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具体—抽象”方法重新解读
吴 鑫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 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具体”“抽象”概念及“两条道路”的解读存在诸多问题，在实际转引中也常有误用；“具体—抽象”法绝非简单的“从个别现象上升到一般规律”，“两条道路”也并非“抽象的归纳、综合”与“具体的演绎、应用”，澄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在分析研究当今国际经济及危机时，我们更应寻求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而不仅仅是某一套现成的理论。
关键词： 具体；抽象；两条道路；经济学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罗斯多尔斯基①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1898—1967）生于奥匈帝国的伦贝格（今属乌克兰利沃夫市），主要著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 曾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像（他的）方法那样被如此粗心大意地对待”[1]。马克思本人也曾批评人们不理解他的经济学方法，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人们对……（我）应用的方法理解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例如，（巴黎的）季别尔教授指出，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莫·布洛克先生则认为，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德国评论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则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2]215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种重视理论成果、轻视研究方法的情况直至今日也未有大的改观；相反，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忽视乃至歪曲极易导致对理论本身的各种错误理解，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和指导当前现实中的“无力感”——对变化了的现实的解释更需要马克思的科学分析方法，而非他的某一套现成理论。
本实验研究中考察了在相同的流动相情况下，流动相不同的pH值，其分别为4.0、4.5、5.0时，氯霉素的提取状况，不同的pH提取效果见图3、图4、图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单列一节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其中关于“两条道路”的论述最为人熟知，“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41。长期以来，这一论述被简单地理解为“抽象的归纳”和“具体的演绎”，或者“一般规律与特殊实际”的二分。多数学者对此不作分辨便大加引用，将其运用到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总体理论与个别现象等问题的分析之中[4]，并将马克思的方法粗暴地归结为“具体—抽象之二分”的辩证法、“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之统一”的辩证法[5]，此种误解和滥用亟待澄清。
一、抽象批判与方法重建
以往的学者往往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不同，似乎这种对比反差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的优越所在。有部分人虽然认识到从辩证法本身的角度来看，批判的扬弃也必然保留了其对象的合理内核，但具体到马克思与旧的经济学方法，他们却拒绝寻找这一“内核”（即两者的联系或马克思所保留的东西）。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追溯他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是有必要的，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江苏 陈哲：《故事版》10月上的《寻车》写得很真实，让我想起了以前做过的一件“缺德事”。那会儿我还在上大学，每个月只有五百块的生活费，有些不够用，于是去做兼职，回家后才发现老板给的三张百元钞票里有一张假钞。我当时气不过，就想着怎么把它花掉，最后给了一个卖红薯的老奶奶，她眼神不好，看都没看就收下了。拿着红薯走了没几步，我就后悔了，转身回去要回了那张假钞，我永远记得那个老奶奶笑着说：“孩子，我都知道！”
先看“抽象”概念。马克思在导言中实际上区分了两种抽象：“强制的抽象”（forced abstraction）和“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 前者是指（亚当·斯密式的）抛开具体现实抽象出某种空洞概念或超历史的一般条件，或者（黑格尔式的）完全在思维上进行演绎抽象；后者则是指（马克思自己的）考察了现实的、各历史阶段的大量事实后对其中“共同规定性”的把握和概括，这种抽象是“从材料和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能力。另外，抽象有时也用作名词，如“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此处的抽象是指无内容的抽象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里的抽象则是合理抽象得出的概念、共同规定。总之，这两种意义的抽象根本不同点在于：抽象得出的结果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是否包含实在的关系和内容。
第二，马克思的“具体”绝非是与普遍相对的个别或者与抽象相对的现象、事物，他对具体的明确定义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与现实有具体联系的、包含并能反映诸多现实关系的、简单明了的范畴，这种具体是有具体内容和关系的抽象，即“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3]45。
