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据此，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近五年来，理论界对“八项规定”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并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内容主要涉及“八项规定”的来源、“八项规定”的内容及结构、“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以及“八项规定”的意义这四个方面。现将六年来的研究成果做一大致梳理与述评，以期对学术界有所帮助。
关键词：“八项规定”；作风建设；研究综述
201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下简称“八项规定”)。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之后，全党上下努力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事件和个人。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也掀起了学习研究“八项规定”的热潮，现将5年来的学术研究状况作一大致述评。
5.2.2 Sustainable Living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products between rural and pastoral communities
1研究概况
“八项规定”公布之后，迅即成为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基于中国知网，通过输入“篇名”“八项规定”，即检索到 519篇论文。已有论文，偏向于从“八项规定”的来源、内容解读、实施后的影响、政策的具体落实来进行研究。学术界有关“八项规定”的专门著述有梁相斌、祝捷主编的《八项规定改变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以及王德义、张华峰主编的《 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学习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前者以“八项规定”为基点切入，对其出台的背景、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等方面带来的变化，以及其所昭示的党的执政理念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后者则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着重就“八项规定”的重大意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
2主要问题
2.1“八项规定”的来源
“八项规定”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来的，对规定的具体来源学术界一直有所讨论，综合起来，学者们对“八项规定”来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理论来源。基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势，为共产党人的社会发展信念奠定了理性基础。陈菊英认为“八项规定”体现了党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全力维护和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切实尊重；体现了当前我国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所面临的现实要求；体现了生产关系的自然规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性自觉；体现了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循环过程。
最后是现实依据。中央提出并落实“八项规定”这一政治制度是在党的性质任务和面临的新形势面前作出的重大决策。韩强指出作出这一决策的主要背景在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使党的自身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如何克服脱离群众这一危险性挑战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是党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是一个关键问题; 三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党的作风出现了一系列相应的新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整治和完善。
2.2“八项规定”的内容及结构
“八项规定”的出台在给社会风气带来一系列好的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各行各业朝着阳光健康的方向发展。 刘博等提出，“八项规定”出台之后，使得茅台酒等高端白酒的销量直接受到影响，呈下降趋势，这也反映了诸如“寻租送礼”等许多需求都更加理性。王霞则表明，这一规定所取得的成效，在经济领域尤为突出，尤其为上市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力量，使其发展充分依托市场，更加健康。鉴于国企高管超高在职消费现象，杨蓉指出，“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不仅减少了在职消费总额，更降低异常在职消费。此外，高玉胭、肖六亿指出，这一规定使生产更加符合人民需求，产品价格也在市场调控下实现合理变动，由此也使得国内居民的消费在结构方面，更加合理；另一方面而言，也使得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具质量，政府的支出也更为合理，结构更加优化。 颜恩点则通过实证提出，在“八项规定”等政策规定公布后，整个国内市场的正收益明显增加。即企业在“八项规定”公布之前的寻租活动越多，那么“八项规定”的实施对公司的增值作用越显著。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制度方面的革新也十分重要，可以使寻租等活动缩小，从而减少企业在进行交易方面的费用，使整个公司的价值得到提升，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纳入标准［6］：按Denis分型［7］均为爆裂性骨折，上终板损伤型；椎管占位率＞30%，椎体前缘高度丢失＞30%；受伤至手术时间≤2周；骨折合并脊髓神经损伤。排除标准：胸腰椎多段骨折；需行椎板减压；合并病理性骨折者或严重骨质疏松症。2014年5月—2016年1月，按以上标准共纳入患者73例，其中前期35例采用椎弓根钉内固定系统进行治疗（A组），后期38例采用经伤椎椎弓根植骨联合椎弓根钉内固定系统治疗（B组）。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受伤至手术时间、骨折位置以及术前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ISA）分级［8］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1），具有可比性。
党的十八大构建了“逐步把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程度”的战术目标与“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目标。“八项规定”是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对“八项规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规定的具体实施给出了相应成果。
孙应帅认为，要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就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在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的方式方法，得以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外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现象，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这将会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一大亮点。
