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当代年轻人的房价认知和购房逻辑进行考察发现：年轻人对就业城市房价高低的感知并非基于该城市本身的房价收入比，而是基于他们所选择的参照城市以及原生家庭的支付能力。年轻人倾向于根据父母的支付能力选择相应的城市落脚，从而在购房成本和工作机会中取得一种平衡，而影响房价收入比的制度性因素被排除在思考之外。
关键词：购房决策；个体化；房价认知；购房心理
十余年前，深圳市民邹涛关注到深圳商品房价格的惊人涨势：“2006年1至2月，深圳商品住宅价格相比前两个月上涨了2.05%，每平方米均价达到8 032元。”①他细细地算了一笔账，认为在深圳买房的负债收入比将超出国际合理标准的上限。当年4月26日，邹涛发布一封致全体市民公开信，号召广大市民团结起来，三年之内不要买房，即所谓“不买房行动”。
时过境未迁,大城市的房价涨幅依然惊人，甚至尤胜当年。以深圳为例，2016年7月的均价大约是2014年7月均价的1.8倍，涨幅超过2万元/平米。②不仅深圳，很多城市在2016年前后的房价涨势都很惊人，南京的房价涨幅甚至导致了政府“限价令”。售楼处沙盘中满满的“售磬”，地方政府试图推进的购租并举，也都在诉说着购房市场的火爆和房价的日益不可企及。虽然如此，“不买房行动”却似乎早已销声匿迹，如今的年轻人几乎都表示没听说过这场运动。
学术界对于年轻人的房价感知和购房逻辑少有研究。国内现有的关于住房消费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住房消费背景的住房制度改革[1-2]，二是作为住房消费结果的住房不平等[3-5]。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及其后果具有启发，但多停留在宏观分析，较少对消费主体即购房者给予重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文献关于住房消费的研究可谓微观具体，主要有四种视角：生命周期视角、生活方式视角、社会心理视角和经济理性视角。生命周期视角主要考察的是结婚、生育、小孩离巢等对购房行为产生的影响[6-7]；生活方式视角主要考察住房功能和文化传统等对住房消费的影响，此视角也通常会讨论住房消费的阶层化及住房区隔[8-9]；社会心理视角更强调性别、情感等因素的作用，主要关注家庭成员对房子的理解、房产中介的讲故事能力等如何影响购房决策[10]；经济理性视角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通货膨胀、贷款利率水平、住房价格是影响住房消费的重要因素[11]。这些视角能为理解中国人的购房决策带来启发，但解释起来又显得力有不逮。王宁和张扬波的研究[12]曾暗示过中国人购房逻辑中的本土性，但他们对这种本土性只是一笔带过未深入分析。本研究试图对当代年轻人如何感知房价、如何理解和应对房价上涨进行探索，并对这些回答进行社会学思考。
解析 (Ⅰ)D(1，3).(Ⅱ)①由“HL”可证得两个三角形全等；②由△ADB≌△AOB，得∠OAB=∠DAB.由BC∥OA，得∠OAB=∠ABC.所以∠ABC=∠DAB，所以BH=AH.设BH=x，则AH=x，CH=5-x.在Rt△AHC中，由勾股定理，得x2=32+(5-x)2.解得因此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曾经或正在南京上学的“985”高校的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区域之所以选择南京，是因为在4个直辖市和23个省会城市中，2010年至今南京的GDP通常排在第10位左右，而房价却在第5位上下。2016年南京房价涨势更凶猛，“国家统计局2016年8月18日公布数据显示南京房价连续17个月上涨，7月份环比上涨3.6%，仍居全国第3”③。因此，在南京能感知到较大的房价涨幅和购房压力，2016年的情况颇为典型。选择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理论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能对诸多现象有更多反思，其认识和行动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能让我们管窥未来社会中坚的想法和态度。
5.分类施策落实改革任务。针对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10月中旬召开了省长专题会议进行专题研究，确定完成时限，实行“台账式”“清单式”管理，并建立周报告、旬碰头会商制度。从10月15日起，山西省推进农垦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坚持实行每周一报告制度，省推进农垦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召集相关单位进行旬碰头，会商中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逐项研究，逐项解决，逐项落实。
本研究采用的是目的性抽样，17位受访者都是即将毕业或工作1年左右、且已购房或明确一年内购房的研究生。在选取典型且能提供丰富资料的个案过程中，考虑到了性别、来自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留在南京等因素可能导致的差异。其中3个受访者是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找到的。
