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非关系不断向好的时代背景下，中非智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在不断加强。对非洲智库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非洲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热点问题，把握非洲社会的思想脉络与动态，促进中非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非洲智库的发展可分为起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目前非洲智库呈现出影响力提升、发展不均衡、自主性不强等特点。在新时代中非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非双方智库应增进互相了解、深化合作内容、完善合作机制、扩大合作领域，为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非洲智库；中非智库合作；中非关系
智库，又称思想库、智囊团，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只有半个世纪左右，因此非洲智库的建设起步较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非洲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重视程度，也没有影响非洲智库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非洲智库不仅为非洲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起到重要思想提供与智力支持作用，影响着非洲大陆上的各项重大政策转变和动向，而且关乎非洲各界的舆情动态以及非洲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外部关系。[1]因此对非洲智库的研究意义重大，不仅能够了解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状，而且可以深层次梳理出非洲社会动态变化背后的思维与逻辑。在中国与非洲交往越来越加深的今天，对非洲智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洲智库发展的简要历程
非洲智库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末非洲国家独立解放时期，此时非洲国家成立各类智库帮助新兴政府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提供执政政策咨询。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提出要在非洲实行结构调整计划(SAPs)，许多官方和非政府组织在非洲设立或合办研究机构来观察这一政策，并依据观察结果提出对策建议。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非洲经济的强劲增长，非洲智库的发展也同步提升。[2]
1.初创阶段
20世纪60年代，非洲地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大量主权国家建立。国家建立之初，新兴政府亟需各类专业人员参与到政府工作当中，为新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建立和维护新的社会秩序。一些非洲智库应运而生，为非洲的新兴国家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建议。例如1961年成立的尼日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NIIA)，1962年成立的塞尔加尔非洲经济发展和计划所(AIEDP)等。[3]这一阶段的智库数量较少且大多为政府主导，研究领域较为单一，民族国家自主意识较强。
按照国家对稠油分类的标准，地层黏度大于50 mPa·s并且地面黏度小于10Pa·s的为普通稠油［1］。胜利油田普通稠油储量为10.5亿t，以注水开发为主，其中地下原油黏度大于100mPa·s的水驱储量为3.75亿t，预测采收率小于20%。有必要对提高水驱普通稠油采收率的开发方式及水驱后转热采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在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后，人人都有追求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都希望自我的潜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甚至说自我实现是人生发展的最高境界。要帮助群众挖掘潜能，就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广大群众的归属感，让每一名员工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对于基层员工，特别是新生代员工，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活跃，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都很高，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方面，都有着全新的追求，各单位就要积极为员工办实事、办好事，创造温馨、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曾经看李亚鹏的访谈深有感触，主持人提到他的女儿李嫣走红毯时的自信不输给任何大牌明星，于是问李亚鹏：“你觉得你女儿美吗？”只记得李亚鹏的眼中立即闪耀着某种光芒，他坚定地回答：“不仅是我，她的妈妈也一样，我们都觉得女儿是最美的。”
2.兴起阶段
1.山塘水库面积 由于鳖具有较强的逃逸能力，野外大水面养殖捕获难度大等特点，养殖面积不宜过大，面积在10～300亩之间为宜。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苏进入冷战后期， 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提出在非洲实行结构调整计划(SAPs)，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提供经济援助为由，迫使非洲国家进行西方模式改革：政治上进行多党制改革，经济上实施自由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西方国家的许多研究机构，采用直接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或与非洲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合建方式，在非洲建立研究机构，来观察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对非洲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一阶段非洲的智库不仅有政府创办和主导的官方研究机构，也包括许多来自西方国家非政府租住创办的民间机构。由于西方智库的参与，非洲智库在运营管理方面倾向于向西方学习，同时在资金、人员等方面也受到了西方的支配或影响。
