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治理作为全新的社区治理理念，为解决接连变化的基层社会需求，满足各社区群体利益而诞生，其将成为新时代中国边缘革命的突出代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将城市微治理置于全球资本竞争与中国城市治理的情境中，它是落实行政任务与增强社会韧性两个维度交织和相互塑造的过程；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基层政府和社区通过微治理向居民赋权，激活社区内部治理的微循环，以落实日益激增的行政任务；同时，微治理潜在地构建着陌生人之间的社会韧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身份。
关键词：微治理；赋权；约束；身份构建；城市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是城市的时代，自从农村改革、村民自治和乡村振兴以来，微治理逐渐成为中国边缘革命的突出代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多个城市纷纷开展诸如“微整治”“微心愿”“微项目”“微环保”“微文明”“志愿微行动”等城市微治理活动。这些活动激发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促进了社区自治的发展，推进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面对微治理的蓬勃发展，本文拟分析阐释微治理的内涵及逻辑。
现有的微治理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种思路：一是行政化，该思路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微治理是社区行政化的表象，是国家梳理社会的工具，它有助于预防社会矛盾，实现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的治理。①Francis Fukuyama.“What Is Governance?”.Governance, Vol. 26, No. 3 ,2013： p. 347；陈伟东、熊茜：《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二是社会自治，该思路从社会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②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指出资本流出的城市社区采取诸如劳动、住房和货币等集体所有权实现资本扎根于地方，应对资本流出给社区造成的灾难；③James Defilippis. Unmaking Goliath： Community Control in the Face of Global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15.同时，在国家向社会赋权的基础上，微治理成为参与式治理的机制之一，旨在培养社区公共精神，增加社会资本，扩展基层民主。④周庆智：《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尹浩：《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多维赋权机制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三是合作治理，该思路从合作治理入手，指出微治理既包括了自治的空间，也包括了行政的空间，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联动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①程同顺、魏莉：《微治理：城市社区双维治理困境的回应路径》，《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唐晓勇、张建东：《城市社区“微治理”与社区人际互动模式转向》，《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基层政府和社区的行政化、行政任务的激增和居民参与程度低等现状迫切要求创新治理的理念与方式，这三种思路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启发。然而，笔者认为仅仅将微治理视为行政化，或者视为社区自治的形态，过于简单。尽管合作治理较有说服力，但在中国特定的治理情境中，合作是分层的、脆弱的。实际上，微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方式之一，它是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不同于乡村，处于全球化过程中为资本而竞争的城市，是开放的、包容的。列斐伏尔指出，城市治理是一场都市革命，它不仅仅是国家行动的政治工具、利益工具，它创造的空间不仅仅是政治的、技术的空间，而且是创造性的、社会的空间，②[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它是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是民众争夺生活空间的过程，两种空间虽然性质不同，但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城市空间的生产。③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1, p.125.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微治理置于资本全球化和中国城市治理的情境中，从国家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来界定微治理，国家的维度是国家向社会赋权，旨在提高行政能力，表达国家意志；社会的维度是社会约束行政权力、社会韧性的增强与集体身份的构建；国家的赋权维度是显性的、首要的，社会的约束维度是隐性的、潜在的，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塑造，形成了新时代城市微治理的内在逻辑。笔者拟将赋权与约束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剖析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过程与内在逻辑。
