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围绕“主体—主体”结构建立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批判理论。他坚守人本主义立场，强调社会关系中个体的主体性作用和主体间自由平等、合理的人际交往，提出了扬弃技术异化的思路，坚持人在全部价值体系起核心作用的观点。哈贝马斯“主体—主体”交往的合理性秩序，能够有效消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的张力，为人类交往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哈贝马斯；道德建构；人道主义；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扬弃技术异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精神在当下社会尤为重要。他认为传统政治是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而当今的统治虽然是技术的统治，但应当是以技术和科学为合法性基础的统治，其核心观点在于扬弃科学技术异化和重建以人为根本的行为道德理论。
一、技术问题的解决前提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条件乃是行为道德理论的重建，他从道德真理与道德伦理提出道德建构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技术问题的探讨和技术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其实质是从道德建构的方式促使交往的合理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以解决技术意识形态问题，从而让人们对交往行为有新的认识，以交往的方式更加深刻地理解道德真理的概念和道德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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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与道德真理
在道德理论领域，哈贝马斯试图捍卫一种认知立场，在真理的话语概念基础上，把规范的公正道德判断解释为真理。之后哈贝马斯重新审视真理的话语概念，提到了道德真理的概念。那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道德的概念，再去理解哈贝马斯所表述的道德概念。首先，道德概念是用理想主义辩护型认识论来解释，为填补对真理的需求，把道德设想为一种真理。道德代表着一种规范秩序的价值取向，人们的交往行为活动方式在道德场域下平衡异议与矛盾。其次，哈贝马斯所表述的道德概念是在此基础之上，用交往的方式理解道德真理的概念或在道德原则下讨论交往行为。
从道德视角出发探讨人类行为活动的重要性在于对实践哲学的理解，实践哲学的讨论有三个源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理论，彼此的争论都与黑格尔建立了联系，黑格尔通过其客观精神理论以及德行扬弃的理论，将古典的集体自由思想和现代个体主义自由思想进行了综合。这种关于交往的实践哲学与话语伦理存在紧密的联系，话语伦理学坚持的正义、团结和交往原则是一致的，黑格尔倡导的德行扬弃理论是对绝对命令的主体间性进行了详细解释，人们要想对实践问题进行公正评价，必须从道德视角出发，无需回避功利主义对行为后果的影响，也无需把古典伦理学所强调善的生活问题从话语领域排除。人们从合目的性、善和正义等不同角度，期待着实践理性提供不同功能和作用，在实用话语、伦理话语和道德话语中，理性和意志对于表达人意志的现实性方面也不同。是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弄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可根据理由进行重新选择和定位。在一定情境下，个人实践一般都是以行为规则作为指南，减轻了日常行为者之间的负担，并构成了反映行为者性格和生活方式的生活实践。康德关注根据职业等级进行分化的早期市民社会的准则，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这里被叫作黄金准则。其核心观点主张以自我为出发点，并且倡导在同等条件下制定的行为准则应当是所有人的共识，每个人都愿意去遵守，这样的行为准则才是合理化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前提就是既要遵守并承认共同的社会规范，又要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共同的社会规范就等同于体现普遍的意志性规则，这需要在理性基础上论证其普遍性。康德认为可以将这种纯粹的理性“看作是一种制定规则的能力”[1]17，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康德的这种纯粹理性的普遍化原则只能说明道德应该干什么，而不能去检验和论证一个规范是普遍的规范，为了区别于康德，哈贝马斯把先验的条件称为“准先验的条件”，以先验的语用学为前提的道德理论“成为所有实践规范证明的程序性规范”[2]63-65。
道德律令被理解为一种应然原则，不依赖于主观目的或优先考量，它表达出绝对命令的效果，强调有效规范的作用。交往行为原则和表达主观目的的语境是一样的，“我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在实用的、伦理的、道德的层面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三个层面分别说明主观目的在技术和策略上的表达、行为实际层面的表达方式以及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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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与道德伦理
道德伦理对实践理性问题搁置是技术与道德伦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实践理性在哲学话语体系中是一种相应的命令，而且它的理论本身包含着论证的能力，行为的实际类型是实践理性的表现，“必须”或“应当”的规则也要根据行为的实际类型做出调整，且经过理性论证的命令加以决定的意志也会有所改变。
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延用了意识形态批判术语，根本缺陷在于没有从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问题，首先，他们的批判指向都是科学技术，马尔库塞过分强调生产力因素，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哈贝马斯发现了科学技术是由人创造和掌握的这一事实，但是未能区分出马克思的劳动和生产的概念。其次，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无特权集团群体时，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第一，无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身份与马克思时代有所不同；第二，现代社会不再完全依靠初级劳动而生存，最多代表过去剥削时代的一个阶段。因而断言在变化的形势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即现代工业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研究依然有效。
二、“技术”的概念
哈贝马斯针对技术异化提出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劳动活动的过分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扬弃科学技术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转变，用主体间交往行动的合理化消解工具理性的异化性质。人的存在就是从劳动和语言交往出现而开始的。一方面，同语言交往相比，劳动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因为社会组织起来的劳动和分配所取得的进化成就显然先于进一步发展了的语言交往。交往并不因此变成附属和被决定的因素，也不能简单还原为劳动活动的结构。