据200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全球智库共有5 465个，其中非洲智库有469个，占全球智库总数的8.9%。随后几年非洲智库数量稳步提升，至2013年时达到顶峰758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11%。2013年后，非洲智库数量锐减。2014年非洲智库数量为616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9%，比2013年减少了142家，降幅为19%。2015年非洲智库总数有所回升，达到699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10%。2015年非洲智库的数量又有明显上升，达到699家，比2014年上升13%。2017年非洲智库数量继续上升，达到744家，比2014年大幅下降时增加了128家，智库总数基本与2013年持平，比重占全球智库总数的9.5%。[注]相关数据根据2007—2018年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整理得到。
21世纪后，国际形势逐渐趋稳，非洲国家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非洲智库也得到了较好发展，大量政府和非政府主导的智库建立，在研究领域上逐渐扩展，尤其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更是突出。与此同时，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印度、南非、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非洲的对外经贸合作更加多元化，非洲智库的工作和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非洲智库在积极探索自主发展之路，积极为非洲整体发展献策的同时，也在国际上寻求合作，与中国、美国等智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沟通机制。
二、非洲智库发展现状及特点
考察非洲智库发展的现实背景可以发现，非洲智库的发展与非洲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且有其特有的非洲本土发展特点以及时代性。近年来非洲发展形势整体向好，政治和平过渡成为主流，经济得到良性发展。智库作为重要的智力支持机构，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体现。现阶段，随着非洲经济增长和非洲社会要求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日益增长的智库市场需求与智库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当前阶段非洲智库发展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非洲智库在国际活动上日趋活跃，参与非洲本土治理与全球议程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同时在促进非洲经济改革以及非洲地区一体化、泛非问题以及智库“二轨外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非洲智库是非洲学者、官员等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集中的平台，也是社会各界的交流渠道，能较好地反映非洲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趋势。中非智库合作促进中非两大古老而又革新的文明交流以及思想对话，有利中国官方的对非政策调整以及在非企业的经营计划变更，维护中国的在非利益。同时，非洲智库作为非洲各领域知识精英的集中平台，中非智库合作为双方的学者、专家、政府人员、媒体等官方与民间机构提供了沟通与交流的渠道，有利于加强中非双方的政治互信与深入了解，扩大中国在非朋友圈，促进中国对非政策与中非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时代，智库合作作为中非新时代“八大行动”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强与促进中非合作中有重要的战略与现实意义。
3.繁荣阶段
2.发展质量不够均衡
G试验和GM试验检测的物质不同，原理也不同，代谢规律也存在差异，且影响因素复杂，不能相互代替。在本研究当中，采取联合检测方案一时，诊断灵敏度达到89.66%；采取联合检测方案二时，诊断特异性可达到99.05%，均明显高于G试验、GM试验的任一单项试验检测。曾有研究表明，G试验联合GM试验在IFI诊断的诊断灵敏度为87.80%，诊断特异性则为88.89%[13]，低于本研究结果。究其原因，或许与HIV/AIDS患者存在免疫缺陷，对真菌处于开放状态，感染率比普通人群要高有关。至于CD4+T细胞计数与IFI的关系如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非洲智库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比较好的国家。2017年南非以92家智库排在全球国家智库数量排行榜第12名，稳居非洲首位，占非洲智库总数的12.37%。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三个国家智库总数为201家，占非洲智库总数的27%。在撒哈拉以南的90家非洲顶尖智库中，入选超过15家智库的仅有南非。在入选数量上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南非(16家)、肯尼亚(9家)、加纳(8家)、埃塞俄比亚(8家)、尼日利亚(8家)，五国总计入选49家，占撒哈拉以南90家非洲顶尖智库的54%。[注]相关数据参见《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James G. McGa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39-69.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智库在独立自主性上有显著提升，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014年非洲各国智库在南非成功举办了主题为“智库和非洲的转型”首届非洲智库峰会，该峰会由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ACBF)联合安全研究所(ISS)、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和非洲领导力中心(ALC)共同举办，探索新时期非洲智库的发展方向，并发出统一的非洲声音。在此之后，非洲智库峰会每年召开一次，针对非洲智库发展中的任务和困难进行探讨。至2018年已举行五届非洲智库峰会。这表明，非洲智库在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实现非洲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筹划作用。怎样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进行各项改革，因地制宜地探索非洲自身发展道路，同时在改革中如何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越来越成为非洲领导人的共识与学界关注的主要方向。
在研究领域方面，非洲智库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研究表现较突出。在《全球智库报告》区分的14个智库研究领域排行中都有非洲智库的身影。其中国内经济政策领域的排行榜入榜次数最多，共入榜13次，占总入榜数的20.6%。国内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两个领域的排行榜共入榜21次，占非洲智库总入榜数的30%。这一方面显示出非洲智库在这些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家致力于提升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力和决心。
表1 非洲国民经济与社会政策领域顶级智库[注]相关数据参见《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James G. McGa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99-130.
