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对社会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理解存在偏差，有学者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某种“宿命论”和“目的论”，从而进一步质疑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为资本主义之恶作辩护”的“道德困境”。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所言说的社会历史规律的过程内涵，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价值旨趣，是剖析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之评价向度的关键，也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之现实意义的重点。只有破除历史唯物主义“宿命论”与“目的论”的双重误读，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存在道德困境”的质疑展开针对性的反驳，而这一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之正确性和崇高性的一次再认识。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道德困境；宿命论；目的论
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三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道德难题，就像一些基督徒将‘恶’视为实现神创人性必然要经历的试炼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贪婪和恶毒，它都是人类实现社会主义之前的考验。事实上，我们不仅应该容忍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更应该积极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1］。
有关马克思主义似乎在道德上允许了资本主义之“恶”存在的质疑，始终是部分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点。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借由共产主义之“善”为资本主义之“恶”辩护，这种接受、默认甚至允许恶行的行为，是马克思主义走不出的“道德困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艾伦·伍德和齐雅德·胡萨米为代表的学者曾经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理论”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辩论，双方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同资本主义的正义性”这一问题各持己见，而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则会将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和道德的关系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史蒂文·卢克斯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也曾就马克思主义是否在道德上存在“似是而非的矛盾”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述。由此可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道德困境”的争论实则由来已久，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质疑也亟待澄清。
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道德困境论”的支持方而言，马克思主义存在“道德困境”的理由总的而言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实现共产主义的善果必须经由资本主义的恶途，就如同通往完美人性必须经过恶的试炼，这无疑是悲剧的命运；第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存在，马克思主义试图以结果的善弥补过程的不幸，这是在为资本主义之恶作辩护。以上两点质疑，正是伊格尔顿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回应“马克思主义道德困境论”时所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这种“道德困境”质疑的产生，根本上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偏差。由于错误地理解了“社会历史规律”，使得质疑者们把“社会历史的必然性”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的，资本主义之恶是人类社会无法逃脱的宿命，因此陷入了“宿命论”的泥淖；由于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狭隘地将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全部目的，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计过程，因此产生“目的论”式的论调。这种宿命论加目的论解读，实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误读；也正是因为这双重误读，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困境论”的甚嚣尘上。因此，有必要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双重误读出发，指出“道德困境论”在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中出现的宿命论与目的论错误，澄清马克思主义言说的社会历史规律和必然性究竟为何，重申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旨趣，以求还原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面貌，为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的合理性正名。
集团目前已基本实现废物零排放，基本形成以甘蔗、糖、酒精、天然气、生物有机肥、生物发电为主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年产精制天然气（CNG)1170万立方的天然气（CNG）项目于2015年建成投产。主要产品品牌有：“三环牌”“蜂泉牌”“丰牌”“银月牌”“雅沙牌”“甘晶牌”“风顺牌”“伟恒牌”白砂糖和“肥农牌”生物有机肥等。
一、何为必然——驳历史唯物主义“宿命论”
一般情况下，永光活性染料因为直接性低，所以它的得色深浅度受浴比影响。浴比越小，棉条对染料的吸附量越高，染料上染率越高，从而棉条得色深，但是浴比过小容易产生染斑，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选择合适的浴比。本实验通过研究不同浴比对棉条染色深度的影响，从而得出最佳的浴比。染色工艺见表11、实验结果见表12。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2］这不是悲剧的宿命，而是所有事物发展的必经过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人类思维和智慧的不断成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对事物发展之规律与过程之必然性的内在地契合。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也就承认了社会在发展中存在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超越，而后一阶段又可以继续孕育出超越自己的力量。这样，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是在前一阶段奠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基础之上前进和发展，社会也就实现了持续性的进步。
