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乾嘉时期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于《述学》中博考先秦古籍，钩沉经史，爬梳先秦学术流变。申张荀、墨之学、平观诸子甚至颠覆“道统说”，构成其子学观激进的一面。其“异端”色彩子学观，实则以“九流出于王官”为背景，以理想化古代的信仰为支撑，折射出经典之常道与考据学带来的“技术崩溃”之间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汪中 《述学》 子学 智识主义 考据学
有清一代考据学大盛，昉自经学，旁及史学，发展至乾嘉，子学表现出空前的繁荣。针对这一学术现象，余英时冠之以“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1]，并由此展开思想史“内在理路说”的范式：由义理之争到文献考证的转变实乃儒学由“尊德性”折入“道问学”的一个内在发展的历程[2]。
通过训诂以明六经、孔孟的义理，是清代考据学的基本假定。在这一假定下，他们深信六经保存了三代以上的“道”，也深信孔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自古相传的“道”。由于考据学秉持“实事求是”的信条，对一切文献都要“考而后信”，这一方法终于使诸多意外不断暴露，与他们所持的基本假定相互凿枘。这种抵牾，也就是余英时所谓的考据学“内在危机”[3]的发生。
以“明道”为宗旨的考据学最终促成道统说的颠覆这一吊诡现象，是考据学内在危机最富冲击力的呈现。本文以汪中的子学观作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到考据学“内部危机”的发生这一过渡中的个案，探讨乾嘉学人如何在常道之经典与考据学带来的“技术崩溃”中达成平衡。
一.考镜源流：荀、墨之学的复活
有清一代学术，吴、皖为其蔚然大宗。至扬州学派兴起，学风又成一变。张舜徽于《扬州学记》中盛赞其“能见其大，能观其通”的气象[4]。作为乾嘉学风下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于其著作《述学》中博考先秦古籍，钩沉经史，探讨三代以上学制之兴废，爬梳先秦学术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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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清代思想史，一般都会提及汪中的《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墨子序》、《墨子后序》。比起时人独尊孔孟，汪中表彰荀子，强调荀子出于孔氏，有功于诸经，以及发掘两千年来备受压抑的墨子，并称孔墨。最直接的结果是孔孟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受到挑战，孔、孟、荀、墨，皆是先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家。在历史流变中面目漫漶不清的周秦诸子，得以回归百家争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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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稽古参验，汪中考订出汉初经学的授受源流：《毛诗》、《鲁诗》、《左氏春秋》、《榖梁春秋》为荀子所传，《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所传，《曲台》之礼为荀卿子之支流，《易》则为荀子所善治之学[6]。“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7]，朱维铮指出，“既然荀况是周秦之际儒家多数经传的传授者，从董仲舒到刘向、刘歆都对他只有美言，那么他可以说是两汉经学的教父”[8]。
荀学的复兴在清初已有迹象，但是时人对荀学的研习多集中于为“化性起伪”申辩，极力淡化荀子的法家色彩而恢复其儒家面目，却尚未胆敢“把荀子推崇为孔子学说的真传者”[5]。汪中首先为荀子作年表，谓荀卿乃经学承前启后之师，对儒家经典在七十子与汉儒间的传续起到无人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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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韩愈“道统说”首唱孟子为孔学之真传，至宋儒将《孟子》擢升为经，《荀子》遂被斥为异端，湮没不传久矣。汪中既秉“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昭示荀子传经对儒学延续不可估量的效用。“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9]。经典自七十子后屡经世乱而不至断绝，实则凭依荀子的传续之功。《诗》、《礼》、《易》、《春秋》尤有荀子传授后世的确凿证据。而在“周—孔—荀”的传授脉络中，几乎看不到孟子所起的作用。汪中必欲将孔子之道推本周公，孔子之述与荀子之传，皆为沿袭周官掌故的一个环节。孔子之独尊、道统之彰然已然呈现出单薄的势态。