那么，这种分析细化是否会陷入无限循环呢?考察国家需要从人口入手，而考察人口离不开阶级，对阶级的分析又需要考虑雇佣劳动、资本，这种细化应该在何处止步呢?马克思写道：“经过更切进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3]41。表面看来，这些“最简单的规定”应该是“劳动、分工、价值”等，它们应当是可靠的“基点”；但马克思紧接着又说道：“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3]41。显然，马克思并没有走单一的线性分析路径，而是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的“圆圈”，这一点将会在后文进行阐述。
第三，马克思的“两条道路”绝非抽象与具体、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一般规律与具体个别的二分。第一条道路是指（经济学家常用的）从各种现象中抽象出一般规定或概念；第二条道路是指将（现有的）抽象概念放入具体现实中加以考察，赋予其现实的、具体的内容，进而（重新）得出包含各种现实关系的、能够反映真实现实的范畴。马克思反对歪曲的、无内容的抽象，致力于用有效的抽象范畴解释真实的现状，因而第二条道路是他提倡并始终坚持的。
首先，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教学理念落后，不利于生活化教学的开展。填鸭式的教学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盛行已久，形成了一股难以扭转的教育思潮。这种教学理念片面地注重机械地对于学生进行知识灌输，学生在学习中依靠机械的记忆掌握课堂知识。而生活化的教学需要学生去主动地联系生活、感知生活，把学习和生活进行有机的结合，传统的教学理念与生活化教学的思想明显是不能兼容的。
其三，对“主观主义”的批判。相对于静态的抽象主义、本质主义，黑格尔以运动和矛盾构建起了一个新的辩证法。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思想仍然留有一个存在于所有意识运动当中的“本质内核”的概念，正是基于这一观念中“本质内核”的永恒性，黑格尔才能“对现存社会关系（如普鲁士国家）作出终极和谐的解释”[6]。但黑格尔的问题还不仅于此，他陷入了“实在是思维的结果”的幻觉，古典经济学家同样犯了这个错误——当他们运用自己的某一套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时，好像经济历史真的是像他们的理论预测的那样发展，或者某一概念的产生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思想路线展开的。例如，斯密和李嘉图的单个的人的概念（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再比如，由于广为接受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理念，许多人产生出“个体相比封建时代更加自由”的错觉，做出这种解释的理论家们也认定事实确实是如此，实际上他们却忽略了摆脱土地、地租束缚之后的农民随即陷入束缚程度更高的工业化生产关系之中的事实。
S.霍尔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方法与此不同，它从精神走向了“现实的、具体的联系当中：这种方法是不要简单地构建出纷繁历史现象后面的‘本质’，而是要准确地找到保存着‘本质性差异’的诸多规定”[6]。这一概括是十分恰当的，马克思反对各种本质主义和主观主义，目的就在于走进现实，实事求是地考察现存的经济状况，在各种哲学家、经济学家建构起的理论体系交织成的神秘面纱之下发现真实的现实，将人从“资本的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这便是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二、“具体—抽象”的含义与两条道路
上述三种批判可以概括为对“抽象基点”“抽象本质”“抽象精神”的批判，此三种方法都多少带有旧唯心主义的色彩。与之相比，马克思的方法更重具体，尤其是现实的、具体的各种“关系”，但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忽视“抽象”的作用。俞吾金先生指出，有必要区分马克思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他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概况为“大量占有经验材料”“运用抽象力”“批判的眼光”和“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7]四个要点，其中便着重强调了“抽象力”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217。其中，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形式”并“探寻联系”即指抽象力的运用，而随后进行的叙述也必须是在正确地“把握了现实运动”的前提下做出的。
关于“两条道路”的著名论述也明示了具体与抽象的结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不幸的是，一些学者对该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单、草率，他们单从字面入手，将第一条道路理解为“综合法”“抽象法”“概念法”，而第二条道路则被理解为“演绎法”或“抽象规律在具体中的运用”，由此将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为抽象概念与具体考察的结合、逻辑思维与非逻辑（具体）思维的结合，并以此来论述“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存在与一般存在物”等毫不相关的问题。
准确理解“抽象”“具体”概念的内涵与“两条道路”的论述，一方面需要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篇语境以及马克思在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论述作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背景考察，即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及黑格尔的关系，因为马克思正是在对后者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方法的。
（3）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也是财务管理内控不完善的现状之一。随着教育信息化和特色教学的推广深入，学校大量购买各种设备，比如老师人人配备办公用电脑，每个教室配置投影机，部分学生配置平板，特色教室更是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但学校资产管理并没有随着大量设备的购入配置而不断提升，有些学校资产仅止于资产管理软件的录入，资产领用、保管没有形成完整的书面记录，设备在不知不觉中遗失、损坏，致使设备报废验收时，找不到实物，或实物与账面不匹配。