然而，这种所谓“宿命论”的道德诘难，完全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历史规律及其必然性的定义，用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只言片语以遮蔽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思想，用他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失真理解以截断其本真内涵，结果只能是用“宿命论”简单粗暴地定调了历史唯物主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解《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这一观点时，为了论证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总是将马克思的原文错误地理解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这种偏颇的解释框架必然会造成“历史规律等于自然规律”的误释，进而分化出了两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学说的不同误判：一种误判把自然规律的稳定性和必然性机械移植到社会历史规律之中，认为社会历史应当遵循着白纸黑字进行线性发展，否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必经阶段，即意味着它的“恶”是无可避免的，进而得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宿命论”的结论。另一种误判则尝试规避“历史规律等于自然规律”这一观点，他们质疑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完全无视了社会历史发展可能出现的意外，也毫不关心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动作用，猛烈地抨击历史唯物主义乃一种宿命论。如果说前者的谬误在于偏颇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那么后者更是用自身这种偏颇的理解来攻讦马克思，这种批判在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因此，有必要从文本出发来肃清各种错误观点，对“历史唯物主义宿命论”的批判作出反批判。
2017年，全球油气平均操作成本为6.9美元/当量桶，油砂、重油和深水项目超过10美元/桶，其他油气类型均在10美元/当量桶以下。在美国二叠纪盆地、鹰滩和巴肯等致密油主产区，盈亏成本点低于60美元/桶的致密油产量已占3个区致密油总产量的87%。油砂的开发成本降低较为明显，蒸汽辅助重力泄油技术（SAGD）开采成本从2014年的79.9美元/桶下降到2017年的51.33美元/桶，降幅达到36%。
因此，与其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苦难哀叹为无法挣脱的“宿命”，毋宁将事物发展壮大之过程性视为充满希望的“前途”。历史唯物主义洞见的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唯物主义绝非将人导向资本主义之恶的“上帝之手”，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更像是灯塔，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事实，更能够让人坚定方向，充满希望。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令人绝望的“宿命论”，这点已经得以澄清。然而，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却并未就此停止。反对者们针对上文“历史唯物主义宿命论”批判的反批判，继续提出质疑——即使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言说资本主义恶途的必要性，至少也是在借用“历史规律”之名为人类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苦难做辩护。既然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按照“历史规律”来说必须经过痛苦的过程，那么在这项事业中的所有牺牲、不幸和悲剧最终不过是为了托举起高高在上的“共产主义”。史蒂文·卢克斯就曾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肯定了英国的殖民对印度革命的积极意义，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就此断言马克思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世界历史的目的论哲学。”［5］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反映的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精神状态，彰显了共产党人走在时代前列的责任担当。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的代表；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根据人的自由状况将社会历史发展重新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因为对人类自由的关怀和对主体性的高扬，正是马克思主义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目的。
第三，正是因为部分学者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学说的表述时，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在界划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性，才会出现“社会历史发展五形态”说，而这种流传甚广的“五形态说”，实际上是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宿命论”结论的主要原因。“社会历史发展五形态”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事实上，这种抽象的“历史哲学式”的归纳为马克思本人所深深厌恶。“五形态说”最主要的弊病在于，它把社会历史发展形态大而化一地归纳为五种固定形态，从而呈现出一种机械的、线性的、普遍的所谓“规律”，但是却忽略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曾经批评民粹派首领米海洛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理解为自然规律式的机械线性前进，所以马克思才会提出社会形态的跨越理论，指出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社会历史发展看作是线性的串联，反而肯定了历史存在无数种可能。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相信，即使不经过资本主义的恶途，人类仍然有可能收获共产主义的善果，社会发展并非是一条明知资本主义险恶却不得不涉险的悲剧性旅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可跨越的从来不是某一具体的社会形态，而是社会从低级到高级所必经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的必然性，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社会历史规律的本真内涵。没有一个社会生来就是物质丰富、精神充实、人性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原始社会中也不会刹那间开遍现代文明之花，历史的分娩总是伴随相应的痛苦。发展的具体方式和路径也许存在其他可能，但是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却是不可违背的。以苏联为例，虽然它成功地跨过了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旧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这说明，即使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填补现实的空缺，它所直面的问题，可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直面的问题别无二致。
