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皖南事变前，盐城一步步成为华中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皖南事变后，盐城进而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通过梳理相关史料，认为这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英明决策，也反映了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们不畏强敌、进退有度的执行力和行动力。
关键词：华中新四军领导中心；新四军重建军部 ；盐城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应对，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给蒋介石政府以坚决回击。此次决策的实施无论是对我党抑或是对新四军来说，都是很关键的转折点。目前学界研究的侧重在苏北战略，对盐城缺乏专门研究。陈毅在《华中六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华中几年来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并且在刘少奇同志带领之下，最好的是体现领导艺术的锻炼，每一时候均能把握着工作中心，集大力抓住中心环节。推动中心环节之后，而使其他次要环节也同时并进到一定程度。”[1]274其中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无疑也是工作中心和中心环节之一。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中共领导人的角度阐述其内在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根据政策规定，个人负担起付线是1.5万元，6万元减去1.5万元为4.5万元。这没有超过规定的8万元限额，所以赵女士可以在税前扣除4.5万元的大病医疗支出。
一、党中央对华中及苏北战略地位的判断
因为日本的扫荡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华北部队的困难诸如财政、粮食、枪支、弹药日益增加，扩大不易。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审时度势，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中共发展华中，增兵华中，使蒋介石注意力转移，可以缓解华北的困难。华中是中共必争之地，是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的关键，特别是华中地区还有很多适合开展斗争的独特优势。
1.水网密布，适宜游击
抗战初期，共产党势单力薄，这就决定斗争形式是游击战，而非阵地战。1938年5月身在华北的毛泽东提醒全党全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仅局限在山区，应有所突破:“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并指出：“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补充之。”[2]421
2.物力丰富，适宜扩军
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国内摩擦斗争都离不开军队。中共要想发展壮大，扩军成了重中之重。而哪些地方适宜扩军，毛泽东、王稼祥也有全盘考虑。1940年1月30日毛、王就扩军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今年扩军三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在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包括苏北在内，有枪可收，物力亦富，应大加扩充。[3]1645月4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时要求更明确：“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到二万人枪”。[4]146
3.位置独特，宜作防线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赴抗日战场，但国共摩擦始终不断，其中谈判的焦点便是防线问题。1940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言指出：“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3]1814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蒋召周、朱谈判，主要将是华中问题，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的当。”共产党想谋求“隔江而治”，而守江先守淮，因此，苏北、皖东、淮北成为中共必争之地。盐城开始进入中共领导人的视野。“故黄克诚及彭吴支队仍应迅速南下，在周、朱谈判以前到达盐城、宝应、蚌埠一线。”[3]183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等电中再次强调：“彭吴支队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5]683军事防线的重要性是双重的：对内可独立自主经营；对外则神圣不可侵犯。11月30日毛泽东再次指出防线的重要：“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6]586
综上所述，在中共的积极抗日、对国民党既斗争又团结、不断谋求自身发展壮大的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盐城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开始进入中共领导人的视野，即将迎来它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战略部署
(2)军事上达成一致意见。1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关于华中顽我近况和击退顽进攻的四个方案给中央发电报。
1.党的基础方面
肥料的“本色”是什么，汪洪也对《肥料登记管理办法》中给出的答案进行了解读。根据《办法》中定义，肥料是指用于提供、保持或改善植物营养和土壤物理、化学性能以及生物活性，能提高农产品产量，或改善农产品品质，或增强植物抗逆性的有机、无机、微生物及其混合物料。汪洪表示，《办法》为肥料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无益于甚至有害于农作物、农产品和土壤的肥料便是失去了“本色”所在。