WF：我认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觉得，谁让你的祖先不努力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买不起房要么是你自己不努力，要么是你的祖先不努力。这能怪谁呢？要么改变自己，你不要抱怨。去戳破房地产泡沫干嘛呢，受危害的最终还是自己。一般买不起房子的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种经济动荡影响最大的还是他自己。
SM：我一直觉得南京房价不高，工薪家庭基本上都有实力在南京买一套房子。南京的房价并没有高到让人只关注房租而不关注房价。
为了控制电路的设计,将三相静止坐标系中PWM整流器模型应用PARK变换得到在d-q坐标系中的表达式[4]:
二、研究发现
本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呈现研究发现，即参照对象如何影响到房价认知，购房逻辑中如何体现出独生子女效应和财富列车隐喻，对“不买房行动”的态度如何受到精英主义和发展主义影响。
(一)参照对象与房价认知
在衡量房价高低时，学术界通常用房价收入比、租售比、房地产市值与GDP之比等指标来判断房价是否合理。而在日常生活中，房价的高低是非常具体的，个人对房价高低的衡量与是否买得起直接相关，这里的支付能力不仅包括个人的支付能力，更多的是父母的支付能力及对身边人支付能力的感知。
S：你以后有打算定居在杭州吗？
当房子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符号时，便具有了比较的意义。在子女看来，“一毕业买这么大的房子”并不合适，而在家长看来，重要的并不是够不够住，住起来是否舒适，而是“不要被人给比下去”，家长所关注的，是“别人家小孩”住着怎样的房子，“别人家”给子女置办了怎样的房产。子女住房的比拼，成为了家长财富的比拼。与WF一样，XF也并非独生子女，但是她已经明确要求父母帮自己支付房子首付，原因是“家里已经帮我弟买了，但是你不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就一点不管吧，他们自己也觉得应该给我付个首付，我的亲戚们，只有一个女孩的，都帮孩子买了”。可见，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们也面临比拼压力，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比拼的游戏。
S：你觉得南京的房价高吗？
因此，为了促进达成专业目标，环境影响评价课程不管是课程内容设置，还是课程教学，都紧紧围绕建筑类高校环境工程专业培养目标开展。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尽量全面涵盖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导则、技术方法和案例分析的内容，同时结合建筑类高校人才培养的需求和特点，增加建筑类和市政类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方法。在课程教学方面，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课内讲授的同时，组织学生参观和详细了解建筑房地产和市政工程项目的产污环节、环保设施和管理措施等，深化对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WF对杭州房价高低的感知似乎与杭州毫无关系，而是与之前的实习地工作地上海紧密相关。即便在她到达杭州之后，发现杭州的房价跟她当时在上海所待区域的房价差不多，她也丝毫未觉得杭州的房价高，更没有去想为何杭州的房价直逼上海，这一切似乎很自然。父母的观念更加直白，上海房价无法承受，而杭州房价能承受，这表现出对房价的感知与自己承受能力的关联。WF也丝毫未提及自己的收入，而是父母“承诺”、父母“觉得应该”给她买套房子。SM的回答看起来不一样，实际上异曲同工，虽然南京的房价与父母所在的苏北县城相比贵很多，但他并不觉得贵，只因为他发现自己身边的工薪家庭都有在南京购房的实力，当然，这里的实力主体依然不是自己，而是家庭实力。
S：曾听你说以后可能留在南京，觉得南京房价怎么样？
XF：这要看对比哪个城市，要是把南京和我家乡作比较的话，那南京房价肯定高。但是我大学(本科)是在北京读的，读书时期觉得北京房价高得离谱，后来到南京，对比南京和北京的房价，就感觉南京房价还能接受。
与WF的回答相似，XF也将北京作为参照对象来感知南京的房价。即便觉得杭州或者南京的房价高，但跟上海、北京一比就立刻变得可以接受了。至于北京为什么会“高得离谱”，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因为自己不会在那里生活。离开了北京和上海之后，这两座城市便成了作为参照对象的心理存在。
不管参照对象是北京、上海还是家乡，在最终选择工作城市时都倾向于在购房成本和工作机会之间作一个平衡，由于家庭支付能力的不同，平衡点也就变得不同。进一步也好，退一步也罢，只要有进退空间存在，便有办法“独善其身”，而对进退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似乎并不关心，而是将这种进退完全视为一种个人或家庭的选择。
(二)独生子女效应、财富列车隐喻与购房逻辑
如前所述，父母的支付能力在购房方面对于化解个人与市场之张力起着重要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王宁和张扬波的研究[12]。而独生子女政策在其中起着强化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几乎全部投入，也体现在家长面临强大的同辈压力。
