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结构主义与心理结构主义，对经济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社会结构主义探讨文化现象及其模式，心理结构主义则探讨群体的普遍心理结构。存在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也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从梳理黑格尔主义与文化本质论入手，探讨社会结构主义、心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要义及其对经济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之影响。
关键词：黑格尔 文化本质 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经济人类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学同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一起，被确立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在诞生之初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原始部落，如印第安社区、澳大利亚土著、太平洋岛屿等，因此，人们对人类学存在着这样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想象，认为其研究对象是传统的、非工业的、原生态的，是远离现代生活的一种孤立存在的“他者”。近年来，人类学开始呈现出新的研究动向，将研究视野扩展到现代文明，审视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及其专业化进程被赋予了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当然，简约的课堂，不仅是学情了解、教学目标、教学主线、教学结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上的简约，还包括了简练的教学语言、精致的教学练习、简易的教学手段、适当的媒介应用等。简约不是简单的删减，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铅华洗却见本色”的浓缩，是“三言两语是精华，一枝一叶总关情”。课堂的高效理应从简约开始！
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黑格尔是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对社会的审视，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学者对文化的认识。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的精神体系，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社会结构模型，或者说是社会结构主义思想曾经主导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社会结构主义探讨特殊的文化现象及其模式,而心理结构主义探讨群体的普遍心理结构。这两种理论在经济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在这个以结构模型为主体的时代，各种衍生理论，如后结构主义理论等，都与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际著名经济人类学专家阿尔法·瓦力教授，对此曾经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注] A. Walle, “Rethinking Business Anthropology, Anomie and Dysfunction:Transcending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InternationalJournalofBusinessAnthropology, no. 6, 2013, pp. 13-21.，本文拟在介绍性论述的基础上，延伸探讨瓦力教授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对经济人类学先驱思想与理论脉络进行梳理。
(四)释义中可以将借代意义与原义各自分立,作为不同的义项处理,而不是混杂在一起,让读者混淆不清,难以取舍:从内容上看是两个义项,可是从释义形式上看,只有一个义项。分列两个义项处理,则借代意义的注释体例更为完备,更加规范。例如:
一、黑格尔主义与文化本质论
弗雷德里克·黑格尔是十九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德国唯心主义领导者。“唯心主义”认为，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人们所“看到”的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观察者自己内心的想法，而没有准确地反映出被观察对象的内在品质。[注]赵纪河：《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哲学唯心主义》，《理论月刊》2016年第3期。尽管科学家和经验主义者声称是以“客观”方式看待论据，但理想主义者却坚持认为，思想的透镜(因人而异)会对人们的思维和决策产生深刻的隐性影响，他们曾试图用一种非正式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系列研究，而这一理论也为后来定性研究方法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黑格尔唯心主义论所塑造的文化观点对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及其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黑格尔之前，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曼纽尔·康德。康德认为科学的、经验的、理性的思维并不完全客观，人的思维天生就能够分析事实，人类获得思想和知识是本能所在，并非是完全基于经验所得，因此仅仅通过严谨的设计与应用，研究者无法感知和理解所有事物的潜在本质。[注]Kant Immanuel, CritiqueofPureReas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 1-7.通过对正式严谨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康德给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拥护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研究范式突破口，黑格尔也对此深受启发，他将康德的思想与重视情感力量的浪漫主义原则相结合，将“民族性”与“文化”视为由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同时又将文化视为具有情感和个性的高等社会成员。[注]陈炳辉：《文化与国家——黑格尔国家哲学新论》，《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3期。这一观点与当今大多数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广义认识非常接近，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结构与方法。
珍·巴普蒂斯特·拉马克是另一位值得讨论的重要人物。拉马克是一位法国博物学家，于1809年创造了“生物学”这个词，并且阐述了生物进化的本质是一种理智的沉思。[注]薛天烈：《进化论的奠基人──拉马克》，《生物学通报》1998年第5期。50年之后，查尔斯·达尔文才在其《物种起源》一书中为这一观点提供经验论据。[注]C. Darwin, 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859, pp. 36-41.从生物学角度出发，黑格尔提出世界和它的产物(如文化、知识传统等)类似于一个生物体，将世间万物视为不同成分所组成的大集合，人们通过一起劳作获得个体所不能具备的协同效应，并将这一模式运用到其特定的文化分析之中，提出文化也是由千千万万不同成分组合而成的，如文化和民族，通常被描绘为是由相互关联的部分组合而成，以某些特殊的方式进行结合。[注]Allen W. Wood, HegelandEthical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2.这一观点至今仍在为人们所用。