研究领域智库名称(国家)全球排名国民经济政策埃及经济研究中心 (ECES) (埃及)49/140肯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 (KIPPRA) (肯尼亚)50/140伊曼尼政策和教育中心 (IMANI)(加纳)59/140经济政策研究中心(EPRC) (乌干达)66/140非洲技术政策研究网络 (ATPS) (肯尼亚)82/140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会 (AERC) (肯尼亚)84/140博茨瓦纳发展政策分析研究所(BIDPA) (博茨瓦纳)86/140政治和经济分析研究中心(CERAPE)(刚果)93/140马达加斯加经济分析和支持研究中心( CREAM )(马达加斯加)94/140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 (ESRF) (坦桑尼亚)100/140经济事务研究所 (IEA) (加纳)126/140经济事务研究所 (IEA) (肯尼亚)135/140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MISR) (乌干达)137/140社会政策食品、农业和自然资源政策分析网 (FANRPAN)(南非)34/100东部和南部非洲社会科学研究组织 (OSSREA) (埃塞俄比亚)36/100教育政策发展中心 (CEPD) (南非)40/100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 (ACCORD) (南非)56/100加纳民主发展中心 (CDD) (加纳)60/100非洲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DESRIA)(塞内加尔)71/100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 (ESRF)(坦桑尼亚)75/100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HSRC)(南非)82/100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 (MISR)(乌干达)91/100
3.自主意识有所增强
此次发生旱灾的西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目前，该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低，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明显区别于因缺水而实施需水管理的以色列、南非等国家。因此，科学应对本次灾害，必须结合具体条件，在修建抗旱应急水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加快应急水源的建设，同时，注重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统筹兼顾、综合管理，全面开展抗旱减灾工作。
在智库影响力方面，全球顶尖173家智库排名中非洲智库入选16家，占比9.2%。其中南非智库入选6家，占非洲入选智库总数的37.5%。其次是肯尼亚入选3家，埃塞俄比亚、加纳各入选2家，埃及、塞内加尔、乌干达各入选1家，其余非洲国家智库无一入选。而14个研究领域的全球最佳智库排行榜中，非洲智库总计入榜63次，其中肯尼亚智库共入榜16次，占比25.4%；其次是南非智库共入榜12次，加纳智库共入选8次,埃塞俄比亚智库入榜6次，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智库各入榜4次，这5个国家共计入榜50次，占非洲智库入选按研究领域划分的全球最佳智库排行榜的79%。[注]相关数据参见《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James G. McGa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96-130.
非洲智库探索自主发展之路是由内外两方面原因导致的。外部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美国为起点爆发的经济危机横扫了整个全球经济体系，国际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西方国家自顾不暇，对非洲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干涉和牵制相对减少。同时经济危机打破了西方经济持续发展的美好幻想，使非洲国家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完美模式，开始反思政治与经济上的“西方模式”，逐渐认识到西式民主并不适应其传统政治文化及现实国情。[4]内部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非洲国家逐渐摆脱战争和政治动乱，非洲经济逐渐有了起色，有些国家还出现了快速增长，被称为“非洲增长奇迹”。[5]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非洲智库面临更多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建议需求，并获得了足够的研究资金支持。同时，非洲内部的政治局势也趋于稳定，非洲学者开始结合非洲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非洲本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方式，依托智库力量积极推行促进经济转型和改善治理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对于教育和法治也更加注重。这些都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
在西方多年的经济扶持与思想渗透下，非洲智库一直对西方国家较为依赖，尤其在意识形态、议程设置等方面受西方影响较大。这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其一，国际政治中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实际不对等地位让非洲智库的政策研究处于被动地位。非洲独立运动至今，非洲的国家建构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往往是主动或者被动地学习模仿西方模式，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非援助与贸易中，也往往附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条件，尤其在对外贸易、军事等方面，西方对非洲的干涉很多，因此非洲智库在政策研究中往往受到西方国家的政策牵制。其二，因为非洲许多知识分子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在语言和思维模式上受西方影响较深，与西方人员的交流也比较频繁。[6]其三，非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较晚，同时非洲智库的发展历史也较为短暂，在非洲本土尚未自主形成非洲发展经验与自信的情况下，非洲智库在政治思想和经济发展理念上仍然受到西方话语体系制约。
三、中非智库合作的思考与建议
1.智库数量波动较大
(一)中非智库合作的重要意义