为此，以杭州市城郊结合部S、A两个社区“微积分”的实践为例，运用赋权与约束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国家向社会赋权以提高行政效率和治理能力，以及社会增强韧性构建身份的过程，接着讨论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二、分析框架：赋权与约束
微治理是理解城市治理的重要线索，赋权与约束是微治理的两个相互依赖的维度。在微治理中，赋权是政府向社区下放权力，或者采取选择性激励，④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引导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⑤Johanna Speer.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Reform： A Good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40, No.12, 2012： p. 2379.旨在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维系和增加人的潜能。在低度发展和有限准入秩序的国家和地区，赋权被认为能够克服现存社会与政治权力结构带来的问题，⑥Douglass C. North, John Joseph Wallis, and Barry R. Weingast. In the Shadow of Violenc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提高政府的回应性、合法性和办事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增进社会福祉。当然，赋权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常用的改革策略，⑦David Osborne, Ted Gaeble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92.在中国，城市微治理的赋权的维度侧重于行政赋权，是政府鼓励民众、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治理，以达到落实行政任务，改善城市形象目的的方式之一。
约束是微治理的另一维度，它既是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也是对社会和居民的约束。与理性、短期和显性的赋权不同，微治理的约束维度是长期、潜在和隐性的，包括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其中，社会韧性与身份构建是社会自治和自我约束的两种重要机制。在一个开放的、陌生的城市中，如何把人们的适应能力与社会韧性的生产连接起来，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由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沟通以及社区能力构成的网络结构连接的陌生人，⑧Fran H. Norris, Susan P. Stevens, Betty Pfefferbaum,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41, No.1-2, 2008： p.127.在日常生活空间中持续互动，①Marina M. Arana, Rafael P. M. Wittek. “Community resilience： sustained cooperation and space usage in collective housing”. Building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Vol. 44, No.7,2016：p. 764.产生共同情感、社会韧性、集体权利甚至是身份认同。②[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城市微治理中，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多层次的，包括政治身份、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构建。
需要指出的是，微治理中的赋权与约束是相互成就的，它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城市的延伸。一方面，微治理必须提升行政效率和国家能力；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微治理潜在地增强社会韧性、构建参与者的社会和文化身份。
式中：ρ为铝板的密度，C为材料的比热，U为材料熔融后溶液流动的速度矢量，T为温度。在计算中，材料的性质将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持续输入激光能量，当温度超过材料熔点或气化点时，材料发生相变，采用等效热容法来处理相变潜热吸收。