然而在“结构—功能”这一经典模型中，为了更有效地处理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往往忽略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冲突。这一事实使得人们逐渐将目光转向美国系统科学家、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的“钟表”模式。鲍尔丁的控制论系统在“钟表”模式中的体现逐层变得复杂，并且不同于简单且一成不变的钟表装置系统，尤其不同的是，信息的传输和解释构成了该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K. E. Boulding, “General Systems Theory—The Skeleton of Science,” ManagementScience, vol. 2, no, 3, 1956, pp. 197-208.当然也有一些批判“钟表”模式的声音，外加近年来“结构—功能”这一分析范式受到了不少人士的批判，认为它死板、硬套只能在表面上解决一些冲突问题，甚至有恶意抨击者直截了当地说“结构模式”是处理社会关系问题上的一大过失。需要明确的是，功能主义试图通过参考生物学研究想法，将结构或功能看作是“社会”的肌肉或骨骼，使社会科学更加“科学”。不可忽视“钟表”模式在处理社会协作问题上做出的贡献，黑格尔利用“钟表”模式来比喻有机体，借此处理关于文化和社会历史的重要问题，并将这一范例与文化独特性相结合，证实了社会结构主义依然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模式系统。[注]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赵玉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
社会科学通常把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群描述为已经被同化的实体，通过拥护这个实体的“精神”和“风格”来达到维持和睦的目的，并使之具备可预测性。如日本人通常表现为拥有某种集体时尚，美国人则更注重个人主义，当然，在一个特定文化的个别成员之间，差异也确实存在。在黑格尔之前，极少有人对个人行为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描述，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民族、国家以及文化传统都可被视为一个大规模的同种族集合实体。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格尔并没有研究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将兴趣放在文化和民族之上，认为其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各个部分(语言、文学、艺术、信仰等)相互协作，共同效力于文化或民族这一实体。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启发[注]J. G. Herder, ThisTooaPhilosophyofHistoryfortheFormationofHumanity，Philosophical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5-67.，赫尔德批判文学，认为并不存在通用的模板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文学中去，因为每一个社会或文化都具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和特征，在研究特定的民族或文化时，必须考虑其自身条件[注]Matti Bunzl, FranzBoasandtheHumboldtianTra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ol. 8, 1996, 57-60.，人类学最终也接受了黑格尔的将文化视为一个实体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研究民族和文化的奠基石。
受黑格尔和他的“民族精神”概念的影响，奥格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代表性著作都应用了“有机体”这一比喻，埃米尔·迪尔凯姆在“有机体”基础之上，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结构主义”。[注]E. Durkheim, TheRulesofSociologicalMethodAndSelectedTextsonSociologyandItsMethod,PalgraveMacmillan , New York: Free Press, 2013, pp. 30-35.除此之外，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年。、阿诺德·托因比[注]Arnold J. Toynbee, “AStudyof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61, 1934.、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注]Kroeber and Alfred and Lewis, “The Super-Organic, ” AmericanAnthropologist, vol. 19, no. 2， 1917, pp. 163-213.[注]Kroeber and Alfred and Lewis, “Eighteen Professions, ” AmericanAnthropologist, vol. 17, no. 2, 1915, pp. 283-288.的“生命周期论”，法兰兹·鲍亚士的“文化排他主义”[注]Bendeict Ruth, Patternsof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4， pp. 11-15.，埃米尔·迪尔凯姆[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注]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Sociology,ThoughtandAction, vol. 1, no. 1, 1937, pp. 32-46.等都可追溯到黑格尔时代。
从文化本质的角度来看，许多早期人类学家所形成的观点趋向于将文化视为一个实体，该实体根据其独特的性格和原则而逐渐发生演变，而这一观点的形成，也得益于黑格尔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和效仿的模式。黑格尔思想比较普遍化，强调社会协作和统一以及文化于社会的重要性[注]安宝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对和谐社会建构的启示》，《文教资料》2007年第4期。，从而适用于多个学科，自然也对人类学流派适用，如鲍亚士的文化排他主义和英国的结构人类学等等。遗憾的是，黑格尔思想忽略了压力、变化、竞争等必然存在的社会因素。就一般系统理论而言，黑格尔模式与肯尼斯·鲍尔丁的“钟表”模式相似，把“系统”看作是稳定且有利于集体利益结构的内在平衡系统，并在他的范例中谈到了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或本质。之后“文化”和“民族特征”概念的形成，也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
清代碑学的兴盛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但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清代帖学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仍发挥着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对于清代碑学发展的反思、批评以及对于清代碑帖融合代表的探究角度立论。