哈贝马斯试图从劳动和现代化角度考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及有关范畴问题的探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变其实质还是为了统治的合法化。他分析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其一，现代社会强调技术发展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其二，国家日益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此时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形式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变得不合时宜。当然哈贝马斯这种说法是因混淆了马克思的劳动和生产的概念而导致的，从而使得他误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哈贝马斯主张对现代工业社会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理论批判，从而撕掉统治合法化的面具，唤起大众对“人的工具化”的认识，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不同意将统治思想解释为全社会的思想，更不同意将意识形态变为合法化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现代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中提出的技术意识形态是有共同之处的：一方面，现代社会创造任何社会时代无与伦比的发达技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创造了空前发达的生产力，也使得众多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思想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影响深远。另一方面，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工具化”现象，意识形态批判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作用，警惕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在客观上来说起了新的启蒙作用。
(一)技术的双面属性
技术进步无疑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对技术人为地非人道利用将会成为一种统治形式，进而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哈贝马斯所指的“技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机器工业和工具技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是不同的概念。
科学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较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加速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也对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历史理论产生了影响。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为统治提供了合法化异化力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在20世纪30年代初，霍克海默提出了科学危机问题，指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可能。“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有意识形态的功能，”[4]5也就是科学技术也有其局限性，意识形态的异化性质和统治功能使其陷入了危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也是一种统治形式，它使政治统治合法化，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治层面所具有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继承了上述基本观点，指出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今天的统治是技术的统治，是以技术和科学为合法性基础的统治。从这种意义上，不能把技术与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摆脱了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同时，科学技术的功能体现在替现状辩护，论证现存统治的合法性。“从前社会暴力直接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今天，私有经济的价值增值形式确定了维护社会制度的任务”[5]69-70。
(二)技术异化的缘起
哈贝马斯在技术异化的根源方面，明确表明他与马尔库塞之间存在分歧，他认为科学技术走向异化不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发展所决定的。马尔库塞的观点在于人们组织社会劳动的方式出了问题，把价值艺术整合到科学理性中，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
哈贝马斯借助韦伯的关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概念区分劳动和交往。他认为劳动主要是一种工具行为，一种目的理性活动，一种强调行为目的、行为手段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的行为。我们可以按照目的活动理性(劳动)与相互作用(交往)在社会诸系统的地位来区别不同的社会系统或社会类别。在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劳动的合理化已经实现，它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他提出扬弃技术异化的思路，真正建立起主体间的理解，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他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对于社会实践的表述上把交往活动归于劳动活动。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在于现阶段的劳动组织方式出了问题，即否定理性为肯定理性所取代，或者说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压倒。要消除技术理性的统治功能，扬弃技术异化，最根本的途径是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得科学向形而上学倒转，形成科学、技术、艺术、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三)技术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条件下，它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比较富裕的消费世界，技术理性形成了新的统治体制，出现了一种新的异化和物化存在方式，这样一来，人失去了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人变为无批判精神的人，认同盲从于现有世界，不论与价值观念相悖与否。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行为占据了合理化位置，生活形式中的人及人的交往行为问题异常突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不受控制的交往的扩大”[6]9。
哈贝马斯提出主体的学习机制与自我的同一性建立的原则。也就是合理的交往行为的实施依赖于主体的交往性资质的获得，而交往性资质的获得依赖于主体的学习机制，所谓主体的学习机制就是认知和技术学习过程，也包括道德和实践学习过程，后一个学习维度的学习过程导致了交往资质的获得和自我同一性的建立，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重建主体间合理的交往模式进而解决技术异化问题的结构机制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它是以交往和道德规范为基本原则，然后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条件下建立合理的交往准则，使用“合理”二字是因为以往的社会关系是不对等的，人和人之间没有平等的对话，处在压迫和被压迫之中，因此社会生活领域应当平等，政治生活应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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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得到应用？这是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实践理性从合目的性角度得到应用时，针对的是目的理性行为主体的专断意志；还有的观点认为实践理性从善的角度得到应用时，针对的是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主体自由意志。经验主义认为只能从实用的角度对实践理性加以运用，康德认为，实践理性在经验主义那里被还原为目的理性的角度对知性活动的占有。追溯到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实践理性发挥的是一种判断力的作用，揭示了一个习以为常的伦理生活历史世界。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和话语体系。康德认为生存伦理论话语依赖的是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康德以为，意志是道德律令的有效性要求而形成的偏好，罪责感是违背义务行为的集中体现，罪责感又是意志分裂的表现。自主意志分离出来的经验意志，在推动道德学习方面发挥着一种特殊作用。实践理性在反动的判断力盲点找到同一性的话，它就不过是一个不透明的形态，只有现象学才能把它解释清楚，“道德伦理必须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以便交给法哲学去解决，因为实践理性同一性只有在公民交往形式和时间网络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也是在这种交往形式和时间网络中，理性集体意志形成了制度上的保障。”[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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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异化的解决方案
