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着那些厚厚的专著，累了，就常常或散漫地，或定定地，凝望着书里那些作者的肖像画或照片。
(3)矿石构造：主要有蜂窝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星点(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团块状构造、网脉状构造、细脉状构造等(蚀变岩带主要为碎裂状构造)。
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几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著作太厚，太不好读。字都认识啊，可说些什么实在难懂。
我国在原材料、合金成分、半成品加工材料、铸造产品、材料组织结构、相关试验方法和废料回收等方面制定了国家钛合金材料标准，基本满足了航空业钛材料及相关需求。[7]这些标准的建立、制定与实施，为中国航空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我知道，被我凝望的这些人，他们也在凝望，他们一生都在凝望头顶上的星空，凝望人类的心灵。
所以，我的目光最后往往就聚焦到了他们那平静、清澈，或者坚定、决绝，抑或还有忧郁，甚至游移的眼神上了。
当然，还有海涅所说的，我反反复复想象中的，黑格尔的那个“怪怪”的眼神……
不错，他们那些艰深的理论与他们鲜活乃至古怪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甚至，理论只是他们的表象，而血肉情感的生命才是他们的本质。
作为一个“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是什么使他们成了这样的人呢？
他们殚精竭虑、前赴后继地搞出来的那些文字、理论，到底要干什么呢？
……
这念头一旦从心底升起，便久久挥之不去。
二
浙江省国土资源关键信息平台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路雄英） ........................................................7-45
1791年春的一天，德意志哥尼斯堡小镇。
29岁，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家庭教师，而且还专门给学生讲授康德哲学的费希特，来到了他心中的圣地，而且来到了他最为敬仰的康德教授的课堂上。
终于，可以亲耳聆听康德大师的讲授了。
不过，从歌德自己的表述来看，一向以思想自由激进，而且乐于助人著称的歌德，在这些事情上似乎也颇多“为难”。
蒋春猪说，平时，你一点看不出秀容月明是元帅，他和士兵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席子，天热了，就把上衣脱了，手朝胳肢窝一掏，就掏出一把黑灰，天冷了，士兵们在洗脚，他见了，就坐下来，把脚也伸进去。
春天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斑驳地洒在讲台前康德的身上。
此时的康德教授，已不是十年前刚出版《纯粹理性批判》时很少有人重视的一般学者，而是在德意志思想界、学术界众人敬仰的大师了。
1799年初春，费希特首次拜见康德的八年后。耶拿。
不过，几节课下来，费希特大失所望。
这不像我心目中的大师呀！
与其说这是费希特的性格，不如说这是费希特的原则。
他决定去登门拜访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大师。
通过以上设定可知，堆垛机自起始位置[xa,ya,za]运行至终点位置[xb,yb,zb]所花费的时间为
就是在康德每天午后散步时走出的那座“康宅”里，年轻的，未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费希特，终于单独见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康德教授。
但是，结果也没好到哪里去。
大师的表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康德，这位“疲惫的老人”，对他的“继任者”看来明显地心不在焉。整个拜见过程极其简短，康德大师对费希特“非常冷漠”。这位已经完成了“三大批判”的教授先生，对此时尚一文不名的后生学子费希特的问题，似乎没什么兴趣，或者可能干脆也没什么心思倾听吧。
朝圣般的费希特的内心又是一片失望。
壮族，1970年生于广西南宁。1992年本科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获学士学位。师从著名画家周楷、尤开民、雷务武、张冬峰、刘南一、周度其、刘晨煌教授。现为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邮票、集邮品策划设计师。
好在还没有绝望。
从“康宅”出来这天起，费希特在他租住的简陋小旅馆里闭门奋笔疾书35天。结果，他写成了一篇长长的论文——《一切天启之批判》，也有译者把这个题目译为《试评一切天启》。在这篇论文里，他以几年来研读康德思想的思考，对被称为“天启哲学”“批判哲学”的康德哲学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实也完全可以说，他相当深入地解读了康德的思想。
费希特把这篇论文作为拜见并向康德请教的“介绍信”。
附在送给康德的这篇论文前面还有他的一封短信：
我到哥尼斯堡来，为的是更切近地认识一位为整个欧洲所尊敬的人，然而全欧洲只有少数人像我这样敬爱他。我已经向您作了自我介绍。后来我明白了，希望认识这样一位人物而不出示任何证书，这是孟浪无礼的。我应该有一封介绍信。但是我只承认我自己写的介绍信。我此刻就把它附上。”
这篇论文和这封短信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的剧情，连费希特本人可能都不大敢相信。
读了费希特的长篇论文之后，已经“老迈”的康德教授精神大振，心情十分喜悦——自己遇到了一个思想出类拔萃，而且也确实相当懂自己的青年学人！很快，这一次是康德主动邀请费希特来家谈谈，而且还邀请费希特参加了自己晚年时经常在“康宅”举办的“令人愉快的午餐会”。而且，康德还把费希特的《一切天启之批判》这篇论文推荐给了出版商。
关于《一切天启之批判》，以及此时费希特思想与康德思想的关系，后来的德意志观念论哲学史家拉松说得相当明白：“费希特在这本处女作中尚非完全独立，但他以此充分地证明了他能完全把握康德的体系。尤其，他首先表明的是：他像康德大师一样非常善于把握外部的框架和诠释的技巧，在此书的思想进展上，费希特还完全站在康德的系统的观点上。”
显然，当时的思想界，甚至康德本人都兴奋地把费希特看作是康德哲学的继承人。
很快，这部小书被匿名出版了。因为其思想很像康德的思想，于是，学界的很多人竟误认为这是康德的一部新著。
参照《中国矿产地质志(江西卷)》(2015)[1]：区内基底地层主要有青白口系周潭岩组(Pt31bz.)，南华系万源岩组(Nh1w.)、上施组(Nh1s)、洪山组(Nh2Z1h)。周潭岩组为一套次深中深变质海泥砂质浊积岩建造，南华系为一套浅海-次深海中深变质火山碎屑岩-泥砂质夹硅铁质-碳酸盐岩建造，均受区域变质作用形成低绿片岩相，主要岩性有变粒岩、片岩、千枚岩、片麻岩等。区域盖层较新，有白垩系石溪组(K2s)、茅店组(K2m)、周田组(K2z)、河口组(K2h)及第三系新余组和头陂组，均为内陆盆地砾岩、砂砾岩、砂岩与粉砂岩、泥岩沉积。第四系为现代河流冲积相及残坡堆积。
康德当然不会做那种掠人之美的事，他很快就公布了这位学界新秀的名字。结果，青年费希特声名大震，并从此走上了他那辉煌的哲学道路……
此后的几年里，在康德的鼓舞下，费希特的创作喷涌而出、势如破竹。先后出版了《论知识学的概念》《论学者的使命》《知识学第一导论》《对公众的呼吁》《人的使命》等等。
故事总是曲折的。虽然费希特拜见康德的故事已经比较曲折了，但从两人一生交往的角度讲，这只能说是曲折的开始。更后一些时候的故事，那可不是曲折，而是大逆转了。
三
“施用鄂中仟金方土壤改良了，马铃薯增产了，抗病能力强了。”“用鄂中生物高分子玉米抗逆性好，洪灾不倒伏。”“冬枣用了鄂中仟金方不用打药、品质好、绿色生态。”“酸性土壤如何调成中性土壤？”近日，这些短小精悍、信息简练，时长在1-3分钟的鄂中生态科教短视频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传播在广袤农村。它让农化知识简易易懂、冲击力强，更具娱乐性；它让农化知识短视频营销离种植大户越来越近，农化知识看得见！张北县鄂中经销商许彦诊说：“决定农资营销成败的下一个风口也许就是农化知识短视频营销，鄂中生态科教短视频让种植户有了作物全程施肥套餐、技术服务解决方案，手机已成为种植户手里的生产资料‘百事通’。”
初春的耶拿，大地已开始复苏，但空气依然凛冽。
随着互联网和电商服务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怀远石榴的市场拓展。怀远县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模式，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打通石榴全渠道销售。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快捷和范围广以及电商物流的便捷优势，运用互联网进行广告宣传，扩大怀远石榴的知名度，促进怀远石榴传统销售模式向新型销售模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加销售渠道，增加果农的实际收入。
此时37岁的费希特，已经在耶拿大学做了五年哲学教授了。
这位此时在德国哲学界的声望已是如日中天的重要人物，遇到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
此时的耶拿大学，正是时光从十八世纪进入十九世纪转折点时刻的德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席勒、费希特、荷尔德林，还有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先后都在这里任教或者学习。可以说，此时的耶拿大学几乎聚集了当时德国文化界最精英的人物。他们生活在这片绿荫覆盖的安静校园里，畅快地交流讨论，甚至合作和翻译。当然，最令后世学人们向往、怀想的是，在这里有各种思想的热烈交锋，然后这些各式各样的新颖的观点，乃至思潮又被源源不断地推向全国各地乃至整个欧洲。
费希特遭受这次挫折的前一年，1798年，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哲学家，23岁的谢林经歌德介绍也来到了耶拿大学任教，这更是壮大了耶拿哲学家阵营的声势。
继承并不断阐发康德哲学思想的费希特，在这群人中已经是绝对的精神领袖了。谢林、荷尔德林、小施格莱尔、诺瓦利斯等，对费希特都是极为崇敬，甚至执弟子礼的。费希特的名言——“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目的”，更是热烈地鼓舞着这一班思想者和艺术家们。诗人荷尔德林更是尊费希特为“耶拿的灵魂”。
还有令人振奋的事。1801年元旦一过，刚刚30岁出头的黑格尔也来到了耶拿大学，成为耶拿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讲师。
这种情况，很像我国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大学，群星荟萃、思想纷呈。
费希特的这次挫折，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费希特的一个学生，在费希特主编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宗教概念的发展》的论文。该文被指责为宣扬“无神论”，当局把责任连带算在了费希特的头上。在当时的欧洲，宣扬“无神论”，那绝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此时中国大清朝某人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
以“行动哲学家”著称的费希特的火爆个性，处理此事的方式当然是抗争，也有的材料说是“极大的不理智”。总之，是与当局闹掰了。
结果，费希特只能是抢在被免职之前，主动提出辞职，这也勉强算是保全了一点点颜面吧。
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史上十分著名的“无神论争论”事件。
当然，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也不得不说，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位“关键先生”，这位“关键先生”也是一位世人、后人都极为景仰的大师，他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的作者，也是我这组文字的下一篇将重点讲述的人物——时任魏玛宫廷大臣的歌德先生。