二、社会结构主义
人类的行为结构不仅指代人类心灵的普遍内在结构，也包括外来文化，针对“内在结构”或者“外来文化”的研究离不开结构主义。[注]廖梦溪：《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浅析》，《商》2015年第21期。作为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结构主义理论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当时西方有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
之后人类学就“主位”和“客位”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此，克利福德·格尔茨作出了“眨眼” 与“抽搐”的经典比喻：抽搐仅仅是一种不自主运动，并没有任何意义；相比之下，眨眼是一种有意识、有意义的行为，需要从主位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解释。必须从社会系统环境的大背景下解读人类行为，因为在不同情景下的“眨眼”行为都包含了不同的意义。[注]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ofCulture:Selected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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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主义主要论述如何以其自身形象来改变全人类，其强调的重点不是人类，而是对社会机制的需求，以及人类如何由此成型。承认某种“人性”总是存在，同时关注文化的需求、规则和漏洞，在文化运行的过程中，人被看作是有极大可塑性的原材料。例如，迪尔凯姆的研究表明，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压力导致传统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或趋于灭绝)时，会给人类造成压力感和紧张感。他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削弱了传统的社会关系(迪尔凯姆称之为“机械团结”)，即人们通过共享相似的生活方式、日常接触或亲密关系来凝聚人心，这种农业小规模的文化氛围可能被现代都市所替代，而现代都市的环境结构形成于“有机团结”的大背景之下，其特点包括“劳动分工”“专业化模式”“没有人情味”，等等，并最终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迪尔凯姆对于文化要素之间的互相配合很感兴趣。当尼采声称“上帝死了”的时候，迪尔凯姆质疑道，一旦上帝的伟大榜样形象和权威力量从人类心灵中消失了，社会习俗和行为规则该如何幸存？基于此，迪尔凯姆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宗教，论述社会和集体的问题，而不是个人所面对的心理问题。[注]Emile Durkheim, Joseph W. Swain and Steven A. Childress,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16, no. 3, 2001, pp. 399-404.基于对澳洲原住民的研究，迪尔凯姆指出宗教为文化提供道德准则，宗教及其道德要求成为了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注]W. S. F. Pickering, ed., DurkheimonReligion:ASelectionofReadingswithBibli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75, pp. 2-7.作为一种自我崇拜，宗教是信徒的镜像，这种方法论涉及到文化(宗教)如何运作，才能更好地维系社会正常运作。迪尔凯姆也因此明白，文化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同时他也强调文化的发展具有保守倾向，通过各部分之间互相协同来促进文化的稳定性。
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心理学与社会结构的对应物并列发展。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为代表，其研究方法都旨在了解人类思想的内在结构。其中弗洛伊德和荣格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界思想，列维-斯特劳斯则倾向于解决心理学结构主义的实际问题。
与弗洛伊德和荣格一样，列维-斯特劳斯探索人的天性和普遍个性，并从这一角度透视文化和社会。不同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不依赖心理学，而是以语言学理论为依据。二战后，列维-斯特劳斯流离失所，后定居美国，与结构语言学家拉曼·雅各布森(另一位因战争而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成为同事。受雅各布森以及其他一些俄国形式主义民俗学者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用语言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对对神话和民间传说表现出极大兴趣。
许多人类学家对于文化和社会如何发挥功能比较感兴趣，这时，人类心灵的内在本质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人类的思想、智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特性仅仅被视为是文化原材料。这种趋势是典型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社会结构主义传统。[注]廖梦溪：《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浅析》，《商》2015年第21期。其他社会理论家则主要关注于人类心灵的本质，他们认为，文化和社会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利用人类去实现其目标的一个超机体。许多这类学者可以被认为是“心理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们完全不分析社会结构这个重点。
列维-斯特劳斯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认为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注]C. Lévi-Strauss, G. Gurvitch and W. E. Moore, TwentiethCenturySociolog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5, pp. 42-45.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结构主义获得了深入发展。
格尔茨侧重于符号学，而维克多·特纳立足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研究符号价值和象征性行为，对于如何处理社会内部矛盾、缓解社会结构的紧张局势有重要贡献。面对社会系统内部变化和紧张局势，在应对群体内部潜在的冲突问题时，看似并不明显的亲属关系尤其重要，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同样的社会单元内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会了解其不同的社会制度，进而观察其社会结构的原则。特耐尔曾经写道：“在实地考察期间，我注意到，特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麻烦。某一群体很有可能被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而这两个派别之间难免发生各种冲突，引发冲突的原因包括：违约、危机感、补偿、分裂后再统一，等等。”[注]Turner and V. W., SchismandContinuityinanAfricanSociety:AStudyofNdembuVillageLife, Manchester, U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7-52.将人类行为置身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而研究应对冲突的措施，这是一种动态的应对方式。结构人类学的经典模式可能会倾向于一种静态的“钟表”模式，而这种动态方式便能弥补其不足之处。
