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是文学人类学研究在理论上的又一成果。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西方人类学和文学两大学科的两大转向是如何进行的，提炼和总结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方法和核心概念，并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思想，将文学人类学研究从学理上往前推进了一步。
关键词：文学人类学；两大转向；四重证据法；理论创新
去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许多学科都在总结和反思这40年来的研究成果。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朱立元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文《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所取得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客观的反思。其中他对文学人类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又如文学人类学方法。随着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趋势的不断强化，跨文学与人类学学科的文学人类学也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心。对于西方当代文学人类学的四种主要形态，即以原型批判相号召的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新历史主义文学人类学的文化诗学、人类学家整合文学与人类学的文学人类学，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的人类学诗学，中国学者努力思考如何从中国文化的实际出发，对上述诸种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清理和综合，建构真正以多元对话为基础的、具有开放性的中国文学人类学。”①朱立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文学人类学无疑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促使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变革，大大丰富了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建设。而最近，由叶舒宪和唐启翠教授编著的《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可以看作是文学人类学研究在理论上的又一成果。阅读完此书，我感受最深的是，该书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中西方学术界在人类学和文学两大学科中的两大转向是如何进行的，通过正本清源两大学科在发展历程中的相互交叉融合，为文学人类学研究总结和提炼了明确而具体的研究方法，并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思想，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从学理上往前推进了一步。
一、人类学如何与文学性相关
一般而言，一门新兴学科在诞生之初都是不自觉的，但当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要求从学理上梳理该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从而推动学科由不自觉向自觉发展。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它从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中生长出来，由不被人看好的边缘地位，到赢得主流学界的认可。经过40年的发展，文学人类学研究队伍在逐步壮大，生产的知识成果丰硕。此时，对其进行学科发展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从理论上总结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该学科继续向前发展的必要。正如叶舒宪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的，“孕育文学人类学生长的学术潮流可概括为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转向：一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学转向，又称人文转向；二是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又称文化转向。……这是本书致力于陈述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的初衷。只有充分从两大专业方面理解了转向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才能为文学人类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找到立足的理论基础。”②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1页。作者的意图非常明确，《文学人类学新论》主要就是对人类学和文学两大学科在中西方学术界是如何转向的学术思想史的脉络进行正本清源，为文学人类学的合法性和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人类学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期间出现了多种研究范式的革新和理论流派。因此，在什么意义上说人类学向文学转向了呢？或者人类学是如何与文学性相关呢？这是作者想要探究的问题。我认为作者从三个关键点切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一是20世纪70年代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的出现，二是人类学的表征危机，三是民族志书写的文学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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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诞生于科学主义思维盛行的19世纪中叶，科学理性主义思想渗透到所有的学科研究中。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都必须借助科学的手段和技术。因此，追求科学性、客观性是人类学与生俱来的特征。但由于他们所研究的材料大多来自航海探险者、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等，他们本人并没有深入到物品所产生的社会，因此，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而马林洛夫斯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创的现代人类学，要求研究者亲自到研究对象所在的田野进行调查，客观地记录当地人的生活和所看到的一切，从而保证研究资料的真实性，这也是人类学研究客观性的体现。由他们发展出的现代功能主义人类学，以及后来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等，都强化了人类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特征。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的出现就是不满此前人类学所标榜的科学性、客观性形象。他认为人类学不是探究科学的学科而是寻找意义的学科，从而把人类学从科学性转向人文性，促使人类学的一个转向。在《文学人类学新论》中“把这种转向称为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或人文转向。”③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于是，作者追溯了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思想源泉，重点考察了哲学家肯尼斯·伯克的思想对格尔茨的学术影响。伯克从文学批评和修辞学出发，走向社会行为的动机和意义的思考，启发了格尔茨关于文化文本的理论，隐喻与文化文本的建构的关系，以及深度描述这种文化文本的多重意义等。这些都成为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核心思想。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解释人类学是如何将人类学的科学性转向文学修辞的。
