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卢梭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会带来的道德的退步，而在“自然状态”已不可得的情况下，唯有通过订立契约来使二者相容，从而实现新的自由平等。而在康德看来，“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和人的天然禀赋保证了文明与道德会在历史的终点达成统一，并双双走向“最终的善”。卢梭开启了西方世界反思“文明与道德悖反”问题的传统，康德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下对二者之间进行修补与调和，从而超越了前者。
［关键词］进步思想；自然状态；历史理性
近代西方社会进步思想是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此为线索，我们大致可以捋出一条粗略的脉络：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等人最早将社会进步理解为知识或者智力的进步，并呼吁用新方法、新工具推动这种进步；其后，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通过理性的自觉来对抗愚昧与盲目，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进步；最后，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在对理性的运用和反思中完成了理性主义进步观的系统化。不过，在此脉络中，卢梭与康德却因为对一个问题的关注而形成了某种特别的联系，此问题即“文明与道德的悖反”。在西方理性主义进步观的形成过程中，文明与道德关系的探讨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同时，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又进一步构成了启蒙思想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就此而言，卢梭与康德对这一问题的阐发为我们理解西方理性主义社会进步观以及近代启蒙思想提供了一条绝佳的路径。本文以“文明与道德的悖反”为核心问题，辨析卢梭与康德对此问题的不同思考与处理，希望可以借此对二人的社会进步思想乃至西方理性主义进步观形成更为准确的把握。
一、问题：文明与道德悖反
回顾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社会进步思想的发展，其在总体上呈现出以理性主义为支撑、以乐观主义为基调的历史图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相信理性的绝对力量，认为人类能够通过理性不断推动生产的发展、科学的繁荣，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从培根、笛卡尔到法国启蒙学派，不同思想家的进步观在这一时期闪烁出不同的思想光辉：培根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将历史进步的信念建立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之上，认为古代人之所以没有获得巨大发展是因为没有找到可以摆脱当时状况的“新工具”。而只要得到它，人类的境况必然会走向完善。笛卡尔和培根同样相信历史趋向进步，同时他也从理性出发，认为人类可以运用理性的力量，形成新的方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孔多塞是启蒙主义进步观的集大成者，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研究，他从自然规律角度论证了历史的进步与理性觉醒的一致，并认为社会进步与道德完善可以同时达到。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一条历史与道德同时趋向完美的道路。
由于与时代思潮高度吻合，这些乐观主义的社会进步观成为当时社会进步思想的主流论调。然而，由于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导致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思考没有形成真正深刻的理论。具体来看有三个不足：其一，理性至上论。理性主义进步论者以理性为武器，对以往的宗教神学、世俗政治乃至传统习俗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对理性的绝对崇拜却又使理性成为人们心中新的权威，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其二，乐观主义倾向。由于对理性的绝对崇尚，他们认为在理性的带动下，人类社会必然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发展，不断实现巨大的进步，而人类的知识和道德也将随着社会的进步最终到达完美。其三，线性的进步观。基于对社会进步的乐观立场，理性主义进步论者形成出了一种线性的社会进步观，即社会进步不可偏移、不可逆转，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但这种线性的社会进步观是一种单一、机械的图式论，在社会实际发展中并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因此，乐观主义的理性进步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的谬误，但由于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它们也受了许多的质疑和批评，而卢梭无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毫无疑问，卢梭的思想形成于启蒙运动，然而，在对启蒙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他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卢梭认为启蒙运动带来了理性的蓬勃发展，然而由于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理性已成为一种先在的标准，因而社会发展的方向也被置换成了一个不断符合理性的过程，在卢梭看来，这无疑是极其错误的。卢梭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来探索社会进步的问题，在他看来，符合理性的发展并不就是真正的进步，因为理性在带来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的退步和人性的异化：“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所有后来的进步虽然都似乎使作为个体的人一步步走向完善，却使人类整体上迈向老朽。”[1](p120)由此，卢梭就引入了西方思想史中极为重要的“文明与道德悖反”问题。康德对“文明与道德”的关注无疑承接了卢梭的问题意识。不过不同的是，康德虽然认可卢梭对人本身的关注，但对于理性主义进步观他并不否定。在接受理性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康德对卢梭的历史哲学加以辩证地吸收，形成了对“文明与道德悖反”问题新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对历史理性的先验设定，让文明与道德在历史的终点达成统一，双双走向“最终的善”。对“文明与道德悖反”问题的反思是西方学界自启蒙以降形成的重要传统，而卢梭和康德就此问题为我们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思想画卷。