为此，本文运用赋权与约束的分析框架，以杭州市城郊结合部J街道S、A两个社区的“微积分”实践为例，试图解释新时代中国城市微治理的逻辑。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2006-2018年J街道从城郊结合部的农村转变为城市社区，成立于2009年的S社区是J街道首个商品房社区，有1800多户8000多人，业主以外地购房者为主；成立于2012年的A社区是J街道首个整村回迁安置社区，居民主要来自当地7个被拆迁的村庄，有5100户共11000多人，其中流动人口达7000多人。两个社区虽然性质不同，却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日益增加的行政任务、乱扔垃圾乱停车等问题。J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按照城市社区管理标准，以“群众服务群众，群众教育群众”为目标，采取“微型化教育、累积式管理、分类型创评”的工作机制，即“微积分”形式，以积分换礼品的形式引导规范居民的行为，落实行政任务，实现“少数人的大努力”向“多数人的小努力”转变，有力促进了“人的城市化”。笔者分别于2017年4-8月和2019年1月访谈了4位街道干部、5位社区干部和20位社区居民，文中涉及的数据和素材均来自于调研期间的访谈与观察。
三、赋权与激励：执行行政任务的社会机制
微治理中的政治身份构建，不仅仅是党员身份的确认，而且是群众认知、认同与支持党的纲领、政策的过程。党把社区视为执政基础，用党的组织纪律和正式规章要求和约束党员的行为，从行动上重新确认党员的政治身份，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微治理中的引领作用，通过社区党组织的因势利导、社会机制的潜移默化及党员的示范带动，让党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党的信仰、理想、信念和宗旨进入群众的信念体系，转化为群众的信念及其对党的信任、认同和支持后所采取的行动。
社区志愿者巡逻队并不是取代社区保安，一方面，它与社区保安互补，在节假日期间，部分保安放假了，巡逻的志愿者临时替代社区保安；另一方面，志愿者巡逻是居民管理、维护社区的象征，是宣传和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动员居民共建平安社区的方式。
（一）激励机制
将个案置于全球化和中国城市竞争的情境中，从赋权与约束的分析框架分析新时代城市微治理的逻辑，发现微治理通过赋权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通过约束和多重身份的构建提高了社会韧性。虽然，增长机器理论和城市政体理论为城市治理提供了简洁的解释，但是，新时代中国城市微治理远超出了这两个主流理论的分析范围，尤其是资本竞争与开放社会的构建，治理能力与社会自治的交织，身份的构建以及微治理的脆弱性等。
为落实行政任务，街道办事处和社区采取选择性激励，从微文明、微文化、微财富、微环境、微平安5个方面引导居民改变生活方式，配合社区落实政府布置的行政任务。激励的内容主要包括遵守居民公约、参加社区文明监督和劝导、参加志愿者巡逻队、做好人好事、文明停车等微文明；代表社区参加比赛等微文化；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为社区活动配备服装音响等微财富；在公共场所不吸烟，进行垃圾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爱护绿化和社区公共设施，举报黑旅馆，主动拆除违章建筑等微环境；杜绝黄赌毒等不良行为，参加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见义勇为等微平安。
根据在百度中标出的任务的位置分布可以看出任务大致分布在广东省的南部，呈现出部分集中，相对分散的特点。位置的地理位置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定价，通过观察地图可知任务的分布大概有四个分布群以及对应的四个中心点。根据任务的经纬度坐标，利用K-Means聚类[6]分析算法将任务分为四类，分类图如图10所示:
在分值设置上，落实政府重要工作和促进社区发展的活动，分值高于纯粹的居民文化活动。举报违章建筑群租房黑旅馆、指导垃圾分类、捐款捐物、为社区发展献计献策等特别有贡献的活动，每次加5分，参加文艺表演、志愿巡逻等活动，每次加3分，参加团队活动每次1分，如果是在广场举行大规模活动，则不加分。
“微积分”的激励包括个人积分和集体积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其中S社区以个人积分为主，因为这里的居民积分可以通过居民随身携带的门禁卡记录在社区的电子系统中。当然，也有集体积分，如果某个楼道被评为了垃圾分类的示范楼道，那么，这个楼道的每个居民都加2分。A社区则采取以户为单位的集体积分方式，因为它是开放社区，以户为单位更容易操作。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针对普通居民采取物质奖励为主，即以积分兑换奖品；对党员实施“流动红旗党组织”的荣誉激励。商品房社区采取正向激励，没有扣分项，安置房社区不仅包括正向激励，还包括惩罚机制，即扣分项，对诸如燃放烟花爆竹、无证养犬、饲养禽类、随意排放污物、在公共场所任意堆放杂物、乱停车、使用高音喇叭、侵占公共楼道、防盗门外移等行为，进行扣分。
微治理中的微激励既不是干部晋升的锦标赛强激励，也不是弱排名激励，在实现目标和应用对象上，与政府使用的强激励和弱激励不完全相同。微激励除了实现行政目标，还要促进民众行为的转变、身份认同的构建，主要应用对象是普通群众，而不是行政人员。因此，微激励不可能太强，也不易持续太久，它仅是临时应用的、目标有限的治理工具。
政策五：3月22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被称为“2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落下实锤。
（二）共建机制
为落实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社区以微治理为载体，通过共建平安社区活动，将居民、市场主体、物业、业委会等主体整合起来，形成社区内部治理的良性微循环。