有材料说，歌德在暗中支持有关方面对“宣传无神论”的费希特采取“强硬措施”。
歌德的故事当然波澜壮阔，但声名显赫的歌德先生在哲学家费希特、诗人荷尔德林被大学“辞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世人似也非议不少。
哥尼斯堡小镇，依然安静悠闲。
小时候对屈原颇有好感，因为这位诗人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一个节日，每逢这个节日，我们都能吃上粽子和鸭蛋等美味。而对于像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我就不是那么喜欢了，因为他俩写的那么多诗，老师都让我们背，况且有的篇幅还挺长。一如我不那么喜欢写散文的朱自清，背完了他的《春》和《匆匆》，老师又让我们背他的《绿》和《荷塘月色》，也是一篇更比一篇长。直到上了大学中文系，碰见朱自清的作品，我也还是不情愿翻开。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发展迅速，而旅游业的发展，得益于文化产业的支持与推动。今年以来，国家更从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整合成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呈现出紧密融合快速发展的趋势。
“我不相信他们是在追究所谓的我的无神论；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开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自己见解的自由思想家（康德的幸运在于他那晦涩的文体）和一个声名狼藉的民主主义者来加以迫害；他们害怕独立自由性，就像害怕幽灵一样，他们暗暗地感到我的哲学在唤起这种精神。”
可是，以“行动哲学家”著称，脾气火爆的费希特，又怎么肯去“迂回”“隐蔽”自己的意图？
于是，从耶拿大学辞职，便也只能是费希特教授的唯一选择。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或者也可以说，费希特教授也并不想挽回。
近几年来校企合作成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校企合作做到了应社会所需，接轨市场的效果，同时能将企业案例引到教学中，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企业也能从学校中提前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降低学生到企业还要进一步学习行业知识的时间成本，达到“整合资源，共享共赢，共建生态”的整体目标。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费希特辞去了耶拿大学的教席，远走柏林。
出走之前，这位个性十足的“行动哲学家”，一如既往地“战斗”着。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言辞十分激烈地指出了事情的“实质”：
歌德后来所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人们指责费希特，既不是因为他真诚地考察了自己的信仰，也不是因为他说出来了，而是他公开地去表达自己，不加迂回，无视法律，坦诚得让人无法忍受。他应该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隐蔽”自己的意图……
不错，费希特绝对不肯“迂回”或者“隐蔽”自己的观点！
此时已经67岁“高龄”的康德教授的课，实在无法令费希特激动起来。但是，在费希特心中，康德教授的思想是怎样的大江大河呀！
自由，追求自由，这是费希特的原则，是费希特的生命。
虽然诗人海涅等很多人对歌德的“为难”之处大多表示理解，但性格倔强的费希特显然并不领情。在费希特看来，这不是世俗的做人技巧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原则问题，因为此事关涉人的自由……
四
后来的情况表明，对费希特而言，从耶拿大学的离去，固然颇为令人惋惜，但这还算不上太大的挫折。
真正的大挫折，紧接着“无神论争论”事件，没几个月就来了。
故事还是要从康德这里说起。
又过了半个月，一纸离婚证书，代替了结婚证书。领离婚证书前，她要雷红，雷志雄不同意。问雷红本人，雷红说：不要流氓妈妈。
这一次，费希特遭受了他人生差不多是最大的一次打击。
这一年秋天的时候，沉寂了几年的康德教授，突然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批评费希特的理论。而且语气极为严厉，甚至也可以视作康德与他的追随者、学生费希特在学术思想上的彻底决裂——
我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不多不少就是纯粹的逻辑，它并不能够把自己的原则提升为认识的材料；作为纯粹的逻辑，它和认识的内容是脱离的……而且我必须指出，那种骄妄的做法，即认为我只是想提供先验哲学的一个基础准备而不是这门哲学本身的体系，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本人把《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纯粹哲学的完满体系看作这个哲学的真理的最好标志。
康德教授的公开声明一事，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对费希特而言，更不啻晴天霹雳。
想想，作为当时二十年来德意志思想界的“第一人”，对始终称自己是其学生和阐释者的德意志思想界的“第二人”的公开声明，乃至“决裂”，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而且，原本的“学术之争”，却又因被冠以“那种骄妄的做法”之类的定性，这就把事态上升到关乎个人品质，至少是学术品质的高度了……可以想见，老师对学生的震怒，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也可以想见，“学生”面对“老师”的如此震怒，将是怎样的惊慌失措！
想想八年前的1791年，也就是29岁的哲学青年费希特去哥尼斯堡拜见康德大师的那个场景吧——那是怎样的毕恭毕敬，怎样的欣喜若狂，结果又是怎样的师生相见甚欢呀……
现在，情况变了。
而且，变得连一直自以为最了解康德，并始终按“康德之路”奋勇前进的费希特本人也惊慌失措，措手不及。
可是，这一变故的主动权实在是不在费希特手中。
我设想了很多种可能，去理解、想象此时费希特教授的心情：震惊、懊恼、绝望？自己的体系，完全是老师康德的呀，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
遭此重击的费希特，只能慢慢地自己消化，自我疗伤。
或许，当他冷静下来客观地捋捋学术主张，再来想想老师康德的愤怒，似乎应该明白它们之间逻辑上的某种关联吧？
康德心目中的“体系”，是以“三大批判”为基础的详细展开。在康德的内心深处，“三大批判”当然是令人放心、不容置疑的基石。
但是在费希特的研究中，康德的那些“基石”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放心，更非不容置疑。在费希特看来，康德的体系预设了不少前提，而这些前提里有太多的不可理解、无法澄清的元素。比如，物自体（自在之物）、不可知的先验自我、心灵的结构和组成、可以思想但不能认识的理念等等。所以，费希特后来的诸多理论成果，无形中恰恰是触动了康德思想的这块“基石”。
是啊，老师，你的一些东西真的说不大通啊！
因此，费希特的理论演绎、思想前进，当然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种解决，自然也就得去碰康德体系本身的那些“不可知”的前提，即康德哲学那个最根本，也是最高的出发点，以及从这里出发，康德哲学的各类范畴、原理，显然应该还有更合理、更具体的科学分析……结果，费希特的“阐释”便不知不觉地湮没，或走出康德的体系了。
这到底是进步，还是谬误呢？
抑或，还是“骄妄”呢？
当然，以普通人的想法看来，老师与你翻脸，说到底是你先不按老师指引的路走。不仅如此，你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师的学生，而且还始终坚定地自认为确实也是按着老师指引的路前进，但事实上你已经把老师理论的“基石”都动摇了，你指出老师“三大批判”中很多东西有太多不可理解、无法澄清的元素，并且你还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学“理论体系”……这，你还能怪老师翻脸不认“学生”吗？
但是，这种“普通人的想法”，对以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的学人而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还说什么“真理愈辩愈明”？还说什么“发展”和“进步”？
费希特深深地敬爱着康德，努力地研究着康德，全心全意地阐释着康德。但不知不觉中，他已走出了康德，发展了康德，甚至他已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康德。
换个角度——从费希特思想演进的过程来理解“康德声明”这件事，如何？
或许，费希特会有些另外的感受。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费希特在几年前似乎也应该预料到这一点的，或者准确些说，从他意识到康德的“一些东西真的说不大通”的那一天起，他应该就知道，自己的思想迟早会有一天可能与他敬爱的老师的思想发生“决裂”。只是那时意气风发的费希特教授，更多地还在认为自己是在更深入、更圆满地阐释康德呢。
在“决裂”前两年的1797年，费希特在自己的《知识学第一导论》一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自己与康德及康德哲学的关系的：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了解康德哲学“实质”的人——从这也可以看到费希特的个性，就是这么鲜明，就是这么张扬，张嘴就敢说自己是“唯一”——费希特说：“在他（指康德）的大量继承者之中，根本没有一个人指出他的论述的实质是什么。知识学的作者（指自己）认为自己是知道这个实质的，他决心奉献自己的一生，对这个伟大的发现做完全独立的阐述，并且将不放弃这个决定。”他接着又说：“我的体系不外就是康德的体系，也就是说，它包含着对于事物的同样观点，不过在它的阐述方式上却完全独立于康德的阐述。”
在这里，费希特坚定地认为，自己确实与康德不同了，只不过这个“不同”，仅仅是“阐述方式”的不同，而非“体系”“观点”的不同。
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谢林写信给费希特，又从一个新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而且是完全地支持费希特：“显然，康德只知道您的知识学名称，所以他是对自己完全不理解的东西表示了非议。”
……
我相信，“决裂”之后冷静下来的费希特教授，这么一路地想下来，他的内心或许会平静一些。
因为，费希特应该明白，即便仅从“阐述方式”这一点来说，老师康德与自己“决裂”的“种子”，也是他自己在几年前就种下了，只是他自己当时也不那么清晰罢了。
所以，虽然思想上的导师和生命里的伯乐分离了，但信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费希特，应该会释然的。
五
费希特先放一放，再来想象一下康德大师吧——
这里，我有一个更大的关注：
康德又是基于怎样的心态来发表这个激烈的“公开声明”呢？
我很想知道，康德的“翻脸”，到底是因为真的“不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还是“了解”而对费希特理论的不赞同？还是因为费希特动摇，甚至推翻了自己的体系？到底是“学术体系”“思想主张”之争，还是“阐述方式”之争？到底是因为费希特对自己的“骄妄”，还是自己确实老了，而难以容忍学生对自己的超越？
应该说，在阐释、发扬康德哲学的同时，费希特确实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康德，虽然费希特自己也并不那么清楚地觉察到这一点。或者说，在阐释康德哲学体系的同时，敬爱着老师的费希特按着科学自身必然的“内在理路”，已经走出了康德体系，并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
哲学史公认的事实是：费希特哲学体系的建立，也正是从这次“师生反目”开始，才真正自觉起来的。
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如果没有这次“师生反目”，或许，康德还是康德，但费希特也只能是“康德第二”，或者只能是“康德的影子”，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恐怕至少要减去一人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了：如果没有这次超越，没有类似的更多次的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何以“经典”？近世人类思想何以进步？
