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乡村公民参与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公民参与,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村民自治
乡村公民参与论文文献综述
张真真[1]（2019）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乡村作为公民生活的最基础场域,既是国家治理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也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主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要内容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再次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就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而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乡村治理有效,治理有效的前提是公民参与。虽然,诸多学者已为扩大城市和农村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提供了较多的对策,但是,这些对策大多是理想化的,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对于单个乡村场域中公民参与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乡村治理有效,助力乡村振兴。论文首先从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研究的背景出发,分析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近年来内外专家、学者对乡村治理公中民参与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归纳现有文献研究的优势和可借鉴的部分。要研究一个问题,应该对问题所涉及的核心概念有清晰的认识,还要有要正确的理论基础作为先导,所以本文分析了乡村治理、公民参与和村民自治叁个基本概念,并把合作治理理论、公民参与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支撑,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本文研究的问题进行探究。其次,分析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的领域及主体,把参与领域主要分为政治方面的事务、经济方面的事务、政治方面的事务、社会方面的事务、生态方面的事务五个方面;将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的主体归为四类,即乡镇行政性组织、村级行政性组织、乡村社会组织、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再次,分析了乡村治理公民参与的实践及经验,从我国东中西部叁个地区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村庄,分析其具体做法,总结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的主要成效。通过分析其经验和成效发现,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公民参与权利的保障不完善、乡村社会组织自身发育不成熟、公民自身存在的一些局限等,进一步探究乡村治理公民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例如公民经济收入水平、公民政治知识的掌握程度、公民的社会地位等等。最后,提出对扩大我国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具体措施:一是优化基层政府的职能,二是促进乡村社会组织建设,叁是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论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是结语,笔者得出:一是政府要适度引导公民参与;二是公民也要主动参与;叁是公民参与乡村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乡村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不仅需要国家的引导,乡村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还需要公民自身的努力。(本文来源于《山东师范大学》期刊2019-06-03）
刘昆丽[2]（2019）在《中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实现乡村现代化。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加快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也是有力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国家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要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均衡和资源共享。乡村公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决定着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稳定,所以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各项事业上,乡村公民的主体地位不可忽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是乡村各项事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础,与乡村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以满足乡村公民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尊重乡村公民主体地位的工作意识,拓宽乡村公民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积极调动乡村公民的参与积极性,这样才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建设,保证政府决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实现乡村善治。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公民的参与情况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为了实现建设美好新农村的愿景,加强对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选择公共产品理论和善治理论为理论依据,深入豫南DM乡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及与乡村公民面对面的访谈,了解DM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公民参与的真实情况,并根据调研取得的资料,找出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公民参与出现的问题和成因,并以公共产品理论和善治理论为指导,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公民参与中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9-06-01）
张雪,王刚[3]（2016）在《影响公民参与项目制建设的因素研究——基于Q市“美丽乡村”项目的实证检验》一文中研究指出项目制中公民参与具体包括公民参与意愿与公民参与行为。影响公民参与项目制的因素一方面源于公民自身经济理性与价值理性所带来的"内部驱动力",另一方面来自于项目制中的绩效合法性所形成的"外部感召力"。通过实地调研Q市公民参与"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拟合。结果表明:经济理性,项目绩效与政府信任对公民参与有显着影响,且呈正向关系,而价值理性却未有显着影响,从中折射出当下项目制建设存在的绩效合法性危机,只有在扩张基础权力以及构建政府信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项目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本文来源于《山东行政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5期）