三、心理结构主义
很多学者批判社会结构方法论，原因在于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变迁的因素。迪尔凯姆最早用“社会失范”来解释了社会变化如何导致痛苦和绝望，使得社会自杀率越来越高。“社会失范”即当个人或团体之间发生矛盾，管理人际关系的社会习俗被打破，人们继而产生压力，对生活失去希望。罗伯特·默顿扩展了迪尔凯姆的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规范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追求目标，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实现目标的方法，并且这些方法容易被社会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结构(或者说是社会经济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社会成员不再能够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得到认可和荣誉，因此产生社会反常行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对迪尔凯姆的许多思想进行了细化并形成了两大流派，其一为马林诺夫斯基领导的“功能主义”，专注于个体的需求[注]杨群：《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历史转折点——重评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功能主义学派》,《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注]Bronislaw Malinowski, TheDynamicsofCultureChange:AnInquiryintoRaceRelationsin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p. 86.[注]Bronislaw Malinowski, Sex,Culture,Myt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2,pp. 33-39.；其二为德克利夫-布朗领导的“结构主义”，侧重于社会实体而非人类本身，描述文化的各个部分如何以协同的方式相互促进发展。[注]Alfred R. Radcliffe-Brown, StructureandFunctioninPrimitiveSociety, Illinois: Free Press, 1952, pp 51-56.
其中Δ=|S11S22-S12S21|，如果K大于1且Δ小于1，则晶体管无条件稳定。但是K检验方法仅仅是无条件稳定的数学上的严格条件，不能用它比较两个或者多个器件的相对稳定性，因为它涉及到两个单独存在的参量。近年来，有人提出一种新的判据[14]，它是用S参量组合成的检测标准，只有单一参量μ，用式（5）表示：
弗洛伊德的分析法从根本上指出，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全明白那些激励他们行为的真正动力，不同的精神力量相互竞争，产生冲突和紧张感，当意识到这种先天的心理学框架之后，我们更容易去预见某些个人、社会团体和文化行为。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生活需要在动物本能和文化与文明要求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两种力量之间不断斗争，人的精神结构包括自我、本我和超我。[注]张胜男：《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生态探析》，《科教文汇(旬刊)》2017年第10期。自我不知道许多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它实际上来源于本我，文化规则通过社会给个体生成本我，建立超我。人的心灵具有某种特定的结构，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而社会的紧张局势由人的心理结构所致。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观察推断来探索事物的本质，他意识到了特定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也试图发现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语言学家利用所观察到的经验论据(话语)，梳理出了那些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去研究其它社会现象(从社会结构到民间故事)。[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陆晓禾、黄锡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故此，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和特鲁别茨柯依的结构语言学建立联系，特鲁别茨柯依总结的结构语言学特征包括：(1)从“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研究转移到了“无意识的”基础结构研究；(2)没有将“术语”作为独立的实体，而是作为其术语之间“关系”的分析基础；(3)介绍了“系统”的概念：“现代音位学并未只表明音素始终是系统的一部分，它显示出具体的音位系统，并阐明了其结构”；(4)通过“归纳”或者“逻辑推理”赋予其特征，发现其一般规律。
综上所述，基于LWT-LSSVM的数控机床热误差建模方法比单纯的LSSVM建模方法对数控机床的误差预测精度高8.51%，这表明改进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方法可用于数控机床热误差建模，并且模型精度比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高。
社会结构模型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思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学先锋拥护社会结构主义，其中以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默顿为主导力量。帕森斯认为，人们相互合作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从而使文化得以巩固和延续。[注]Talcott Parsons, TheStructureofSocialAc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7, pp. 29-34.但是帕森斯模式过于复杂，其主体包含四个部分：文化系统、社会环境、人类个性和行为特征。[注]Taloctt Parsons, 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ian and Free Press, 1968, pp. 13-21.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其各个部分又被某些阶级组织所控制，这些组织之间相互合作、发挥作用，社会成员间的共同价值观、规范和信念是文化稳定与和谐的关键因素。乔治·霍曼斯发展了帕森斯的观点，指出社会结构既存在显性影响因子，也存在隐性影响因子。[注]G. C. Homans, TheHumanGroup,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0, pp. 261-263.