……
虽然深研经典、探究学理十分重要，但我觉得，关注创造出这些经典的大师们的创作过程，尤其是生命过程，可能更加重要。所以，我们不妨先把理论问题放一放，还是来说“过程”吧。
认真想想，费希特教授在哲学史上的“运气”确实差了些，甚至有些“生不逢时”的意思——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的1781年算起，到黑格尔去世的1831年，前后一共也才50年。在这短短的50年中，你看，在德意志那块小小的地盘上，竟然摩肩接踵地拥挤着四位既有传承，又各成体系的哲学大师！对费希特而言，在这一思想史上罕见的“梦幻时刻”，确实有些气喘吁吁：前有大自己38岁却又大器晚成的康德，后有小自己13岁偏又少年早慧的谢林，而且，小自己8岁的黑格尔还紧随其后，势如破竹……你看，留给费希特的时空阈值还有多大？
再回到康德。
我特别愿意相信，以一个大思想家的智慧和胸怀，面对这次“师生反目”，进入晚年的康德老师一定会释然的。甚至，对已经发展和超越了自己的费希特同学，康德教授应该会十分欣慰。
或者，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在康德看来，探索真理原本就该如此，所谓的“公开声明”，不过是实事求是，或者是对“对手”的尊重而已，原本也不是什么“反目”，更谈不上什么“决裂”。
于是，我就又想起了康德对“星空”和“内心”的那个“凝望”。
康德在言说“道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结论”的一开头就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这个“凝望”“思索”还被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我以为，这既是康德的生命追求，也是后人对康德一生的评价。
在康德这里，在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这里，没有什么比“星空”和“内心”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上述这个“可能”，似乎更符合康德教授的本意。
六
从耶拿大学出走后的费希特，日子过得很不舒畅。
这位一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思想界领袖人物的哲学教授，为了生计，在柏林断断续续地做了近十年的私人教师。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中，费希特是唯一可以称得上贫寒出身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制带匠，他的母亲是另一个制带匠的女儿。只因自小聪慧，八九岁的他受到了一位贵族的青睐，并被资助进了贵族学校，从此才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进入社会后，像他的老师康德一样，费希特也做了几年家庭教师，直到1791年拜见康德，开始了他的哲学家的生涯。
可能是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特殊的人物性格吧，费希特与康德、谢林、黑格尔很有些不同。他个性倔强、脾气火爆。在学术主张及其理想的实现上，更是表现出极强的“行动”乃至“战斗”的特征。在一些学院教授的眼里，他甚至明显有些“偏激”。比如，他认为理性就是一种精神，“唯独有精神，绝对不掺杂任何感情冲动的精神，指导着人类的事业”。而且，为了实现这种精神，他不惜“流血”——“我们流血，就是为了使这个精神能够自由地发展，能够取得独立的存在。”
精神的自由存在，是费希特生命的全部意义。
所以，诗人海涅对费希特和康德有这样一个对比性的分析：“关于康德我们只需要考察一本书就行了。但对费希特除了书以外还要观察他这个人，在这个人身上，思想和信念是统一的，并且以这种伟大的统一性作用于同时代的人。”
在生命的后几年里，“行动哲学家”费希特著述极少，演讲很多，他要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地作用于社会变革。与他同时期的德国伟大人物谢林、黑格尔、歌德、贝多芬对拿破仑的景仰所大为不同的是，费希特多次强烈抨击拿破仑。在他看来：“拿破仑通过压制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自由思想，而把世界这份崇高的财富骗到了手。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是拿破仑最严重的罪过。”
费希特的这一点，与他同时期那位东方中国乾嘉学派的大师，也就是我在上一篇《从1724出发》里说的戴震，极为相似。
他们都是：从学理考据出发，把知识上升到思想，再作用于人心和社会。
同时——一生倔强，一生坎坷；常被误解，常被攻讦。
所不同的是，面对误解和攻讦，戴震以“沉默”应对，费希特以“行动”应对。
不错，像倔强的戴震一样，倔强的费希特和学术圈朋友们的关系也弄得乱七八糟。
在耶拿大学任教期间，费希特与席勒、歌德关系不睦；从耶拿大学出走的第二年，他与曾支持他的，几乎也算自己学生的谢林也分道扬镳。三年里，他又先后与昔日的学界朋友，莱因霍尔德、雅可比、尼古拉等纷纷绝交……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对费希特避之不及，相反，也有很多人对费希特的学识和为人很是尊敬。
1810年秋天，柏林大学创建。费希特被聘为首位哲学教授，同时还被选为首任校长。对的，你没看错——费希特是今天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
但是，此时才48岁，本可宏图大展的费希特，却已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了。
三年后，他的妻子因为护理抗击拿破仑军队而负伤的伤员，染上了伤寒，他又从妻子那里传染上了此病……
此时的思想者费希特，与其恩师康德的“决裂”和“超越”都已结束。现在，他正在与自己的生命诀别。
后来的思想史证明，发生在费希特与康德大师之间的“拜”与“别”，毫无疑问，是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人类思想演进中，绝对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环节。“行动哲学家”费希特绝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因为费希特的存在，使得德国古典哲学在凝望星空、激荡心灵的同时，又有了一抹极接地气的“行动”“战斗”的炫目色彩。
1814年1月17日。凌晨。
寒冷。柏林的大街上空无一人。
不满52岁，西方德国的“倔强思想者”费希特，走了。
此时的费希特，比东方中国的“倔强思想者”戴震走的时候还小一岁。
七
接下来，我们的剧情该请德国古典哲学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谢林，出场了。
谢林的剧情，从费希特被迫从耶拿大学出走这里启幕。
1799年春，精神领袖费希特的离去，对当时德意志精神生活的中心——耶拿大学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损失。但是，在当时浪漫大潮正风起云涌的耶拿大学的学者、艺术家们看来，这似乎也算不了什么太大的事情。
因为——有谢林在！
费希特出走之时，24岁的青年哲学家谢林，已经与费希特同事一年了。
这一年里，谢林和他的同事们在费希特的旗帜下，做了不少事情。费希特走了，谢林正式接替了费希特的教授座椅，而且，还取代费希特成了耶拿大学知识圈新的精神领袖——想想，一个24岁的青年成了知识圈的精神领袖，那是一件多么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
在今天，这岁数的青年学人还在应付硕士生作业吧！
二十几岁的哲学大家，此时的谢林教授，正是风生水起、风华正茂、风流倜傥！
说谢林是天才少年哲学家，即使是放到整个哲学史上去看，也一点都不过分。
谢林，生于1775年。
这一年，在东方中国，是乾隆四十年。
已经统治中国四十年的乾隆朝，此时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均处鼎盛时刻。乾隆网罗了纪晓岚、戴震等一大批文化人，正紧锣密鼓地忙活着编修《四库全书》。同时的德国文化界，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前辈老师康德，还正在苦思冥想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这一年，康德、戴震、纪晓岚都已经51岁了，费希特13岁，连德国古典哲学四大代表人物的最后一位，排在谢林之后的黑格尔也已经5岁了。而与康德、戴震、纪晓岚同年的曹雪芹，则已经去世11年了。
时光一瞬，15岁的谢林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这在当时是要经过特别批准的，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年满18岁才能上大学。
在图宾根大学里，曾经走出了天文学家开普勒、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通、人文主义者罗依希林、植物学家富克斯。还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诗人席勒。但总体上讲，图宾根大学在当时的德国文化界还算不上太有名。不过，当“图宾根三星”升起时，情况不同了，它已经享有了“诗人和哲学家的故乡”“学者共和国”等美誉。
谢林，就是这“图宾根三星”之一。
另外“两星”的名气并不比谢林小。他们就是后来更加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黑格尔和诗人荷尔德林。
谢林与黑格尔、荷尔德林是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黑格尔、荷尔德林高谢林两届，是谢林的同门师兄。谢林同学、黑格尔同学、荷尔德林同学三位在当时的图宾根神学院，那可都是风云人物。后来的谢林还特意搬进了黑格尔和荷尔德林的宿舍，于是三位校友、朋友，又成了室友。
“图宾根三星”这期间的一件颇为著名的故事是，为庆祝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三人相约来到校园旁的东山上一起栽了一棵树，他们把这棵树命名为“自由之树”，而且围着这棵象征了他们青春向往的“自由之树”跳起了舞……
我经常想象这个情景，两位未来的佶屈聱牙的大哲学家,和一位个性十足、才华横溢，后来又精神失常的大诗人，在一起舞蹈青春，跳跃理想，那是怎样的情形呢？
1793年，黑格尔、荷尔德林大学毕业离开了图宾根。
此后几年间，青春勃发的谢林开始在哲学史上发言了。
从1797年到1800年，谢林陆续发表了《导向自然哲学的诸概念》《自然哲学初稿》《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和《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等著作——学界渐渐公认，谢林正在以一个全新的思想家面貌，登上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第一把交椅，并以其“自然哲学”的青春思想和勃发朝气，使他的“老师”——费希特的“自我哲学”黯然失色。
从此，德国古典哲学进入了“谢林时代”，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新的逻辑阶段，开始了。
谢林的横空出世，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和重视。这位大人物还是前面说过的，时任魏玛公国的宫廷大臣、大诗人歌德，而魏玛公国正是耶拿大学的主办方。歌德的一封推荐信，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份“鉴定意见”，使得23岁的谢林在图宾根大学毕业不久，就成了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成了费希特教授的同事。
1798年，23岁的谢林的到来，壮大了耶拿大学哲学家阵营的声势，尤其是谢林的“自然哲学”，更是为此时德意志正意气风发的浪漫派诗人们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思想资源和奋斗目标——