张露[4]（2014）在《温州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探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温州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具有发展民主的优渥土壤。乡村治理中凸显的公民参与问题日渐受到关注,通过对温州地区乡村的走访调查,了解到温州乡村公民参与中,仍然存在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的缺失、公民文化素质低、政治冷漠。要改善温州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应从乡村公民个体入手,提高公民个人素质,使其明白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及义务,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活动中,在实践中提高政治素质。(本文来源于《产业与科技论坛》期刊2014年06期）
彭正海[5]（2012）在《遵义市“四在农家”活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公民参与乡村创造治理的视角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乡村创造治理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乡村公民积极、主动的参与,实现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及有效益的发展。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公民的技能、技术,既重视治理过程环节又重视治理效果。一、公民参与创造治理的现实依据乡村治理,无论是建设新的设施、环境、房舍,还是创建新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精神风貌,现实中都是建设公民自己家园的行动。抛开公民的需求、离(本文来源于《遵义市基层组织与基层民主建设研究》期刊2012-07-13）
彭正海[6]（2010）在《参与创造治理：公民参与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中西部、人与自然、稳定与发展协调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关键在于乡村能否同步、乡村的发展能否跟上。由此,乡村创造治理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乡村创造治理的关键,在于发展乡村经济、促进公民持续稳定增收、改善公民生活环境、增进乡村文化建设、建设文明的乡村公民社会。乡村创造治理的有效、持续发展,是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稳定的坚实基础,乡村创造治理主体的作用便尤显重要了。遵义市“四在农家”切中乡村治理的关键,在尊重公民意愿、首创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富在农家增收入、学在农家长智慧、乐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为核心内容的新农村建设,突出公民是乡村创造治理的主体,真正体现公民参与的自主地位和主体地位。乡村创造治理中公民既是主体,更是直接受益者。“富、学、乐、美”正是公民内心的期盼。公民参与乡村创造治理的过程中,体现出协作劳动的集体观念、出资投劳的创建意识、不计琐碎恩怨的宽广胸怀和健康欢乐的精神面貌,实现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质就是公民在创造文明与享受文明,构建着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本文来源于《复旦大学》期刊2010-04-08）
杨平[7]（2008）在《公民参与视野下西北乡村民间组织的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西北乡村民间组织在公民有序参与背景下,在西北乡村社会发挥出日益显着的作用。西北乡村民间组织有效组织农牧民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公共事业建设,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政治稳定和发展,促进了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增强了农牧民参政意识和能力,丰富了乡村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最终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本文来源于《西部法学评论》期刊2008年06期）
杨平[8]（2008）在《公民参与视野下西北乡村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研究指出西北乡村民间组织发展缓慢且不平衡,对政府依赖过强,自身实力弱,规范化建设不足,影响了公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水平。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西北乡村民间组织营造健康发展的环境,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同时加强政府引导监督,并逐步成立农牧民协会,提高民间组织动员公民参与的整体实力。(本文来源于《兰州交通大学学报》期刊2008年05期）
吴兴智[9]（2008）在《公民参与、协商民主与乡村公共秩序的重构》一文中研究指出以民主恳谈为载体的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乡村治理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在协商式治理模式中,公民在平等、自由参与的基础上,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偏好,通过理性商谈的过程来影响政府决策或决定乡村公共事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广泛实践,为发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乡村公共秩序转型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变革。本文从协商式治理与乡村公共秩序转型的视角切入,运用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对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中的公民参与、乡村公共政策的制定、乡村权力结构变迁等问题的剖析,揭示协商式治理模式对于乡村公共秩序结构转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乡村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围绕这一核心主题,除导论外,本文的主体框架和研究思路如下:在前面两章中主要探讨本文的理论工具和案例情况.从理论上分析了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为何需要公民参与、公民如何参与、协商民主与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内在契合性等问题,并将行动者、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以及二者互动的公共空间作为分析乡村公共秩序的叁个纬度.并在简要回顾我国乡村公共秩序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以整个浙江基层民主发展为背景,详细介绍温岭民主恳谈的创生和发展过程。指出民主恳谈的初衷只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新载体”,是当地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应势而为。至于民主恳谈很快与基层民主发展的结合,则是当地政府的一种顺势而为。民主恳谈的深化发展则体现为由传统的咨议质询式向民意测验式和民主审议式发展。接下来的叁章中对协商式治理模式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剖析。首先从总体上探讨协商式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指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政府创新冲动、学者专家与新闻媒体的推动等是协商式治理模式的主要动力,并重点讨论协商式治理模式中公共协商过程是如何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其中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质量、合法性、多元利益的整合等议题。接下来,分别从公民和公共权力两个层面来探讨协商式治理模式对乡村公共秩序重构的影响作用,其中重点探讨公民协商式参与与乡村公共空间拓展的内在关系,以及协商式治理模式对乡村公共权力的结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影响作用。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最后两章就协商式治理模式对我国乡村公共秩序重构的意义及限度进行了探讨。指出乡村公共秩序重构需要从行为主体的转型、乡村公共空间的拓展、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等纬度进行,并提出了“吸纳—整合—重构”的乡村治理变革之道。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提升了普通公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促使了政府角色与功能的变迁并缓解了乡村治理中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也面临着既有压力型体制的制约、制度化发展的困境以及协商主体自身因素的制约等难题。尽管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乡村公共秩序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随着协商实践的深入和发展,它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和公民文化结构转型却能够为乡村公共秩序的重构开辟一条道路。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表明,只有在政府和公民的共同积极行动中,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多个层面着手,不断拓展乡村公共空间,实现各行为主体间的结构均衡和协调互动,这才是乡村公共秩序重构的真实内涵。(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08-06-01）
