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根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着力加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强化党对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的领导，为夺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刘少奇；新四军；党的建设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肯定了刘少奇在华北独立自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领导，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中央发出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即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1]这就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真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和军委指示，着力加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强化党对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的领导，为夺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坚持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工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正确分析了抗战新阶段的形势特点，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统筹规划，明确了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任务；强调坚持团结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同时，针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和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刘少奇注重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原局和豫西省委、豫皖苏边区党委、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等有关党的会议上，他认真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联系实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同时，全面规划了中原局的工作和各地区党委的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变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
以加强党员思想意识修养为重点，强化党性观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命题，引起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使他产生了写作论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想法。全会结束后，他在前往竹沟的路上就思考酝酿这个问题。1938年12月底，刘少奇在豫西省委举办的两期干部党员训练班讲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他第一次系统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2]随后，在中原局机关、豫鄂边区、豫皖苏边区和新四军游击支队等党员干部会上，他多次讲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皖南定远县藕塘镇和半塔集，他多次给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讲党的路线、战略、策略和党性修养问题。1940年7月1日，为庆祝建党19周年，刘少奇作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
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张闻天将刘少奇的演讲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完写了一封信，说“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尽快发表。[3]随后，这篇讲话稿便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在《解放》周刊上连载发表，引起热烈反响。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转载或出版单行本，成为党员思想教育的重要文献。在戎马倥偬的艰难岁月里，刘少奇连续写了七八篇、共12万多字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文章，成为他继1936年以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4]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重要特色。
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抗日武装。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刘少奇分析了华中地区抗战以来有些干部强调“情况特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大胆放手地向敌后发展的指示，因而丧失了时机的问题，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提出要敢于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针对个别领导人一再批评的所谓“人、枪、款主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人反对“招兵买马”，打日军要用枪来打嘛！有枪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10]中原局发出了《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要“猛烈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自立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的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刘少奇这些明确的思想通过各级党组织传达贯彻下去，有效地解决了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多年的思想认识问题，振奋了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1]
1941年4月到1942年4月，华中局举办了两期约6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培训班。第一期培训班，刘少奇讲授了《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等课程。第二期培训班，他在党校住了近一个月，讲授了《人为什么犯错误》《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哲学的范畴》《辩证唯物论》《党的战略与策略》《中国革命战略问题》《关于统一战线问题》《1941年形势和1942年任务》《怎样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等课程。特别是《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作了深刻阐述，被认为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姊妹篇。同时，他还经常与参训的干部党员谈话，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使党员干部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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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以正规化“党军”为目标，加强新四军的党建工作。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刘少奇担任了新四军政委。1941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刘少奇担任书记并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在部队整编中，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思想都面临一些新的问题。1941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强调指出：“加强党性的学习和教育，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党性就是一切为党为无产阶级利益打算这个基本点，每个共产党员要把它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7]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沉痛教训，他和陈毅提出建设正规化“党军”的目标，健全各级党组织，增强党性观念，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严格组织纪律，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新四军思想政治建设得到了有力的加强，战斗力不断提高。
着眼全局，立足实际，确定“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正确方略。军事斗争是战争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刘少奇从战略全局和华中实际出发，注重加强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193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四天讨论新四军和东南局的工作，决定加快发展华中的步伐。9月21日，刘少奇再次从延安来到河南竹沟。他一边了解检查指导工作，一边思考如何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经过深入调研，他感到“开辟苏北”是“发展华中”战略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11月11日，刘少奇在致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等电报中首次提出：“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8]他在第6支队干部会议上，要求部队向东越过津浦铁路，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1940年1月19日，刘少奇在致电项英并中共中央时提出：“我计划在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对华中一切工作计划与布置的中心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定一切的决定因素。”[9]