谢林哲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是：以有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限，就是“美”。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体味一下德国古典哲学几位大师关于“美”的经典定义——先是康德提出：美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形式；后是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显然，这些定义更偏向于逻辑的、严格的味道，但谢林的定义，似乎想象的空间更大，更易于被激情澎湃的、感性的艺术家们理解和接受。
你想，在有限的物质时空限制中，能够表现出无限的精神力量——对创造者而言，这需要怎样的主体想象力，怎样的主体能动性？创造者又得具有怎样的心灵自由？
这个精神之大美，在召唤着创造者们。
这种召唤，近乎诱惑。
这种诱惑，令人目眩。
时至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得承认，谢林的这一看法，确实是极为了不起的，而且也是无数艺术家们终生追求所未能达到的——尽管如此，但依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于是，思想界、艺术界原来对康德、费希特的崇拜，开始渐渐地转向了正朝气蓬勃的谢林。
这期间，康德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而费希特又挫折连连，“无神论争论”事件、“康德公开声明”事件，而黑格尔还寂寂无名……虽然人们对“惨遭重创”的费希特不乏同情，但严格地说，哲学家兴衰的深层原因说到底在于其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
谢林取代费希特的原因，也正在这里。
这一点，在后来的诗人海涅的感受里，已经可以看出些端倪了：
……但不料在一天的清晨，我们发现费希特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舞文弄墨、哼哼唧唧，变得温和而拘谨起来了。他从一个唯心主义的巨人，一个借着思想的天梯攀登到天界，用大胆的手在天界的空旷的屋宇中东触西摸的巨人，竟变成了一个弯腰曲背、类似基督徒那样，不断为了爱而长吁短叹的人。
也许诗人的感受并不科学准确，但你怎么能要求诗人们放弃“感受”而追求“科学准确”呢？
想想，海涅，以及与他一样的那些青春洋溢的青年学人、艺术家，此时心目中的“感受”就是，费希特已经从一个曾经高喊“行动！行动！”的“行动哲学家”，变成了一个“哼哼唧唧、弯腰曲背”的“长吁短叹”的人了。而恰恰就在此时，那个要冲破“有限”、创造“无限”，活力四射的青年哲学家谢林的登场，那将是怎样的令人为之一振，怎样的一呼百应！
在前面我曾说过，与康德“反目”的费希特，一年后与谢林也分道扬镳了，其表面原因是费希特的火暴性格。其实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这些大思想家的“分手”，更多、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的冲突，在于他们的主张与时代的关系上。而在这些冲突与“关系”中，朝气蓬勃的后来者，相比以往的“死气沉沉”，当然大受欢迎，当然势如破竹。思想史上诸多类似的超越故事都已经证明，虽然后来者可能有些心高气盛，甚至趾高气扬，但打破一个旧的，创造一个新的，历来就是顾及不了那许多细枝末节的。何况，意气风发的后来者往往即便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无心顾及礼数周到、四平八稳的，他们的通常做法一定是高歌猛进，而且一定要势如破竹。
八
既然哲学家兴衰的根本，在于其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那么，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他们的学术与思想的分歧了。
这是我不大情愿的。
我始终极力避免在一篇散文中去过多讲述那些深奥抽象的哲学理论及其逻辑推演，但行文至此，实在是绕不过去了。
所以，只能抱歉地请各位稍有点耐心，容我尝试着尽量通俗简洁地介绍一下康德、费希特、谢林的哲学吧。如果实在为难，下面的几百字您也可以跳过去不看，而是接着后面的故事继续读。
简单地说——
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认识和处理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之间的关系？
直白些说，就是：
“人”在世界上到底是什么地位，有怎样的作用？
更直白些说：
“人”的“自由”到底有多大？
围绕着这一问题，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四位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殚精竭虑，前赴后继，相互辩难，甚至不惜“分手”“反目”“决裂”，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康德哲学的方案是，他将世界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现象界可知，本体界不可知；接着，他将客体、存在都归入主体思维中，从而使得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得以解决。但毛病也在于此，由于他主体思维中的“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的不可知，使得这种“主体思维”确实相当难以把握。于是，虽然他在主体思维和道德实践之间建起了一座“美”的桥梁，打开了“人的自由”的通道，但他的哲学还是被称为“先验哲学”，是“二元论的主观唯心主义”。
费希特哲学在康德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大步：现象界可以跨越到本体界，现象本身其实是本体的表现，而本体则就是体现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主体就是客体，思维才是唯一的存在，客体变化本身就是主体自由活动的过程。于是，康德的主客体矛盾，在费希特这里得到了解决，“自由”已不成问题。但毛病也在于此：没了客体，哪还有什么主客体的矛盾，还谈什么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之间的关系呢？所以，在费希特这里，“自由”确实是有了，但仍然让人很不踏实。于是，费希特哲学被称为“自我哲学”，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
谢林哲学试图更好地解决前两者的问题：主体观念来源于客体现象，客体决定主体——这原本有些“唯物”的意思了，与康德、费希特很不同了，但谢林哲学的重点在于——主体同时又自由地、能动地决定客体，客体活动要与主体意志相符合。这似乎又回到了费希特。在谢林这里，客观的东西其实是主观的附庸。这就是谢林的主客体无区别的“绝对同一”。于是，谢林哲学被称为“同一哲学”“自然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
从谢林这里，既可以看到康德、费希特的影子，似乎也可以闻出些后来黑格尔的味道了，甚至也可以看到些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萌芽了。这也正是一百年后海德格尔认为谢林才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原因所在。
关于黑格尔哲学，请容我在后面再说。
上述这些，显然都是哲学纯粹学理上的问题，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讨论问题要有学理合法性的需要。从学术角度讲，这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十分重要。但这些与更多非哲学专业的人士，与更多的社会人，与我们的社会和历史，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故事就需要更深入一步。
注意，在上述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诸理论的深处，或者说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青春浩荡的谢林就说得直白：“全部哲学的开端和终点都是——自由！”所以，康德们的哲学最想要表达、呼吁的是——人的自由问题，即，“主体能动性”，有没有，该不该有，该有多大，能有多大？
所以，晚年康德才决绝地总结说，我一生的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这才是德国古典哲学对后来历史和社会的最重要的价值，也是人们经常把德国古典哲学与启蒙运动混合起来谈论的原因所在，这才是我们最该看重，最该特别“凝望”的。
所以，我更愿意把他们这些复杂艰深的学术推理、争论最终理解为，这些都只是他们最想表达的“人对世界应该怎样，可以怎样”这种生命主张的学理基础——就像我们做几何证明题，总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怎样怎样，又“因为”“所以”几段，一通推导之后，终于得出“结果”……对德国古典哲学而言，上述争论类似做几何证明题的那通“推导”，上述“人的自由”则是那个最后的“结果”，“结果”最重要，“推导”同样重要，未经“推导”的“结果”立不住啊——说到底，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是要解决人生问题，解决如何推动、指引现实发展和进步的。
德国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显然有这样一个共性，他们的言说必须从理性和逻辑的合法性出发，一定要从学理的根上弄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们的理论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严密的框架，这就必然创造出许多新的概念、范畴、判断，以及一整套尽可能严密的逻辑推演。然后再经过诸多环节的“推导”，提出、阐释自己对人、对社会的看法……所以，按我们那种应试的急功近利式的读书、写文章的套路来理解，你会觉得实在是难：哪哪都找不到结论，可哪哪又都藏着结论。进入这些大师的理论体系大厦，你会觉得到处是“坎”，到处都是新概念、新词语。于是，你就得往前找，他推翻的前人体系是怎么回事，他的理论是怎么来的，他们的差别在哪里……结果，对他们的概念、逻辑过程，可能我们确实记住了不少，可他们到底“要说什么”、他们的根本主张往往倒是被忽略了。
对了，面对“人是什么”这个大题目，“要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体系中那些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和在此基础上的关于自由、道德、国家与法的抽象主张，经常是极为隐秘地交织着，极难简单分辨，甚至经常整本都是只有学理论证、逻辑推演，而实在难以看到现实主张和结论。这对急欲从中找到“现实出路”的人们而言，就难免厌倦，甚至抛弃了。
当然，这也与我们往往更多注重“知识”，忽略“思想”有大关系。
你看，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点，与同一时刻的中国清代乾嘉学术的“纠结”几乎完全一样：到底“义理”重要，还是“考据”重要？到底是要“尊德性”，还是要“道问学”？
光看到了“考据”，忽略了“义理”，出问题了。
好像这个“纠结”到了今天，似乎仍在纠结着：到底“知识”重要，还是“思想”重要？
看来，中外学术界都会面临这个同样的大题目，而身处走向“现代”的时代大变革之际的学术界，于此尤甚。只是当时无论“落后”还是“先进”的东方和西方竟然同时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甚至延续至今，认真想来，确实令人颇多唏嘘之感。
……
坦率地说，我还是要向各位读者表达抱歉之意，把康德、费希特、谢林各自的哲学体系及其意义和毛病，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让大家都清晰地明白，甚至还能有某种感动，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这一点得请各位谅解。
还是讲故事吧。
九
哲学家当然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而且以理智著称的大哲学家的血肉情感，可能比普通人更敏感、更执拗、更奔放。
起初把艺术看得比理性还高，后来把宗教看得比理性还高的天才少年哲学家谢林，尤其如此。他的激情，甚至把他的理性也一并烧成了灰烬。
耶拿大学时期的青年哲学教授谢林，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大自己十二岁的有夫之妇卡罗琳娜。而且，卡罗琳娜的丈夫，恰好又是谢林在耶拿的同事和朋友，即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斯莱格尔兄弟中的哥哥。