中国文学研究向人类学转向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危机有关。传统的哲学美学研究陷入了困境，文艺美学的出现就为了走出这种困境，寻找适合中国的美学研究路径。随着国门打开，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纷被引进来，在美学、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方法论大讨论。学者们试图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和西方思潮的涌进极大地活跃了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思想，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和思路，开阔了文艺学的研究视野和思维空间。美学、文学研究思维模式发生了现代转型，开始以一种更为清醒自觉的姿态寻求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在美学、文学研究领域，一批西方人类学著作被翻译和介绍，如布留尔《原始思维》（1981）、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1984）、弗雷泽《金枝》（1987）、维科《新科学》（1989）、博厄斯的《原始艺术》（1989）、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1987）、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1990）等。这为研究艺术的起源与美感意识的发生等问题提供了实证材料。一些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志材料中寻找与原始艺术相关的文献资料，从而突破传统美学在此问题上的玄之又玄的思辨性困境。这些西方人类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为中国的美学、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也成为文学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理论建构的理论源泉。叶舒宪教授对弗莱的《批评的剖析》的翻译和研究也成为他日后走向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源头之一。
关于民族志写作的文学性，作者还考察了英国、法国、美国人类学家的经典作品。如英国早期人类学著作《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美国的人类学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等作品。这些人类学著作都融合了人类学家的观察、体验、虚构、想象和情感，与其说它们是科学而客观的人类学报告不如说是文学作品。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与其说是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不如说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和文学密不可分的。这种人类学书写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多元化，除了论文式的科学报告外，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影视等文学形式成为民族志书写的重要文类；二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学创作；三是人类学史中的文学内容得到重新审视，④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128页。通过作者的梳理，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书写在本质上就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所谓人类学的客观性只是一种假象。所谓的文学转向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强调，或许本身就难免一定的误导作用。”⑤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由于人类学与文学是与生俱来的，与其说是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从实质上说，并没有转，只是从正面肯定了人类学的文学性；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从形象上说，是人类学家对人类学整体发展的历史趋势进行的一种理论修正，也是人类学这门学问因语言的承载表现为写文化的问题后的理论思考。①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6页。
试验使用的9种辣椒品种，其感官评定结果见表4。9种辣椒其感官辣度分为3个范围：不辣、微辣、辣，其中，不辣和辣这2个区域，感官评定者划分较为稳定，但微辣区域有所差异。
另外，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关于解释的有效性问题让人类学随后卷入一场关于民族志书写的危机和意义表征的危机的讨论中。最直接的成果体现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这两本著作在西方人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前国内学者还没有从人类学转向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两本著作。在《文学人类学新论》中，作者通过研究指出《写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民族志修辞性的关注。在民族志书写中存在民族志诗歌、戏剧、传记、小说，以及女性主义写作等多种文学类型。传统的民族志写作范式中，那种客观、权威、价值中立的形象是不存在的，这恰恰体现了当代人类学书写的文学转向。20世纪80年代受文化研究的影响，人类学界也出现对人类学如何书写“他者”的反思和批判，《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成为后现代人类学实验民族志重要范本。通过作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一直都是与文学性纠缠在一起的。“从人类学诞生开始，民族志的书写就不是一种属于硬科学的客观表述，而是一种文学式的写作。”③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7页。
二、文学人类学如何可能
时间：2019年1月4～6日（周五～周日），1月4日13:00～20:00报到。报到地点：国家康复医院门诊楼1层1216房间（矫形外科门诊）。医院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荣华中路1号。培训费用：2 000元（包括学习资料等）。
当然，格尔茨除了受肯尼斯·伯克的影响较深外，他早期还受象征人类学的影响。而象征人类学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和信仰的符号体系，人类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些文化符号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但后来，格尔茨开始觉察到象征人类学的弊端，认为象征人类学把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象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研究孤立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他把常识、宗教、社会思想和艺术都看作是一种文化体系，各自在特有的形式下，赋予人类以意义。一方面，无论是什么样的物品、行动、事件和语言中，如果运载了某些意义即是象征；另一方面，不论什么意义，都是由某些有形的象征物来承载的。①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52页。格尔茨看到了“符号-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关系和社会的物质条件的影响，也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体的能动性和情感在创造符号-意义中的重要作用。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的提出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把人类学的研究重心从衡量社会结构转向通过事物表面症候追究其深层原因和意义的阐释，这种“符号-意义”的解释学研究范式对人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研究路径也不是没有弱点，他强调对符号的意义分析，但符号不是一个封闭而静止的客观对象，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也并不是固定不变化的。这些受到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以及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等人的批评。②迈克尔·赫茨菲尔德：《人类学：付诸实践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9-180页。