“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8]，是近年来党在建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上的一贯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建构乡村道德体系所应坚持的原则之一。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弗洛伊德以“性欲”为主要载体来研究人的意识。荣格则不然，他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天生的遗传习性(荣格称之为“原型”)，以可预见和结构化的方式去应对问题。[注]贾晓娜、范红霞：《荣格的“原型理论”初探》，《史志学刊》2010年第6期。“原型”是一个广义的理论，包括人的出生、死亡、鬼魂、地球等，当被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原型”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蕾斯莉·费尔德就特定的文化原型也做了一定研究(如美国小说的“原型”等)。与新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相似，他们试图摒弃“性欲”是行为的主要动机这一观点，同时保留弗洛伊德分析法的其他方面，如压抑、自我/本我/超我范例，并注重潜意识行为的动机。
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开始专注于神话学。一般来说，神话结构可以从结构或时间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列维-斯特劳斯发展了这一观点，从博罗罗神话的案例入手，到南美神话结构，向人们展示一种有用的方法论和基本原则。他的观点的前提是，神话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而是需要系统地去解释。[注]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 周昌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通过使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方法，研究者可以看出不同神话间的共同特点。使用二元对立的概念，列维-斯特劳斯解释了人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以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如何构成的。二元对立的概念与“是与不是”这个问题相似。生命的存在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二元对立，如：是生或者是死，然而也可以进一步细化分析其它的“是/不是”问题[注]马腾：《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及其体育意义》，《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年第24期。，如动物是可食用的还是不可食用的，动物是生食还是熟食，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适用于任何情况的描述。
在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来看这些关系和转换，人们可以看到各种神话(或一个神话的不同例子)如何揭示潜在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旨在创建一种结构方法论[注]闫慧：《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大众文艺》2010年第17期。，将神话作为一门学科，以此提供有关神话的见解，以及正在研究的各种神话的具体例子，以了解人类行为/人工制品如何反映人的心灵结构，这对文学批评和民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质上，文学作品、民俗传统、神话等受人类心灵的内在结构影响，被视为人工制品。基于这一假设，二元对立线索的情节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者和文化。通过分析这些线索，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影响它的文化和主要动机。
二战后期，列维-斯特劳斯的心理结构模型对人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结合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源于人类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学批评和民俗)所提供的分析选项，产生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设想文化的本质。结构模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结构主义等方法那么流行，他们源于学术传统，逐渐主宰着关键领域。尽管如此，列维-斯特劳斯以及他的心理结构主义[注]刘登：《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浅析》，《现代交际》2013年第9期。，在现代社会理论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这些理论指出，人们反应的普遍趋势是统一的，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心理结构的方法却具有灵活性，这使得他们能够用特定的文化，而不仅仅是凭通用模式，去应对这些反应。
四、后结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哲学思想的两家派别，二战后，他们在法国的声望越来越高，影响甚远。战争结束后，存在主义立即成为了主流，而后现代主义，源于存在主义，经由后结构主义。两者都提供了替代结构性思维的选择。结构分析在十九世纪出现，并且在二十世纪成为了社会思潮的主流。然而，即使结构模型是主流，相互竞争的知识分子们(例如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却关注于个体的困境和观点。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克尔凯郭尔倡导宗教，而尼采却批判它)但是他们都反对集体/结构模型，因为这些模型没有充分地处理好个体所面临的问题。
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固然有其先天的缺陷，但与其领袖蒋介石也脱不了关系。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虽然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是豪杰、圣贤、革命领袖，但却缺乏足够的现代色彩。蒋介石是一个缺乏浪漫、幻想和激情的人，其人性格偏向保守、中庸，其政治家个性远胜于革命家气质。上述特质决定了蒋介石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魅力的领袖。