2.3“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
此次样本分析最终结果与朱献韶，陈富强，余立新等人[6]的研究成果大体一致。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应用16排螺旋CT三维成像进行骨折分型的检验，与X线检验相比，能够提升解剖分型检验符合率以及Garden分型检验符合率，同时能够确保碎骨检出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应用优势。
吴楠从政治学角度对“八项规定”的意义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解读，指出：党政建设与国家治理是一体的，中央八项规定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党纪、法规，不仅是制度建立和执行的生动实践，也更深刻地反映出人民利益、执政理念、理想信念、科学监督、个人激励是制度建立和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她认为“八项规定”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实践，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强化了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实现了共容利益的最大化，拓宽了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赵丽涛通过对中央八项规定的政治功能进行探析，提出“八项规定”承载着党的执政理念和民众的政治期待，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所确立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具有净化政治生态、巩固执政合法性、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建构稳定政治秩序，发挥其政治功能，必须增强制度供给，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另外,在450 ℃PDA条件下,O2与N2环境的Vfb是相同的。这说明低温PDA处理条件下,O2和N2环境 对Al掺杂的HfO2高k栅介质中的正电荷缺陷的钝化几乎一样(该条件下影响Vfb的另一个因素EOT也相同,如图4所示)。而随着退火温度增加到550 ℃和650 ℃,O2环境对Al掺杂的HfO2高k栅介质中的正电荷缺陷(如氧空位)的钝化效果好于N2环境,但Vfb相差仅0.06 eV～0.1 eV。另外,O2环境中、700 ℃ PDA处理时Vfb变小主要是由于C-V特性曲线明显变差引起拟合偏差造成的(如图3所示)。
2.4“八项规定”的意义
“八项规定”出台后，在全党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同时，各级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也予以全面监督。由此，形成了关于贯彻执行“八项规定”的一个有效机制。自这一规定实施以来，得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效。韩强将其归总结为以下方面：一是党内形成良好作风，各种不正之风得到显著扼制，干部作风日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二是制度建设愈加完善，干部作风建设逐步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相关规章制度也不断制定与健全，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组织领导机制、示范带动机制、检查督促机制等在内的保障机制，从而使党中央的各项决策得到充分的贯彻与落实。
中央的“八项规定”，有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意蕴。有学者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从历史角度、现实角度、逻辑角度和实践角度体现了多位一体的方法论特质，内含了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规范权力运行、保障依法治国的价值逻辑。对于这一观点，赵修义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八项规定”的关键核问题就是要如何克服置身于群众之上、置身于群众之外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除此以外，针对“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和第八条，朱贻庭的研究，指出这两条直接涉及了“官本文化”。他认为，“规定所要整治的党内不良风气，归结到一条，就是做官当老爷”的作风或习气。要通过对党风、政风的治理从而推进民风的改善，然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将“去行政化”落实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群众组织中，消除“官本文化”对这些组织的影响。
研究“八项规定”,必须首先弄清楚“八项规定”的内容，学术界主要从规定的基本内容及其结构做出分析。综合起来，近年来学者们对“八项规定”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研究前景
纵观近六年以来“八项规定”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理论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当然，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学术界对“八项规定”的研究同样存在着不足，有些问题和领域有待深入继续探讨。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是关于“八项规定”的来源，即“八项规定”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较为单薄。目前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延安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等方面，“八项规定”是否还对其他的精神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借鉴？并且学者对相关的历史资料是否可以进一步挖掘？因此，对这一方向的研究应该引起学者的关注。
二是关于“八项规定”的内容，学者们主要从“八项规定”的整体内容进行研究，是否也可以从每一项规定切入研究，对其内涵进行深化？还有每一项规定颁发的背后是否有更深的意义，它体现出来的社会现象都有哪些？为了保证“八项规定”持续有力的进行，在笔者看来这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
三是关于“八项规定”与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细则”与“八项规定”之间是否有相似点和不同点？除此之外，党内是否还有与“八项规定”相关的法规文件？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对这些疑点的理解和求证，显然需要研究者具备更深的学术素养和更广阔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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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3.073
作者简介：毕以然(1992-)，女，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标签：八项论文; 这一论文; 中央论文; 政治论文; 学术界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的建设论文; 组织建设论文; 《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33期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