即便是极为严肃的学术著作，讲到这一段时也大都承认，卡罗琳娜极有才华，却也“很不安分”。她是耶拿城里的“沙龙明星”，这当然不该受到什么指责，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士，以离间浪漫派、离间歌德与席勒、离间浪漫派与歌德和席勒、离间谢林与浪漫派为乐事……
但是，谢林教授就是爱上了，而且爱得不顾一切。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谢林与卡罗琳娜之爱，与一百多年后的德国另一位极其推崇谢林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青年女哲学家阿伦特之爱不同，谢林可是要合法地白头到老的。
如何评价谢林和卡罗琳娜的这段爱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如“卡罗琳娜是谢林的缪斯”……现在我把这些具体细节都省略掉，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吧——谢林教授因此得罪了耶拿大学的一班同事，也得罪了浪漫派的一众兄弟，也使得其间也来到耶拿大学，而且一向厌恶卡罗琳娜的黑格尔与自己逐渐疏远了。
此时的天才少年哲学家谢林，已经几乎没有朋友了。
就这样，1803年秋，在卡罗琳娜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后，谢林带着卡罗琳娜，几乎是在众叛亲离的萧瑟秋风中，一同离开了耶拿，转赴维尔茨堡任教。
此时的谢林，28岁。
据说，谢林临行的那一天，几乎没有朋友前来送行。
四年前，37岁的费希特离开这里时的心情也很糟糕。
估计，谢林这一天的心情，应该在激动和失落中交替翻腾。
还有资料说，在维尔茨堡，谢林也没有一个哲学家朋友。相反，他的周围多是些“充满胡思乱想”的医生、教士、头骨学家、诗人等等。
此后几年里，谢林出版了有限的几部影响不大的著作，再然后则是三十年未有新书出版……
一颗天才之星，就这么划过天空，无声无息地陨落了吗？
……
哲学史又给了谢林一次机会。
1841年秋，谢林从耶拿出走三十八年后。
这一年，是东方中国大清朝的道光二十一年。
这一年，康雍二帝早走了，乾嘉二帝也走了，乾隆的孙子道光执政。“康乾盛世”已成回忆。此时的东方中国，已经走进了鸦片战争的暗淡时光,大清王朝的剧情，从理想到现实，从思想到艺术，都开始全面荒腔走板，不着调了。
已经30年没有出版新著的谢林，重返大学讲坛。
这一次的讲坛，是当时德意志最重要的精神重地——柏林大学。
此时的谢林，接替的是十年前去世，而且数年间辉煌无比的黑格尔教授的讲席，而黑格尔接替的则是费希特教授的讲席。
几年前还辉煌无比的黑格尔不仅已成过去，而且此时的普鲁士当局认为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甚至已经成了社会的负能量，所以请谢林来就是为了清除黑格尔的影响。之所以请谢林，一是因为谢林与黑格尔长期不睦且互相批判，二是谢林的后期思想更倾向于宗教和神秘主义，而这显然更加符合当时的官方需要……
不管什么原因吧，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曾经的同学、朋友、师生、对手、论敌，几十年风雨过后，他们在各自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然又都站在了同一个讲台上。
此时的谢林，经过了对康德的批判，经过了与费希特、黑格尔的甜蜜合作，以及后来的互相批判，乃至“决裂”……当然，也经过了与妻子卡罗琳娜轰轰烈烈、饱受争议的爱情，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与同事、追随者的众叛亲离……
此时的谢林，曾经的天才少年哲学家，已是66岁的老人了。
此时的谢林，饱经风霜，重返讲台的激动也难掩一脸沧桑。
谢林以自己的生命故事，讲述了一个德国古典哲学不屑研究的通俗哲理：任你曾经如何青春飞扬，也都无法抵挡时光的“杀猪刀”。
此时，德国古典哲学四大代表人物就只剩谢林一人了——
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1724年生，1804年去世。
费希特，德国古典哲学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1762年生，1814年去世。
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1770年生，1831年去世……
“老师”“学生”兼“论敌”们，都走了。
茫然四望，大师谢林已无“对手”！
重新站在大学讲台上的谢林，此时在想些什么呢？
一切都恍如隔世。
时光一瞬间——
青春带来恩怨；
恩怨被碾成沧桑；
沧桑却又凝为萧索……
十
但是，可能连谢林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再度出山受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热烈欢迎。这一情形，被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断言为：“发生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大事件”。
对于谢林教授重返讲坛的第一堂课，另一位哲学家齐克果是这样描述的：“在一片嘈杂声、嘘声和敲打窗户声（很多人没法从教室大门那里挤进来）中，谢林开始讲课了，面对着一个如此拥挤的大教室，拥挤得几乎要让人放弃听课，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话。……这期间我已经坚定了对于谢林的信任，并且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听他的课。”
有材料说，来听谢林课的人远不仅是些大学生，还有社会名流、政府官员、校内外的教授、专家，比如哲学家恩格斯、齐克果、斯蒂芬斯、特伦德伦堡；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兰克，法学家萨维尼、工人领袖拉萨尔；比如著名的洪堡……而且还有社会下层的诸多各色人等。当时有报道称，这个情形“在欧洲文化史里，是空前绝后的”。
不错，当时21岁的青年恩格斯，也在这些听众之中。
这位七年后与马克思一同写出了《共产党宣言》，四十五年后写出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家，对谢林教授的这次重出江湖的“报道”最为生动、全面——
如果你们现在在柏林这里随便问一个人，关于谁能统治德国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公众意见，就是说关于德国自身的争论战场在哪里，倘若这个人对世界之上的精神力量不是完全无知的话，他回答你们，战场就在柏林大学，确切地说是第6号大教室，谢林教授天启哲学的地方。
……一个有意思的、混杂的大教室成为这场斗争的见证。坐在最前面的是大学的领导和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卓有成就、自成一家的教授……在他们的身后是杂乱交错的各种生活阶层、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代表，他们偶然地聚在了一起。夹在那些情绪激动的年轻人中间，偶尔会有一个胡子灰白的军官，在他旁边是一个举止随便的志愿兵。如果在别的场合，想来他可能会在这位长官面前不知所措。那些即将庆祝自己从事学术活动数十周年纪念的老博士和教授也来听课，因为他们感到早已遗忘的青春又在他们头脑中复活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也想听听，他们和基督教的天启有什么关系。
周围的人在说着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突然有人示意安静下来，谢林走上了讲台。
这是怎样的盛况呀！
显然，从前来听课的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等的情况来看，人们来这里倾听谢林哲学，已经远远不仅是来讨论“技术推导”层面的哲学学术问题了。各种主张、各种身份的人们最热切期待的是：从曾经青春飞扬的谢林这里，找到信仰及其合法性，尤其是想找到现实的出路：
今天的“人”，应该怎样？
今天的德意志，应该怎样？
今天的欧洲，应该怎样？
……
不过，像“沧桑”和“萧索”一样，失望情绪还是很快就蔓延开来了——几堂课下来，几乎各种主张、各种身份的人们，都失望了。
在晚年谢林这里，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热切期待中的，改变德意志、改变欧洲的灵丹妙药。同时，内心信仰的合法性也依然缥缈着，甚至，更缥缈了。
后来的日子里，谢林教授的听众愈来愈少了。
讲台上的谢林，也愈来愈孤独地反复讲着他的自然哲学、神话哲学，讲着他的“绝对自由”“绝对精神”。
曾经的青春飞扬，后来的恩怨沧桑，现在的“不被理解”……结果，就只剩下全身心的萧索了。
不久前的盛赞，开始被愈来愈多的抱怨和批评所取代。
前面表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听他的课”的哲学家齐克果，看法也变了：“谢林已经老得不能再讲课了，我也老得不能再听他的课了。”
这期间，费尔巴哈、海涅、马克思、恩格斯等“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左派”们，对谢林的失望更大。在谢林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厌倦了黑格尔的精神和概念世界，他们渴望“现实”，渴望能够确实指导人们如何安定自己的精神家园，如何解决现实困惑的解答。尤其是——渴望曾经提携黑格尔，后来又被黑格尔批判，而且“闭关”三十年的谢林，能把黑格尔的毛病讲深讲透，能给人们指条冲破现实的“明路”。也正因此，当谢林宣布自己的哲学已经实现了从精神到现实的转向时，他们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怎样的欢喜若狂啊……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看到了，听到了，也明白了，谢林哲学的“现实”，仍然是精神中的、概念中的“现实”。
中国有句老话用在这里绝对恰当：有多大希望，就有多大失望。
在25岁（1843年）的马克思博士看来，在当时由三十七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联邦中，“谢林是第三十八位联邦成员”。马克思在这一年的10月3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整个德国的警察局都站在他那边……没有任何书报检查能允许对神圣的谢林进行攻击……谢林不仅懂得同一哲学和神学，而且懂得将哲学和外交辞令同一起来。他使得哲学成为普遍的外交学，成为适合一切的外交辞令。所以，对于谢林的攻击，也就是间接地对我们整个的尤其是普鲁士政治的攻击。谢林哲学是从哲学立场看的普鲁士政治。”
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回信更令人吃惊。费尔巴哈表示，他已经根本不把谢林放在眼里了，在谢林重返大学讲坛的两年来，他对谢林的热情已经消退了，他已开始对叔本华感兴趣了。
事实上，就在谢林重返大学讲坛的1841年这一年，费尔巴哈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部被称为“使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学说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著作，其“解放作用”，受到了恩格斯的盛赞：“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谁都看得出来，费尔巴哈的“唯物”哲学已经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完全不同了——“唯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
谢林晚年的这幕剧情的“戏剧冲突”在哪里呢？
我国当代的谢林研究者先刚博士是这么说的：“这一切悲剧的原因在于，谢林没有意识到，他和他所批评的黑格尔的关系，实际上比任何号称热爱黑格尔的人都要更亲密……”
本来是来批判黑格尔的，怎么竟然与黑格尔是一回事了呢？
况且，如此“更亲密”的两个人，在此之前不是早已翻脸、决裂了吗？
是啊，这确实令人有些手足无措：两位互相批判，而且决裂了的大思想家，可能连他们本人都不曾意识到，原本他们的思想竟是如此“亲密”！
十一
1809年，谢林热恋的卡罗琳娜患病去世。同年，谢林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研究》出版。这也成了谢林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人们后来讨论的“谢林哲学”，基本上都是指的此前的十多年的“谢林前期哲学”。