二、卢梭：“自然状态”的回归
卢梭并不反启蒙，他所著述的《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启蒙精神的反映。不过，由于当时启蒙思想家对理性过度推崇，用理性质疑一切，把一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这就促使他在启蒙运动的理性基础上反思理性本身。在卢梭看来，启蒙运动张扬理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它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用理性来思考人自身。这样，卢梭就将启蒙思想的重心稍微转移，从理性转变到人性。而促使他转变的原因正是对“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这一问题的思考：“宗教让我们相信：上帝自己刚把人类创造出来，就立刻使人摆脱了自然状态，他们是不平等的，因为上帝愿意他们那样。但是宗教并未禁止我们只根据人和他周围存在物的性质，来猜测一下，倘若让人类自然发展的话，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人们所要求于我的；也就是我自己想要在这篇论文里加以研究的。”[1](p71-72)
新时期职业学校语文教材中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重视深入挖掘教材中有关传统文化素质，把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让高职学生在掌握语文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让学生真正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加深高职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在此之后，卢梭不再停留在伤风败俗的社会问题上，而是转向人类的自身精神性价值的深层探索，这在他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得以体现。卢梭将人类的整个历史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状态，即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并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1](p70)。因此，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平等，并且也是真正幸福的。然而，由于人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自然状态终会远去，人类会慢慢进入到一种社会状态。在此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因为私有制而拉开了距离，不平等开始出现，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开始为了利益互相争斗，人类的善良本性渐渐被吞噬，欲望无法满足，从而最终使罪恶产生，由此最终形成了不自然的状态。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对自然状态进行了生动的描述：“那个时候，人被自然安排得距离野兽的愚钝和文明人的不幸的智慧都一样远，他为本能也同样为理性所限，只知道防备所面临的祸害的威胁，他为自然的怜悯心所制约，不会主动地加害于人，即使受到别人的侵害也不会那样去做，因为按照贤明的洛克的格言，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3](p119)在卢梭看来，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不自然状态的过程中虽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却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自然人性发生异化，成为文明进步的牺牲品。因此在卢梭看来，文明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物质层面的进步，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消除，反而愈加严重，用他的话讲就是“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
在早年的《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卢梭考察了科学与艺术进展与人类道德的关系。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虽然有助于创造更加便捷或舒适的生活，但同时也会导致一种虚伪的社会风气，从而最终造成人类的不平等和人的精神沉沦、灵魂腐化，而建立在这种风气基础上的进步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据此，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不利于道德风尚的建设，并且已背离启蒙运动的主旨，走向它的反面，即对浮华与虚伪的崇尚：“我真的不明白：何以会有这么一种比无知更加可鄙的科学的奇谈怪论竟冒充知识，进而反过来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2](p10)在卢梭看来，科学与艺术干涉了人类自由意志，并且造成了道德的混乱，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嫉妒、畏惧和怀疑所取代，而且为政府的统治压制个人自由提供了更好的理由。然而，人应该是目的，不应该是被利用的工具，因此，卢梭主张人返归自然本性，重新树立自由意志的权威。
（四）创设贴近生活的教学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努力创造适宜的活动环境和条件，灵活多样地选用教学活动和组织形式，从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比如背单词有不同的方法，让学生自由选择，适合他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这将支持着他兴致勃勃地学习下去。
然而，虽然对此深恶痛绝，卢梭也看到了人类社会不可能再从当前状态回到原始自然的状态。可问题是，如何能够“不要再使自然人适应社会的同时摧毁自然人”，从而保证人类在文明时代的平等与自由呢？卢梭的解决办法是订立社会契约。他认为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它已经一去不返。因而在文明社会，要解决文明与道德的悖论，只有通过人们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利的方式订立契约，建立能够最大范围保证所有人权利的民主国家，进而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各类冲突，从而为人类约定一个文明与道德相容的社会，实现新的平等和自由。