首先，共建平安社区。安全是城市社区面临的普遍问题，它既是政府给社区布置的行政任务，也是社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尽管商品房社区和回迁安置社区都有物业公司，也配有社区保安，但是，每个社区都建立了志愿者巡逻队伍，志愿者常规的巡逻成为社区微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S社区的志愿者巡逻队由26名老党员构成，A社区的志愿者队伍则由500多名家庭主妇构成，志愿者均由社区统一安排巡逻时间，每日有早中晚三次巡逻。志愿者人数较少的S社区，每次4人，每天共有12人次巡逻；志愿者人数相对较多的A社区，志愿者要1-2周才能轮到一次巡逻。
事情的发展很顺利，两个人确立关系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七哥第一次拥着迟羽奔向崖边，一步迈出，伞花炸开的瞬间，漫山遍野全足我们的口哨声和叫好声，加上延缓了几秒的嗡嗡回响，仿佛一曲High至巅峰的摇滚乐章，到处都是此起彼伏的浪漫余韵。
其次，动员商铺参与社区共建。社区微治理并未将市场主体排除在外，而是积极动员社区周边的商业主体参与社区共建。与居民直接参与社区活动不同，商铺、服务单位主要参与微治理的积分兑换环节。年底，居民在社区服务中心将积分兑换成通用券，这个通用券可以在社区服务中心兑换日用品，也可以到商铺兑换商品。居民到社区周边的超市、面包店、美甲店、药店、文具店、五金器材店等商铺，按着一个积分一元的兑换标准，兑换柴米油盐、文具或者获取相应的服务。收到通用券的商铺再统一到社区服务中心把通用券兑换成货币。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9.33%)(χ2=4.7535，P<0.05)。见表3。
需要指出，社区微治理隐性地构建着居民的文化身份。微治理中日常生活空间，历历在目的共同经历、感人的故事、共同情感、符号、仪式、荣誉、价值观等成为行动者信念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它们持续塑造、约束着行动者的行为、爱好、义务与责任等，①Sharon Zukin, Paul J. DiMaggio. Introduction, in Sharon Zukin, Paul J.DiMaggio (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ii.构建了行动者的文化身份与生活意义。
（三）共治机制
除了共建，城市治理需要民众的参与、支持和共治。共治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合作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洁化序化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创建文明城市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而垃圾分类、提高洁化水平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则成为了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这项任务经过层层分解，最终落到社区。街道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社区考核范围，要求社区主要领导负责，做到有组织、有制度、有保障、有人员。但是，S社区只有10位社工，A社区有11位社工，而且，社区只有负责城管条线的副主任和一个城管社工负责这项工作。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治理工具，微积分主要以两种社会合作机制落实街道布置的垃圾分类任务。
一是抓住社区骨干，扶持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将微积分用于发掘、培育和整合诸如退休党员干部、楼道长、居民小组长、社区热心群众等社区骨干，并以这些骨干为中心，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落实和完成街道部署的垃圾分类任务。S、A社区分别有30、72位骨干和12、17个社区社会组织，其中A社区有3个社会组织的成员超过50人。社区骨干通过个人影响力及他们负责的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帮助社区完成很多行政事务。社区骨干参与社区活动并不纯粹是为了积分，主要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增加集体荣誉感。通过积分记录，社工能够发现参加某类活动的热心群众，积极扶持这些群众成为新的社区骨干。
很多特色农产品的英语标准化翻译没有经过专业的审查，翻译随意性较大。不同企业对于相同特色农产品的翻译也各有差异，外国友人难以理解特色农产品本身的意义，在购买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困惑，也不利于农产品文化的传播[4]。另外，很多地方特色农产品都存在胡乱翻译的现象，导致译文难以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二是社区骨干动员普通群众。在落实垃圾分类工作中，社工并不是直接发动居民，而是通过社区骨干的中介作用，影响和带动普通居民。社区以楼道为单位，以楼道长为负责人，分解垃圾分类的任务，楼道长、居民代表向居民宣传和指导垃圾分类，并给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进行积分，社会组织检查楼道垃圾分类的情况。
简言之，在城市化和城市竞争中，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微治理首先被用于落实行政任务。政府通过微治理向居民赋权，微治理为居民共建共治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载体，这仅仅是城市基层微治理的一个维度。而建立陌生人日常生活的治理规则，构建共同的情感和身份则是微治理的另一维度。
四、约束与韧性：多重身份的构建机制
除了向居民赋权落实行政任务，为应对陌生人之间社会韧性的脆弱性，城市微治理还潜在地构建居民政治身份、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增进共同情感，构建城市社会秩序。