卡罗琳娜的死，似乎使得谢林哲学也结束了。
其实，此后四十多年里，谢林并未停止思考，相反，他的后期哲学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思想宝库。只是这个“宝库”完全被封存在他庞大的手稿堆里。
谢林后期哲学，主要是他花数十年时间思考、构筑的，体系极为庞大的“世界时代哲学”。一位曾经目睹的朋友说，时至今日，在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留着整整一屋子的谢林手稿！而且，仅《世界时代》第一卷《过去》就有12种内容迥异的版本……
不错，谢林这位成名甚早的天才少年哲学家，在其生命后四十多年的哲学思考中，用了极大的精力写作、修改他的《世界时代》的第一卷，而且每改一遍几乎都与上一稿完全不同，你甚至可以说他的每一稿都是一部新作！而且至死也无一稿正式发表。
……阅读谢林，经常使我想起中外历史上的那些了不起的少年天才。在我的印象中，这类人中最后能够像普通人期待、想象那样辉煌终身，终于达到应有高峰者，似乎相当罕见。而且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少都是在一般人开始出大成就时，竟然出现了各种各样常人所难以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的挫折和变故……
虽然这种想法可能有些世俗，但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1854年8月20日，79岁的谢林教授死于瑞士的一家小旅馆里。
谢林的墓碑上刻着这样几个大字：纪念德国的头号思想家。
十二
好啦，现在，我们的剧情要开启新的一幕了。
终于该黑格尔正式出场了。
德国古典哲学第四阶段代表人物、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剧情，从第二阶段代表人物费希特去世不久后这里插入。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做个交代：为什么前面上演谢林剧情时说黑格尔已经去世了，而现在才来正式地请黑格尔出场？
这是因为从时间顺序上讲，学界公认，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黑格尔是第四阶段代表人物，而且是集大成者，虽然谢林比黑格尔多活了23年，但谢林的后三十多年没有出版任何著作，谢林晚年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后来学界讲德国古典哲学家时的排列，就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么个顺序。当然，这个排序并不是按其“重要性”排的。
好了，现在剧情的主角是——黑格尔。
1818年盛夏，48岁的黑格尔告别了海德堡，前往柏林。
金秋十月，黑格尔终于登上了德国最著名大学——柏林大学的讲坛。
年初的时候，黑格尔就接到了普鲁士邦文教部大臣阿尔腾施泰因的邀请函。此时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黑格尔，继《精神现象学》之后，又出版了他的著名的《逻辑学》。在德国思想界，此时的黑格尔教授已是顶尖人物了。同时，从年轻时就被攻讦的“口才太差”的毛病似乎也已“治愈”——黑格尔刚到海德堡大学时，课堂上只坐着四名听讲的学生，隔了半年，全校四分之一的学生都来听他的课了。
但是，接到邀请函的黑格尔教授，还是经过了极为周密的“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的考量。
第一，文教部大臣表示，给黑格尔教授相当于海德堡大学两倍的薪俸，而且还允诺帮助他当选有更高薪水的科学院院士；
第二，当时的柏林，已是德意志的文化中心，那里有科学院、剧院、博物馆和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在这个德意志最大的邦的首都，自己可望拥有更多高层次的读者。何况，此时柏林大学的学术地位已经远高于其他大学，而且能够接替不久前去世的费希特的教席，那也是很大的光荣。
考量结果，黑格尔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柏林大学任教。
黑格尔的一生，基本是学术的一生，但与康德的纯粹学者生涯相比，还是坎坷、丰富得多——
1770年，出生。
1788年，18岁，进图宾根神学院读书。
1793年，23岁，大学毕业，去伯尔尼当家庭教师。
1797年，27岁，去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
1801年，31岁，去耶拿大学做无薪俸的“编外讲师”，后做教授，开始大学授课。
1807年，37岁，离开耶拿，做《班贝格报》主编。
1808年，38岁，去纽伦堡，做文科中学校长。
1816年，46岁，去海德堡大学，做哲学教授。
1818年，48岁，去柏林大学，做哲学教授……
也就是说，黑格尔大师从大学毕业到当柏林大学教授前，这二十多年的职业经历是这样的——做家庭教师八年，做大学无薪俸“编外讲师”和教授六年，做报纸编辑近两年，做中学校长八年，又做大学教授两年……
这二十多年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黑格尔不断地求人介绍工作，不断地更换工作，不断地想方设法争取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断地争取提高待遇。
1800年11月2日，已经做了近八年家庭教师的黑格尔，写信给他的老同学谢林，希望能在大学谋得一个教职，以安心做学问。此时风头正劲的谢林，已是耶拿大学的著名教授，而且是耶拿知识圈的精神领袖，是公认的德国哲学继康德、费希特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了。正是谢林的推荐，耶拿大学校方才邀请黑格尔来担任“编外讲师”。但这份工作是没有固定薪俸的，只能依靠来选他课的学生交课时费勉强维持生活。
一到耶拿，黑格尔就下大功夫写作并发表了一篇论文：《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体系的差异》。黑格尔之所以急匆匆地发表这篇文章，是要为其“提携者”谢林教授张目的。由头是当时另一位著名人物赖因霍尔德的一个说法——哲学领域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了，谢林的著作不过是重复费希特的旧观点而已。
黑格尔认为，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在黑格尔看来，谢林哲学是很有一些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思想的。而且可以肯定，谢林哲学已经超越了费希特哲学。
结果，这篇论文影响很大。甚至连谢林自己也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有自己的哲学了，而且还超越了费希特！
但能否在大学正式授课，关键还要看黑格尔能否通过教职答辩。
谢林教授主持了黑格尔讲师的答辩会。
黑格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会。
不过，答辩会上大谢林五岁的黑格尔师兄，对谢林师弟的一番吹捧，令今天的学人们也颇有些尴尬：
“我请求您，世上最聪明的、最可尊敬的谢林教授先生，把我提纲中您所不同意的一切论点，在这里公开指出来，因为这次答辩就是为了向您请教。不言而喻，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使我感到多么荣幸。不是同时代人，也不是朋友们，唯独后代，唯独科学（因为它是永恒的）才配评价您的精神的高贵力量，评价您的精神能力。请允许我推崇您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这一天，1801年8月27日，正是黑格尔三十一岁生日。从一个家庭教师到一个大学教师，确实值得大高兴，只是肉麻得实在有些过了。
三年后，黑格尔讲师又开始谋求教授一职。他写信给宫廷大臣歌德，请求帮助：“……我深知必须阁下惠于多方面的关心，这个问题才能圆满解决，一个对我在大学中的专业做些有益工作的希望才能实现，这样我就可以独立活动，不必事事都仰仗于阁下的惠助；如蒙最高当局肯予考虑，使我不落他人之后，我将尽力图报……”
歌德帮忙了。
1805年初，黑格尔当上了教授，但仍无固定薪俸。
后来又是歌德帮忙，谋得了一份大概够一位俭朴大学生半年生活费的年俸。歌德致信黑格尔说：“我本来想多搞一点，但这只能等待来日，这只不过是开了个头……”
再然后，做了六年大学教师的黑格尔，为了生计，又由朋友帮忙，去当薪酬待遇不错的一家小报主编。结果，21个月后，报纸在黑格尔手里被查封关门。
再然后，38岁的失业报人黑格尔，又求朋友帮忙，去当了八年中学校长，这期间又谋得了市教务会的“督导”兼职，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黑格尔心情好多了：终于可以喝上真咖啡了！
再然后，46岁的黑格尔，又求一位神学家帮忙，谋得了海德堡大学教授的职位……
黑格尔的前半生，基本就是求人、求职的大半生，虽然一把辛酸泪，但结果大多还都不错。这其中，一方面，黑格尔确实很努力，很有才能，而且还很谦恭；另一方面，各路朋友也大多帮忙。所以，黑格尔的诸多努力基本都有了比之前稍好些的结果。但是，后来在柏林大学期间有一件没有实现的事，令黑格尔至死都耿耿于怀——关于文教部大臣允诺的“院士”一职，总因科学院的某些权威人士的反对，终未如愿。
这样看下来，黑格尔同学与很多普通学人也没太大的区别。
十三
黑格尔的一生，确实与普通人差不太多，凭本事吃饭，一步一步提高。既不像康德那样平静如水，不也像费希特、谢林那样大起大落。
但细究起来，黑格尔的生命也确实有其前辈们所大不同处。前几位的思想主张基本是直接的、清晰的，即便是“难懂的”康德也曾多次表示要把自己的思想弄得简明易懂些，甚至为了让人能读懂其《纯粹理性批判》，还专门改写了一个“通俗版”，虽然这个版本似乎更难懂。但黑格尔则颇有不同，甚至在关键处似乎还有意使之“模棱两可”些。比如，在如何评价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到底是“支持革命”的，还是“阻挠革命”的方面，就有一个事关重大的“关节”——既尽人皆知，却又扑朔迷离，意味深长。
这个“大关节”绝对值得认真地记述一下。
1830年，黑格尔晚年的一天。
黑格尔十分喜爱的学生海涅来拜访黑格尔。对，就是前面已经几次提及的那位著名的诗人海涅。这时的黑格尔60岁，海涅33岁。
海涅说：“我对老师那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大赞同。”
黑格尔“怪怪地”——对，就是“怪怪地”——看了海涅好一会儿，然后又笑了。他对这个极有悟性的学生说：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凡是合理的都会成为现实的。”
再然后，黑格尔马上又转过身来，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结果他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只有他的一个挚友听到了这句话，而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出卖他的……
关于黑格尔这个“怪怪”的眼神，以及后面的回答，都给海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三年后在他的那篇十分著名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专门记述了这个细节。这本书中文版名列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中，薄薄的一本。
这个“怪怪”的眼神和回答，对如何认识黑格尔，乃至对黑格尔思想如何定性，都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这一点，连恩格斯都大为认同。
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是：
黑格尔哲学，到底是“支持革命”的，还是“阻挠革命”的？
进一步讲，黑格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后世百多年来很多人都把它聚焦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那句极为著名的话上：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句话，对如何认识黑格尔哲学至关重要。
所以，海涅说的那个细节才意味深长。
对黑格尔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既然“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么，现实还有什么必要改变呢？“革命”自然就没必要了嘛——所以，这个命题，就是黑格尔“阻挠革命”的最大证据：黑格尔明明就是现存封建制度的卫道士!