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人们需要拥护信仰。[注]李新：《克尔凯郭尔孤独个体的生存与信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3期。这一立场与黑格尔的截然不同，黑格尔侧重于文化以及它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人们服从于政府的义务和现行的社会结构。克尔凯郭尔则将个人主义观点，与黑格尔的结构和有机社会模式相提并论，主张人们根据真正感情和信仰去做决定。
丁晓晓提到的“以前”是指中国的央行货币政策在2017年之前多以量化宽松为主，用超发货币的方式来刺激实体经济的大力发展，海航集团由于拥有较强的融资能力，抓住了自己可以利用的有力条件“低融资成本”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受克尔凯郭尔的个体观点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观念的影响，尼采在十九世纪后期提出：所有个体天生渴望权力。尼采赞颂那些通过洞察、力量和决心获得成功的人，而批评社会机构(如宗教)忽略至关重要的艰苦奋斗这一事实。[注]王齐：《看、听和信——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视域下的信仰》，《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他在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没有一个道德体系普遍适用于所有情况。他反对人们在赞颂英勇善战领导者的同时却服从于社会中的结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存在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沃土。战争前，人们一直都是乐观心态。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告诉欧洲人，他们的文化是优越的，科学的进步必定会带来人间天堂。因此，尽管尼采指出，进化证明了人类的兽性。[注]杜春峰、李玉文：《简析尼采的“超人”学说》，《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却只看到了人们向上进步的最高利益。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给乐观主义抹上了一层悲观的阴影。尽管十九世纪曾被认为是技术的奇迹和福利，但战争表明了，这些同样的工具也会以可怕的方式发展。此外，虽然拿破仑倒台后，欧洲享有了一段繁荣和相对和平的时代，但是战争却是毁灭性的，之后的经济恐慌延长了这种痛苦，维多利亚式的乐观精神逐渐衰退。
让·保罗·萨特是这个幻灭世界的产物。单从他的学术生涯来看，他似乎只是在更新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著作但在后期受益于卡尔·马克思。然而，这种知识谱系却是扭曲的，因为他的背景，使他成为了社会以及他所提出的社会结构的敌对分子。萨特严厉指控中产阶级，从少年时代早期开始，萨特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受虚伪的和霸道的社会系统压迫的个体(虽然没有完全被压倒)。成年后，萨特对文化的敌视并没有削弱，他始终认为，强迫自己去忍受别人才是最大的惩罚。人们也因为萨特思想而重新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并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种个人道德。其存在主义思想强调，人必须做出选择，拥护行动，并面对后果。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萨特将他的注意力重新转向了政治问题，而非哲学思想。[注]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与此同时，存在主义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心理结构主义的挑战。由于萨特只全神贯注于他自己的思想，其他人便去反驳心理结构主义。此外，该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1968年5月，抗议的学生和工人几乎搞得法国政府濒临垮台。在这种环境下，归依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有吸引力的。
在这个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雅克·德里达的说法，即“结构主义不存在了”，这种说法与他的解构主义有关，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着眼于文本，以找出必须存在的冲突和内部矛盾。德里达认为，稳定的结构是不存在的，他侧重于把读者看成是“创造者”，即使他们的成就来源于别人的努力(作者)。分析表明，文本包含着各种矛盾含意。由于这种不一致性，一篇文本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解释，这便强调了读者的作用，而削弱了结构的概念。
尽管这样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分析文本的方法，但它最初却不能处理更广泛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很多知识运动(包括女权主义、黑人/土著运动、同性恋/女同性恋激进主义等)逐渐拥护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模型假设人们从个人主义角度看待世界，因此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世界观的方法，并且社会结构的使用，可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正当社会结构分析因现状辩护，而遭受攻击时，后结构主义却专注于个体，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结构。[注]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当然，拥护后结构主义也可能导致其它后果，假设个体(或者由类似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就可能会导致与那些更强大的社会或社会机构所倡导的立场相对立。然而，这些含义却是不稳而多变的，从而有了新突破的可能。于是，人们分析文本时开始摒弃现状及其传统观点。
后现代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一种延伸，而不是一项独立的运动，也可以说是对较早方法的一种超越。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介绍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他们超越存在主义，说明了同样的领导人是如何结合这两项运动的。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更加复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经常利用他们去探索特定群体的独特性。此外，对于那些寻求推动社会运动并维护女权主义以及种族/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人来说，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十分有用。
表1后结构主义先驱的思想及贡献