S：父母在买房决策上是否也受到亲戚的影响？
对比酶联免疫法与胶体金法检测假阳性率，18例阳性标本经市艾滋病确诊实验室确认后，17例为HIV感染者，酶联免疫法检测假阳性率为0%，胶体金法检测假阳性率为5.56%。通过比对可以看出 酶联免疫法准确性相对更高，胶体金法敏感性更好。
WF：会受影响。那天我爸告诉我，给我买了138平米的房子。我就告诉他，没有人一毕业就买这么大的房子。我爸让我不要听我哥(笔者注：WF堂哥)他们的，他们都住的是别墅，我们不能太寒酸。
WF：有。我之所以从上海回到杭州，就是因为上海的房价太贵了，我爸妈买不起上海的房子，他们觉得在杭州可以帮我买房子。我爸妈一直都觉得应该给我买套房子，但是他们承受不起上海的房价，我也承受不起。
不仅家庭之间的比拼为“毕业即买房”“未毕业即买房”提供了氛围，婚姻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购房进程。XF所言的“法律上讲，这属于婚前财产”提示我们，婚姻法对婚前财产的界定在“鼓励着”女性婚前买房，尽管这可能并非婚姻法的本意。婚姻的不确定性，让女性对确定性财富的追求更加明显。此外，购房政策的变动、货币的贬值、阶层流动的固化所引发的焦虑和担忧，让“抢着上车”成为“明智之举”。
S：XJ计划买房这件事是否也影响到你？
WF：有影响。杭州的房价涨得太快，我看到这些信息就会压力很大，就想要买房。大家聊的话题也都是房子。以前在杭州的朋友也都买房了，我就一直有一种要买不起房子的感觉。我总觉得，怎么房价涨这么快呢，老觉得大家都在炒房，我就快要买不起了。我担心万一杭州和上海一样，也不让外地人买房了，那我就更惨了。
S：你不买房会怎么样？
WF：我不在杭州买房也会在老家买房。以前我爸妈都是将钱存银行定期，挺笨的，我不会将钱存在银行，因为银行存款利息低，不保值，而我们全家都不炒股，也不懂得投资，爸妈连余额宝都不相信。我把钱用来买房，不让钱待在银行，是拯救爸妈的钱。
(4)K+Na/Al:1～3质量及分子0.71,0.67,0.65；4～6质量及分子0.58,0.53,0.66；7～8质量及分子0.72,0.86；
不仅房价涨得快让人焦虑，房价跌也并非不可能，买了房，还贷压力大会影响生活质量让人糟心，但是没买房的话，整天处在不确定状况更让人糟心(对XF的访谈)可谓道出了大家的心声。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指房价未来是涨是跌，还包括购房政策的时时变动。“万一什么时候杭州和上海一样也不让外地人买房子了,那我就更惨了”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限购限贷政策实时落地执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逻辑让人充满焦虑，不知道机会的大门敞开到什么时候，因为这扇大门随时可能关闭。这种不确定性驱使着人们“抢着上车”，晚一步不仅可能买不起，而且可能连买房资格都会失去。大门的开关不停地划分一波又一波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也加剧了代际和人群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屡屡变动的结果，是让人无奈地意识到“抢着上车”的重要性。
“不能让钱在银行里待着”“这种大势让他们财富暴增”(对CM的访谈)，对财富相对缩水的担忧也让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挤上财富保值增值的列车：
CM：其实啊，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一个同学，他住我家对门……他爸经常让我爸带他去南京看房，因为我爸在南京有好多同学，然后我爸也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儿。我同学的爸爸就自己去苏州买了房子，结果赶上苏州房价暴涨，他一万八买入，现在涨到三万多。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跟我妈吵了一架……我说我同学什么都不干，他爸妈帮他买了一个高升值的房子；我每天腿跑断了，你们让我自己看，我看好了你们也不买，或者说你也不来看。而且楼市每天都在变化，你在去年看好的房子现在不一定有，今天看好的房子明天不一定有。我发了脾气之后，我妈就跟我爸说了，他不来看房的话，那就不用再管买房这事了，我妈自己来帮我买。我们当时定下来，一周之内必须买一个房子，不管在哪里，先买再说。
……
S：你租过房吗？
结论：C、D泊位靠泊5000DWT油船时，A、B泊位可靠泊2000DWT及以下吨级杂货船，5000DWT及3000DWT杂货船不能在A、B泊位进行靠泊作业。
CM：我是觉得在上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的财富差异可以在几年间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在现在要困难一些，如果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红利。尤其错过了2000年到2010年，可能会有固化的可能。