综上所述，莫西沙星在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的药代动力学稳定，有助于患者凝血功能的改善，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考马斯亮蓝法测定香水莲花多糖中蛋白质含量,标准曲线如图2,回归方程为:y=0.0073x + 0.1638,R2=0.9973。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理解为自然规律。传统的解释框架在理解“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时有断章取义的嫌疑。马克思在这里所指涉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经济只是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以部分表征整体，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歪曲。同样站在经济角度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有多处。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三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典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则说道：“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总结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时，则详细地论述了“整个文明期”的各种剥削方式。从经济基础切入分析，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二、何为目的——驳历史唯物主义“目的论”
其次，尽管历史唯物主义选择从经济角度切入来分析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所谓经济决定论，就是将社会生活的一切存在和现象全部还原为经济原因，而这种理解恰恰非常容易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宿命论”的结论。事实上，马克思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恰恰暗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对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批判。张一兵教授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中用“物役性”和 “似自然性”对这种批判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经济的社会形态”德文原文Okonomische Geslls-chaftsformation一词，“不是泛指一切社会历史的经济结构，而是特指人类历史发展中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特别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充分发展形式的特殊历史阶段。”［3］马克思用“自然史”来理解“经济的社会形态”，一是为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经济力量奴役人类的“物役性”现象，二则是为了指出这种状态下经济的社会形态抛弃了人的主体向度，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无主体性的自然历史的“似自然性”。结合马克思曾提到的“史前史”概念，可以发现，“自然”意味这尚待完善的状态，“自然史”线性、无主体性的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所要克服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人类社会才会迎来真正的历史，因为直到那时，人类才实现了对自然必然性的完全克服。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十余省，其中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2]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欺骗宣传，加深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认识，让少数民族更好地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党把民族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认真开展民族工作，非常注重做好对少数民族的宣传工作，较早的展示出我们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基本思想，对我们党的民族观形成、民族工作开展、民族政策制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我们认识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产生了十分重大影响，积累了重要的民族工作经验。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共产主义社会指定为历史终点。所谓的“历史终点”有三重含义，一是社会历史发展到此为止；二是终点以前的所有历史阶段都必然地以“为了终点”为存在前提；三是既然历史有终点，那么无论人是否主动创造历史，历史终究会自发地走到终点。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绝无此意，共产主义社会既非一个一劳永逸、消灭了所有矛盾的社会；也非一个坐享其成，丝毫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目标。相反，共产主义社会中仍然会存在矛盾，只不过到那时所有的矛盾都将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内部协调获得解决，而每一次矛盾的解决，都将促使社会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同样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这句话，更多地是为了激励共产主义者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而不是在指称这种“不可避免”是历史的最终目的，也并非在断定有了“不可避免”的保证，人类就可以高枕无忧，静待胜利。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对共产主义到来之必然性的揭示，不是从逻辑上先天地规定了一个“历史终点”，将所有的历史阶段都认为是受“历史终点”驱动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视角，一种从经济基础出发对社会历史作抽丝剥茧式考察的分析视角。以往的历史观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漩涡，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总是预设一个高高在上的意志或精神来指引历史的发展，其中以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观最具代表性，认为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扬弃的产物。可见，这种唯心史观才是真正的“目的论”，因为历史已然是被提前规定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从实际的生产和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的进程，并从中发现了社会历史的奥秘与规律，进而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之中确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必然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头脑出发对历史逻辑的构建，而是从事实出发对历史规律的发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也不是由历史唯物主义规定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自然而必然的结果。
由此产生了对历史唯物主义“道德困境”的第二个质疑——究竟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的在为历史苦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幸作辩护？其实，产生这种质疑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的理解有所偏差。由于他们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才会认为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不过是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结果大于一切，过程怎样都行。这种典型的“目的论”调式，不仅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也窄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性。