与此相对应，“具体”概念同样有两种指代。马克思认为，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时，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因为相对于宏观抽象的经济理论体系，人口、商品、生产等范畴确实是具体的和实在的；但关键问题在于具体之所以是具体的，不是因为它们具有现实性和实在性，而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说，能被当做具体来考察的范畴，其本身必须包含抽象的关系。例如，人口这一范畴之所以具体，正是因为人口之中包含着阶级构成、生产消费、雇佣劳动、资本等一系列现实的关系。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谓的具体是指与理论、概念相对的实在，这种实在是具体可感的、经验给予的东西；而马克思所谓的具体，是指包含复杂规定但同时也与实际紧密联系的具体范畴。对马克思来说，具体之为具体根本不是因为它是实在的东西，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一范畴包含着复杂的、抽象的、但也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各种关系和规定，国内学者对“具体—抽象”的滥用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
到这里，问题的症结已经基本明了。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纯有”和“定在”的概念。“纯有”即纯粹抽象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又因为现实中只有“有的事物”而没有“有本身”，所以纯粹抽象只是纯粹思维，即“纯有即纯思”；而“定在”则是一种有了质的规定性的存在，如水之为水即是因为有了水的规定性（质）。同理，政治经济学家的“人口”是一个他们自己设定的简单概念，他们不考察也不在意人口具体包含着什么现实规定性，因而是一种“纯有”；而马克思的“人口”，是在考察了人口的阶级构成、生产关系等一系列现实规定之后形成的定在，这里的人口既是抽象也是具体，因为它包含了现实的规定性和内容；抽象，是因为它是在对这些复杂关系和规定的合理抽象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范畴。
在桩端注浆前，通过压水试验来探明并疏通注浆通道，确认桩底可灌性。压水按2～3级压力顺次逐级进行，开塞压力采用8～10 MPa压力打开，压水量控制在0.6 m3左右，并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如压水能连续下灌则表示已开通，即可停止，随即初注。对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塌孔、扩孔、充盈系数过大的灌注桩，必须提前进行压水试验。
经过以上分析，关于两条道路的下列论述已然自见其义：“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41第一条道路是指考察具体、实在的东西，进而对其中的某些关系和规定进行抽象，形成经济学理论，这是以往的经济学家常用的方法；第二条道路是指在现实中考察某一范畴的各种规定，结合现实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并最终回到范畴本身。在第一条道路上，具体表现为“起点”，即指经济学家从实在和具体开始考察的做法；而在第二条道路上，具体是“思维过程的结果”，即通过对某一抽象范畴的实际考察，使得其所包含的种种现实关系、规定性在实际中显现出来（即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样一来，具体范畴成了现实考察的出发点，同时也是落脚点，具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具体。以“价值”范畴为例，第一条道路是指考察各种具体价值之后抽象出一般的思维中的“价值”概念；第二条道路是指以思维中的价值范畴为起点，在现实中考察它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规定性，最终将价值作为一个“包含复杂现实关系的”具体的整体来理解，从而回归抽象的价值。通过考察，纯思维的、没有内容的价值概念变成了“具体的”价值，即完成了从“纯有”到“定在”再到“纯思”的辩证过程，但这里的纯思已经不是无规定的空无，而是包含各种具体关系的有效概念。① 这一类比也许并不恰当，只是为方便理解而暂时借用，黑格尔的相关概念是否合适用在这里也需要考证。
马克思批判了当时这种时髦的做法，但并未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指出，“只要把（生产）真正的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3]26，寻找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或某种共同模式，有助于理解具体社会形态下的特殊生产，即“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不过，必须警惕这种抽象走向本质主义，防止“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3]26。
第一，马克思的“抽象”绝非仅是从现象中得出本质或一般规律，而是从经验材料、各类社会关系、复杂的经济系统、历史的社会形态等现实中找出某些能够反映、解释其复杂性的简单范畴或理论表述，因此抽象有时候也指概括、综合、归纳。马克思明确批评了李嘉图“强制的抽象”的方法，也就是说，决不能不顾实际而强行抽象出某种高于实在的东西，被抽象者和抽象的结果都是现实的东西，只不过，前者是杂多的、神秘的，后者是简单的、易于理解的，前者的诸多规定性和现实关系都在后者中凝缩、反映并体现出来，两者绝不是现实与思维、实体与理念的关系。例如，资本这一范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的各种形态以及包含的生产关系与资本本身都是现实的，而非思维抽象自造的东西。
概括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重要结论。