2.兵力分布方面
1940年7月18日刘少奇报中央：“敌情：各县城均有敌占，只有兴化、泰州、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城无敌占”；“顽军情况：税警总队稍有战斗力对韩德勤不满，现不反对我们；其余战斗力均不强。李明扬有六个团不会反对我们，李本人亦可中立。余苏北大地主和地方顽军武装多。现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二个团驻涟水、沐阳一带，另两个团驻盐城、淮阴、阜宁一带，税警队驻盐城沿海一带，七师二个团驻淮阴、蒋坝一带，独六旅驻宝应、兴化带，常备旅各地均驻有，李明扬在泰州、如皋一带。”[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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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后打算方面
1940年7月15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并报中央，明确指出：“我在苏北作战的第一目的，是打败与歼灭韩李主力”。并要求：“主力向东占领阜宁，再向南占领盐城，以至东台，与陈毅会合，打破韩李主力”。而黄克诚的意见则有所不同：“解决当前的物资困难和摩擦问题，是以向东为有利；但要与敌伪及国民党作长期斗争，则以向西为有利”；并认为“坚持中原战争，必须有山地为依托，否则仅可维持，不能巩固和发展”；“豫皖苏边成为华中的堡垒，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9]37面对分歧，7月20日刘少奇致陈毅并黄克诚等电，耐心解释：“华中可作我战略根据地之地区有三，即(一)大别山，(二)伏牛山，(三)苏北之兴化、盐城东西地区，该地即现韩德勤之后方，有纵横数百里之水网，大部队及重快部队完全不能活动。物产丰富，有水道交通。此三个地区，前两个目前我们不能取得，但后一个地区我们可以取得。”他进而阐述其长远打算：“我华中各部队迫切需要取得苏北，建立巩固的总的根据地与后方，以便开办学校，开办工厂，安插伤兵，建立财政等，这对我长期坚持华中抗战和发展有决定的意义。”[10]391-392
10月31日，到东沟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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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至建阳宿营，胡服、黄克诚到湖垛去了。
三、黄桥战役后盐城军政战略地位的上升
1940年10月6日黄桥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陈毅战后总结道：“黄桥战斗之胜利，当时八路军也能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在北边钳制了韩德勤的几个旅。战斗胜利后，我们就打东台。八路军则南下打东沟，一直打到盐城。”[1]16110月10日新四军先头部队与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在白驹胜利会师，标志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开辟和新四军、八路军的南北联通，也标志着中央和刘少奇的战略意图的实现。黄桥战役取得胜利意义深远：(1)奠定了陈毅的军事地位。10月14日，毛、朱、王致陈毅并告胡、叶、项、克诚(由陈毅转)“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5]186(2)这一地域的重要性凸显。毛泽东指出：“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为我占领并连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5]647因此，党中央叮嘱做好长期打算：“在韩顽主力已经被歼，我之优势已经树立的情况下，应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及士绅，尊重他们的中立态度，建立三三制政权，注意吸收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合理地筹饷扩军，一切要从长期战争出发，爱惜人力物力。为巩固既得胜利，扩大抗日力量，必须坚决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盐城、东台一带战略要地，准备韩顽再犯。”[9]433与此相反，皖南军部的重要性下降，其军政地位和战略价值都大大地趋于局部化。[4]147
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千余人从半塔集出发，10月31日，同黄克诚在阜宁会合。11月4日，刘少奇、黄克诚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现五纵队驻地如下：七个团在盐城、阜宁、湖垛，一个团在宿迁、泗阳，一个团在皖东北。”[13]从致电中不难看出，此时的盐城有八路军重兵把守，安全系数很高。从赖传珠的日记中可清晰反映出，此时的刘少奇已决定把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放在盐城(赖传珠随刘少奇一起去的苏北，他的日记应该说真实可信的。——笔者注)。
教学过程的个体化教学督导和管理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科学管理，如果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过程数据分析表明该学生在学习中出现主观（如出勤频度下降，作业完成率降低等）或客观（如作业错误率上升等）的学习问题，教师可以提前根据学生个性化分析报告采取相应的教学干预，以避免学生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1940年4月，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奉刘少奇同志指示，委任杨纯兼任淮属地委书记，派组织部副部长杨汉章等到盐阜区发展党的组织。5月，为了加强盐城县的工作和迎接主力，淮属地委派方秉文来盐城担任县委书记。6月24日刘少奇报中央：“盐城、宝应以北地区党的基础不坏，有淮阳、东海两特委，除泗阳外，各县均有特委。并有第八团在涟水一带受挫后尚秘密保有百余人。韦之雨进支队亦系苏北地方创造，对苏北很熟悉，我部队去有地方党保护。”[8]
