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恒:论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解”的同一与差异论文

王国恒:论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解”的同一与差异论文

摘要:理解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根基,它通过解释学就是要构建一种“理解本体论”。然而,理解本身就意味着差异与同一,二者缺一不可。理清理解中差异与同一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理解;偏见;传统;同一;差异

西方解释学历史悠久,到伽达默尔而有了巨大的飞跃,哲学解释学从一门理解技艺和一般方法论的学问向“理解本体论”转变,一反唯科学主义的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作风,从而捍卫了哲学、历史、艺术的真理性,使人文学科更趋成熟与独立。

早在古希腊,就有人对荷马和其他诗人的诗歌做出解释。亚里士多德发明修辞学后,据此提倡一种精细释读法。中世纪,由于《新约圣经》的泛世说教,经院学者需要对《圣经》作出统一的解读,他们强调神学考据、发展文献注释,以期正确传达上帝的旨意。至文艺复兴,阐释学终于摆脱神学束缚,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而解释学的系统化则是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完成,施莱尔马赫是精通《圣经》的神学家,他根据《圣经》解释学的经验提出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解释学理论,把语文学和圣经注疏的局部规则发展为普遍适用的原理,建立起总体解释学。而狄尔泰则强调精神科学方法论的独立性,认为阐释是人类沟通自己与过往历史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通过文字重建作者当时的生活,以达到对于过去历史的准确认识。

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那里,解释乃是一种正确获得作者原意的方法技巧。受海德格尔影响,伽达默尔将解释学由方法论转向本体论,视之为关乎世界和人生的释义。理解问题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他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就说道:“……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1]

于是,从理解的前提条件来分析“理解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寻找理解的有效限度,理解“理解的真理”,否则就难逃赫施的责难,即理解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必然会消解理解之有效性,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理解的提出实际已经隐含了差异与同一的前提,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有理解的必要,差异是理解的动力。若没有同一性的共识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两个完全没有共同基础的互异者是无法达成沟通的。因此,只有差异与同一并存理解才得以可能,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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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传统须在语言中才能存在,因为理解必须要借助语言进行,从字句层面来讲,字词的能指与所指是约定俗成的,这就为理解者与文本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共同基础,因为否则作者的书写就变得不可理解,文本必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语言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也是包罗万象的世界的构造形式。”[2]3它并非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对象,而是传统的贮存所,我们通过它而存在并感受世界。但同时由于语言本身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和非透明性,又会导致语义理解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因此传统贮存在语言中,但又受到语言的遮蔽,所以传统就必然始终处在语言的晦暗阴影里,又在语言的沟通交流中显现。语言和理解是人在世上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结构因素,它给定的不是与某个对象的关系,而是与整个存在的关系。理解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活动,效果历史也具体体现在语言之中,所以唯有在语言中才能寻找到传统,故伽达默尔说:“能够理解的存在都是语言。”

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话在物资采购中可谓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物资采购计划方面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倘若在采购之前,没有制订完善的物资采购计划方案,加之缺乏先进技术的应用方式以及体系,则很容易出现原产品使用量持续减少的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无形消耗的不良现象。在具体采购的过程中,企业倘若没有根据其内部与外部实际情况制订物资计划方案或者方案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因素,则会使得物资采购效率与质量逐渐降低,此时,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解决,则可能导致物资采购与生产脱节,无法满足生产的基本需求,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计划。

可以说,传统就是视域融合的发生,它不断地自我展现,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经过视域的融合,理解者不断修正着自己的偏见回归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因为传统只存在于理解的游戏之中。总而言之,所谓效果历史就意味着在偏见中发现传统,通过理解实现—展现传统。理解中理解者的偏见被纳入传统的同一性,或者说理解者终于能够置身于大的历史视域之中来理解自己,这样传统就更新了理解者,理解者也反过来丰富了传统。

