。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要吸取景教衰落的教训，除了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外，还要注意挖掘当代普通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以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人民明白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理论，明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使人民走进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共更应该下大力气“以理服人”。过去，中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造成广大知识分子含冤，虽然这些人大多被昭雪了，但是感情上还是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现在舆论环境宽松了，知识分子也敢于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多种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好现象。中共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平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道理去说服被西化的知识分子，使其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三、文化融合
季羡林先生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做为一个外来的宗教,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挣扎立定脚根。要想立定脚根,必须依附于一个在中国已经流行的、有了基础的宗教学说。必要时,甚至不惜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蒙混过关。”[3]诚如季先生所言，景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充分依附了中国本土的道教、在中国扎下根的佛教和主流地位的儒家。但是显然景教的传播者没有把握住一个度，即景教过分依附于儒、佛、道而失去了本身独立的身份和地位。一方面，在数量上，景教经文中所用儒佛道语汇太多。在仅存的八篇景教汉译经文（字数不足16000字）中，涉及佛教语汇的如下表：
唐景教汉语经文中的“佛教语汇”统计表[4]
而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据穆尔统计,在这1780字左右的碑文中,烙上了儒家思想印记的就有30处来自《易经》、30处来自《诗经》、20处来自《春秋》,而涉及史书的有150多处,子书的30处,总数几达全文的三分之一。[5]另一方面，在核心概念上，景教经文彻底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如将传教士或神职人员称为僧，将上帝称为阿罗诃，将耶稣称为世尊，将圣灵称为净风等。景教的核心概念都成了佛教的东西，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所以唐武宗灭佛之时，景教被当做佛教的分支受到打压，甚至是到了现代仍然有学者会误以为它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同时，景教经文的翻译显得很随意，并没有像佛教译经那样分为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总勘等七道工序。其经文少有如景教碑一样文字典雅之作。
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两点：
（一）注重对文本的翻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工作，自1953年到1983年陆续出版中文版《马恩全集》50卷（53册），约3200万字，被称为第一版。1986年7月至今陆续出版第二版，计划出版60卷，目前已出50卷（61册）。《马恩选集》目前已出3版。《列宁全集》已经发行了2版，最新一版共60卷，共2600万字，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篇，比第一版新增6000篇。但是在质量上还是有待提高，一方面要进一步查阅马恩原版手稿，参阅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版本，考证手稿写作的历史背景，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思想发展、重要观点和概念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去除一些非马恩所作的文章。另一方面要加强外语修养（据统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用德文写的约占60％，用英文写的约占30％，用法文写的约占5%，其余为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对原著逐字逐句的翻译，并进一步润色。比如马恩原著中有很多长句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则是长短结合，更容易接受短句，这就要求译注工作者如何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使文字更有“中国味”。
（二）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然要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充斥着的主要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本土的话语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独有的话语还是少数更别谈形成一个体系了。这就造成很多人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甚至批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而许多人对此却毫无所觉。比如西方所谓的平等是一种形式平等，讲究的是忽略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财产、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讲求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权和表决权。但是实际上，人们因为在社会环境中实际的不平等，很难平等的实现这种平等权。比如，一个身无分文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而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平等则是结果平等也叫实质平等，也就是要实现形式上真正的平等就必须要拉平社会上所存在的实质的不平等，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所谓的民主也只能成为“有钱人的政治游戏”。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不同，特别是诸如民主、自由、人权、威权等敏感概念上，并进而进一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综上，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下大力气研究历史上外来思想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对于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梁琳.唐代景教兴亡之原因浅析.金陵神学志[J].1994年第l期〔总〕第20期.
[2]张晓华.佛教与景教在华早期传教策略的比较研究.史学月刊[J].2001年第6期.
[3]季羡林.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P88.
[4]刘振宁.唐代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环境及其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第25卷第1期2007年1月.
[5]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P39.
作者简介：孙明明，男，（1989年6月-），山东省滕州市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法学硕士，专业：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