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莉莉:“微笑抑郁”型青年的自我认同问题研究论文

曹莉莉:“微笑抑郁”型青年的自我认同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微笑抑郁”型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带有典型的表演特征。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表演分为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在前台,“微笑抑郁”型青年呈现给观众的是“乐观”与“幸福”的完美主义印象;在后台,他们却承受着自卑、消极与焦虑的抑郁情绪。生命内在的“乌托邦”精神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格魅力资本化的双重作用,驱使着“微笑抑郁”型青年穿上完美主义“性格盔甲”进行表演,内隐青年自我认同的危机。从存在论意义审视,“微笑抑郁”型青年的自我认同危机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危机。克服“微笑抑郁”,应去除生命存在的被“遮蔽”状态,回归生命的本真性。

关键词:微笑抑郁; “乌托邦”精神; 性格盔甲; 人格魅力资本化

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承载着民族复兴与国家振兴的责任与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青年身心健康发展问题,习近平同志也在众多场合发表和阐述过其关于青年及青年身心健康发展的讲话。然而,在青年的生命历程中,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阻碍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常见精神疾患。相较于其他群体抑郁症的表现形式,青年群体抑郁症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微笑抑郁”。这是一群“隐形”的抑郁症患者,难以被周围人群所感知和发现,更易于被社会所忽略。有人将其形容为“看不见的伤痕”“默不作声的崩溃”。

什么是“三等女”?是指工作和家务的机会要求与伴侣“平等”,年收入与伴侣相比较“对等”,身高、年龄与伴侣条件相当或“同等”的新女性。

一、青年“微笑抑郁”: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中国留学生刘某某于2017年2月12日因抑郁症在宿舍自杀。在Facebook个人主页上,她的每一张照片都笑得十分灿烂。在家人和好友的印象里,她是个阳光活泼、成绩优异、社交广泛、爱好众多的女孩。刘某某的这种日常心理和行为现象被称之为“微笑抑郁”。这是一种用“阳光”“开朗”的外表掩盖抑郁症病情以获取社会与他人积极价值认同的情感反映模式和心理防御机制。“微笑予人、烦苦伤己”是“微笑抑郁”精神心理状况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给予他人的印象是开朗、热情、乐观和自信,甚至具有极高的幽默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抑郁情绪的折磨,内心深处弥散着痛苦与挣扎。内在情感样态与外在行为表现的矛盾与冲突,使“微笑抑郁”型青年的日常人际互动行为模式呈现出鲜明的表演特性。

在会展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仓山区局着眼长效监管,制定《展会管理办法》,紧盯展前、展中、展后“三个环节”,构建场内监管、应急处置、部门联动“三大机制”,先后护航“518”、海丝电影节等72场展会和重大活动,促进了仓山区会展业市场监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微笑抑郁”型青年在公众场合与他人进行人际互动时,本能地希望将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示出来,竭力掩盖那些与完美主义人格不相协调的抑郁情绪。为了向他人有意表达完美主义印象,往往试图通过调整面部表情、言谈举止等外在行为来定义一种情景,以便影响和控制他人对自我的印象。这种具有目的性的操控行为,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之称作“表演”。“表演”分为“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前台”是表演的中心地带,指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或观众定义情景的那一部分区域。那些被强调的事实往往出现在这一区域。为了使表演达到预期的效果,“微笑抑郁”型青年往往会谨小慎微地使用一些防卫性措施进行前台印象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控制“前台区域”的关键部分,如面部表情、举止、言谈方式等。“微笑”这一面部表情便成为理想的舞台道具——面具。当“微笑抑郁”型青年选择戴上具有“乐观”“开朗”“幸福”等象征意义的“微笑”面具,去呈献他们有意表达的符合他人与社会所期望的角色时,无论真实的表情是欢欣抑或痛苦,他们就不仅仅是在生活,而且是在进行一场表演。他们将自己裹挟在完美主义角色的斗篷之中,幽默风趣地与他人侃侃而谈,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幸福”的。