鉴于此，8月中旬刘少奇在半塔集大田郢与黄克诚商议军事部署时催促：“现在要赶快整编好队伍，开辟苏北淮(阴)海(州)、盐(城)阜(宁)地区，把南下部队的主力转过去，支援北上的新四军，打击顽军。”[11]9月3日刘少奇、邓子恢致电陈毅、粟裕并报中共中央：“……现决以(八路军，笔者注)9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并再次阐明其重要性：“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12]2919月15日，军委要求苏北八路军可控制于黄河以南阜宁益林至平桥之线战略要地。9月28日刘少奇致黄克诚等电：“苏北八路军应迅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否则，在敌人扫荡下将无地转移，亦不能策应和增援陈毅。”[5]69310 月5 日(刘少奇)致电黄克诚重申：“既决心南进援陈与韩冲突，尤应以全力南下东进，以速决行动尽可能求得一鼓而歼灭韩之主力，占领水网区作为我之根据地。”并做好退一步的打算：“如实现此计划有困难，则必须占领盐城、宝应以北地区，尽可能向南推进或派小部队逐渐伸展，逼韩离开水网区，以至离开苏北。”[11]307
综上，尽管刘少奇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推动包括盐城在内的苏北战略进程，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黄桥决战前，军事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盐城为中心的华中抗战局面也未形成。
部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为了追求课堂气氛的活跃，往往会大量的提问一些比较简单的记忆性内容，如球的表面积与体积公式，锥体柱体的体积公式等。诚然，这样的提问是必要的，但不应为成为课堂主要的提问问题，虽然这样的问题学生回答的比较踊跃、班级回答问题的气氛比较热闹，但太多这样的提问，其实忽略了学生的思维过程，对学生思维的发展、课堂效率的提升并无实际意义。
11月5日，至新河庙宿营。
11月6日，到盐城，到一支队座谈许久。(谈什么呢，这可从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的吴法宪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吴法宪在“曹甸战斗”前一章节谈到“断桥事件”，文中提到“那天，我们从盐城移防到冈门，把盐城让给中原局和总指挥部住”。——笔者注)。[14]106
11月7日，驻城南孔子庙。
11月8日，到北门及公共体育场去看房子和分配房子。
11月11日，乘船至海安。
11月14日，晚胡服报告抗日民主政权问题，决定抗大五分校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及冯定去盐城诸问题。
11月15日，决定明日动身返盐城。
11月17日，12时半到达盐城。
随着国家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种植大户、农场主和不同规模种植者陆续涌现，农资行业的服务群体发生了变化，农资企业传统的营销模式受到了挑战。同时，国内肥料行业的产能过剩导致行业需求不振、赊销问题严重，经销商的资金压力增大，而频发的农产品滞销问题也让不少农户头疼不已。
11月21日，接胡服同志来电，要我与彭、朱商量攻占沙沟、中堡的问题，并提出作战意见，然后报胡、陈最后决定。
11月23日，接电话，胡、陈等今晚深夜回来。[15]253
(3)华中指挥部移至盐城。11月21日，陈毅与刘少奇等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决定华中指挥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准备攻击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12]32222日将此部署电报延安。23日深夜，陈毅与刘少奇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离开海安，于次日午后到达盐城文庙，与中原局一起在盐城办公。
中原局为什么选址盐城？可能黄克诚的意见也起了推动作用。1940年10月21日，与陈毅在盐城会面后，黄克诚回阜宁纵队司令部，立即给刘少奇打电报，请他进驻盐城。[16]195他的理由可从下面电文中一目了然。12月9日黄克诚关于苏皖边区情况向毛泽东等汇报道：“盐城、宝应、淮安完全水网，不能走汽车、骑兵，河流均可走民船”，水网地区建根据地完全符合中央的意图。“人口，除五河三十余万外，余均有人口五十万以上，阜宁、盐城均各百二十万余人口，约一千万人口。”人口是一项最基础军事资源，可筹饷、扩军，符合持久抗战的要求。“物产丰富，主要是盐、棉花、粮食等”，这三种物产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和生活保障。“苏北文化则较发达，尤以旧黄河以南更好，盐城一县有学生三万以上，许多农民系高小、初中学生，有中学十余所。”通过政治宣传教育，抗战不仅能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为中共抗战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且还能就地取材，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培养他们参加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总之，盐城在苏皖边区中的人口、教育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黄克诚接着补充道：“一般情况，土匪甚多，除盐城外，到处都是，非有长期工作难以肃清。敌顽情形，盐城境无据点。”[5]698
综上，中原局选址盐城就水到渠成。而且，刘少奇和黄克诚原打算在盐城同陈毅会面。1940年11月4日，刘少奇、黄克诚电报中央：“我与克诚今日起身赴盐城会陈毅”。对此中央也是认可的。11月9日毛泽东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工作部署致周恩来电中也指出：“胡服已到盐城，正与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覃进攻。”[17]36
四、曹甸战役前后盐城华中军政中心地位的形成