中非智库合作有利于促进中非关系积极发展。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化，中非之间的智库合作逐渐成为非洲智库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与非洲通过智库进行交流能够产生许多的益处……发现双方智库间的比较优势，提升专家学者们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为研究人员提供展示其研究成果的机会。”[8]中非智库合作越来越得到中非双方的重视：2009年中国政府“对非务实合作八项举措”出台，促进双方智库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其中之一。2011年首届中非智库论坛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在浙江杭州和金华主办。2012年中非智库论坛作为中非民间对话的固定机制正式被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之中，中非智库论坛成为中非智库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机制。2013年，在中非智库论坛第三届会议中，“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正式启动，10家中方智库与10家非方智库建立合作关系。2015年“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正式成立，非洲智库为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非洲定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重点地区，并强调“发挥智库作用，建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伴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发展，中非智库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提升。中非智库合作为中非关系提供了理论和决策支持，同时为中非学者、官员等提供了交流平台和渠道，为中非人员、机构、思想和学术交流等发挥了智力先行的作用。
1.中非智库合作促进了中非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2.中非智库合作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的发展经验显著，吸引了非洲的发展目光投向中国，而智库为非洲发展提供新思路的过程中起重要的智力支持与推动作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仍在金融危机的破坏中缓慢恢复，欧债危机也让西方经济体系充满着威胁与不安。在西方发展遇阻的情况下，许多非洲政治领袖和专业学者认识到，西方长期以来所推崇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并不是万能的，盲目搬用它们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非洲应该独立自主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在非洲新一代领导人中，对发展理念有较强的辨析能力，非洲自主发展成为非洲政治和学界中的一种主流意识。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脱贫经验让非洲开始逐渐“向东看”。尼日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拉夫(Femi Akomolafe)认为，中国崛起不同于西方，为非洲提供了发展经验。[9]中国经济是在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而且中国和非洲都拥有人口红利和脱贫问题等共同的发展重点，同时中非拥有共同反帝反殖的历史革命友谊，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洲有许多借鉴作用。中非智库的合作和交流能促进双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有利于结合非洲国情，探索适合非洲经济发展的理论与道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助力非洲实现长足和稳定的发展。
(二)新时代加强中非智库合作的建议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办以来，中非智库合作与交流得到中非双方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与关注，中国和非洲的智库通过各类平台与渠道，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服务中非合作，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2018年9月3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携手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标志着中非关系走向新的历史高度，迈入新时代。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在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的对非“八项行动”，为中非合作的未来走向做了宏伟而具体的规划蓝图。在引领未来中非合作关系“八项行动”的第七条“实施人文交流行动”中，提出要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继续深入强化中非智库合作的民间固定机制——“中非智库论坛”，同时建立中国和非洲智库间的合作网络，在中非学者联合调研以及学术交流上加强机制建设。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了引领未来中非合作关系走向和具体规划的“八项行动”，标志着中国和非洲两大文明的合作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迈向新的时代。会上提出了对中非关系新的规划与指导，也对中非智库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意味着中非智库合作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有了新的目标和挑战。双方在相互了解、合作内容、合作机制、合作领域方面上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空洞-绕开最短路径HBSP(Hole-Bypassing Shortest Path):令(s,t)表示空洞凸包H外的两个节点,且s与t间连线贯穿H,如图2(b)所示。令Hs1、Hs2、Ht1、Ht2分别表示s、t的VLV节点,且Hs1和Hs2在矢量st的右边,而Ht1、Ht2在在矢量st的左边。s与t间的HBSP就是和间的最小值。
1.加强研究，增进了解。非洲智库是非洲知识精英聚集的平台，非洲智库的发展有其自身独有的时代特点，加强对非洲智库的研究，可以增进对非洲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把握其发展趋势与变化动态，从而更好地促进中非智库合作，促进中非学者更好的沟通。要更有针对性地对中非智库合作的具体方向和措施进行细致规划，完善中非智库合作的战略规划部署。根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项行动”中的人文交流行动政策理念，积极促进中非智库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共同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互邀学者访问交流，做好 “中非智库论坛”这一中非智库合作重要平台，做强中非智库合作影响力。同时建立起覆盖全面的中非智库之间的合作网络，打通中非智库交流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建立常设化的中非智库和专业学者研究合作机制。通过加深中非智库合作来增进对非洲智库的研究和了解，把握其前沿思想和发展趋势，发挥智库资政献言作用，促进中非合作政策的实施和优化。
白丽筠告诉我，她本来也没想过跳槽，为了给银行拉储户，她的上级经理让她去联系本城的开公司做生意的老板们，以及那些手上握有资金的个体户。一来二去，白丽筠就认识了本城房地产大鳄李占豪，结果李占豪对白丽筠一见倾心。白丽筠跟他讲了她在银行做编外的待遇，肯定还饶上了那个才子编的段子，李占豪就劝她别再干卖银的了，到他的公司当售楼小姐好了。收入待遇肯定要高得多，还有业绩提成。白丽筠心一动，便跳槽跟着李老板干了。