（一）党建引领与政治身份的构建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在任何社会，人的政治属性都是首要的、基础性的、建构性的，是国家、政党、政治团体赋予人的非自然属性。政治身份是人的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它包括诸如党员等政治身份以及其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权力、政治义务及政治认同等。在中国，党领导一切决定了中国社区治理的政治属性，既需要通过党的正式规范赋予、确认党员的政治身份，约束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行为，又需要通过党员和非正式规范（即社会机制）约束和引领民众，影响民众的选择，获得民众对党的纲领、政策的认知、认同与支持。
首先，党建引领、塑造党员的社会行为。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教育路线实践活动，J街道不断创新载体，从拆迁之前的农村“片组户民情联系1.0版”，到拆迁建立社区后推行“民情联系微积分2.0版”等，为党员与居民沟通、听取群众意见、解决群众问题搭建了平台。因此，以“微积分”为代表的微治理是社区党建的扩展和延伸。
其次，通过社会机制实现人的再社会化。在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中，尽管正式规范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社区党员数量太少，比如S、A社区分别只有26、50位党员，分别占常住人口的0.33%、0.45%，属于社区治理的“关键少数”，党的正式规范制度对群众的约束力并不强，党建引领需要社区党委因势利导，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S、A社区党委分别支持党员加入社区业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实现基层党组织对社区业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的领导，通过“微积分”挖掘、吸纳社区热心群众骨干，由党员、社区骨干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社区党建和社区治理，实现党对社区的领导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巩固党群关系。
与稳定的乡村不同，流动的城市社会中人们要护卫基本的隐私，又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一个好的城市街区能够在这两者之间获得令人惊奇的平衡。②[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3页。因此，城市社会必然要增强社会韧性。那么，在城市社会，如何增强社会韧性？如何构建城市中人的社会身份？社会韧性是一种在面对骚乱、压力和灾难时能够成功适应的能力或过程，而不是稳定的结果，③M. A. Waller.“Resilience in ecosystemic context：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71, No. 3, 2001： p.290.适应能力是一组具有动态属性的资源集，包括连接个人、草根组织、社区、都市以及人类共同体等跨层次的资源（适应能力）和结果（适应）的过程。①Fran H. Norris, Susan P. Stevens, Betty Pfefferbaum,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41, No.1-2, 2008： p.127.通过吸引内部和外部参与者，城市微治理增强了流动的陌生人之间的社会韧性。
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通过微治理向居民赋权，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建共治过程中，落实政府布置的各项行政任务。
（二）社会韧性的生产与社会身份的构建
最近对焦距离24cm，防水防尘设计，全新Batis 40mm f/2 CF镜头是蔡司旗下的E卡口定焦镜头中的第五款产品。这支镜头采用了独特的浮动镜组设计，能够保证所有光圈下的成像质量。Batis 40/2 还使用了蔡司独有的T＊镀膜，能够有效减少炫光和鬼影的出现。
形象化，即开展纯图片形式的报道，将新闻主题更加形象地呈现给读者。 下面这篇新闻以纯图片的形式进行报道，十分形象化。 2017年10月20日，《每日电讯报》刊发一篇关于十九大会议的纯图片形式的报道，共有21张图，每张图片下方配有几行解释说明。 这种图片的报道形式，能够更加形象、更加直观地让英国民众了解到十九大会议的主要内容。
首先，生产和增强陌生人之间的社会韧性。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于共同生产生活的功能需要，形成了紧密的社会韧性。与乡村社会不同，城市社区只是流动的陌生人的生活空间，他们在保持距离和保留隐私的基础上进行有限接触并形成疏松的社会韧性。譬如，作为商品房社区，S社区大部分业主来自温州、台州、丽水，还有一部分居民是周边拆迁安置的本地农民以及租客。J街道和S社区把“微积分”作为增加居民之间社会韧性的治理工具，从激励机制的设计、人员的组织化、活动类型的选择和日常活动空间的营造出发，为陌生的居民营造日常交往的生活空间，把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与社会韧性的生产连接起来。②M. M. Sellberg, P. Ryan, S. T. Borgstrom, et al. “From resilience thinking to Resilience Planning： Lessons from practi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 217, 2018： p.906.