从现实层面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格魅力的资本化形塑着青年完美主义人格。现代青年人成长于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开放、从同质向异质急剧转型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世俗化的浪潮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把人从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个人对社会群体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把人置于一种以货币为核心纽带的个体对物的依赖关系,人格魅力的资本特殊性得以彰显。人格魅力已经不仅仅是指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所具有的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而是呈现出资本化的趋势:一方面,它直接作为个人获得物质财富与个人成功的重要资本,个体可以通过潜在的、无形的人格魅力资本换取社会和他人的认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它已经被作为资本化的消费符号,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特别是在发展节奏快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青年人喜欢幻想遥远的未来,同时又急于求成,由此催生了诸如“出名趁早”“赚钱趁早”“结婚趁早”“成功趁早”等“急功近利”的特殊心理。这种急于追求世俗价值与成功的心态促使青年人有意识地运用人格魅力的力量,试图塑造一种完美主义人格形象,以为自己获得更快速的世俗成功积累人格魅力资本。

当“微笑抑郁”型青年用“微笑”或积极的表现掩藏抑郁情绪时,“微笑”不再是内心喜悦的自然流露,而沦为了一种表达抑制。这种表达抑制只是用“微笑”面具将抑郁情绪巧妙地掩藏起来,抑郁情绪却并没有远离,只会让他们承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抑郁压力。每一场“表演”都让他们处于真实与虚幻、现实与理想、残缺与完美的矛盾与纠结之中,备受煎熬。强颜欢笑终将难以维持,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产生自杀意念甚至付诸行动,以放弃生命结束痛苦,这是“微笑抑郁”型青年人生表演崩溃最严重的后果。

二、青年“微笑抑郁”:完美主义人格面具之下的自我认同危机

第二,控制好平台的水平度也是滑模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的一项关键内容。这主要因为,操作平台如果倾斜,将会墩台出现扭转,平台滑升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为了避免操作平台出现倾斜,要合理堆放材料,材料要保持均匀,各地点堆放的材料的重量应当保持一致。施工期间,利用水平仪观察千斤顶高度差的具体情况,并且做好相应的记录。在该过程中,需要相关人员注意的是,在同一水平面的千斤顶,高度差不得超过2cm,而这对相邻的千斤顶来说,则应当将高度差控制在1cm以内,避免对工程施工造成不良影响。

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认为,在人的生存结构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类存在意识”,即以批判和超越为本质特征的“乌托邦”精神,它使人成为真正的自觉的希望主体,创造性地展开自己的历史。在今天,“乌托邦”精神就“现存于青年人之中,他们为构筑另一个世界,为改变生活而斗争。乌托邦不是一个神话,相反……它就表明是一种客观而现实的可能性”[1]。在自我意识日益突出的个体化时代,一如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认为的,只要是思想富于想象力的人,都会在青春期经历一个充满激情与幻想的自我感觉阶段,拥有实现自我的报负与雄心。

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意识与世俗主义的经济价值共同驱使着青年人追求完美主义人格,而对不完美则表现出恐惧与羞耻。而当自我的内心本能欲求与外在世界的要求不一致时,青年便选择戴上“微笑面具”进行表演。这种面对外部世界压力与威胁时的自我保护机制和心理防御机制,犹如存在于性格结构中的一种非常坚固的“性格盔甲”,它让青年人似乎感觉更强大、更安全,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质疑,呈献他们有意向他人表达的符合他人与社会期待的完美表演,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青年人的焦虑情绪,但是却是以压抑自我内心的真实需求以满足外部世界要求为代价。外在行为追求完美表现,内在情感却忍受着抑郁情绪的巨大压力,“性格盔甲”可以说既是一种保护壳,也是一种“非现实感”,对抑郁情绪的压抑和控制作用却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只是在持续不断地表演,身体表现为一个被自我在幕后操控的客体或工具。自我认知与个体的具体表现之离析造成自我的严重错位,产生“虚假的自我”。绝大多数观众都全神贯注于其身体,而且认为自己就是身体和自我的统一体。当此种分离作为人格不需要的特征出现时,便会对自我认同造成直接的冲击。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自我认同并非是每个个体都拥有的一种特质,它是个体在对自我的生命活动进行反身性理解的过程中被创造和维持的某种特质。换言之,自我认同是在追问“我是谁”中发现和肯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如若个体在反思性活动中能够形成一种连续且稳定的自我观念,则保持对自我正直品行的信任;反之,则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微笑抑郁”型青年对完美主义的追求以及对不完美的恐惧与羞耻感,使自我丧失了对自我身份认同所体现的正直品行和价值的本体安全感与信任,体验不到自我是同一的、连续的、完整的。外在行为追求完美表现,内在情感却忍受着抑郁情绪的巨大压力。“性格盔甲” 既是一种保护壳,也是一种“非现实感”,实际上是“微笑抑郁”型青年对他物或他者的真实感本身的丧失,不能对自我身份认同之同一性和连续性保持一种清晰的认知。由于与客观世界之建构性相关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不清,逐渐增加的抑郁情绪便会威胁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知,引发青年自我认同危机。

