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乡村危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社会学视角,乡村危机
乡村危机论文文献综述
徐志伟[1]（2019）在《社会学视角的建立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对乡村危机的重释》一文中研究指出与五四时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作家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开始自觉地突破"国民性话语"的局限,重新组织关于"乡土中国"的叙事。在创作视角方面,开始有意识地用社会学视角或"经济—政治"视角去看取人生。试图通过对新的观察视角的发明,使文本获得一种"客观地"表述"乡土中国"危机的能力。他们的全新探索使他们最终走出了"内在自我",融入了大众。(本文来源于《贵州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09期）
渠岩[2]（2019）在《乡村危机,艺术何为?》一文中研究指出乡村既是中华文明信仰的承载者,又是近代革命的对象。但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乡村不再停留于落后、封建和愚昧的修辞之中,而成为改革者、建设者与理想者高度关注的开发对象、建设对象与知识对象。它已不再是工业革命的敌人,相反地,乡村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宠儿—其稀缺可贵的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市场、知识界和国族建设中高度关注的对象。在今日乡村建设的大潮中,艺术家成为一股重要的介入力量。"许村计划"与"青田计划"的艺术乡建实践,是继"治理"与"开发"之后的第叁条乡村建设道路。通过分析这两个案例,笔者强调艺术家应改变以往乡村改造和开发的现代化发展逻辑,重新肯定乡村价值,用"温暖"的方式使乡村苏醒,用"情动"的方式建立乡村共同体,使乡村真正成为国人安放灵魂的家园。(本文来源于《美术观察》期刊2019年01期）
孙绪芹,张生[3]（2018）在《《东方杂志》对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聚焦和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创办于晚清的《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乃重要的社会舆论指示器。近代以降,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与权势转移,乡村被边缘化,危机四伏。自1920年代中期起,《东方杂志》先后开辟"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农村救济问题""农村写实"等专栏,率先引导社会关注濒临崩溃的农村社会,引导舆论聚焦于长期被忽视的中国广大乡村,并为解决乡村危机提供广阔的争鸣舞台。相关举措激励了一批本土乡村研究者的诞生,推动了本土社会学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的乡村改良活动产生有效的互动。然而,由于时代局限,这一绩效还难以摆脱自身困境。(本文来源于《民国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李瑞峰[4]（2018）在《《东方杂志》对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报导之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十九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利用军事及政治压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封闭的中国开始被迫认知世界。此后伴随着条约制度所附带资本主义工业化、近代化等技术与价值因素的进一步输入,在以通商口岸为基地逐渐向内地渗透,传统中国城乡一体,以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状况被打破,中国逐渐步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逐渐衰落的迹象开始显现并日益恶化。尤其是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乡村积累已久的矛盾爆发,农村经济破产、农村金融枯竭、农民离村潮等一系列严重的事实使得乡村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崩溃边缘。此时由于中国知识界对于以往社会革命忽视乡村的反思,中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乡村的价值所在,严重的乡村危机进入舆论的关注视野。而作为近代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也参与到这一时代性问题的讨论之中,《东方杂志》就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东方杂志》作为近代专业性最强的学术性杂志,自清末创办以来就一直对于社会状况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及时的报导,特别是在二十世纪20年代前期对于近代都市发展、粮食短缺的关注以及农民运动的关注,使其建构了有效的社会舆论话语体系,成为关注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时代性背景。针对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危机,《东方杂志》则不例外的给与了持续关注,在这一时期登载了大量有关农村社会状况的调查报告和有关乡村危机对策讨论的文章,成为时人关注乡村、复兴农村问题谈论的一个广阔舆论平台。本文试图通过对《东方杂志》有关二十世纪20-30年代乡村危机的报导内容进行梳理,来理清《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问题的关注内容和其特点,从而分析媒介报导视野之中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成因及其相应的挽救乡村危机措施,并进而探讨《东方杂志》乡村危机舆论报导的价值所在。(本文来源于《宁夏大学》期刊2018-03-01）
陈蕊,邢颖[5]（2017）在《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一文中研究指出在20世纪二叁十年代的乡村危机中,江南与淮北两域女性多倾向于自发性地应对危机,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承担者,但就具体做法、影响与前景而言,两地有本质差异。江南乡村女性离村进厂与乡村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这也成为女性从自发走向自觉、挑战传统道德、营造赋权环境、获得发展与解放的契机之一。而淮北女性则多处于以身体牺牲换取经济回报的自发性应对状态。两域社会生态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导致两地女性性别经济、道德危机与赋权环境不同的根本原因。不过,江南女性的进步,也并不等同于真正的解放。女性真正的解放,应该是女性社会属性与处境的全方位改变。(本文来源于《民国研究》期刊2017年02期）
李发根[6]（2016）在《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的废除影响深远,特别是引发乡村危机问题。近百年来,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颇有建树,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废科举使传统地方精英转向城市,造成乡村权力"真空",给土豪劣绅觊觎权力的空间,致使乡村动荡不安;废科举后,传统士人权力的主要来源被分布于城镇且费用高昂的新式学校所取代,加之新式学校所授内容与乡村诉求断裂,在造就农家子弟无力就学的同时,使农村产生"读书无用论"的基调,乡村文教趋于衰败;随着绅士城居化,宗法共同体走向破灭,现有的领袖主要屈从于国家政权调配,在抽空财富的同时忽视原有的基础建设,进而引发乡村经济危机。然而,相关研究忽视了这种危机关联的地缘分层与废科举对农民现代性的发展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形成的重要意义。(本文来源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6期）
马俊亚[7]（2016）在《用脚表述: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二叁十年代,对中国乡村危机的论说达到了惊人的数量。但对乡村危机的描述,相当部分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这些叙述把世界市场带来的暂时性经济波动视为社会不可消除的终极矛盾。事实上,即使是危机时期,近代江南工商业经济仍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中国乡村社会真正的危机,不是苦于世界市场的波动,而是苦于与世界经济的隔绝。在一些灾患较少的农耕地区,农家经济确实苦于内卷化;而灾患深重地区的农民,则更苦于不能内卷化。农民通过脚来表述的二叁十年代乡村危机,更加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矛盾。(本文来源于《文史哲》期刊2016年05期）