其次，在互动中构建社会身份。通过邀请老年大学的教师和热心居民教唱歌、串珠子、做花，社区把居民从家庭引导到社区活动中，曾经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的老人，认识简单的字、会说简单的普通话了。共同学习的经历和收获，提高了他们参加社区巡逻、垃圾分类检查等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他们把巡逻、卫生检查、保持社区安全清洁环境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业主、租客等经济身份的基础上，治理主体构建了约束他们的规则，构建了“我们”的社会身份。
任何社会都需要韧性和社会身份的构建。在城市，社会韧性的生产和社会身份的构建是政府、社区以及居民面临的新问题。多层组织的介入与基层的再组织化，无疑启动了城市社会韧性的生产，而城市微治理把社会微观层面上的规则、习惯以及认知方式，转化为居民理所当然的行动、生活方式、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他们的社会身份就产生了约束力。
（三）共同情感的形成与文化身份的构建
政治身份与社会身份需要共同情感和文化身份的支持。在城市，人群的集中没有缩短而是拉大了人与人的心理距离，人群是熙熙攘攘的，但个人是孤独的，③Olivia Laing. The Lonely City： Adventures in the Art of Being Alone. New York： Picador, 2016, p.1.城市中人的情感尤其脆弱。那么，如何培育共同情感，构建城市居民的文化身份？情感与理性并不完全对立，情感是个人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变化，也是文化与社会的标签。斯科特指出，基于共同情感的共同理解，通过符号与仪式，为共同体成员树立共同的信念，解答他们的困惑，构建、维持共同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④[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页。城市微治理与日常生活空间的营造，不断产生共同情感与社会心理，不断构建居民共同的文化身份。
首先，营造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培养居民的共同情感。城市的退休居民生活闲暇甚是空虚，打麻将甚至赌博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惯用方式。对此，社区党委通过“微积分”把居民引导到社区环境、文化、日常秩序的生产中，推动他们融入社区，逐步成为社区的管理者。流动而又陌生的居民参与微治理，有了共同经历、共同话语、共同情感和社区认同，这种情感成为维系社区居民文化身份的纽带。同时，社区邻里中心、居民活动中心、篮球场等日常生活和交往空间的营造与文体活动的开展，增加了居民交往的机会，拓宽了居民的社会网络，促进居民之间相互学习，增进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
其次，仪式与荣誉。仪式与荣誉是文化身份构建的两种重要方式。仪式是城市微治理的重要内容。微治理注重仪式，譬如，活动中居民统一着装。仪式令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区良好秩序心怀敬意，它构建了个体行动的社会意义和社区秩序的社会心理。他们非常珍视把个人价值转化为社区价值，这一过程给他们带来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给城市中陌生人孤独心灵的安慰远远超越了物质奖励。
最后，社区治理的微循环机制。物业、业委会作为社区微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推动了社区治理微循环系统的形成。一方面，居民可以用积分抵扣物业费、水费，或者换取社区爱心食堂的餐券；另一方面，在巡逻和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居民能够动态地发现问题，找到问题的源头，并把问题反馈给物业、业委会，由物业、业委会实时解决，进而在社区内部逐步自发地形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良性微循环机制，将政府布置的行政任务消化在社区内部。
五、讨论：微治理、身份构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轰轰烈烈的物理空间城市化之后，城市治理和人的城市化问题直接摆在政府面前。不管是新建商品房社区，还是回迁安置社区，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上，大部分居民还未完全从农民转化为市民，垃圾不装袋、不分类、随手乱扔，在景观池中洗拖把，随意乱停车等现象屡见不鲜。同时，文明城市的创建，政府的考核，要求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发挥城市治理功能和承担着日益激增的行政任务，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和社区以问题为导向，运用“微积分”，通过社会机制落实行政任务，引导居民自我约束，参与社区公益，融入和适应城市社区生活。
（一）以资本为中心的城市增长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的交织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甚至是城市美化，的确是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的手段，成为城市增长机制的组成部分。在资本流出的城市及其社区中，居民努力建立具有地方绑定属性的社区控制与集体所有制的资本形式，②James Defilippis. Unmaking Goliath： Community Control in the Faceof Global Capital. NewYork： Routledge, 2003.p.15.与其不同，作为资本流入的城市，政府和社区积极美化城市，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实施城市经营促进城市增长。