除了先验性的证明，康德还从历史的经验中来寻找人类进步的证据。他回顾了从古希腊到启蒙时代的历史进程，发现尽管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的冲突和斗争，但从一个整体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实现了发展，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实现了进步。在康德看来，这就是历史乱象背后的真正规律。康德生活的年代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他认为大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与道德进步最好注脚：“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表明了人类全体的一种特性以及同时（由于无私性）他们至少在禀赋上的一种道德性；那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5](p152)因此，尽管康德承接了卢梭关于文明与道德悖反的问题意识，认同卢梭关于二者之间存在悖论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悖论的出现是由于我们没有选择正确的观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如果以历史的个体或某一个短暂的阶段为观察对象，很容易让人觉得历史就是充满斗争与压迫，是恶的不断呈现；但是如果以一个很长跨度的历史或者整个人类整体发展为观察对象，就会明显地看到人类社会向文明和善的不断靠近。因此，在康德眼中，文明的进步道德的退步的悖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暂时现象，对于历史发展，我们应该从整体出发，消除各种误解和悲观的认识，相信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三、康德：历史理性的先验设定
此外，在指出“大自然善的意图”和人类天性中的善良本质时，康德还看到了对抗作为历史发展的必要因素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康德从人类天性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发展中的对抗性，在他看来，文明发展与人类天性发展具有不同步性，而当社会物质文明发展道德教育却严重滞后时，便容易产生对抗，因此历史中的冲突与对抗实际上是人的天性的发展没能很好地契合文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但同时，由于历史的主体始终是人，因此当对抗引发许多冲突或斗争时，人类的天性便会提醒自己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从而就在客观上达到了促使人类进一步提升自我道德的结果：“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和贪婪心的驱使他要在自己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5](p118-119)并且，康德认为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实现，因为文化能够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影响人的天性，并使其发生某种潜在的转变，从而化解文明进步中的各种冲突，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因此，康德又主张通过文化和艺术教育来促进人类道德水平的发展，进而化解各种对抗与冲突，实现文明与道德的齐头并进。最后，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样，康德以“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为理论支点，也为人类构建了建立在契约精神与普遍法治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5](p8)在他看来，人类的对抗以及在对抗中发展的理性，最大的成果就是使人类可以构建出一个建立在契约和法律基础上的社会，通过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订立契约，最终形成一个公民社会。在这种公民社会中，虽然对抗与冲突并不能完全消失，但由于契约与法律的公共效力，仍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持一个最大限度的公平和正义。在康德看来，理智作为一种能力，是可以在对抗中产生的。实际上，正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乃至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对抗与冲突，激起了理性的向前发展，也激起了人们意识中善的觉醒和追求，从而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趋向文明和进步。
康德的解决方式是将大自然和现实的人进行一种区分，在他看来，“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它背后具有先验的理性推动。但人的历史却是由“恶”开始的，表现为诸多利益的冲突和道德的欺骗。然而，正是因为有某种“天意”的预定，文明会不断发展，道德也会走向最终的“善”。这里的“天意”，于康德而言就是“大自然善的意图”和人的天然禀赋。牛顿对自然因果规律的揭示对康德产生很大影响，他以此为依据，认为大自然的预定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大自然决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决不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5](p5)它一方面在根源上决定了人类走向道德善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暗暗地推动这一过程。所以在康德看来，尽管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会因为自由意志的驱动而追求一些恶的目的，甚至会产生许多曲折反复以及是恶劣的失败，但由于“大自然善的意图”对人的指引，人类会不知不觉从恶的方向转到善的方向，从而最终实现了一个善的目的，并实现了自身的幸福。而这恰恰就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规律。
