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儒家君子人格蕴涵着浓郁的道德精神，是儒家师德的修养目标。从理念层面，它以追求仁道为价值旨归，以合于天命的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从规范层面，它以“有教无类”为基本原则，以“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为具体规范；从实践层面，它以博文约礼为修养路径、躬行身教为修养方式、以忠信为修养内容。深入挖掘儒家君子人格的伦理内涵，对于破解师德建设困局，加强新时代师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君子人格；师德修养
君子人格是儒家提出的人格修养目标，是调节宗法伦理关系、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标准，是修养者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达到的现实道德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是知识分子追求的道德人格范式，也是儒家关于师德修养的目标。当前教育教学和师德建设中，存在师道缺尊现象，即不少教师缺乏当老师的尊严感和庄重感等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的“直接危害是教育伦理关系失衡，根本危害是师风与学风双衰落，师德与学德双缺损，妨碍学生受到应有的教育和实现应有的全面发展”[1]。新时代就是要让师德成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与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2]。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师德修养资源，深度挖掘儒家经典文本，还原这些资源的真实历史道德内涵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加强师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君子人格的师德修养理念
（一）追求仁道的价值旨归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段文字指出了君子所求之道就是仁道，孝悌乃行仁的根本。“仁”就是真实的情感，其主要内容是爱人，“仁者爱人”。仁爱最初是源于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相应的，孝悌也就成了仁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从孝悌开始加强自身修养，以维持宗法等级秩序。仁不仅是亲亲之爱，还是一种具有高尚道德境界的无私之爱。因为“仁之方”是推己及人的忠恕，所以，希望个体完善就应推及到每个人能实现自身完善，相应地，教育人、帮助人实现自身完善就成了仁的应有之义。
儒家对仁道的追求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直指日用伦常。“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里的“文”是指“六艺”之文，“学”是狭义之学，专指学文，教育者要告诉教育对象弄清德行与文、艺的本末先后顺序，以先尽职修德为主。“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3]56孔子弟子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这里“未学”的“学”指的也是学文，而能行孝悌忠信之学，则是广义上的学，是一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是从整体上来讲的学，体现了孔子教育伦理追求的致道之学。正如游氏所言：“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3]57因为贤贤、事父母、事君、交友等是人伦的主要方面，必须凭借诚来实行，学的目的是达到易色、竭力、致身、有信的境界。可见，子夏强调的学仍然是与人伦之道相适应的务本之学。
君子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就仁之道为学习目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这里的“道”就是为仁之道，也即师德修养之道。它一方面突出了学对于师德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君子之学是为求仁道，“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所以，君子所学不仅是实践技艺、典章著作，更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是成仁成德之学。君子求仁归根结底是服务于维护现实秩序的需要，如果说自身道德人格的完善是克己，那么追求理想社会秩序则是复礼。
（二）合于天命的性善倾向
儒家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提出了君子人格的修养目标。与孟子道性善，荀子讲性恶不同，孔子并没有明确讲性恶还是性善，只讲“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但通观《论语》，我们发现，孔子所论之性与天道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师德观的前提。在《中庸》里，他更是将天道、人性与教育一体化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强调以先天之性的相近作为后天习善的基础，指出了师德修养目标即君子人格实现的可能。“性是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3]200孔子还多次强调人的德性是天赋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的“言必不能违天害己”[3]113说表明了他对天赋之德的自信。“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里的“文”其实就是道。“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3]125，这里还是讲人具有天赋之德，所以不能违天害己。孔子的师德观正是建立在天命之德和人性相近的基础上的。
“诲人不倦”中的“诲”字，《论语》中出现了5次。其中，有4次讲的都是诲人不倦的优秀道德品质。“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这虽是孔子自谦的话，却表明了这是教师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3]108孔子诲人是出于对人的劝善。在他看来，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仁之成德，虽难其人，然学者苟能实用其力，则亦无不可至之理。”[3]79其实，这些论述讲的都是为仁由己的道理，实现“仁”之德关键是要有学习的志向并努力践行。
二、儒家君子人格的师德修养规范
（一）“有教无类”的基本原则