在以资本为中心的城市增长中，微治理是21世纪城市治理的希望空间。戴维·哈维认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是一个不同于全球化和商品化的空间，它是一个关键的希望空间。③[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拥有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3页。21世纪是地方治理的新时代，一个以公民治理为中心和主导的时代。④[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自治》，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在中国，自村民自治、乡村振兴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将成为中国来自底层的边缘革命的突出代表，城市社会是开放社会，以微治理为代表的社区治理开启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的时代。
需要指出，现代社会是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是开放社会。一个以人民和城市为中心的时代，应该把社区治理置于全球化和开放治理的情境中，培育民众的公共责任、公共价值和基层自主治理的能力。在全球化竞争中，以微治理为代表的社区治理是中国探索的克服居民参与普遍不高问题的有益经验，它使得地方自治从可能走向可行。
南宁动物园家庭型游客休闲旅游偏好研究——兼论动物园的公益性与营利性 …………………………………… 孟 娜（6/55）
（二）基层治理能力与社会韧性的交织
当今应该在全球资本竞争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情景中，将微治理置于城市规划、党的组织纪律与社会机制等城市治理工具箱的连续谱上，它具有国家和社会的特征。落实行政任务、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是微治理显性的和首要目的，然而，行政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持续维持不是任由社会自我弱化，而是需要利用隐性社会机制维持下的社会活力与社会韧性。当前，中国确实不是强社会弱国家，⑤[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张长东、朱海雷、隋春波、陈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而是行政主导下的社会韧性的持续增强，实现了二者的相互促进，当然，在二者持续变动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将被持续塑造。⑥[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应该指出，在城市，基层治理能力与社会韧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有多种可能性。既有相互抑制的关系，也有相互推动的关系。全球资本的流动性、城市竞争力以及城市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动，持续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内容、治理方式的持续调整，这是大多数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微治理无疑为通往城市社区自治、重建城市开放社会进行了新的尝试与探索。
（三）身份构建的乘数效应与屏蔽效应
城市社会构建的是集体身份，这个集体身份不是经济范畴的阶级，而是城市权，⑦[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0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社会身份。微治理带来了巨大的乘数效应，这个效应不只是直接参加微治理活动的居民，而是生活和路过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力量，它刺激并推动陌生人之间交谈。这个外部刺激既可以是一次巡逻、一次捡垃圾或者垃圾分类活动，也可以是社区广场舞的情景，是这些日常的集体活动把人们吸引到一起。①[美]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叶齐茂，倪晓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这些很重要的活动可能并不优秀也不伟大，关键是它吸引人，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转变。
身份也有屏蔽效应。虽然微治理能吸引大部分人的参与，包括党员干部、社区退休干部、家庭主妇、儿童、外来人口等，但是，也不能指望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一定就能产生并拥有共同的期待、价值观和习惯，②Daniel Joseph Monti,Michael IanBorer,LynC.Macgregor.Urban People and Places：the Sociology of Cities,Suburbs, and Towns.LosAngeles：Sage,2015,p.188.实际上它依然存在屏蔽效应，譬如外来人口对微治理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微治理是不公正的。需要说明，微治理不应该被索然无味的边界堵住，它应该是展示性的、开放性的、公众的、城市的、公共的，城市里的普通人都可以随时参与、随时退出。③[美]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叶齐茂，倪晓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92页。