因此，康德的社会进步观是一种建立在对历史理性的先验设定和人的道德属性基础上的自然目的论。一方面，大自然的意图会通过一种先验设定的方式指引人类社会不断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康德将其称为“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另一方面，人性中善的本质也会推动人类自身不断趋近道德的完善。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以人的实现为最终目的，就像他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当同时代的思想家都高声颂扬理性对人类历史带来的巨大的推动时，卢梭的确展示了他更为深刻的一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卢梭对理性的反思是以人的内在本性为出发点的，而在对自然状态的叙述中，他则通过假设一个单纯质朴，并且没有善恶对立的状态来思考人的善良本性，这构成了他的社会契约思想的基础。在卢梭看来，“虽然随着文明化和社会化而堕落了，但是人的天性从根子上来讲却依然没有被腐化，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卢梭主张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来消除社会造成的对人的腐蚀，重新达到和返归人原初的善良与淳朴”[4]。同时，卢梭还从“平等”的角度出发，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由于社会状态的形成，人与人时间的平等开始慢慢消失，而其原因正是私有制的发展。它造成了人们在经济、政治上的不平等，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奴役和压迫的现象，并出现了极端残暴的暴君统治。不过，卢梭也指出，虽然暴君的统治造成了奴役与压迫的极端不平等状态，但这种极端的状态最终会转向为新的平等产生的原因，由此可以产生一种更为高级的平等状态：“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1](p145)。在卢梭看来，这个“终极点”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即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他认为这既是社会进步的规律，又是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既是自由的最终回归，又是理性发展的最高体现。
同时，为了论证人类历史能走向最终的善，康德除了设定“大自然善的意图”之外，还从人的本性之中寻找“先天善”的可能。在康德看来，人虽然由于自由意志的驱使而表现成不同程度的恶，但每个人实际上都存在一种不断走向善的天然禀赋，这种天然禀赋就是理性和自由。康德认为，理性和自由作为内在于人的天然禀赋，它在本质上决定了人类会有意或无意地遵循“大自然”的意图，推动人类社会在历史中的进步，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善。因此，在康德看来，人类天生的善的禀赋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道德完善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善的禀赋在人的身上是可以不断向后世遗传，而人类通过理性的觉醒而坚持不懈的思想启蒙，也可以使善的禀赋从萌芽状态不断发展，并最终完全呈现出来，成为一种自然的道德力量，从而推动社会实现真正的完善。
管沟开挖前联系电力公司现场图纸确认10kV高压电缆直埋位置，在其垂直方向挖长槽探沟，用铁锨挖土，用平铲法挖土，表层清理至40 cm时发现沙土层，即为电缆上方的保护层，然后进一步将电缆清理。先剖开PVC塑料管包裹，再用两根75×5的等边角钢对口将电缆固定，角钢两侧长度在管沟以外50 cm以上，角钢用8号镀锌铁丝绑扎，并对角钢进行防锈漆处理，然后在基坑内回填黄沙，高于角钢上方20 cm后放置电力专用水泥板保护，最后上方采用水泥黄沙做平路面（中间铺设钢筋网），见图1。
卢梭和康德以各自的方式来寻求社会进步与道德退步悖反问题的解决，但他们的思考路径和解决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卢梭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进步，对他来说，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人的完善和道德的进步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否则即使文明再发达也不能称之为进步。因此，可以说卢梭是站在德性之上来思考人性。然而，卢梭虽然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道德退步，但在道德善恶的转化上，他只认识到了由善转向恶的路径而没有看到由恶转回善的可能（如康德）。所以对卢梭而言，要实现人性的回归，必须设立契约来获得新的自由和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自然状态和美好人性的一种怀念，卢梭希望人们通过签订社会契约来重新找回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契约的自由。因此即使社会契约能使人达到某种新的自由平等，但人真正的自然天性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却永难恢复，所以他又不无伤感地呼唤“回归自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梭的方式虽然非常深刻和独特，但也充斥着一种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康德对历史进步与道德问题的思考，所接续的正是卢梭的问题意识。在其代表作《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以人类道德为出发点，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由内在的道德所决定的，但由于每个人在现实中都有不同的目的或计划，因而会为了自己的切身目的而产生各种冲突甚至斗争，这就使人表现出一种外在的“恶”，从而使“人是目的”这一人类的内在追求难以实现，最终出现了社会进步而人的道德退步这一悖论。康德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悖论。
四、结语：对卢梭与康德的反思
首先，根据有关的理论知识建立一个 “因果关系”的结构模型，绘制全模型的路径分析图 (The path diagram of full Model)，找出模型中所有变量之间尽可能有的因果关系，然后用计算线性回归系数的方法求出路径系数[2]。
卢梭指出道德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而通过理性与科学所促进的文明进步不一定能够使道德完善。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确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深刻，也走得更远。然而，尽管指出了文明与道德的悖反问题，但他却没有很好地解决它。一方面，基于人性自由平等的理论而形成的契约思想，其核心所呼唤的其实是一种新的“自然状态”。但针对文明业已达到的状态，其与自然状态之间的矛盾似乎是难以调和的。另一方面，卢梭所阐发的“自然状态”并非历史中实然存在的状态，而只是他对历史的一种设定。而他所描绘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与平等，与其说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毋宁说是当时的现实社会所缺失的。因此，“自然状态”更像是卢梭的一种设定，它以此观察社会、考察人性、并反思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理性和道德。尽管卢梭高声赞美自然状态的无限美好，无情批判人脱离自然状态后的不断堕落与衰败，但对于实际的历史发展来说，“自然状态”终究是一种基于批判目的的假设，并非历史中真实存在的状态，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同时，尽管卢梭站在一个不同于时代的角度对理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他又同时相信人类可以运用理性最终到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从中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到卢梭对理性的某种矛盾态度。