战国之时，儒墨并为显学，而自汉武帝定儒术为一尊后，墨学几近断绝。正统儒家看来，墨学之所以因“异端”见斥，其一是墨家“非圣无法”，即墨家不但非儒，更甚者乃弃周制而复夏政；其二是离经叛道，即孟子讥之以“自兼爱而无父”[10]。换言之，墨子是否尊夏制以及墨子之“兼爱”与儒家之“仁爱”的冲突，一直是传统儒墨之争的焦点，从战国延续至乾嘉。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需求增长强劲，地方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大量的城市建设和投资任务.很多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四处举债，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和还贷风险.为了扼制这种势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2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特别是《预算法》中明文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和提供担保.在这种大趋势下，作为地方政府对外政策性投融资平台的各类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下称城投公司)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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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开始研究《墨子》时，墨子思想的实用特征已受到某些考据学家的注意，而汪中并举孔墨的激进观念，在当时尚属石破天惊。由辨析墨家源流力斥《淮南子》以来对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的诬枉，将其归结为战国时代的“各执一术”，从而揭示儒墨显学并称的历史事实。
最后是用典手法的使用。此处的典故使用主要还在“先天下/后天下/黄金屋/颜如玉”一句上，具体分析见上文。另一处并不很明显，主要是通过提取“沽”和“酒”二字反应，此处当是“沽酒当垆”之典故的运用。运用卓文君、司马相如当街卖酒的典故可以说是具有反讽味道的，更显现出秀才的逃避与对妻子的不公。
凡古之道术，皆设官以掌之。官失其业，九流以兴，于是各执其一术以为学，讳其所从出，而托于上古神圣以为名高，不曰神农，则曰黄帝。墨子质实，未尝援人以自重。其则古昔，称先王言尧舜禹汤文武者六，言禹汤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尝专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学之岀于禹也。公孟谓“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则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属之言服，甚明而易晓。然则谓墨子背周而从夏者非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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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序》为汪中考辨墨学以“古之史官”为渊源之文。他追溯墨子的思想远承“周太史尹佚”。他追溯墨子的思想远承“周太史尹佚”。尹佚“遗书十二篇”，刘向校书时，列为“诸墨六家之首”，可见墨家与史官尹佚之学的密切关联。在为墨学解蔽的过程中，汪中力图恢复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原貌。他指出墨学为当时的显学，九流之中只有儒学才可与之抗衡，力辨孟子并称杨、墨不合史实。对于后人以墨家非儒而归罪于墨子的偏见，汪中概之以儒墨相非，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秦之时，儒墨并无正统与异端之别：
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辜，虽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埓，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12]
今之学者读《孟子》而尚治《墨子》之书者，其自外于圣人之徒，又无疑也。虽其书今尚存，观之亦若自成一家之言，而究与圣贤之道大异，则又无疑也……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殳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13]
六经保存了三代以上之道，同时孔孟继承并发扬这一一脉相承之“道”的假定，在考据学的极度完善之下开始动摇。汪中的并举儒墨暗示孔子被复原为先秦诸子之一员，儒术独尊的权威濒临消解。发源于儒家“道问学”的传统，在“儒家智识主义”达到高峰之际，考据学却隐隐显示出解构其自身的趋势。
二.翁方纲的攻讦：乾嘉学风下的另一种声音
汪中之彰墨这一有悖于正统的论调一经发出，攻讦之声自然雀起，翁方纲以“名教罪人”痛斥汪中的激烈言论尤为引人注目：
荀学可用于治世，墨学可用于乱世，道虽不同却呈现出相反相成的效果。汪中调和儒墨、力图消解两者尖锐的冲突的意图，宛然可见。从“儒家智识主义”的角度看待汪中的墨学观，儒墨显学并举、墨学之源流为史官尹佚之学的论断可谓乾嘉朴学风气下的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它们与荀子“有功于诸经”带来的道统说之动摇，一并昭示清代考据学“内在危机”的发生。