语言交往在人类进化和生存中不仅同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重要性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强。哈贝马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做了地位和作用方面的限定。这一原理是建立在劳动生产力基础之上，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对劳动和交往关系层面而言，哈贝马斯展开了合理的交往模式的建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工作。语言交往促使了语言理解和交往资质的重构。交往劳动和劳动不同，它不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而是一种语言理解行为，即主体间以语言符号为中介，以普遍的规范为接触的交互作用，因此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作为社会进化基础的交往行动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建立起的主体间的认同活动，它不同于原始人直接的自然的交往。由于语言理解在交往中占据核心地位，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是确立语言的有效性基础。关于言语的有效性，哈贝马斯认为有效性要求涉及交往行为最主要最基本方面的领域，那就是语言本身、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和社会。主体遵循上述言语有效性进行交往的能力称为交往性资质，他认为交往能力或者资质对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至关重要。由以上总结可知，交往性资质主要包括“选择陈述性语句能力、表达言说者本身意向的能力和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这些正是语言交往模式的核心三要素。
(一)语言交往模式的重构
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最为主要的观点就是技术理性批判，不是说科学技术在一般意义上简单转化为意识形态，而是在发达工业条件下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已经被殖民化，因此我们要在合理化的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的理性，他从多方面展开了生活世界和交往理性的合理化构想：一是强调语用学功能，提出平等共商的交往原则；二是强调道德规范和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来保证主体间的参与，建立公平的民主机制。由符号协调的互动，沟通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沟通行为在本质上是沟通和关联三种世界，即“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8]274。
(二)主体间交往模式的合理化
通过技术理性统治建立起的新社会是消除了工人反抗性的一体化社会，马克思所分析的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主体即“工人阶级”不复存在。根据工人被现存世界整合的过程，哈贝马斯作了三方面的分析。其一，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的机械化工业化代替了劳动中的体力强度，传统工人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工人对劳动生存的认识态度发生了变化。其二，劳动职业阶层划分出现了同化和一体化趋势，工业结构在调整，技术劳动者数量在增加，体力劳动者数量呈减少趋势，即非生产性劳动者数量增加，生产性劳动者数量在减少，这一部分的工作量交给了机器。哈贝马斯虽然和前法兰克福理论家的诸多观点不同，但他对马尔库塞的理论继承性表现在机器工具的认识上，“机器自身变成了一个机械工具与关系的系统，并超出了个人劳动的过程程度，把劳动者整合到控制技术相关的职业，也就意味着劳动者选择职业的范围和自主性减少了，这样机器就表现出更大的支配作用”[7]24-25。其三，自动化技术体系中工人地位和身份的提高，工人对生产技术体系的认识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工人被自愿整合到生产和技术体系，而不再是现存生产体系的否定力量。“工人主动加入用自己的智慧投身到生产和技术问题相关的行业。他们甚至是炫耀自己在这个机构中所获得的利益。”[7]26
因为主体间的交往上升到公共领域，是政治自由化和社会生活空间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主体间的交往代表着一种话语伦理学原则。所有的规范伦理学都有一个基本原则作为伦理学的中心，哈贝马斯认为，人们活动所形成的社会世界是一种规范性世界，因而与行为规范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因此，对于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必须作为交互作用主体的共同背景的社会世界和相互独立存在的规范中去寻找，在哈贝马斯看来，道德规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下实施：一是这些规范都是在一定社会集团或共同体中被人们接受的条件下实施；二是人们对于规范的共识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建立在可以经过合理讨论而产生的对于有效性要求的合理期待中。然而这两个条件本身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条件，也就是人们合理接受的规范，是在理性共识的前提下接受的规范。正因为理性的共识，因而必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因此，对于交往和道德规范原则，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原则论证的意义“与蕴藏着实质性的规范命题的话语普遍化程度成比例的，论证不能说是超验的”[2]83，不是超验的，意味着实践的普遍性，指的是话语讨论的必要条件，或相同性质的交往话语具有语用学的性质，不仅在于话语本身，而且具有协调行为的功能。要扬弃科学技术异化就要重建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来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这同时意味着社会历史规范的重大转变，也就是历史性的关注点从“主体—客体”向“主体—主体”结构过渡，正是主体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以消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自律性和异化性质。显然，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将深刻改变传统社会历史理论，因此，哈贝马斯将其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三)核心范畴的转换
传统的社会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把主体学习主要限定在技术和知识的获取上，实际上学习也发生在道德实践领域，也就是人的交往能力的进化方面。“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意味着个人世界而是来自外设的主体间世界……这是对我们普遍有效的世界”[9]163。