理解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又是相辅相成的,同一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显现为差异,差异中又蕴藏这种同一性。归根结底,无论是同一还是差异都根源于时间。海德格尔发现欧洲一直以来将诸存在者当作存在而遗忘了存在,一直在避免差错和谬误,追求存在者本来面貌的正确描述,于是他将时间引入存在以恢复它的动态性,这样存在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历史-事件”。从本质上说,时间为混沌为“绵延”,不可分割,“然则‘混沌’为‘现实’,只是它的确不是‘合规则’的和谐的现实,而是潜在于这个‘宇宙’深处的‘基质-实质’。或许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尚未量化的质。”[4]46若不将时间开显出来,存在也无法被理解。为此,海德格尔区分了存在和此在,区分了“时间的绵延”和“有限的时间”,格外强调时间的有限性,而本真的时间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缘于人的终有一死。人作为此在,因其有生有死而使时间进入可分割的空间,此在也就承载了空间化的时间,或者说储存了时间的空间。如此,此在就使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存在也就有了具体性,“也就是说,使得作为‘流-绵延’的‘时间-Sein’有了一个‘断裂-Da’,这样,就使得原本‘玄暗’的‘Sein’‘显得’‘明亮’起来。‘生-死’‘开显’了‘时间’,使‘时间’成为‘历史’。”[4]49存在由于其时间性而呈现为动态变化,此在的有限性使时间断裂并开显出来,此在使存在有了具体的形态,有限的空间存放着无限的时间,也可说此在存放着存在。同时,这种具体性也带来的差异性。有差异性就必然有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并不表现为传统解释学或是科学主义所追求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而是表现一种时间变化的持续性。海德格尔将人称为此在,人不但是存在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无数存在者中最为特别的一类,天下万物千差万别,唯有人能意识自身的存在,追问存在,思考存在,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在突出此在作为一个“思者”的重要性。理解不再指人对某种外在对象的认知关系,而是表现为对“在—世—存在”的领悟。此在思考存在就是在思考时间,也可以反过来说此在思考时间其实就是在追问存在,因为存在是时间性的存在,时间是存在性的时间。此在作为一个时间的思考者,就是带着当下的局限性、偏见来理解历史,成为当下与过去沟通对话的场所,在时间中超越自己,克服有限进入过去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就是为我们传递过去和未来的消息。此在身上的“有限时间”就是当下,这意味着过去、当下和将来的区分,三者很好地体现出时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要求时间的思考者做出解释。基于此,此在对时间同一性的理解就是它超越自身局限性的一种努力,从差异性中追问同一性,有限中追求无限。

在《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中戴维·E·林格做了这样一种对比:“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关于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论述与伽达默尔关于传统和理解的看法非常相似。”[3]这就给我们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提供了参照。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思维是存在揭示自身的场所,那么理解同样也是传统发生的场所,理解者从属于理解而不是相反。伽达默尔说:“我认为理解包含着一种的‘丧失自身’的因素,这种因素同神学解释学有关并且应该按游戏的结构进行研究。”[2]51假如将理解当作游戏,那么理解者在游戏中并不是要强调自己,因为沉醉于游戏之中往往呈现为狂喜状态下的自我忘却,但它又并不体验为自我的失落,而是一种超越束缚的自由。理解者融入理解的游戏中,从而获得一种超越自身的自由感。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效果历史在视域的融合过程中作用于理解者,理解者视域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完成理解者与历史传统的接续和交流,由于视域融合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因此在视域融合过程中过去与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消融,从而构成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理解者于是超脱出自身的局限进入“天人之际”而获得一种忘我的喜悦,此时他有了更广更新的视域,对自我的理解也得到升华,仿佛获得了新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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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的游戏中,不得不提到一个核心概念效果历史,即理解的历史效应性,理解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联。所谓效果历史之效果乃是相对于当下而言的,也就是历史对当下仍有意义,仍有影响,而这种效果正是时间同一性的体现。因此伽达默尔称有效应的历史意识是存在而不是意识,存在永远不可能完全地展现出来。伽达默尔将效果历史意识当作存在,理解活动中文本所暗含的历史视域对理解者视域的改变即是效果历史之效果,理解使得我们的视域得到更新和改变,效果历史之效果就是我们在时间差异性中能获得的一种连续持存的意义。由于哲学解释学将理解看作是历史自身的运动,同时又是视域融合的过程,所以历史本身就是各种历史视域共同形成的自内而运动的大视域,人类生命总是得自这个运动着的视域,这个大视域中所包含的渊源和传统则是理解活动中生命意义的统一体。传统作为不可穷尽的意义可能性的贮存所,保存能够沟通历史、现在与将来的同一性基础。

如果说理解中的差异最终导向理解者与文本的双向对话,使得理解成为必要,那么理解中的偏见不都是以“深层的共同一致”为前提吗?可以说,一切了解及其目的都在于取得对事情的同一性。伽达默尔曾把理解比作游戏,认为一切被带入游戏和加入游戏的东西都不再依靠自己,而是被“游戏的关系”统治,同样,理解中理解者的前见解也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所以理解活动中的双方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取决于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关系整体。那么理解的一致性或同一性基础究竟是什么?理解的差异根源于时间的距离,其同一性也必然存在于时间之中。从伽达默尔对前见的划分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将偏见分为伪前见和真前见,伪前见在现实中受各种功利目的和主观兴趣影响而形成,真前见则是来自一种整体的历史传统,它将被文本带出现实而纳入相对封闭的历史视域,从而保证我们对历史流传物本真的意义理解。将偏见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来看,就可以看到偏见的形成并非随意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