表演性只是“微笑抑郁”的外在表征,在这一表征背后隐藏的却是完美主义的人生追求与抑郁情绪在个体内部不断冲突与撕裂所导致的青年自我认同危机。

“后台区域”属于个人私密的、人性本真的自留地,那些被掩盖的事实会在这里凸现。在“后台区域”,表演者可以摘下面具放松一下,甚至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微笑抑郁”型青年离开表演舞台的“前台区域”即公共场合,卸掉与别人面对面互动时的“微笑”面具时,便含着眼泪跌跌撞撞退回到表演舞台的“后台区域”独处。在很多情况下,“微笑抑郁”型青年似乎把仅有的热情和兴致全部奉献给了观看表演的观众,一旦回到“放松”的“后台区域”,迷茫、焦虑、抑郁等与完美主义形象不相吻合的“出格”情绪开始充斥着内心。“乐观”“开朗”“幸福”的“微笑”面具之下隐藏的却是生命的痛苦、焦虑、疲惫和绝望。每次离开“后台区域”进入观众可见的“前台区域”,“微笑抑郁”型青年都感觉像是进行一场比死亡还可怕的战斗,永远不可能获胜,却也一直停不下来。

埃里克森的人格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提出,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青年期是一个更具自我意识的时期,青年人逐渐走出家庭,走向一个更大的单元——社会,自我意识逐渐从模糊、混沌走向明晰、分化,不断地反思和发现“自我”,不仅开始思考和评价“自我”的现时特征,而且开始思索人生的未来,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由于未来成人角色尚未确定,青年个体往往把超越现实存在,甚至有时是超越了自身生存空间的信仰和观念作为自我追寻的目标,努力地寻找完美而又理想的“乌托邦”生活模式,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有分量或有内容。可以说,几乎每一个青年人心目中都天然地具有一种“既超越现实、又打破现行秩序束缚”的“乌托邦”情结,也即是“一种不断超越现存状态,追求更美好生活样态的精神,一种立足于可感现实并不断超越当下境况的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追求,一种‘相信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信念’”[2]。个体生命内在的理想层面上的“乌托邦”热情体现着青年一代对完美主义人生的向往与追求,为青年人积极塑造完美主义人格提供精神动力。

三、青年“微笑抑郁”:存在论的哲学审视与生命的本真性

从人的存在意义上来看,自我认同需要回答“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将如何生活与存在”等问题。自古希腊以降,传统的哲学思想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基础上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灵魂”“精神”“意志”等,并将它们作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的来源。到了20世纪,面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物质财富迅速增长背景下的现代理性危机,马丁·海德格尔率先批判和摒弃了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从人的存在自身来思考“我是谁”的问题。“人的本质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的,取决于存在之真理的本质(动词性的)。”[3]825“‘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本质(west)。一切人类行为和姿态都在它的敞开之境中展开。”[4]225也即是说,人的本质就是存在的澄明自身,通过一种“去遮蔽”的方式使人自身的存在获得理解。他把“立于存在的澄明中称为人的绽出的生存”。“绽出之生存(Ek-sistenz)根植于作为自由的真理,乃是那种进入存在者本身的被解蔽状态之中的展开。”[4]224人乃是以绽出之生存的方式存在。