翁氏之言论除了“卫道”，亦反映出乾嘉学人的另一种心态：理学在乾嘉汉学冲击之下对其自身的维护。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艾尔曼指出在乾嘉考据学蔚然成风的背景下，仍有一部分学者“对汉学家的著作充斥着反感”，金石学家翁方纲与理学家方东树正是个中代表[14]。原儒与申墨之间的矛盾背后，是理学正统与考据学的博弈。那些在乾嘉学风下对立于考据学的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考据学复古思潮背后潜藏的经典本位意识将会引发废黜理学正统的危险，而攻击理学正统地位，则是“抛弃儒家全部遗产的第一步”[15]。在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风尚下，汪中详考诸子带来道统说的崩溃，即是考据学解构儒学信仰的例证。考据学的内在危机的发生正应验了理学家的忧虑。在清代宋学家眼中，考据学无疑冷峻地谱写了一曲关于经典日益丧失其规训价值与信仰意义的挽歌。
三.《述学》所见的“三代”意象——兼谈章学诚的反驳
小家伙有智障，痛疼感虽弱，但却极不安分，即便有他父母在身边陪同，也不肯配合做手术。才不一会儿功夫，蒋利学便忙出了一身汗。蒋利学这才意识自己对手术的准备是多么的不充足，也理解了另所医院为什么把小家伙推荐到这儿。经过片刻慎重的考虑，蒋利学决定立刻终止手术。
在《墨子序》中，汪中首次提出“古之史官”的概念，并以之为墨子思想的源头。墨子与儒家表面迥异，但汪中却发现二者的相通之处。首先，“古之史官，实秉礼经，已成国典，其学皆有所受”，而“礼经”实际是儒家“六艺”之一，墨子受学于“古之史官”，那么他的思想与儒家同源。再者，墨子“兼爱”正与“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的宗旨一致，可视为先王之制的延续。
同样，《墨子后序》对“墨子之学出于禹”的批驳实则建立在汪中对先秦学术史的基本理解之上：“昔在成周，礼器大备。凡古之道术，皆设官以掌之。官失其业，九流以兴，于是各执一术以为学”。先秦诸子都源于周代专司“古之道术”的史官，由于“官失其业”，诸子才得以“各执一术”以争鸣于当时。在这一点上，儒家与其他诸子无异。
“其实，就算真的有了外遇，只要夫妻间还有真爱，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思蓉接着说，“婚姻的基础当然是爱与忠诚，但有时候，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与环境，在某些瞬间，爱与忠诚，也许可以分开。虽然我们并不鼓励这种忠诚与爱的分开，但事实是，这世界真的存在，并且很多，否则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美满的家庭。比如你万一出轨的丈夫，也许他只是经受了一次难以抗拒的诱惑，也许他只是个没有玩够的小男孩，骨子里，仍然向往着婚前的那种自由。其实婚姻是什么呢？婚姻就是给自由穿上了一件棉衣，虽然活动不便，但会非常暖和……所以妹妹，你可以试着与他沟通……夫妻间最难的是沟通，最容易的，也是沟通……”
《汉书·艺文志》不仅指出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而且强调诸子的其源出于“王官”，这种观念便为承认诸子学说的价值提供了可能。到汪中撰《吕氏春秋序》时，这一思路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达：
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于义，敬之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17]
汪中将诸子归本于“周官”，因“周官失职”，才给诸子“各执一术，以明其学”的机会。在其子学观中，“礼”是古之史官向诸子演变的先秦学术流变史中的恒常存在。《述学》所论及的诸子，无一不以“问礼”作为他们各自学术生命的重要环节。换言之，与“礼”的息息相关是诸子学术可资认同的价值所在，也是汪中为荀、墨正名不可或缺的凭依。
《述学》呈现的诸子之学是成周之制下，沐其礼经斯文的产物，是三代一去不可复返后其精神余绪的传承。在荀卿之传经、墨子之“非儒而不非周”、墨学本于“古之史官”等前人所未发的论议中，“三代”意象深深镌刻在汪中笔下里的诸子学术中。
《墨子后序》一文为汪中辩驳友人孙星衍“墨子之学出于禹”之说所作。汪中指出，墨子虽以尧、舜、禹、汤、文、武或禹、汤、文、武并称，却未尝专宗夏禹，更何况夏礼在周时已不足征，因此断定“墨子之学出于禹”实为诬枉。此外，相较先秦诸子中托古自重来提高自家学术地位的学派，墨子的“自重”、“自为”和“自制”更显可贵：
1.强责任意识，促青年普法服务平台建设。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组建起“国土讲师团”队伍，深入镇、村（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宣讲，主动帮助基层干部群众增强对国土法律法规政策及业务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自组建以来，“国土讲师团”已赴龙山、掌起、宗汉、胜山、附海等地开展专题宣讲，参加人数高达520人次，深受基层镇村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针对汪中《述学》一书，章学诚撰有《〈述学〉驳文》表露其不屑之意，而批驳的重点仍旧落在汪中为墨学的正名上。不同于翁方纲以驳斥墨学义理为立足点，章氏对汪中申张墨学之论的指责则本于其“六经皆史”说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见解，即“六经皆周官掌故”以及“古无私门著述”。