在伽达默尔这里,理解的差异其实即其所谓的偏见、前理解,偏见在理解活动中是必然存在的,承认偏见就是承认理解活动中的差异,而差异所以存在是因为理解是处于具体历史语境之中的,这种语境便构成了一种解释学情景。相较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将偏见视为一种应该避免的消极因素或障碍,他一再反驳传统观念对偏见的误解,认为并非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偏见在所有理解中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伽达默尔如此定位偏见:“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2]9每一个理解者自然不能摆脱他的生存境域来理解存在,特定的视域正是他认知世界的方式,偏见不是通向真理的障碍,而是必要条件。伽达默尔认为偏见主要来源于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历史距离,这就涉及了时间“质”的问题,“质”即单纯的“异—不同”[4]43,当前与过去、将来必然存在着“异—不同”所带来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说“理解在本质上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景的一种调解、转换或翻译”[3]6,通过历史与当前情景的沟通使得每一个人有可能同他理解的文本和事件展开对话。解释学的这种“对话”描述了理解者与文本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理解者的视域在此过程中发生无限的更新和变化。

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差异与同一,即从时间的异质性和延续性来讨论理解,可以看出理解是在“有限的时间”思考“时间的绵延”,是理解者带着偏见来思考传统。由此,传统在理解者的理解中得以展开和显现。无怪乎伽达默尔将理解称为存在的基本模式,作为此在的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会思考—追问自身的存在。但同时我们不得不像赫施那样思考理解的有效限度在哪里?或者说理解的真理是什么?赫施针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提出质疑,其一,说文本有多种解释就等于取消了解释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其二,以传统为衡量解释有效性的标准就等于取消了客观标准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赫施的质问来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伽达默尔有没有取消解释的有效性,因为既然哲学解释学以传统作为衡量解释有效性的标准,而要看这一标准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许多伽达默尔批评家曾得出这一极端结论,他们抱怨哲学诠释学缺乏真理标准,但正是这种缺乏里存在有伽达默尔诠释学积极的和独创的成果。”[5]我们应当考虑的是,为什么伽达默尔要抛弃传统的真理标准,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其解释实践的任意性又被排除了。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什么样的理解—解释是无效的?赫施认为哲学解释学的多元解释取消了其有效性,伽达默尔则并不认为“符合论”的传统解释学具有有效性,因为认识论领域的真理与人的存在相隔膜,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歪曲、遮蔽认识对象的本真性。从根本来看,赫施依然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有效性,而伽达默尔则从存在本体论的角度提出有效性,在认识论的视域中解释可以达到与真理的一致,因为这种真理普遍、永恒且一成不变,而存在本体论视域中的真理则是动态的、变化的,以静态的真理观来理解动态的真理观自然存在不可消除的隔膜,各自所理解的有效性自然也是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的解释有效性乃体现为对真理的动态呈现,而非传统解释学所理解的与静态真理的一致性。

哲学解释学既无法与一个静态的真理相符合,也根本不承认这样的真理。因此既然完全的同一性不是理解有效的标准,完全的差异性又不可能成为任何标准,那么伽达默尔的解释有效性就必然存在于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平衡中。换言之,解释的有效性是有差异的同一性,只有同一性是“符合论”真理观,只有差异性则是“相对论”,陷入了虚无主义。真理并非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一种并不带有任意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产生即是效果历史事件。然而效果历史只有存在于差异性中,对于理解者才有效果,才有意义,取消了理解的差异性,它的同一性——历史传统也就一并烟消云散。

哲学解释学之所以将解释有效性限定在一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平衡中,因为历史的连续性是通过不同理解的不连续性实现自身的,它将真理理解为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创造意义的过程,不再承认真理的唯一性和客观性的标准。哲学解释学不提供真理标准,但呈现理解的真理(它构成了解释的标准),那就是在偏见中寻找传统,在差异性中获得同一性,然而传统或同一性并不是某种可达到的目的,真理永远在途中,解释的标准也永远在途中。因此,哲学解释学放弃了唯一的、确定的真理标准,人类永远无法洞悉绝对真理,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因为人是在一定的视域背景下寻求真理的,必然要受到历史情境的制约,得出的真理观念也必定不具有普遍性。[6]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6.

[2]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戴维·E·林格.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9.

[4]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一卷[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3.

[6]李凡.伽达默尔真理观及其实质[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25-28.

OntheIdentityandDifferenceof“Understanding”inGadamer’sHermeneutics

WANG Guo-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Abstract:Understanding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Gadamer’s hermeneutics. In order to better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s of “prejudice”, “integration of vision”, “effect history” and “tradition” are analyzed from the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of understandings. Thus,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theory of existential truth is happening and generating, and the 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 also exists in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Keywords:understanding; prejudice; tradition; identity; difference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9)01-0069-04

*收稿日期:2018-05-03

作者简介:王国恒(1990-),男,云南曲靖人,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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