其一，对“给定基点”的批判。S.霍尔①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20世纪英国重要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其思想以跨学科性、开放性、政治介入性为特征。 在《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中提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从是其“给定的”出发点开始的，马克思试图通过批判表明，这些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当做理论出发点的概念或“基点”，本身都是需要被证明的东西，因为“它们已经是对全部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结”[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考察某一国家时，往往从该国的人口、生产消费、价格等具体范畴开始，但这些看似具体的对象本身也是成问题的，即“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3]41。也就是说，看似具体的人口本身也包含着复杂的关系，如果不对其进行分析，人口就也成了抽象的、站不住脚的基点了。
其二，对“本质主义”的批判。西方哲学传统中蕴含着某种本质主义的预设，即认为存在一种在历史中永恒不变的概念、核心或本质，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许多的理论都同样表现出这种倾向。如罗斯多尔斯基指出的那样，一些经济学家认定价值是由“超历史”（Supra－historical）的基础来决定的，进而推断出价值形式本身所固有的超历史性质，这一无法消灭的“永恒性”决定了“在任何未来社会……作为经济范畴的价值仍将普遍存在”[1]；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热衷于使用“生产一般”“一般条件”等概念，即超越于各种具体社会历史形态之上的最一般的抽象的生产概念，以及决定各种生产的一般的条件；部分人甚至“有意识的……将资产阶级关系趁机当做社会很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塞进来”[3]26。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中具体和抽象有时也在其原本意义上使用，即具体（个别）分析和抽象（一般）思维，但在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一问题上，均取前文所述之含义，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是一致的。① 除了“强制的抽象”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批判了“浅层的抽象”，即抽象力度不够，仅仅抓住浅层的规定性，未能进一步发现问题的核心，因而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秘密。本文主要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进行分析，关于《资本论》的相关内容不另做赘述。
在方法上，也有人不能理解，马克思为何要叠床架屋，考察抽象范畴的各种现实规定性并重新得出抽象?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对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进行有效性考察，如从实在和具体（如人口）出发来考察某国经济是以往惯用的做法，但这种实在和具体对研究经济关系毫无用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也毫无解释效力；某国的气候、地形也是具体的、实在的，但我们显然不能从这些范畴出发，而应当从阶级、生产等范畴出发，因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具体——它们包含并反映着实际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理解经济现实的关键，“真正的具体”的提出正是为了对经济理论中范畴的有效性进行界定。另一方面，多数经济学家的抽象都是错误的、虚假的，这些概念没有反映甚至歪曲了现实，他们忙于解释现实，或者为现存的关系做理论辩护，而马克思所要做的是从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找出具有决定性的核心范畴，从层层遮蔽中发现现实的秘密，揪出并摧毁资本主义得以维系运作的命脉，这一伟大事业所需的抽象力和洞察力绝非经济学家简单的思维演绎所能比拟的。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中，该院共有9个学科进入全国百强，3个学科进入全国五十强，遵医附院成为贵州省进入前五十强最多的医院，其中整形外科学更是贵州省唯一进入全国十强的学科。
对于(i，j)节点的二阶导数采用半步长附近插入点上对应的一阶导数差商表示，然后将一阶导数再用相应节点压力差商表示[6]。这样无量纲Reynolds方程，可转化为式(5)。
三、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当前经济的解释
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方法定义为辩证的、唯物的，并刻意强调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差别是不明智的。正如S.霍尔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即便是处在解体李嘉图的痛苦之时，他也从未停止向李嘉图学习”。另外，在涉及对黑格尔体系的彻底批判时，马克思也总是强调自己是那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学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恰恰是在马克思明确学习或再学习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地方，黑格尔一次次被放弃和推翻”。这种扬弃式的批判要求我们更加注重马克思与古典学派之间的联系而非差别。这种联系，按照S.霍尔的说法，是对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返回—转型”，返回表现在马克思仍然采用了辩证法的形式以及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如分析抽象），转型则表现在马克思在这些方法的使用意义、使用范畴和使用目的等方面都采取了自己独特的方式。
马克思的方法之特殊性还体现在其理论底色和解释效力上。旧的经济学方法往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形成某种依赖统计、计算、图表、分析等而建立的纯经济理论；马克思则是经由哲学、社会学到达经济学，这是他独特的理论底色。英国学者鲍勃·米尔沃德认为，马克思的分析“以社会理论为根基……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其分析方面比其他经济思想学派要广泛得多”[8]。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解释经济领域以外的许多现实问题，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视域从未局限于经济分析之中，对经济生产的研究只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一般的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经济学研究必须导向社会学分析，并最终导向解放人类这一政治性目标。