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壮大党员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原局积极进行恢复和调整，增补成员，健全领导机构和各级党组织，建立中共鄂豫边区和豫皖苏边区党委，统一和加强党和军队的领导。将中共豫西特委改为中共豫西省委，将各中心县委改为地委。根据高度分散的特点，撤销中共河南、湖北两个省委，成立中共鄂豫、鄂豫皖、鄂中、鄂西北4个区党委，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成立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和路西省委，分别领导津浦铁路东西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任命郑位三为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加强对地方党组织和新四军4支队的领导。派李先念带领一支游击队去鄂中地区活动，加强对敌后游击战的统一领导。派陈少敏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并提出了工作任务和要求等。[5]积极抓好党员发展工作，到1939年11月，河南省党员已由抗战初期的百余人，发展到1.6万多人，建立了9个地委、32个县委、4个县工委、130个区委、610个支部。鄂豫边区党员发展到1万多人，主力部队党员的比例迅速上升到30%以上。豫皖苏边区党员发展到7600人。[6]
领导和指挥华中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主力，决战决胜，打开苏北抗战新局面。1940年3月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华北八路军可否准备3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作战”。这是他第一次提出派八路军主力南下的问题。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设想，形成了八路军主力和陈毅部队南北对进的基本设想，成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举措。[12]根据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经验，刘少奇确定由叶飞所部作为解决苏北问题的突击力量。他向叶飞交代了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叶飞率部返回江北后，立即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并胜利地进行了郭村保卫战，揭开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序幕。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实现了兵力集中。随后，部队东进黄桥，开辟抗日根据地。8月10日，黄克诚率部赶到盱眙中原局驻地向刘少奇报到。
三、强化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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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培训，提高能力素质。为了解决干部缺乏和干部能力素质低的问题，刘少奇在竹沟举办各种类型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他亲自授课，讲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党员修养和中共党史，帮助他们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为开辟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党政军干部。皖南事变后，他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先后创办了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和华中党校，并亲自兼任华中党校校长。
水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讲的水资源是狭义的水资源，指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人类可直接利用的淡水。水资源包含量和质的概念，相比其他自然资源，具有利害两重性和可再生、可重复利用的特点。水资源分布呈年际和年内变化，具有一定周期和规律。地球表面超过70%的面积被水覆盖，淡水只占2.5%，能被人类利用的淡水仅占0.01%。全世界有80个国家和地区约15亿人口淡水供应不足，其中26个国家约3亿人口极度缺水。因此，水被视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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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韩德勤集中3万多兵力进攻新四军黄桥根据地。黄克诚率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兼程南下，连克阜宁等城镇，直下盐城，切断了韩军的归路，在战略上对韩军造成南北两面作战之势。陈毅、粟裕率部独立作战，歼敌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重大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南下先头部队与新四军陈毅所部胜利会师，完成了“开辟苏北”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11月17日，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与八路军。这标志着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核心的形成，为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奠定了基础。
对未知目标速度估计的RMSE如图3所示,当噪声低于10 dB时,各方法均能达到最优的性能。当噪声高于10 dB时,本文方法的RMSE最小且最贴近CRLB,而其他方法的RMSE较大并且偏离CRLB。ICWLS without SDP方法的估计误差最大,说明在发散时运用SDP的结果值可以极大地改善定位的性能。对未知目标速度估计的偏差如图4所示,当噪声较小时,3种方法的偏差都很小,其中,ICWLS和ICWLS without SDP方法的估计偏差最小,本文的方法和SDP方法有相同的偏差,当噪声逐渐增大至最大时,本文方法有最小的偏差。因此,本文的方法定位性能较好。
四、加强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领导
把政权建设放在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关键位置。在皖东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的同时，刘少奇就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11日，第4支队攻占定远县城。刘少奇决定委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任定远县县长。他凌晨两点亲自找魏文伯谈话，提出工作任务和要求。3月17日，皖东第一个由共产党人任县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4月18日，津浦路东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成立。8月，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成立。随后，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六合、高邮、仪征、滁县、凤阳、全椒等10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从此，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入了新阶段。[13]
加强指导，阐述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方式。中原局把从大别山国民党第五战区撤出的千余名干部和从新四军抽调的大批干部进行短期集训后，分派到各县建立区乡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工、农、青、妇、商等群众组织，领导减租减息斗争。刘少奇专门作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形式、武装、政策、民众运动、党的工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以苏北为重点，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1939年11月15日，由苏北14个县各阶层、各党派380多人参加的苏北临时参政会议在海安举行，刘少奇作了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通过了施政纲领，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了原国民党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全面展开。1941年6月3日，在盐城召开了盛况空前的苏北第二届参政会议，刘少奇作了《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演说，大家和衷共济，讨论抗日和民主建设等重要问题。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武装斗争、财政金融、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法制建设等逐步走上正轨，推动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块根据地，面积约25.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20万，成为壮大抗日武装、消灭侵略者的重要战场，发挥了踞局部而扼全局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117.
[2][3][4][5][7][8][10][11][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43.352.434.344-347.421.358-359.365.366.384.373-374.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71.
[6]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8-19.
[中图分类号]K82/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2-00016-04
作者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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