《驳文》开篇即言“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刘、班叙九流之所出，皆本古之官守是也。古者治学未分，官师合一，故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至于周末，治学既分，礼失官废，诸子思以其学用世，莫不于人官物曲之中，求其道而通之，将以其道易天下，而非欲以文辞见也。”[18]他将汪氏子学观的“好诞之至”归结为“世之涉学未深而好为高论翻成说者，则见其中亦有先生政教，而因谓其指初不异于圣人”以及“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并无诸子著书之事”[19]。更进一步说，在“六义为官礼之遗”的基本设定下，章氏必欲将“今之所谓六义”及孔子之道推本于周公，在他看来，“周公之地位或更高于孔子之上”[20]。沉浸于“三代之治”的迷醉，章氏视域中的“官师合一”、“治教合一”无疑是“周官遗意”折射出的最为可贵的价值观，因而以墨学保留周官之旨作为褒扬墨子的缘由，无异于舍本逐末。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Post System in Yili Re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以“六经皆周官掌故”以及“古无私门著述”作为主要论据，章学诚的驳文不无牵强之处。诚如钱穆所言，“（汪容甫）其说与实斋文史、校雠两通义所论，古者官师流变，政学分合，意见殆相近似”[21]。二人在探讨先秦学术流变皆采用《汉书·艺文志》中的范式并由此流露出“理想化古代”的看法，昭示了二人思想在根本上的相通。无论是汪中原荀、原墨，抑或是章学诚标榜“六经皆周官掌故”，都从某种程度上透露出明显的尊“官学”、轻“私学”的倾向。
四.结论
乾嘉时代的子学远未达到经、子易位的程度，汪中所谓“诸子平等”，子学的安身立命尤需依附六经，作为“古者官师流变”中保留“三代”精神的余音。汪中子学观指向对孔子为集大成之说的改造，将“集大成”之冠转交周公。“三代”理想国一去不可复返，汪中不能自抑其浓浓的复古情怀，透过诸子皆为先秦学术史之一家，他要追本的正是出于官师掌故的道术，因为那正是三代盛时古人明道的典范。
细究汪中《述学》的立论背景，会发现其理论支撑“九流出于王官论”如出一辙。张舜徽指出：“清儒如章学诚、汪中、龚自珍，近代若章炳麟、刘师培，皆推阐刘《略》班《志》而引申说明之。以为古者学在官府，私门无著述文字。自官学既衰，散在四方，而后有诸子之学。”[16]
在乾嘉学人汪中、章学诚的著述中，读不出一丝重私学、轻官学的取向，“官失其业，九流以兴”，诸子之学的出现是“先王之道荒矣”的表征，或更为一种倒退，并非标新立异、自由活泼精神的象征。对于“官失其守”到“各执一术以为学”的学术嬗变，则更多地以一种怅恨的心态视之。现代意义上的“诸子平等”的观念，与汪中之平观诸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对“三代”理想国的信仰。后者旨在发挥它的示范功能，而前者必欲将其涤荡殆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考据学在试图弥缝其自身的危机时，开始受到儒学内部另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隐隐显现出乾嘉学风下思想史的内在理路。
注 释
[1][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343-345.
[3]余英时.论士衡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08.
[4]张舜徽.清儒学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5
1) 上位机只采集温度、压力、密度、累计量等常规参数的运行，监控模式很难发现运行中的零漂、气化等深层次问题。
[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19.
[6][7][9][11][12][17]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4：452,452,453,453,237,230,534.
[8]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J].学术集林.1995(4).
[10]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1.
[13]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卷十五.清李彦章校刻本.
[14][15]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60,24.
[16]周国林编.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00-101.
[18][19]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365,366.
[20]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6.
[2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95.
（作者介绍：顾思程，武汉大学国学院2016 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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