1940年11月4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希望“5纵队能留3个团，在盐阜归我们统一指挥”，并建议：“彭雪枫处为华中战略重点，中原局宜设该地。否则宜留苏北，直接领导我们。”[8]134可见,此时陈毅和刘少奇的观点尚未达成共识。刘少奇于11月7日到海安和陈毅会合后，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1)提议确立陈毅的军政地位。11月10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报建议中央：“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5]708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11月17日在苏北海安城的西寺召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以下称华指)成立大会。会上，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宣布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
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耕地质量下降问题不容忽视。流转比例扩大是否会造成耕地质量的下降以及可能的影响机制等问题亟待回答。以往研究通常是将耕地问题单纯地割裂为社会科学问题或是自然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忽视了土地问题在农户行为与自然结果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该研究通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利用粮食种植规模户的调研数据和耕地质量测试数据，结合耕地质量以往历史数据对农地流转和耕地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重塑对耕地质量问题的认识。
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刘少奇临危受命，南下华中。1940年4月13日，刘少奇给张爱萍、江华等的指示信提出，皖东北地区党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地区)。4月17日刘少奇给刘瑞龙、金明等人写信：“关于苏北的情形，我至今还不很清楚，请你们找详知苏北情形的同志，最好是亲自到过苏北的同志及本地人到你处等我，以备询问，如阜宁、盐城、东台、宝应、两淮及其以南的同志找几个来。”[7]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刘少奇就党的基础、敌顽我兵力分布、今后打算等分别做好向上汇报请示、向下部署传达：
从东沟到盐城的行军路线图、从看房子到分配房子、从安排冯定去盐城、从赖传珠从盐城到海安再返回盐城等均可清晰看出华中政治中心已选定盐城。刘少奇和黄克诚则去海安会陈毅，达成军事共识后仍是要回盐城的。
至此，盐城变成华中政治、军事中心，战略中心地位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10月份来自东南亚的硬阔叶木行情变化持续向好，可见像家具一类的中下游产品的制造业对这一类锯材资源用货量与日俱增。尤其是大路的中档生产制作原料像菠萝格、山樟木、西南桦销售更为畅旺;但像缅甸产柚木、克隆木，越南产黄花梨，印度老山红檀木，以及小叶紫檀等高端贵重木材价格行情在10月份的锯材市场因为消费需求仍然未见起色，因而销售情况不令人看好。
陈毅曾总结道：“1940年到1941年是华中大摩擦时期。敌寇采取放任政策，两不妨害。让顽、我扭打下去……形成四种力量并列，而两方苦打、两方观战的奇局。”[1]255曹甸战役(11.29～12.15)也属于此种类型。在各方反共军步步逼近，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则华中形势更加危险的背景下，1940年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电：“二十六日电悉，同意你们意见，惟不得进攻兴化。”[10]406针对叶挺、项英有“殃及池鱼”的顾虑，11月30日毛泽东等的答复如下：“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打开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17]60结果志在必得的曹甸久攻不下，只能不了了之。12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等：“苏北问题的解决，仍须执行以前战略，吸引韩德勤对我进攻而消灭之，或围攻其一点而消灭其增援部队，并以政治方式瓦解之。”[10]406
曹甸战役的影响不可小觑： (1)曹甸战役尽管没达到预期目的；但歼顽8000多人，我方损失2000多人，对顽主力是又一次重创，韩德勤部成了强弩之末，从此一蹶不振；曹甸战役后，我在华中地位已由敌、顽、我之第三位，取顽地位而代之进到第二位，打出了声威，促进了华中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2)盐城周边的军事部署更为严密。盐城南有新四军陈毅、粟裕部队，北有八路军黄克诚部队，都是中央极为倚重的两支部队。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已到苏北，现正连同黄克诚、陈毅各部集中整训，统一编制，俟一两个月后战斗力必大提高，然后以主力西进，对桂军施以教训，望示意白崇禧，如欲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师撤退。”[18]247-248同日，毛、朱、王致电胡陈、彭左、陈罗、叶项：“华中局面紧急，非组织机动突击兵团，不足应付大规模战斗。因此同意胡陈二十一日电，将苏北各部统一编为两个纵队。”[6]598盐城西则有顽军韩德勤部队，兴化成了敌伪进犯的缓冲地带。陈毅说：“估计敌伪进犯将以如皋为中心，此种可能最大。但彼必须占兴化后，始能向东台、盐城推进。”[1]116(3)毋庸讳言的是，由此及彼，引发连锁反应。因韩德勤毕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且是顾祝同唯一嫡系。1940年4月，中央就指出，如韩受我打击后，“顾有可能对我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的可能”。[8]196月24日刘少奇也报中央：“严重的是政治理由与统战问题，到苏北解决韩德勤可能在全国引起较严重的反响。”[8]37