工科新教师作为知识的转化主体、技能的养成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缺失。作为成人的工科新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技能的被动受训者、能力锻炼的承受者，缺乏将工程知识转化为课程知识与教学内容、将教学知识内化为教学意识与教学观念的主动性，缺少将自身基本素质与能力转化为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管理与评价能力的自觉性。表现为对教育教学知识不主动反思、对教育思想理念无内化吸收、对教学技能的生成不积极强化、对教学能力的提升无行动自觉。
康德的思想受卢梭影响非常大，他与卢梭都将人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尊重并高扬人的主体性。然而不同的是，卢梭思想中强调的人的主体是在“自然状态”设定下的自然人，其所拥有的自由是一种归属于自然的属性。而康德所强调的人的主体是实际状态中的社会人或文明人，其除了是一个自然存在者，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道德存在者。人的行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是道德目的的体现。在康德看来，作为自然的人会追求物质上的最高，即幸福。而作为道德的人则会追求道德上的最高，即善。然而，二者之间却存在着矛盾，要想实现最大的物质幸福，必然会对道德目的造成影响，而要想拥有最高的道德，物质追求则会形成限制。因此，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大自然道德目的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的运动史。不过重要的是，大自然的道德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最终引导人类在道德和幸福的矛盾中以牺牲一定的幸福为代价而最终获得道德上的至善。在康德看来，这是“大自然”的目的，也是人道德本质的体现。由此可见，康德的论述中虽然存在自然和道德的区分，但最终二者在自然目的论中获得了统一。
“小学数学益智游戏”课程，可以发展学生的多种数学思维能力（见图4）。比如，学生探究数学游戏蕴藏的奥秘，未知的玄妙转化为已知的知识，能够训练和发展数学转化思维；学生遵循一定的推理，有条不紊地分析解决数学游戏问题，能够锻炼和提升数学逻辑思维；学生归纳总结数学游戏中的数学原理，能够培养和完善数学归纳思维；学生基于已有数学游戏，设计新的数学游戏，能够激活和优化数学发散思维；等等。简言之，学生拨开数学游戏的神秘面纱、求索数学游戏内在奥秘的过程，就是数学思维得到训练和发展的过程。
康德从卢梭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立场得到了启示，他和卢梭相同，都看到了人类理性的价值，也看到理性的局限性。然而，与卢梭批判理性、认为理性对人的尊严与道德造成侵害不同，康德对理性的态度明显更为客观，他虽然也反对理性崇拜，但并没有因此而摒弃理性，也没有对人类理性发展持一种悲观的论调。在康德看来，理性虽然有局限，但这个局限也恰恰证明它可以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性”，即理性不断运用自身对自身进行反思，这才是人类真正伟大的天赋，也是人类能实现历史进步的最大动力（这也可以说是康德与卢梭最不同的地方）。同时，不同于卢梭，康德对历史走向最终的善深信不疑。尽管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反复的，但它最终不会是无规律地循环，也不会是倒退，而是在不断进步。当同时代的哲学家或陷入理性权威而对人类文明与道德进步盲目乐观，或纠结于自由意志的萎缩而对文明发展消极悲观时，康德从人类整体的历史出发，通过历史理性的先验设定和人类道德的本质探讨，不但找到了历史乱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而且统合了历史发展的自然律与道德律，进而形成了关于社会进步的深刻理论体系。面对人类理性启蒙的历史趋势，康德一方面肯定理性对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理性，它不允许人再返回到把他已经从其中吸引出来的那种野蛮与单纯的状态里面去”[5](p67)。并告诉人们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另一方面，他也对理性做出了合理的反思，并以独树一帜的方式论证了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即进步本身就是历史理性的内在逻辑：“历史就是朝着合理性的一场进步，同时它也是在合理性之中的一场进步。”[6](p100)康德的这种社会进步观发前人所未发，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哲学家的理论视域，因而可以看作理性主义进步观的一座真正的高峰。
当然，无论卢梭还是康德，在对社会进步问题的思考上，他们之间更应该是一种批判继承而非对立的关系：卢梭对康德而言是思想上的引导者，而康德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卢梭形成了某种超越。卢梭基于“自然状态”设定而形成的社会契约思想，对解决文明进步中的道德退步问题无疑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而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观点，更是成为了之后许多哲学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进步思想的重要源头，如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辨证的说法。”[7](p519)而康德则在吸收和借鉴卢梭社会进步思想的基础上，用更加深邃的理论建构，达成了理性主义进步观新的高峰，特别是他基于历史理性而形成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且在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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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1.006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1-0039-06
作者简介：张雯（1988—），女，甘肃漳县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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