CM的访谈也回应了家庭比拼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抢着上车”的意识。财富列车的隐喻正是透露出“车开走了便不再回来，而下一班不知会不会到来也不知何时到来”的急迫和焦虑。这种焦虑和恐慌不是因为一直的“落后”，反而是因为曾经的“领先”。CM直言，“很多上名校的人，因为选择错了专业而导致落后于别人。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落差，让这些从小就走在别人前面的这帮人，一定要开始寻求另外一种东西，必须在其它方面再赶上别人”。“领先”似乎只有在物质财富的层面才能显现出意义。
本次在渠道两侧设压顶板，压顶板为现浇混凝土板，规格30cm×6cm×98cm，混凝土采用C20普通硅酸盐混凝土；施工时将压顶板嵌入渠堤顶，与堤顶在同一平面上。每两块板间设1道缝，缝宽2cm，用M15砂浆填缝。
(三)对可替代方案的排除
对受访者来说，买房是天经地义的事，追问为什么买房才是一件奇怪的事。“不买房住哪儿”成为直觉式反问。这种直觉式反问的背后，是对与父母同住的默认排除，是对租房的默认排斥，即对“不买房行动”的反对。
在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时期，除非生在大城市、长在大城市，毕业之后能与父母在同一个城市实属不易。即便能够回家乡工作或计划回家乡工作，与父母同住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S：家里那么多房子，有没有考虑过回去工作呢？
WF：我回YX干嘛啊？被爸妈关在笼子里，我做什么他们都知道。
WF家有好几套住房，回家乡工作本大可不必买房，但因不想回去被“关在笼子里”，坚定地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摆脱父母控制的渴望十分明显，但这种渴望是不能明说的，需要借助打拼和奋斗的旗帜。
当问及是否考虑租房，受访者表现出一种直接而坚定的拒绝，如同亲历过租房生活，谈起租房的不便，有滔滔不绝之感。
S：你刚刚说的更替是？
DF：我虽然没有租过房，但我见过别人租的房……我去别人的出租房看到，房间只放得下一张床，房间是封闭式的，衣服都只能晾在里面；厨房是公用的，别人家用完了才能用。我看到这些冲击很大，不敢想象那个地方是不是人住的，非常震撼。2011年的时候去厦门，当时和表姐住在一起，一个房间住两三个人，客厅也特别小，我当时就觉得，租房子太悲催了。
由于铸件结构较复杂，生产工艺参数若把握不精确，会造成铸件表面缺陷较多，主要出现浇注不足、裂纹和变形等缺陷．缺陷主要出现在铸件加强筋处，通过切取铸件缺陷易产生的同一部位本体试样，来研究工艺参数对其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XF：我觉得租房带给我的心理压力挺大的，一是我每月要付租金，二是这房子不是我的，万一我把人家的房子给弄坏了怎么办，万一吵到邻居了，反正我会有很大的压力。买房子的话，虽然每月也要还贷，但因为那是自己的房子，就有一种归属感，为了自己的东西，我肯定要努力一点，辛苦一点也无所谓。若是为了别人的东西去努力一点，我觉得好累。
贵州水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汪家寨选煤厂于1970年9月建成投产，原设计原煤入选能力1.5 Mt/a。经过多次技术改造，2002年改为原煤无压给料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煤泥浮选的联合工艺流程，生产能力达到2.4 Mt/a，主要入选汪家寨煤矿和那罗寨煤矿原煤，产品为炼焦精煤和洗混煤，主要供钢厂、焦化、化工及发电等大型企业。
即使自己没租过房，谈起见证过的租房经历也煞是有种要避而远之的感觉，“冲击”“震撼”“悲催”等一系列表达似乎可让人身临其境。即便租住房子的条件比较好，也不能期望租房可以取代买房。
更有意思的是，让子女租房会被认为是家长不负责的表现。
S：这个事情会影响到你女朋友买房子的意愿吗？
SM：我看到那个租的房子我都很难受。再怎么讲，她爸是医生，她妈是电力系统的，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女儿，却要住在这么破烂的房子里面。一方面是面子挂不住；另一方面是家长真的舍得孩子住这么破烂的房子吗？如果家长真的没有经济实力那不谈，但若有这个实力，你受得了这个吗？所以我对她爸妈其实有点看法，觉得他们并没有为小孩考虑很多。
在SM看来，让唯一的女儿租房子住，家长实在是残忍，不能接受。这里体现出来的义正言辞和天经地义意味深长。家长对子女“为之思虑深远”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子女对脱离父母独自在外奋斗的渴望，是建立在父母能支持甚至安排好在外奋斗的条件上的。
不接受与父母同住，也不能接受或不能接受长期租房，那对曾经的“不买房行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最突出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进化论和精英主义；另一种是发展主义，包括经济发展主义和城市发展主义。
S：曾经有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三年不买房，你怎么看？
WF：(三年不买房)太傻了。房地产是一条产业链，房价降下来，就意味着你要失业啦。你把这个泡沫给捅破了，那并不是一件什么好的事情，房子卖不出去，造成钢铁过剩，钢铁业的失业了，那后面钢筋水泥也得失业了。我就这么说，这么人为地把房产泡沫戳破，后果不堪设想。
几何要素与T-Map的映射关系如图1所示，几何要素的变动形成公差域，公差域对几何要素具有约束作用，几何要素映射成En中的点，几何要素变动映射成En中的点集，该点集所形成的T-Map表示公差域中特征几何要素所有可能的变动。图2所示为几何要素与T-Map的映射方法。