学科交叉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从其他学科那里借鉴现成的术语或理论来解决本学科的问题，而是要改进原有学科的弊病，促进对学科的新认识，生产新的知识。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并非单单是从人类学那里引入了一种人类学式的解答。相反，它运用一种人类学现代解答来为文学研究重新提出问题。只有这样，文学人类学才不会一直是人类学和文学的边缘，而是两大学科交融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文学人类学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创造出了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
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由苏州大学王正翔编制，包括20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1为完全不符合，2为基本不符合，3为不确定，4为基本符合，5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则表明具有越高的依赖倾向。该量表由戒断性（不能使用手机时出现的负性情绪反应，由4个项目组成）、冲突性（手机对使用者生活的消极影响，由4个项目组成）、突显性（手机使用对使用者的重要意义，由3个项目组成），持续性（持续、不间断的使用手机，由5个项目组成）和技术性（使用手机过程中的行为习惯，由4个项目组成）五个维度组成。该量表总的一致性系数为 0.832，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517—0.717 之间[16]。
由于此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团队已经对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生、发展和研究对象等有过大量的研究，在《文学人类学新论》中，作者只从中国文学思想中的人类学思想、文学研究的人类学思想和中国文学中的人类学主题以及当代日本文学中的人类学转向等几个个案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综合此前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成果，我认为在理论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文学人类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一是文学研究的危机，二是从作品分析到文本文化批评，三是从书斋到田野。
从书斋走向田野可视为文学人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人类学对文学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导致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人类学视野中，不仅有书写文学，也有无文字的口头文学，不仅有个人创作的文学，也有民间集体创作的文学，不仅有汉字书写的文学，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这些无文字的文学大多存在民间乡野，它们是活生生的存在于老百姓中。这促使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必须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尤其是走向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叙事诗、民歌、神话、仪式、传说等民间文学素材的搜集整理研究，甚至进行人类学的文学创作。叶舒宪教授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对神话以及后来对玉石之路的研究等；彭兆荣教授《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对民间仪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徐新建教授对少数民族多元文学的研究等等，都是文学人类学从书斋走向田野的丰硕成果。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深入民间乡土社会，到文学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现实生活中去理解和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书斋走向田野，不仅扩大了文学研究的对象，革新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且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观念。大量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有文字的文学还是无文字的文本，它们作为汉民族的“他者”，都能够构成对传统的汉民族文学的反思和批判。如对汉民族中心主义、文学精英主义、文字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反思。这样，文学人类学就不是简单地游离于人类学与文学两大学科的边缘，而是真正实现了两大学科交融后所产生的新兴学科，它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正如作者所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其所带来的田野新风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①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
三、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创新
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认识异文化、借鉴异文化来反思和改进本土文化的过程。从学科的角度来说，文学研究之所以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反思文学研究的弊病，革新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化人类学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之一就是文学研究从作品分析到文本文化批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文学”的概念不同于西方，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既可以当作是文学作品，也可以视为文化文本。因此，现代的文学研究不能再将这些作品简单的归为文学作品，仅仅对之进行文字-训诂、诗文-点评式的研究，更应该将之视为文化文本，将之置于更大的文化系统内，对之进行文化解读和文化批评。萧兵、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等文学人类学的倡导者对《老子》、《庄子》、《论语》《中庸》《楚辞》等文献经典进行文化解读。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包括《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史记的文化发掘》、《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1993）、《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等都是早期文学人类学研究从作品分析到文本文化批评的重要成果。②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页。从作品到文本，延伸了文学的观念，扩大了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文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更广阔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文化批评范式，在方法上注重对史前考古学和民族志资料的运用，增强了文学研究的实证感，为文学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理念。当然，这种研究也难免带有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毛病，往往采用一种理论预设的立场，由结论倒推出前提和需要的论证材料，因此，其所使用的民族志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其所诞生的文化语境。这种文学人类学研究也可以视为是“摇椅上的人类学”，若要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整合人类学和文学，需要从书斋走向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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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最首要的创新是在研究方法上提出四重证据法。