青年“微笑抑郁”作为一种指向存在和自我的情感样态,不仅体现了日常互动模式的表演性,更体现了青年个体内心深处自我的迷失与疏离,亟待从哲学的存在论视阈加以审视。

然而,“微笑抑郁”型青年选择戴上“微笑面具”和穿上“性格盔甲”进行表演,意味着他们托庇于完美主义以逃避不完美自我的倾向,用外在行为的表演性来掩盖内在真实的情感,久而久之将会陷入惯常的非本真性存在状态,即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所谓的“自欺”。这种个体生存的非本真性,究其根源,实质是缘于现代性衍生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崩塌以及自然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导致原子化和物质化的个体的涌现,导致认同或身份的危机,导致本体性安全的缺乏。由此也导致价值标准的外在化、数量化和单一化”[5]。

此外,现代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使得日常生活世界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外在的世俗标准,生命内在的精神价值空场。精神价值的缺席导致青年生命内在精神世界的迷茫与空虚,内在精神世界的迷茫与空虚又使个体转向社会诉求,特别是对他人与社会赞许与认同的追求,生命存在的自我发展与自我成长被漠视和忽视。“当一个社会主导性的价值体验方式不是根据事物的内在价值,而是把它们作为获得更高声誉的手段,作为超过他人的工具,以克服自卑的压抑感,则‘自由竞争制度’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灵魂。”[5]竞争一旦成为主宰社会的法则,且社会主导的文化不断宣扬“谁终于摆脱了平凡,谁理所当然地是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6]176时,个体特别是年轻人极易受其价值导向影响,过度追求他人眼中的成功和完美,也特别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足与焦虑,一旦这一目标在现实中无法达成,或者一直处于害怕失败的恐惧中,“微笑抑郁”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虽然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上已经实现向“三二一”的转型,但我国总体布局上实施的是地区化发展战略。各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差距大,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地区之间资源、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割裂。

对“微笑抑郁”型青年而言,自我成为了他人与社会期望的映像,即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非个人的“常人”状态,这是一种人存在的“遮蔽”状态。他人期望“常人”如何行动,他们就如何行动,而不是成为一个具体的“我”,即“我”应该如何行动。青年人越是按照他人与社会的期望生活,越是找不到真实自我。如此反复,最终不仅造成与外部世界的疏远,而且造成自我的疏离。这种疏离必将导致“我”的“遮蔽”的非本真性存在,在这种存在中,“微笑抑郁”型青年一直试图逃避“我”的有限生存,遮蔽“我”的不完美。促成生命的价值返本归真,回到个体存在的本真性追求上,建构生命内在的“自目的性”,是对“微笑抑郁”的根本性克服。即是说,“我”的行动或实践本身就是目的,都是源于生命内在情绪的真实表达,而不只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外在的功利性目的以呈现完美的表演而取悦于观众的手段或工具。这是因为,人作为有意识的自为的存在物,生命的内在价值和意义是在其本质的建构实践中不断被创造和发现的。所以人是处于“绝对性”与“相对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完美”与“不完美”等矛盾形成的“张力”之中。“生命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成长,就是生命。”[7]51发展、成长本身就是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微笑抑郁”型青年唯有承认生命过程中的不完美,包容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与自我敞开。也唯有把“我”生命的所有,无论完美抑或不完美都释放出来,勇敢地接纳自己的脆弱与不完美,破除“自欺”,卸下“性格盔甲”,去除非本真性的“遮蔽”状态,保持生命存在的本真性,才能不断地意识到并肯定、发现、悦纳独一无二的自我,由“遮蔽”状态走向“澄明”之域。

参考文献:

[1] [德]E.布洛赫.乌托邦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范畴[J].梦海,译.现代哲学,2005(4):73-75.

[2] 贺来.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合法性辩护[J].中国社会科学,2013(7):40-58.

[3] [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下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5] 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40-58.

[6] 梁晓生.郁闷的中国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7]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陶志琼,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收稿日期:2018-12-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社会意识整合”(14JJD720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16JJD710016)

作者简介:曹莉莉(1984—),女,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实践。林 滨(1963—),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人的发展、现代伦理与道德教育。

编辑:刘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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