2.深化合作，形成合力。中非智库要深化合作内容，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攻坚克难。一方面要在学术与基础理论问题上共同发力，在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上提高理论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建构服务中非关系发展的知识体系与思想理念，从而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以及与世界相关研究机构与学者的理论辨析与思想对话能力。另一方面要关注中非发展的现实问题，互通有无，相互借鉴，充分发挥智库研究的智力支持作用。中非在脱贫问题、教育合作、医疗合作、人力资源合作、媒体合作、安全事务合作等现实问题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应用前景。同时可以进一步增加中非智库联合研究平台，通过建设中非智库共享数据库、共同举办国际论坛和探讨会、联合成立研究中心、互设联络处和工作站、建立“中非智库联盟”和中非智库合作网络、互聘研究人员等方式，促进中非合作。
3.完善机制，加大合作。中非智库之间的学术和思想交流有利于拓展中非合作的领域与范围，促使其由以往的政治性交往为主扩展到政治交往与民间交往并重的中非合作关系上，建立起综合全面、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交往的中非合作关系。中国和非洲的智库合作需要在已有合作机制上继续加大合作力度和深度。中国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国，现代中非关系也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但是中非智库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合作机制涵盖的层次与范围也需要提升。构建中非智库合作网络，加强中非联合调研和学术交流机制等，需要对现有的合作机制进行升级，如以目前作用良好的中南非高层次人文交流机制为样本和范例，与非洲更多的国家建立起高层次人文交流机制，同时可以进一步拓展“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中非智库10+10合作计划”等成员单位数量以及合作项目数量，健全中非智库合作机制，打造更多中非智库合作“品牌”。同时，应该出台促进对非研究的相关鼓励政策，优化简化外事程序，完善智库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机制，提升赴非调研学者待遇、增加赴非留学的名额与奖助金额，改善对非研究的环境，吸引更多人才从事非洲研究与对非智库工作。
4.扩大领域，提升效果。中非智库合作不仅要服务中非双方的外交，发挥好资政献言的作用，更要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以智库为支点撬动双方更全面和深入的合作，充分参与到中非合作的具体项目中，扩大中非智库合作的社会影响力。要积极立足非洲，扎根非洲，深入非洲社会，切实了解非洲社会的动态变化、民众的现实需求、政治思想的发展趋势等，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同时应细化方向，注重区域与国别之间的差异，对非洲国家的具体问题、现状、现象要有深入而全面的理解。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更要发挥平台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在中非合作的项目实施上搭建人脉与信息渠道，促进项目落实。同时加强中非媒体智库的合作与沟通，积极运用社交网络等社会传播工具，增强社会传播力和国际话语权，建立中非智库与媒体的资讯共享、成果发布、新闻报道机制，积极传播中非合作成果，在国内与国际社会上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进一步提升中非合作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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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frican Think Tanks and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in Think Tanks in the New Era
WANG Heng, YU Guizhang
(InstituteofAfricanStud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better Sino-Afric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think tanks are also being strengthened. The study of African think tank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hot issues in Af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 grasp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and dynamics of African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think tank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boom stage. At present, African think tanks are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ing influenc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weak autonomy. In the context of Sino-Afric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building a closer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ink tanks of China and Africa should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deepen cooperation contents, improv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expand cooperation areas,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Key words: African think tanks;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in think tanks; Sino-African 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D82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9)03-0062-07
收稿日期：2018-12-07
作者简介： 王 珩(1978—)，女，浙江浦江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于桂章(1995—)，男，江苏徐州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资助课题“中非人文交流理论体系构建研究”(19ZKFZ01)
(责任编辑吴月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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