叶舒宪教授等学者在许多文章中论证了提出四重证据法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并将之运用于文学人类学研究实践。如今，四重证据法非常成熟，其含义非常清晰：“第一重证据是指经典传世文献；第二重证据指考古新出土的文献及其文字，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第三重证据是指文字记录以外的多民族民间口传资料及仪式等，即活态民族志；第四重证据是指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以及图像。”②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页。如果说前三重证据法是自王国维以来历代学者的归纳总结，那么第四重证据是文学人类学在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第四重证据运用考古新出土的文物，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古典文学问题和文化现象，其实质是把文本研究、口头文化、物质事物与图像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阐释方法。四重证据法促使原有的文学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推动学科整合，革新文学研究的方法，强调了文学研究的多维性特征。这既说明了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对文学认识的逐步深化。
其次，文学人类学探索了一条培养学生的新的教学方法。当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被体制化，它事实上就变得不那么娴熟于处理多元性。与之相反，它已然发展出一大套技术手段来逃避多元性。文学人类学不仅重视传统文学研究所需要的阅读文献经典，掌握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更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亲自在场。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得研究者能亲近研究对象，将一种新的潜能带给文学研究，对于此种潜能的思索改变了文学所遇到的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大都是当地人活生生的审美经验的直接表达。这种审美经验具有地方性、流动性、直接性特征，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置身其中，能直接感受到审美经验的情感力量。这样，研究者把阅读、观察、体验融合起来，能加深其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彭兆荣教授对文学人类学者的这种模式进行很好的总结，“在跨越学科、回归学问本体的尝试和努力，试图建构‘读（读书）—行（田野）—观（观察）—思（思考）—比（比较）—释（解释）的问学模式。”①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页。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能让研究者把文学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联系起来思考，而不至于研究孤立的文本，也能培养研究者的社会关怀，而不是冷冰冰的脱离实际生活的话语生产。
第三，文学人类学创造了属于该学科的关键词。每一个知识领域和学科都有其独特的专门术语，或者即使没有独创的术语，但从别的领域借过来，却赋予它本领域的独特含义。文学人类学也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知识领域或学科范围，它在研究实践中，创造和提炼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术语或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其学术思想和理念的集中体现。如大小传统，玉教、神话中国，神话历史，N级编码等等。这些概念，有些是通过赋予已有概念的其本土文化的含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如大小传统的概念，就是对西方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的创造性转化。而有些概念是文学人类学独家发明创造的，如玉教、N级编码等。这些概念既是文学人类学的关键词，包含着特有的理论内涵，而且这些概念的提出也体现了文学人类学在理论探索中的演进路径。正如作者所概况的，其发展脉络是：“比较神话学（20世纪末）→四重证据法（2005）→神话历史（2009）→大传统/小传统（2010）→‘玉教’说（2010）→N级编码论（2012）→‘玉教新教革命’（白玉崇拜）说（2014）”②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8页。。虽然这些概念正如作者所言尚处在草创阶段，存在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完善，但它确实说明了文学与人类学交融后的巨大创新能力，而且它为研究和理解中国的许多古代文献和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建构都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这些理论创新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其雄心正如作者所言：“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意在突破西方知识范式的束缚，并非生硬地援西套中，也不是与西方理论扞格不入，而是引领本土文化自觉，建构出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和阐释的理论体系，让被现代性的学院制度弄得偏狭化、僵硬化、驯顺化的文学和文化观念丰满起来；进而重建文学人类学的本土文学观，重建文学人类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观，以期不至于再次陷入价值判断式争论怪圈。”③唐启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5页。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新的成果。
To Reform Radically and to Innovate Mutually——On Reading"The New Theory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Two Major Turns in Interdiscipline"
YIN Qing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Abstract:The New Theory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Two Major Turns in Interdiscipline is another achievement i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It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studies how the two major turns of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are carried out,extracts and summarizes the overall methods and core concepts of the research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and thus puts forward some new theories and ideas,thus pushing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Key words:literary anthropology;two major turns;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theoretical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33（2019）03-0019-06
收稿日期：2019-4-20
作者简介：尹庆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化理论和审美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 玲】
标签：人类学论文; 文学论文; 学科论文; 文化论文; 两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百色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