儒家以博文约礼为君子施教之路径，也是师德修养之路径。孔子的弟子颜渊说：“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即是说，依受教育者已有的水平而循序渐进地进行诱导，既博之以文，又约之以礼就可以养成君子人格。孔子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3]65，这是说，君子是一种掌握很多知识的完美人格。当时也有人赞孔子博学而惜其无所成名。“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但孔子认为自己是博学的，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这里，孔子强调自己是“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3]113，并在评价其弟子子贡时说：“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博学是君子应当具备的品质。孔子所主张的博学，包括一切典章制度和著作义理，具体来讲，包括孔子致力整理修订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包括周朝贵族教授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博学就是经典与技艺的结合，孔子尤其重视经典文化的传承和人文素养的培养。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具体规范
儒家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师德修养的具体规范。孔子认为好学对于教师是非常重要的。“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3]111可见，孔子非常看重教育者的好学德性。在诸多弟子中，孔子唯有对颜渊许以好学，连擅长文学的子夏等都不曾获此赞许。在回答鲁哀公和季康子的提问时，孔子均表示在其弟子中只有颜回好学：“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口中的所好之学，是广义之学，并非仅仅是学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这里的“不厌”“不倦”的正是学与教、圣与仁之道，而此道是无止境的，所以要毕生去求取。其中，“知圣与仁其名，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是其实。孔子辞其名，居其实，虽属谦辞，亦是教人最真实话。圣人心下所极谦者，同时即是其所最极自负者”[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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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承认天命之德就意味着德性是先天的，是否就容易否定后天修习的作用？或者说，生而美质是否还需要学习？对此，孔子做了肯定的回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这里“忠信”就是天命之德，但是他仍然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3]94，说明人尽管具有天赋的德性，或者说本性良善，但这只不过为教育提供了可能性；要想有进一步的成就，达致更高的道德境界，就必须辅之以后天的勤奋学习。
孔子为什么能学而不厌？这要从孔子对知的认识来讲。孔子认为知是君子的三达德之一。从心理的因素来看，如果说仁是情感、勇是意志，知则是君子的理性品质。在孔子那里，知包括知晓人之为人的道理和掌握为人处事的智慧两个层面，前者指的是认识层面，后者指的是实践层面。另外，孔子认为知有不同层次的气质表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生知，学知以至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学之为贵。困而不学，然后为下。”[3]197孔子认为自己不是那种不学而知的人，并以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关于孔子是否是生而知之，后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此语是在阐明一个事实，即“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3]111。所以，孔子认为要努力学习以“验其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朱熹注云：“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3]36可见，孔子学而不厌，一方面是出于验证礼乐名物、古今事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掌握人之为人的道理和修习为人处事的智慧，是出于对自身道德完善的需要。
其次，教师应创造契机让家长提建议，并适当采纳。既然班级群是大家的，那么就应该在管理方式和运行过程中有所体现。家长群体蕴涵巨大的教育资源，教师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发挥家长群体的潜在价值：一是充分调动家长的积极性，鼓励家长通过自愿等途径参与到班级群的管理中来；二是积极发动家长给教师和学校提建议，并及时向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馈。
在孔子那里，诲人不倦不是外在的道德他律，而是出于教师自身情感和认识的道德自律。“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爱而知劳之，则其为爱也深矣。忠而知诲之，则其为忠也大矣。”[3]171孔子认为教师辛勤劳动、自愿付出，是出于爱人，而诲人不倦则是出于忠，是为尽己。诲人不倦究竟是忠还是仁？其实在孔子看来，二者是统一的。作为一种辛勤劳动，诲人不倦既是尽己之忠，也是爱人。这里阐明了孔子诲人不倦的内在心理机制，即“教师要有奉献勤勉的精神、热情耐心的态度、激励欣赏的心态。唯有如此之精神，才能真诚地工作、真诚地奉献”[6]。
三、儒家君子人格的师德修养实践
儒家的君子人格不仅体现为师德修养理念、师德修养规范，更是一种师德修养实践，具体表现为博文约礼与躬行身教。
（一）博文约礼：儒家师德修养路径
儒家以“有教无类”为师德修养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即指无论华夏与四夷，不分贵族与平民，人人都可以受教育。按孔子的说法，只要“自行束脩以上”（《论语·述而》）即可成为他的学生，以致于“孔门富如冉有、子贡，贫如颜渊、原思，孟懿子为鲁之贵族，子路为卞之野人，曾参之鲁，高柴之愚，皆为高第弟子，故东郭惠子有‘夫子之门何其多杂也？’之疑”[4]423。在此之前，“学在官府”，受教育权为贵族所垄断，官学只对贵族子弟开放，教育活动遵循的是“有教有类”的伦理原则，“中原华夏族的统治者把四方蛮夷视为‘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甚至视同‘豺狼’，岂能以异类豺狼作为教育对象。而在华夏诸族中受奴役的庶人也是被排除在国学大门之外的”[5]。所以，“有教无类”的原则在教育对象的确定上是大胆革新，是对旧制度的突破。孔子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思想，一方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基于“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因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义疏·卫灵公》）的看法。钱穆对孔子的“有教无类”原则的解读说明了这一点：“人有差别，如贵贱、贫富、智愚、善恶之类。惟就教育言，则当因地因材，掖而进之，感而化之，化而成之，不复有类。”[4]423所以，孔子能够破除“有教有类”的陈规而秉持“有教无类”的师德修养原则，力行“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荀子·法行》），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的，而在没有贵贱之分但仍有贫富差别的今天，这一原则对教育者的师德修养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道路与桥梁路线设计中，考虑到施工建设的覆盖范围较广，而且地理条件可能十分复杂，因此设计人员必须贯彻执行因地制宜的原则，同时考虑道路桥梁的耐受性和安全性问题。具体来讲，设计人员必须基于基本情况制定了多套方案，通过对比分析以及数据计算选择出最合适的一套方案。