黑格尔哲学生涯中有两大哲学家“死对头”。他们对黑格尔的批判力度可谓到了极点，而且与黑格尔这句话关系密切。哲学教授弗里斯说：“黑格尔的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哲学博士叔本华则直接就是破口大骂：黑格尔根本就是个“平庸、令人厌恶的一无所知的江湖骗子”！
不过，革命哲学家恩格斯不这么看。
差不多五十多年后吧，1886年初，恩格斯在他著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开篇，就极其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是这么说的：“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这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
然后，恩格斯经过了约500字的论证后，开始总结：“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就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
紧接着，请注意，就是恩格斯的结论了——黑格尔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这个意思——“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你看，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具不具有革命性？
德国哲学就是这么“绕”，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奥妙”。这确实要求读者真得有点耐心，而且还得有些智慧——按照恩格斯的分析，黑格尔的这个命题显然是革命的。但是，恩格斯同时也特别厚道地提醒读者，黑格尔本人并没有这样清楚地做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做出这个结论……
黑格尔为什么不“明确地做出这个结论”呢？
我当然也十分关心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但我更关心黑格尔在表达这个命题时的心理状态，更关心黑格尔生命深处的那些何以如此的原因。
所以，看过了海涅的记述和恩格斯的分析之后，我的关切就变成了这样的疑问——
我很想知道：既然这种思想是如此先进，那么，黑格尔老师为什么不明白地说出来？为什么如此辛苦地拐着弯向喜爱的学生也只说了一半，还要警惕地“四周看看”？黑格尔那个“怪怪”眼神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他怎样的一种心理纠结？黑格尔害怕什么？
答案还在恩格斯。
恩格斯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与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由此看来，恩格斯的这个答案不仅说清楚了黑格尔内心深处的纠结，也说清楚了歌德内心深处的纠结。按这样的逻辑看来，前面我们说到的歌德在费希特“无神论事件”上的做法和心态，确实好理解多了。
是啊，同为“德国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人”的“庸人”品格，始终有一种坚定的认识。按照恩格斯的这种分析，我们对同时代的法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而提供了“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德意志，却没有发生革命的道理，也就同样比较好理解了。
通过这件事，使我不禁想起了同一时期我国的一位大学者——大清王朝那位既为乾嘉学派领袖，又身为朝廷一品大员的纪晓岚。
你看，“庸人”黑格尔、歌德与我上一篇《从1724出发》里所说的“聪明人”纪晓岚，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纪晓岚和戴震都批判“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理学。戴震的批判电闪雷鸣：宋明理学“以理杀人”；而纪晓岚的批判则迂回隐蔽：宋明理学“事事空谈”——虽然都是批判，但其定性、定量、口气却都大为不同。
历史和现实，东方与西方，德国的思想者和中国的思想者，离得那么远，想想，却又这么近。
纪晓岚与黑格尔、歌德——全都学富五车，全都才华横溢，全都身居高位，可是也全都拐弯抹角。
当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在“现代”大潮来临或即将来临的面前，按照这些大师各自的生存逻辑乃至生命逻辑，去体会他们各自的“革命性”时，确实会觉得意味深长，令人想象甚多。
十四
接下来，我们还是顺着大师们的“生命逻辑”讲故事。
一部宏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史，主要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四位大师的思想演进史；同时，也是这四位大师惺惺相惜、前赴后继，继而又“反目”“分手”，乃至“决裂”的“交往史”。
对的，他们每一个后来者最后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与他们的“老师”毅然“告别”。
即使是处世精明，甚至“圆滑”的黑格尔，也不例外。
作为谢林哲学的继任者，曾经自视为谢林“学生”的黑格尔，后来与谢林也分道扬镳了。
德国古典哲学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两大代表人物，谢林与黑格尔的“分手”，几乎所有的相关书籍都有所提及，但具体情况却大多语焉不详。以我的阅读来梳理，按时间顺序大体有这样三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我在前面简单提及过的，1800年到1803年，谢林在耶拿大学期间，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沙龙明星”卡罗琳娜，而黑格尔对热衷于掺和，乃至挑拨名人是非的卡罗琳娜相当厌恶。谢林因此失去了一大班朋友，这其中也包括黑格尔。
第二个事件是，1802年初到1803年5月，谢林教授拒绝了费希特和施莱格尔兄弟，力邀黑格尔讲师与其共同编辑出版《哲学评论杂志》，他认为只有黑格尔才真正透彻地理解他的哲学真义。他们两人不仅是杂志的编辑，而且也是全部出版的六期杂志所有稿件的作者。开始，两人合作极为愉快，但后来杂志还是停刊了。原因是他们在观点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他们互相间越来越无法容忍对方的观点。黑格尔认为：理性高于一切，哲学高于宗教；而谢林则认为，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先是艺术，后来是宗教……学术思想上的分歧，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友谊。于是，杂志也办不下去了。结果，杂志停刊。
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至于是哪一个，或两个兼而有之而使得他们分手，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件事尚未使他们彻底“翻脸”。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事件，即“《精神现象学》事件”了。
谢林离开耶拿四年后，1807年3月，黑格尔最重要的著作《精神现象学》出版。马克思称之为“黑格尔的《圣经》”，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标志着此时的黑格尔思想正式形成，而且已经超越了康德、费希特、谢林的思想。
就是在这部著作的前言里，黑格尔在批评他的论敌思想时，把“谢林及其模仿者”未加区分地“放在一起”，都在“论敌”里“一锅烩”了。这引起了谢林的极大不满。尽管如此，谢林还是致信黑格尔，并相邀就相关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但是——黑格尔拒绝了。
谢林被激怒了。从此，两人书信往来彻底中断。
从此，也就有了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对此时在德国思想界已几乎没有“话语权”的谢林的诸多批评。
从此，也就又有了我在前面讲到的黑格尔去世十年后，谢林重返大学讲坛,众人对谢林将如何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热切期待……
至此，我把我能找到的有关黑格尔与谢林的“分手”，乃至“决裂”的故事，尽可能全面而简要地介绍到这里了。
在我看来，在黑格尔与谢林的“分手”故事中，虽然有不少与普通学人友谊、交恶故事相同之处，比如某些个人的做人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与他们学术观点的渐去渐远，思想分歧愈来愈大，体系愈来愈不相容有关。
不错，在这些学术大师的价值观中，思想的异同才是其生命逻辑的最大“原则”！
从1807年《精神现象学》出版，谢林邀黑格尔讨论遭拒算起，读大学时就是好友，并且一直受到谢林提携的黑格尔，从此与谢林互不来往竟达二十二年……
时光一晃，二十二年过去了。
1829年秋，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又得到政府的一笔补助，去捷克旅行。在著名的卡尔斯巴德温泉，他听说谢林也正在这里，便主动上门相见。据说，他们“都很高兴”，而且“共进午餐，同游山林，谈这儿谈那儿”，但是——“就是不谈哲学”！
对了，这才真正符合大师们的“生命逻辑”：哲学问题才是他们生命的“最高原则”。绝交二十二年后重见，伤口已经勉强愈合，谁都怕一涉“原则”，便又翻脸！
但我仍然愿意把他们的这次“谈这儿谈那儿”的相聚理解为，同窗挚友“思想决裂”后的情感和解。
不错，黑格尔与谢林的这一次相聚，使我对“反目”“决裂”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生命的想象，增添了不少温馨。
实话说，至此，我的心情也好多了。
十五
到了这里，我觉得可以把我对这些大师生命的“想象”，“总结”一下了。
康德的伟大，当然在于他的哲学大厦的宏伟、严密，在于他的学理和思想的开创性，但最为重要之处在于，他的这一切都是以“人”为根本坐标建构起来的。他终生思考的，当然是德国古典哲学“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的限制性”这个核心问题，但最为重要的是，他把这个“核心问题”最后终于凝结成一个通俗而震撼的问题——人是什么?而且，他还给出了那个温暖人心、打动灵魂的答案——人是目的！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已经成为两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重要价值。
费希特不愧是康德的学生，尽管他把老师的体系弄得晃晃悠悠，以至老师愤怒地公开“声明”，以致“反目”“决裂”，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他的体系就是老师康德的体系，他与康德的不同，只是实现“人是目的”这个目标的方式不同而已。最为重要的是，费希特一直高呼，而且不懈努力践行着，实现老师的“人是目的”的关键是——“行动！行动！”甚至不惜“流血”——多好的学生！多好的“继承者”啊！