S：问题是有些人一辈子也攒不了这么多钱去买房。
半结构式访谈是本研究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其中15位通过面对面访谈，另外2位通过微信视频访谈，访谈是在2016年7月和8月陆续进行的，每次访谈时间为1小时左右。对访谈录音进行逐字整理和分析过程中，对部分访谈对象进行了补充访谈，为保护受访者权益，文中均隐去受访者真实姓名，以字母代替。访谈主要围绕三个子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看待所处城市的房价；二是为何刚毕业就买房或还没毕业就买房；三是如何将其他可替代方案排除，如与父母同住、租房等，及如何看待“不买房行动”。
这段话里形容词的“动静”都比较大，“傻”“后果不堪设想”表达了访谈对象强烈的不支持、不理解的心情和态度。戳破泡沫然后失业的日子只会比现在更惨，如果父辈祖辈没有积累，想要买房就应该自己更努力得工作。这种“适者生存”的论调把社会的不公和经济阶层的不平等简单粗暴地直接转化为个人努力和家庭努力上存在的差异。“语重心长”的教化式话语透露出阶层出身和努力程度决定了一切的适者生存论和精英主义思想。
DF：我还是觉得(三年不买房)只是暂时性的、缓解性的。你看现在有多少女生能接受男生没车没房，要是三年不买房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不买房的话，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你如果不买房的话，就没有这个需求啊，城市扩建会放缓一些，那城市发展就会缓慢一点。
XF：房价万一反弹怎么办？大家几年不去买房，万一到时候一窝蜂去买，价格还是会反弹上去的。中国的经济现在主要就是靠房地产，房价下跌之后，中国经济怎么办？若硬性打压后，需求是减少了，但是供给也会减少啊。
在话语中反复提及的“城市扩建放缓”“城市发展就会缓慢一点”“中国经济怎么办”等担忧更吸引我们注意。这种担忧正是反映着张玉林所言的“城市信仰”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至高无上性，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俨然“成了宗教，是压倒其他一切道理的‘硬道理’”[13]，这种“硬道理”内化在了受访者的观念中。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追问知识青年如何感知房价、如何看待租房等替代方案及为何急切地买房，试图对年轻人的房价认知和购房逻辑进行探索。研究表明，年轻人对房价高低的感知与某座城市本身似乎并没多少关系，而是与上海、北京房价多高有关。对他们来说，土地制度是否合理、与收入水平是否匹配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在成本与资源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同时，资源分布是否合理也并没有遭到质疑和反思，这种进退完全被视为一种个人或家庭的选择。家长对子女的支持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尽管子女们希望有自己的居住空间，不希望受到父母控制，但在经济上和资源上却十分依赖父母。独生子女政策在其中也起着强化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父母对子女全部心血的倾注，还体现在父母会迫于强大的同辈压力而加入住房这种地位符号的比拼队伍。家庭/父母的支付能力成为房价能否接受的重要衡量标准，成为个人与市场、国家矛盾的“替罪羊”。
对“不买房行动”所发表的精英主义论调和发展主义论调，将社会的不公和经济阶层的不平等简单粗暴地直接归因于个人和家庭努力上存在的差异，将城市发展、经济发展视为压倒一切的“硬道理”。游戏规则的不合理没有成为质疑的对象，反而成为可利用的工具。尽管机会的大门随时打开、随时关闭让人焦虑让人担忧，但受到质疑的不是谁在开门关门，谁有权力开门关门，而是试图“抢着上车”，争取踏上财富的列车成为既得利益者。
正如华尔德所揭示的“新传统主义”那样，只不过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在这一时期变成了另一波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是机会的大门不断地开和关所导致的，利益受损者对制度不合理的敌意也化成了对既得利益者的嫉妒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受损者或担心利益受损的人们便急迫地要“找关系”，开始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规则来进行应对。这样之后，便应了华氏所言——人们“无论从行动上还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上都脱离政治领域，在驯服的表象下用个人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张由个人忠诚、相互关照、物质利益组成的复杂的大网，在社会中导致了长期稳定的对政权的默认与积极合作”[14]279。汪和建曾撰文指出，华尔德所谓的中国单位组织中“新传统主义”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中国人所特有的自我行动的逻辑基础之上的。[15]305-327这里的“自我”与西方的个人非常不同。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并非具体的利己的东西，而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这个“个人”也是另一个“个人”，是一个团体格局。那种个人利益是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会为了一个公共的目标团聚起来，也往往能推进一个好的制度的建构。而中国的“自我主义”是以“己”为中心的，其推崇的处世哲学是“独善其身”与“明哲保身”。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不是“个体化”[16]326-382，而是自我化。