1940年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致东南局、中原局，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6]603随着中原局管辖范围不断扩大，盐城的政治中心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经济工作开始启动。1940年11月27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并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指出：“对累进税率及税收机关手续很值得研究。我们经验，因我税收机关能力弱，一切税收及手续以照旧有规模办理为好。累进税率在原则上虽好，但实行麻烦，故暂时不实行为好。”根据地的税收，“一切以筹备军饷、不破坏我之政治影响及争取中间阶层、手续简单易办为原则。”12月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指示中，同意了刘少奇对税收办法的意见。[11]315
盐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1940年11月底，盐城县召开士绅座谈会，会上产生了县参议会筹备会，刘少奇、陈毅等到会并作了关于新四军北上抗日及八路军一部南下华中经过的报告。1941年元旦，盐城县参议会召开成立大会，刘少奇、陈毅到会讲话，阐述中共主张及目前形势。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11个常委。通过了改善民生、惩办贪污分子等法令。
此外，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盐城的其他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1)1940年11月底，创建抗大五分校。(2)1940年12月1日，创办中原局的机关报《江淮日报》。(3)1940年12月25日，创办鲁迅艺术学院。陈毅在《现在苏北应该做些什么》中总结：“我们创办了抗大、鲁迅艺术学院，我们正计划创办马列学院。我们刊行《江淮日报》《江淮杂志》《抗战周报》等。这些设施不管如何简陋，均是坚持苏北抗战的长期部署，我们做得很快，工作速度也快，我们相信收获也必然是指股间事。”[19]37
对原始信号进行小波变换后，可以获得许多低频信号分量和高频信号分量对应的分解系数[17]，假设某一分量的分解系数为c1,c2,…,cN，对分解系数进行如下式所示的计算，可获取对应分量的能量值。
综上所述，皖南事变前，盐城已一步步发展成为华中新四军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并做了长期抗战的周密布局和经营。当皖南事变后，中共宣布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放眼苏北乃至华中，盐城就成了唯一的必然的选择。刘少奇“在一年半之间，创造了华中根据地，挽救了项、袁所造成的危局”。[1]253黄克诚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结道：“党中央和毛主席1940年春的战略指示十分重要，十分正确；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坚决贯彻了中央指示；陈毅同志赞成和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20]71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共领导人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英明决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们不畏强敌、砥砺前行的执行力和行动力。重建军部在新四军军史及盐城地方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宇宇才9个月大，那天他要喝水，我也疏忽大意了，倒完开水随手就将热水瓶放在脚边，宇宇就这样扑上了热水瓶，结果他的整个大腿全烫伤了。已经住院半个月了，还需要继续治疗，估计还需要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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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ReasonsWhyYanchengBecametheCenterofMilitaryAdministrationinCentral-ChinaAnti-JapaneseBase
WANG Honghua
(Yancheng Museum, Yancheng Jiangsu 224001, China)
Abstract：Before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Yancheng step by step became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enter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Central China. After the incident, Yancheng naturally became the base for the New Fourth Army to rebuild its military headquarters. B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is historic move reflects the foresigh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the wisdom of strategic policies making in advance, and the power of execution and action of the quick-witted and unflinchi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the Eighth Route Army.
Keywords：Center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Central China New Fourth Army； Rebuild the New Fourth Army； Yancheng
中图分类号：K2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2-0001-06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902001
收稿日期：2018-12-26
作者简介：王红花(1971— ),女，江苏盐城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与地方史。
(责任编辑：陆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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