徐玉英[8]（2016）在《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书写偏向——以江苏开弦弓村、山东台头村、福建黄村为考察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二叁十年代,"危机"与"崩溃"构成了描述中国乡村的主流取向。经济、社会及教育危机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国叁农问题的书写基调。然而,在早期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所书写的江苏开弦弓村、杨懋春笔下的山东台头以及林耀华记述的福建黄村,却基本上呈现出一幅较为和谐的乡村生活画面。这一时期史料中俯拾皆是的乡村经济、社会和文教叁大危机与这叁个村落有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相符。进而对这一时期乡村危机"大理论"下的乡村书写提出了一定的质疑。(本文来源于《琼州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3期）
朱移山,陈涛[9]（2015）在《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一文中研究指出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本文来源于《安徽史学》期刊2015年01期）
孔娜[10]（2014）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村曾一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该时期乡村危机是在中国社会不适当地快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主要表现为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的贫困化、金融枯竭、乡村存在“反行为”等。这次乡村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首先，乡村危机的发生与共产党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实行的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共产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影响，存在理解的误区；另一方面则直接受到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在实践中选择了优先、甚至是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了配合这种工业化战略，国家实施了相应的保障制度，如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剪刀差”价格制度等，强化了农村的弱势地位，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其次，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体制使得这些方针政策难以阻止。最后，客观上，自然灾害对这一时期乡村危机的发生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次乡村危机与苏联历史上的农村危机相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与我国二十世纪叁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和八九十年代“叁农”问题相比，则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具体包括：危机发生的主观性、制度性和难以避免性，发生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以及民众对危机反应程度的可控制性。这次危机的影响非常大。首先，乡村危机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制约，如内需不足的制约、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制约，从而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其次，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共形象，破坏了干群关系；最后，乡村危机使得国家领导人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农村，但也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认识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在当时被上升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发展道路之争的高度，进而为随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埋下了种子。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对我们思考怎样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反思，从而为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历史实践证明，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按照规律办事，妥善处理国强与民富的关系，构建城乡、工农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本文来源于《山东师范大学》期刊2014-06-10）
乡村危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乡村既是中华文明信仰的承载者,又是近代革命的对象。但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乡村不再停留于落后、封建和愚昧的修辞之中,而成为改革者、建设者与理想者高度关注的开发对象、建设对象与知识对象。它已不再是工业革命的敌人,相反地,乡村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宠儿—其稀缺可贵的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市场、知识界和国族建设中高度关注的对象。在今日乡村建设的大潮中,艺术家成为一股重要的介入力量。"许村计划"与"青田计划"的艺术乡建实践,是继"治理"与"开发"之后的第叁条乡村建设道路。通过分析这两个案例,笔者强调艺术家应改变以往乡村改造和开发的现代化发展逻辑,重新肯定乡村价值,用"温暖"的方式使乡村苏醒,用"情动"的方式建立乡村共同体,使乡村真正成为国人安放灵魂的家园。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乡村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1].徐志伟.社会学视角的建立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对乡村危机的重释[J].贵州社会科学.2019
[2].渠岩.乡村危机,艺术何为?[J].美术观察.2019
[3].孙绪芹,张生.《东方杂志》对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聚焦和分析[J].民国研究.2018
[4].李瑞峰.《东方杂志》对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报导之研究[D].宁夏大学.2018
[5].陈蕊,邢颖.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J].民国研究.2017
[6].李发根.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7].马俊亚.用脚表述: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J].文史哲.2016
[8].徐玉英.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书写偏向——以江苏开弦弓村、山东台头村、福建黄村为考察中心[J].琼州学院学报.2016
[9].朱移山,陈涛.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J].安徽史学.2015
[10].孔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