Ian,Weber[10]（2007）在《社会区隔与都市和乡村社区的网络公民参与(英文)》一文中研究指出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nsions,stress points and implications within China's nascent civil society as urban and rural citizens negotiat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apital acquisition through online civic engagement.Today,new media developments in China,particularly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digital technologies,provide a platform for China's citizens to engage in online communicative action,resistance,and compliance.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protests and social activism,citizens accumulate forms of capital that result in communities bonded and empowered by their collective determination to resist,on the one hand, excessive constraints of society and,on the other,excessive regulations by the state.Drawing on the work of French social theorist Pierre Bourdieu,we explore reasons for the"choices"made by urban and rural social agents in relation to current struggles over the volume and weight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a modernizing Chinese society.Specifically,the analysis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tensions,stress points and implications related to how the Internet does, doesn't and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and "do-it-yourself citizenship,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adherence to identity politics(e.g.regional,youth and gender,religious and minority identities).(本文来源于《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新闻传播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期刊2007-11-02）
乡村公民参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实现乡村现代化。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加快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也是有力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国家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要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均衡和资源共享。乡村公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决定着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稳定,所以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各项事业上,乡村公民的主体地位不可忽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是乡村各项事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础,与乡村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以满足乡村公民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尊重乡村公民主体地位的工作意识,拓宽乡村公民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积极调动乡村公民的参与积极性,这样才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建设,保证政府决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实现乡村善治。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公民的参与情况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为了实现建设美好新农村的愿景,加强对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选择公共产品理论和善治理论为理论依据,深入豫南DM乡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及与乡村公民面对面的访谈,了解DM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公民参与的真实情况,并根据调研取得的资料,找出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公民参与出现的问题和成因,并以公共产品理论和善治理论为指导,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公民参与中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乡村公民参与论文参考文献
[1].张真真.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2].刘昆丽.中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9
[3].张雪,王刚.影响公民参与项目制建设的因素研究——基于Q市“美丽乡村”项目的实证检验[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
[4].张露.温州乡村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
[5].彭正海.遵义市“四在农家”活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公民参与乡村创造治理的视角思考[C].遵义市基层组织与基层民主建设研究.2012
[6].彭正海.参与创造治理：公民参与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D].复旦大学.2010
[7].杨平.公民参与视野下西北乡村民间组织的作用[J].西部法学评论.2008
[8].杨平.公民参与视野下西北乡村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8
[9].吴兴智.公民参与、协商民主与乡村公共秩序的重构[D].浙江大学.2008
[10].Ian,Weber.社会区隔与都市和乡村社区的网络公民参与(英文)[C].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新闻传播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