开展全域旅游的地理基础是拥有足够的地域尺度和资源丰度。山西沿黄地区共包括19个县（市），涉及国土面积28675平方千米，地域宽广，地貌类型多样，峡谷、高原、山地、平原交相辉映，景点众多（见表1），拥有拓展养生休闲、体育探险等旅游产品的资源基础。山西沿黄地区还富集人文旅游资源，如表1所示，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俗风情[11]、工农业等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特色鲜明且地域组合多样。
尽管本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时有意识地考虑到性别、阶层等因素，但是在所收集的访谈材料中，除了男生表现出更强烈地踏上财富列车的渴望之外，总体上说，性别、阶层因素所致的房价认知和购房逻辑方面的差异表现得并不明显。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毕业即买房”“未毕业即买房”的这些 “985”高校研究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具有较强的上进心；二是即便受访对象来自中部地区，其家庭也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同时，较好的教育背景也让他们对未来收入有较好预期。本文没有将无法从家庭获得任何购房资金支持的知识青年纳入访谈，无法断定他们的房价认知是否会与本研究的发现有所不同。
注释：
①“深圳市民邹涛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博客日期为2016年5月8日。详见http://blog.itpub.net/226700/viewspace-833448/。这是目前能找到的较为完整的版本。陈善哲于2006年5月10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第001版的“不买房运动：一场平民与高房价的堂吉诃德式战争”报道可作为辅证。
②资料来源：房天下·百城样本指数，其监测样本包括商品住宅、别墅、保障性住房，样本价格为项目实际价格。详见http://fdc.fang.com/index/BaiChengIndex.html。
③中国新闻网：“南京房价‘17连涨’ 涨幅回落 ‘紧箍咒’新政显效仍需时间”，2016年8月18日，详见http://news.sina.com.cn/o/2016-08-18/doc-ifxvctcc7961469.shtml。
教师总结：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思考的途径，能得到结论说明有它的合理性，至于大家关心的是否严谨，回去请大家继续思考．不过，把α2=90° +α1变形为α2-α1=90° 让我们思路开阔了，这也是一种常用的变形，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找到一种你认为“严谨”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陈钊，陈杰，刘晓峰.安得广厦千万间：中国城镇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世界经济文汇, 2008(1):43-54.
[2]李强，王美琴.住房体制改革与基于财产的社会分层秩序之建立[J].学术界, 2009(4):25-33.
[3]边燕杰.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5(3):82-98.
[4]胡蓉.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J]. 社会, 2012(1):126-151.
[5]方长春.体制分割与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差异[J]. 社会, 2014(3):92-116.
[6]CLARK W A V，HUANG Y. The life course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British housing market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35(2):323-339.
[7]HANSEN K.Moving house for education in the pre-school years[J].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4,40(3): 483-500.