教师将要学的生字进行有意识的整理，侧重进行音、形、义的教学，并牵一发动全身，让课文生字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再现和被理解，由词引导到课文相关板块的学习，从而达成理清文脉的目标。
学习过程发生在道德洞见，实践知识，交往行为以及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主体—主体”结构理论就是为了避免原来“主体—客体”结构所引发的人的异化问题，“主体—主体”结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体系。不论科学异化还是技术的异化所导致人的异化问题都是人为的，实质上我们应该淡化“技术统治”这个概念，因为科学或者技术不会自发朝着某一个积极或消极的方面去发展，都是人类为了达成某种目的，以科学或者技术作为一种方式、一种工具罢了。因此，对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主体学习机制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用主体行为替代客体的指代关系，进而形成“主体—主体”结构机制，消除不必要的阶层矛盾与利益冲突。这个“主体—主体”结构机制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是先从言语交往的有效性为基础，再以主体间性结构展开讨论言语交往问题，最后确立个体主体性的表达。
主体学习机制导致主体交往性资质的获得，其中最主要的是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形成。哈贝马斯个体道德发展和同一性建构理论吸收了心理学家皮亚杰、科尔伯格等人的观点。主体间性的建立和技术异化的扬弃在于主体通过学习机制不断提高交往性资质，发展自我同一性，以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这里的主体间性是自主的平等的主体间平等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作用。在研究主体的发展和社会进化问题上，他反复强调通过语言建立起的主观际形结构的重要性。谈到语言的有效性基础涉及四个基本领域，即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交往参与者遵循着有效性的交往，合理的交往模式是建立在主体间合理的交互关系上的，也就是“主体—主体”结构确立了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也为交往的合理化奠定了基础。首先，哈贝马斯认为言语的有效性基础确立了交往者的交往资质，主要目的是为了确立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其次，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性结构无论对个体生存还是社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哈贝马斯并不是谈论普遍意义上的主体间性结构，而是特指通过语言建立起的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在此基础之上，个体主体性的表达对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显然，对于主体间性结构的重要性必然深刻影响人们关于社会历史进行的看法，正是这样的理解，他提出了以交往行为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进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经历核心范畴的转换过程。即经历某种重建过程，根本问题在于个体性为前提的平等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在社会进化和社会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因此“主体—客体”是服从于“主体—主体”结构的。“通过语言建立的主观际性结构在基本言语行为的关联中，接受社会系统和个体系统的标准化检验。”[10]101-102因此，交往的异化是深层的异化，是科学技术和文化力量异化的深层基础，交往的合理化和交往地位的突出是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
结语
哈贝马斯在技术理性批判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坚守着基本的人本主义立场，又坚持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强调主体间的自由平等、合理的人际交往。哈贝马斯不是一味地批判技术异化现实，而是提出扬弃技术异化的思路。他认为要在根本上扬弃技术异化，就需建立起主体间的理解，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坚持人在全部价值体系起核心作用的观点，用价值和交往理性限定技术工具理性，围绕主体—主体结构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批判理论。
2.2 不同肥料增效剂对玉米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处理间抽丝期玉米叶绿素含量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各施用氮肥处理叶绿素值均显著高于不施氮肥处理的叶绿素值，施用肥料增效剂的处理叶绿素值高于常规施肥处理的叶绿素值，叶绿素最高为处理⑩，其次为处理⑨，但处理⑩与处理⑨无显著差异，说明施用肥料增效剂能提高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从而使得玉米在生育期仍保持较高的光合效能，最终获得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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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totheCoreRoleofPeopleintheEntireValueSystem: “Subject-Subject”StructureofHabermas’sTheory
HAN Yali,YANG Xiaodong
(MarxismCollege,Heilongjiang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150080,China)
Abstract：Habermas builds a cultural critical theory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man, man and nature around the subject-subject structure. He adheres to the humanistic position,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e role of individuals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free and equal inter-subjectivity, and reasonabl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e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sublation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insists on the view that people play a central role in all value systems. The rational order of Habermas’s “subject-subject” communication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tension existing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interaction.
Keywords：Habermas;moral construction;humanitarianism;communicative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9)04-0051-08
收稿日期：2019-01-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16KSD11)；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金项目“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韩雅丽 (1978-),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杨晓东(1991-)，男，甘肃环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王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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