德里达哲学家文本之外并无内容,要关注文本本身,不要关注其他意义,是一种寻找真实意义的“解构主义”决策者感兴趣的很多行为都受到潜意识因素的影响巴特批评家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和文化同时运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注意来进行文学批评卢卡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心智的结构与语言相同,这种结构有可能崩溃,发展了传统精神分析学将心智类比为语言,提供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理解和沟通观点傅科历史学家文化观察者关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对此的影响的历史学分析为文化如何影响行为提供线索克里斯蒂娃激进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最年轻的后结构主义者,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代表后结构主义的巅峰,研究具体团体,这一策略对经济人类学家研究具体团体及他们之间的差别来说,非常有价值
后结构主义是一项多维运动，其观点受很多思想影响，包括哲学理论、精神分析方法、文学批评、历史学分析和文化/社会激进主义等等。但是，此运动的参与者纷纷都忽略了社会的模式，转而关注个人，并类比处理个人的方法，来寻找处理同种团体的方法。此外，后结构主义创始者的多样性也有益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因此一些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的概念，比如自我，男性和女性，人文主义等等，会受到从另一个角度的无情检验，人类学家对这些问题也十分关心。
“真相”不是刚性、静态的存在，随着时间推移，新思想学派必然出现，从而揭穿旧思想。[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1-106页。当研究者设法超过社会的和精神的结构，从更加个人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影响和趋势时，结构主义的理论就显得缺乏价值了。很多时候，人类学家关心的是具体团队的差别以及人们在其负责期间内如何表现的问题，结构主义模型在这种情况下能发挥作用。虽然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有一些首要共同点能够在不同思想者之间延续，不同的思想者仍然有其个人的研究工作，保持其个人的理论命题，这就让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丰富而灵活。[注]郑深：《建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结构主义思想者，不仅仅是以上提到的五位，因此，我们无法为这一演变过程创作一份概述。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团体，后结构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试图去解散(或者至少超过)结构关系，这种趋势好坏掺半。
五、结论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人类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他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的精神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对人们生活影响的表现无所不在。黑格尔强调社会协作和统一以及文化于社会的重要性，从而对经济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化”和“民族特征”等重要人类学概念的形成，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但黑格尔思想忽略了压力、变化、竞争等必然存在的社会因素。社会结构模型，或者说是社会结构主义思想曾经主导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社会结构主义探讨特殊的文化现象及其模式,而心理结构主义探讨群体的普遍心理结构。这两种理论在经济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在以结构模型为主体的时代，各种衍生理论，如后结构主义理论体系等，都与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由于论文报道的仅仅是研究工作的阶段内容，样本量为N=6，结构特征参数M=19，还无法构建构效关系模型，但可以进行初步分析：
OnPioneerThoughtsandTheoriesofWesternEconomicAnthropology
TIAN Guang
Abstract： Social structuralism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alism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Social structuralism explores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ir patterns,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alism discusses the gene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groups. The theory of existenti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also exert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Starting from combing Hegelianism an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ss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structuralism, psychological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theory,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KeyWords：Hegel; cultural essence;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economic anthropology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沅水流域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研究”(18BMZ066)。
作者简介：田广，怀化学院全球特聘教授，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首大学应用人类学研究院院长(怀化 418000)。
(汕头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娇也参与了本文的写作，特此鸣谢。)
责任编辑：毕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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