这需要单位把长期投资方案的现金进行流出，然后把相关建设投资各年所获得的现金流入，该方法主要是利用相同时点的数值来进行表示，最后则需要进行对比分析。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了解到方案的经济性，从而把各方案的投资利益都归纳到客观的基础上。
身份的构建是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是理智与人文主义情感的结合。赋权激起了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欲望，共同情感的生成有效地约束了普通人的欲望，在共同生活空间中生成共同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为城市陌生人社会注入意义。④张丙宣、王蓓娴、华逸婕：《适应、干预与城市空间的生产》，《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家长教育方法不当。有些语文“学困生”在幼儿时期就缺少父母的启蒙教育，孩子形成了不善言辞，不善交流的习惯。当然，也有些语文“学困生”与此情况正好相反，在幼儿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语言发展很好，但由于过分依赖父母，进了小学之后，学习的压力增加了，父母的帮助少了，不能自然跨越“拼音识字关”“阅读写作关”，逐渐产生畏难情绪。
（四）微治理的脆弱性
受到社区内外环境的影响，城市微治理是脆弱的，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一是房屋质量差成为社区矛盾的源头。墙皮脱落伤人、渗水、电梯关人等问题，是安置房社区和部分商品房社区普遍遇到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并非物业、社区居委会造成，但需要物业、居委会、业委会的协调处理，如果应对不力，那么，这些问题必将诱发邻里纠纷，并导致一系列次生问题。二是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治理内容和方式的变化。城市是商业、中产阶级和市场的，活跃的城市市场推动城市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譬如，个案中的两个社区已从城郊结合部转变为中心城区，人口结构从年轻人为主逐步向老年人为主转变，党员结构从在职党员为主向退休党员为主转变。人口结构的变动推动着社区治理主体、内容、方式的转变，此前行之有效的微治理可能无法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变化的需求。三是业委会与社区党委竞争权威。新建商品房社区业委会往往早于社区党委入住社区，业委会构建社区制度，与社区党委竞争权威。四是物质激励撤销后民众的参与能否维持？微积分和微激励都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策略，然而，物质性激励逐步弱化甚至撤销后，居民参与的惯性是否还能够维持？
当然，不同于乡村，城市微治理的脆弱性源于它的开放性，即参与者随时可退出。⑤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克服内外因素给社区微治理带来的挑战，绝不是少数人的努力可以达到的，依然需要创新理念和载体，激活多数人的努力，产生合作的乘数效应。
基于ASTM D 638,采用Lloyd Instruments进行试验的拉伸试验,拉伸式样的结构如图5所示。
六、结 论
以杭州市两个社区的“微积分”为个案，本文运用赋权与约束的分析框架，研究城市微治理的内在逻辑，发现城市微治理是落实行政任务与增强社会韧性两个维度交织和相互塑造的过程；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基层政府和社区通过微治理向居民赋权，将居民、市场主体、物业、业委会等主体整合到社区治理过程，达到落实日益激增的行政任务的目的；同时，微治理潜在地构建着陌生人的社会韧性与社会身份，其中，党建引领确认了社区党员的政治身份，通过党员约束、影响民众的选择及其对党的认同与支持。通过吸引内部和外部参与者，微治理增强了城市陌生人之间的社会韧性，构建着他们的集体身份，通过日常社会空间的营造、仪式与荣誉，产生共同情感与社会心理，构建他们共同的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5—0086—08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郊结合部社会管理成本的生成与控制机制研究”(项目号：14CZZ039)、浙江省软科学项目“社会韧性的合作生产与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项目号：2019C25024)、中共杭州市委党校社会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课题“数字城市治理的风险防控与提质增效机制研究”（项目号：2019JD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丙宣，男，政治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政府改革、社会治理与技术治理研究。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中肯建议，邱炜鹏、倪玮苗两位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廖 霞]
标签：社区论文; 社会论文; 城市论文; 居民论文; 身份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郊结合部社会管理成本的生成与控制机制研究”(项目号:14CZZ039) 浙江省软科学项目“社会韧性的合作生产与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项目号:2019C25024)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社会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课题“数字城市治理的风险防控与提质增效机制研究”(项目号:2019JD4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