谢林也应该算是康德、费希特的好学生。他对两位前辈的贡献是，不断纠正、完善他们的理论，把前辈的“二元论”和“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变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并有了隐约的“辩证”的味道，这显然也为他的“学生”黑格尔开辟了某种道路。不过，他的“在有限的形式中创造出无限”的“美”，虽然也是在追求“自由”，但在“人是目的”这样最高级别的价值面前，已经不是同一质量层次，而多少显得有些技术、方式层面的意思了。
那么，黑格尔呢？
黑格尔吸收了他们那些合理的东西，尤其在“历史”和“辩证”方面，对人的“自由”问题给出了相当圆满的答案。但是，必须承认，黑格尔哲学体系再强大，它也是从康德那里来的；黑格尔理论再完善，它也是沿着康德的问题走过来的。
从康德一路走来，经过了费希特和谢林，这才成就了集大成的黑格尔。费希特强调“行动!行动！”黑格尔便在法与国家等现实问题上都提出了完整的看法，甚至措施。谢林强调的人类自由的理想之“美”，是在“有限”中创造出“无限”，黑格尔则把谢林的这一观点，与康德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之“美”综合起来，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现”。虽然人们对他那“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争议甚大，但终究是革命的；康德不承认历史有什么客观规律，但黑格尔则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且是从自然界的规律性里面发展出来的，而且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基础上的高层次的规律性……于是，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思想，费希特的“范畴推演”，以及谢林哲学那点隐约的“辩证”味道，在他这里被扬弃、发挥成了洋洋大观的、历史的、革命的“辩证法”！
从而，黑格尔建立了他的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应用逻辑学的庞大体系。而且，在这个庞大体系的深处，他构筑了自己最为得意的，关于人的精神、本质和自由的哲学“义理”——精神哲学。
认真体味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及其“绝对精神”，体味他比前面几位大师的最大进步处，我以为，我国当代学者杨祖陶教授说得好极了：“如果说黑格尔以前的德国唯心主义最终只能通过主体的某种非逻辑的自发的能动性，来实现主观自由和客观必然性之间的统一的话，那么，黑格尔则使这种自发的能动性本身成了一个客观必然过程，成了一种理性思维的逻辑过程。”
说到底，虽然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的观点和逻辑推理纷繁复杂，而且互相批判，以致“分手”“反目”“决裂”，但他们所追寻、探究的最终问题却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的自由”问题。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们解决这个“最终问题”的路径和答案不同而已。
虽然“四大代表人物”的哲学是“二元”的、“纯粹”的、“客观”的、“辩证”的，但在他们这里，“历史”和“存在”基本是主体思维的附属品。于是，他们的哲学终归是“唯心”的；于是，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一出现，他们的哲学，终结了……
可是，面对这些建立了宏大、复杂体系，面对这些始终在凝望人类心灵与辽阔星空，而把人类思想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峰的大师们，我始终特别好奇的，还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那个问题——
作为一个“人”，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是什么使他们成了这个样子呢？
现在，我试着形象些地回答一下。
康德淡定，几不近烟火，终身未娶，结果寿终正寝；
费希特倔强，几近不顾一切，终生“战斗”，结果一生坎坷；
谢林青春，几近轻狂任性，追求“真爱”，结果沧桑萧索；
黑格尔精明，甚至世俗，结果家庭幸福、学界崇敬、当局嘉奖……
虽然他们有太多的理论、性格上的差异，虽然他们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师承关系和太多的甜蜜合作，可最终却都走向了“分手”“反目”，乃至“决裂”。
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终生都献身于学术，献身于科学，献身于他们所坚信的真理。
其实，虽然“分手”“反目”“决裂”弄得“一团糟”，但这些大师自己对此却并不以为然，相反，他们有着完全超越世俗想象的泰然和平静，黑格尔就这么说：“哲学史上的任何分歧意见，都是精神进展中的合理环节。”
我以为，黑格尔的这句话，是我们理解康德、黑格尔们一生“拜见大师，告别大师”这个生命故事的最重要的“关节”。
所以，还是我们前面感慨康德和费希特“分手”时的那句话——
如果没有这一次次的“分手”，没有这一次次的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何以“经典”？
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这些，德国古典哲学何以“终结”？近世人类思想何以进步？所谓的“现代”又从何而来？
不错，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但它为后世思想建立了一个坐标，留下了一座宝藏，它一直都在召唤着、诱惑着、挑战着后人。
是的，面对这些大师，至今谁也无法绕行。
这一点，是被后来至今的学术史、思想史所证明了的——虽然太多的人批判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但后来的西方哲学史正是从这个“二元论”出发，走出了浩浩荡荡的两大队摄人心魄的人马：
一队是我这一篇所说的，从较多侧重“可知”的“现象界”出发，走出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一脉；
另一队则是我尚未重点讲述，而大家同样颇多熟知的，从较多侧重“不可知”的“本体界”出发，走出了叔本华、尼采一脉，乃至更后来的现代派、后现代派等五花八门的“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
当然，也不是如此绝对的泾渭分明，但从思想资源的角度粗略讲，大体如是。
我坚定地认为，所谓“现代性”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康德，就是德国古典哲学。
近数十年来，已经全面覆盖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现代性”，风暴雨暴，电闪雷鸣。各行各业的“大师”“小师”们，以此为旗，提出了无数的主张和方案。但是，到底什么是“现代性”？
对此，有太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定义，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切都与康德哲学存在渊源，那么，恐怕我的这个“定义”，应该也有相当的“竞争力”——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的解放、异化与再解放这个交织前行的过程。
……
十六
再回到黑格尔。
黑格尔继承、综合，乃至超越了康德、费希特、谢林，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但他把自己的“绝对精神”鼓捣成了人类思想的“顶峰”——在这件事上，他可比轻狂任性的谢林狂妄多了——这使得对其颇多崇敬的人们只能相顾哑然：这哪里还有什么“辩证”？哪里还有什么“历史”？哪里还有什么“星空”？哪里还有什么心灵的“自由”？
既然真理到你这里已经“封顶”，那么，后人还干什么，社会还向前走吗？“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还用“凝思”和“凝望”吗？
难怪，极具骂人天赋的叔本华把自己的宠物狗命名为“绝对精神”。
不错，黑格尔大师的这种自信确实太不“辩证”了，人类历史哪有什么“顶峰”？就像他超越康德、费希特、谢林一样，他的身后也拥挤着一大帮高手呢。仅以黑格尔身后的几十年而言，就高手如云，硕儒如林。比如叔本华、尼采，比如费尔巴哈……
最重量级的，就是卡尔·马克思了。
马克思，这位从德国古典哲学走来，一路扬弃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思想家，后来创立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同样，在马克思这个体系的深处，也有他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核心问题——“人的自由”的回答，而且这个回答已从康德、黑格尔们的“抽象”“精神”层面，彻底地进入社会历史运动实践上来了，并成了人类社会的理想——
1848年，黑格尔去世十七年后，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共同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共产党宣言》。在这里，他们极其豪迈而坚定地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这个美好理想：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马克思这里，关于人的自由，关于思维相对存在的可能性，关于理想与现实的论述，毫无疑问达到了历史的又一新高度了。
从这一时刻起，近200年来的世界是怎样的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啊！
……
好了，还是回到黑格尔吧。
最后，得说说黑格尔的“最后”了。
1831年11月13日。清晨。天还没有大亮。
剧烈的胃疼把黑格尔从梦中唤醒，疼痛又引起了不断的呕吐……在最后一次吐完以后，他向夫人和孩子轻声地说：“现在好多了，但愿能睡上一会儿。”
一天后，61岁的黑格尔教授，走了。
黑格尔的墓地在柏林的市中心。今天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旁还安息着他曾经的“老师”兼“论敌”——费希特。
黑格尔的墓碑号是18号，费希特的墓碑号是19号。
不知道他们死后离得这么近，是否与他们晚年都曾经担任过柏林大学的校长有关……
是啊，一切都过去了。
不错，时光一瞬间，青春带来恩怨，恩怨被碾成沧桑，沧桑却又凝为萧索；
不错，我们今天还在凝望着康德所说的那“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不错，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
不错，历史就这样走过。
2017年7月22日，初稿
2018年6月18日，二稿
作者简介：孙德宏，报人，文学博士，高级编辑，著有《底线理想》《温暖平和》《新闻的审美传播》《孙德宏社评选》《新闻演讲录》等，曾六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作品《寻找时传祥》入选全国高中、初中语文课本。现供职于《工人日报》社。
责任编辑 孔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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