儒家视躬行为君子的优良品质和修养方法，也把它作为师德修养的方式。“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这虽是孔子自谦的话，认为自己象君子一样身体力行还做得不够，但是，他将躬行视作比学文更高的一个层次：“文者，诗书六艺之文，所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盖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后能行，知之固将以行之也，故进之于行。”[8]在《论语》中，孔子将言与行相并提论，以示其对君子躬行品质的重视。躬行强调要先行后言、言行一致，反对先言后行或言而不行，即“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只有真正做到“言如行”“行如言”，才能体会行比言更重要。古人在这方面体会甚深，深知行难言易，即“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八佾》）。在回答子贡的提问时，孔子明确指出君子不仅要行动重于言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而且要谨言慎行、行动敏捷，即“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否高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听言观行，圣人不待是而后能，亦非缘此而尽疑学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3]88“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可见，孔门子弟重行，“前有所闻，未及行，恐复有闻，行之不给”[4]123。由此可见，躬行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实践，也表明儒家道德教育的实用性、生活化，德性、德行的养成均源于生活实践。
（二）躬行身教：儒家师德修养方式
但是，对于培养君子人格，仅仅依靠多闻多见、广泛学习各种人文知识是不够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就是说，君子不仅要广泛学习各种人文知识，而且还要到实践中去学习，接受实践的检验。“礼之为礼，首先在于它能否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礼的根本原则；其次才是理顺人与人的关系；再次是使各种祭祀皆得其体；复次是使一切行为适得其宜；最后是使各种枝节问题也能处理得妥当相称。”[7]如果仅仅是学习而不能应用，则所学是无用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正如钱穆所说：“孔门设教，主博学于文，然学贵能用。学于诗，便须得诗之用，此即约之以礼也。若学之不能用，仅求多学，虽多亦仍无用，决非孔门教人博学之意。”[4]332
儒家对躬行之德的重视体现在教育中就是强调身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为，“统治者自己的真实言行是国民道德行为的实际榜样，教师自己的道德品貌对学生有重大影响……要求学生做到的道德规范，教师首先要以身作则，以身垂范，给学生作出榜样”[9]。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按照钱穆的说法，“孔子提醒学者勿尽在言语上求高远，当从行事上求真实。有真实，始有高远。而孔子之身与道合，行与学化。其平日之一举一动，笃实光辉，表里一体，既非言辨思议所能尽，而言辨思议亦无以超其外”[4]186。这精辟揭示了孔子主张在教育中行与学化为一体的思想，“作、止、语、默无非教也”。这虽不能说孔子已自觉到了道德的本质是实践精神，但是其努力在教育中让道德走进生活，让本于人心的道德达于人道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儒家以君子人格为修养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师德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其蕴涵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为当下道德教育和师德修养所用，有助于我们确立仁爱的教育伦理目标，树立公平的教育伦理原则，明确勤教乐学的教育伦理规范，开展重博学、重身教、重德性的教育伦理实践，为当代师德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滋养。
吕剧曾名“化妆扬琴”、“琴戏”等，是山东省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以生动的语言、优美的唱腔、鲜明的特色而深得广大群众喜爱，流传区域广、影响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吕剧更是与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等剧种比肩齐名，被称为全国八大地方剧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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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1；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9）01-0006-05
DOI: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1.002
收稿日期：2018-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社会转型期国民人格塑造研究”（16BZX11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机制研究“（2016SJB710089）；盐城师范学院党建与思政研究会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6YCZDJZ003）；盐城师范学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究项目“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农村培育研究”（17YCZX016）。
作者简介：
张晓庆，男，山东费县人，盐城师范学院城市与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生态伦理；
刘楠楠，女，山东周村人，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张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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