[8]THORKILD A.Residential choice from a lifestyle persperctive[J].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06,23(2):109-130.
[9]LIA K.Housing as a way of life: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middle-class families’ preference for an 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J].Housing Studies, 2007,22(1):83-98.
[10]LEVY D,MURPHY L,LEE C K C.Influences and emotions: exploring family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when buying a house[J].Housing Studies,2008, 23(2):271-289.
[11]ATTANASIO O P, et al.Modelling the demand for housing over the life circle[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12,15(1):1-18.
[12]王宁，张扬波.住房获得与融资方式[J].广东社会科学, 2008(1):164-170.
[13]张玉林.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J].社会科学, 2013(10):71-75.
[14]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M].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15]汪和建.自我行动的逻辑：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6]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FamilyasIntermediary:YoungPeople’sCognitionofHousePriceandLogicofHousePurchase
SHI Yini1, JIN Yujie2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Hohai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8,China;2.LukouSub-DistrictOffice,Nanjing,Jiangsu211156,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housing price perception and house-purchasing logic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reveals that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housing price is not based on the price-to-income ratio, but on the affordability of the reference cities they choose and their original families. Young people tend to choose the counterpart city based on their parents’ ability to pay, thus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home purchase costs and job opportunities. Meanwhile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ice-to-income ratio are excluded from house-buyers’ thinking.
Keywords： House-buying decision; individualization; perception of housing price; house-purchasing psychology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9)09-0001-08
收稿日期：2019-03-24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B18020082)
作者简介：施旖旎(1991-)，女，湖南湘潭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和住房消费研究；金玉洁(1993-)，女，江苏南京人，硕士,主要从事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许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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