人类的未来依赖于今日对生存所持的批判态度，这是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发出的呼告。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能够保持强大的解释效力，不仅在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构成了其经济学研究中内在的一部分，更在于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综合。马克思并不像一般的经济学家那样，力图用准确的数字图表说明经济事实，他从一开始就是以批判和审视的眼光面对资本主义的，但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感情的仇视之上，而是以科学分析为基础的，即从基本的普遍概念中推演出有真实关系的论断，从而阐明这种关系的必然性。科学性为基石，批判性为武器，这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生命力之所在。
大建设需要大投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增加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确保各项水利建设协同推进。
那么，马克思的方法或理论能否用于当前经济状况的分析和危机的解释呢?高呼“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的学者自然会得出肯定的回答，但在如何具体分析和解释上，他们却一筹莫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勾勒了自己庞大的研究计划，他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如果马克思能够完成这一体系，他的这一宏大理论也许是能够解释当前世界经济现状的，然而马克思倾其一生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仅仅是上述五个阶段的第二部分。不过，仍有学者试图用这些“未完成的理论”来解释变化了的现实。比尔·邓恩批判了这种倾向，他指出，这种做法是“在概念上直接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大跨度跳跃到对特定（世界性）危机的分析”，即从第二阶段跳跃到第五阶段。比尔的建议是“采取某些步骤，搭建二者之间的桥梁”[9]。对于这种试图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的尝试，笔者同样持怀疑态度。
值得反思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尚未过时，并且仍然保留着对当前现实的有效性”这一论断常常被部分学者用来证明“马克思的先见之明和伟大”。然而，也有学者冷静地猜测，《资本论》的未完成是马克思有意为之。马克思本人在书信中的一些零碎表述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由于理论分析已经走到了现实的前面，马克思感到必须停下来，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完全展开其形态之后才能继续新的研究。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尚未形成，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列第四、第五项研究计划（即“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市场和危机”）只能悬搁。马克思的洞见，不仅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剖析上，更体现在面对尚未展开的事实主动停下研究步伐。不同于热衷为未来勾勒乌托邦蓝图的幻想家，马克思仅仅以谦和求实的态度列出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而这一框架最终被历史证明恰恰是符合现实发展的。
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解释效力，更合适的做法也许是在马克思所提供的框架内、采用马克思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分析。除了在马克思的理论阐述与当前现实之间推行“强制阐释”，或者远离马克思、采取经验主义的折中方法（例如用具体的国际贸易、金融、环境等范畴来解释危机），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变化了的资本主义也许换上了新的外衣，但马克思的剪刀还在，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于剖析现实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罗曼·罗斯多尔斯基：《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吕乃基：《论“特色”与“普适”争论的实质——基于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视角》，《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5]葛恒云：《走马克思指引的“两条道路”，把对于“存在”的研究引向深入——广义唯物论的存在论述评》，《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
[6]斯图亚特·霍尔：《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7]俞吾金：《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6期。
[8]鲍勃·米尔沃德：《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9]比尔·邓恩：《马克思的方法与全球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3－002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01）
作者简介： 吴鑫，1991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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