因此，结合前两点论述，对“历史唯物主义目的论”的最有力的回击就得以展开——正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为历史预设“逻辑终点”，也从来没有将共产主义社会当做历史的实际终点，所以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关心共产主义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那种为了获得善果而为恶行做辩护的“目的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理解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是肤浅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是要实现所谓的“历史目的”，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也不是狭隘的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旨趣指向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揭示社会历史规律使人类得以明白地生活在历史之中。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一目标远比通常制度层面所理解的“实现共产主义”要深刻、根本得多。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全体解放和终身幸福，这是一种最崇高的善。
诚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也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贪婪和恶毒，它都是人类实现社会主义之前的考验”［1］。那么结合经典的“社会历史发展五形态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阶段赫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于是乎，资本主义制度已然成为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尽管这条路充满痛苦与罪恶，但是我们无法跨过这段路，只能默默承受，如同虔诚的信徒必须经过恶的试炼才能通达善的天国。为求共产主义善果而必经资本主义恶途，明知其不愿为而不得为之，这种悲剧的宿命在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人的剥削和压榨、对环境的掠夺和破坏共同交织了最深刻的苦难，而马克思主义就是立足于苦难之中，力图为人类开辟一条通往自由至善的道路。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显得如此可贵，恰如伊格尔顿所说，“有人怀着行善的目的作恶，有人则努力将别人做的恶事转化为善果，这两种方式有天壤之别。资本主义这个‘恶’不是社会主义者做下的，社会主义者也无须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负责。但既然这个恶已经犯下，改恶向善才是理性的做法”［1］。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主张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弥补历史中的种种悲剧，因而也无从谈起所谓“为恶行辩护”。资本主义制度已然犯下的恶行，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社会存在，时间是单向度的，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可以弥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在于通过引导人类的反抗和斗争去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终结苦难和不幸的无限蔓延。在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割裂、人对人的剥削、人对自己的陌生以及其他所有悲剧，都将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对以往的悲剧报以深深地同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从以往的悲剧中看到了人的力量，以高扬的热情挥舞着旗帜，势必要带领一切人战胜这种悲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难能可贵之处。
三、绝对的恶和相对的善——资本主义的真实面貌
历史唯物主义既非默默忍受既定悲剧的“宿命论”，又非为了善果为恶行辩护的“目的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罪恶性的揭露与批判，早已表明了其立场。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并不代表它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考察时，没有一味地局限于否定和批判，而是高度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作用。《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劳动环境。蒸汽带来了大机器，电流照亮了夜晚，内燃机发动了汽车，电脑联通了世界……一次次的工业革命和其成果，都在展示着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不可否认的巨大推动作用。
资本主义还对人的思想精神产生了进步和革新的作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诞生了伟大的思想，帮助人们挣脱了教会的精神枷锁，奔向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思想世界。自由、平等、权利等概念，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了普遍的价值认同。马克思之所以将资本主义制度称为“文明状态”，原因之一就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人类摆脱了蒙昧无知的状态，开始自觉运用理性的力量，从而走向自由自觉的“人”。
扬弃地看待资本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贯彻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肯定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恶”之面貌，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善”之面貌。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可，全部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作用上，这种积极作用才是资本主义对历史的推动力之所在，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经阶段的原因。
片面地突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恶”，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和历史作用绝然不提，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理解，也必然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存在之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的误读，从而简单的将“马克思主义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恶”。这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片面理解，用“恶”来掩盖“善”的面貌，是产生“马克思主义存在道德困境”质疑的大前提。
综上，针对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着“道德困境”的错误观点，其产生原因和反驳机制都可以回归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者们之所以肯定马克思主义存在“道德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宿命论”和“目的论”的双重误读，因此为了反驳这种误读，就必须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资本主义并不是全然的“恶”，资本主义制度也客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积极意义，而这才是马克思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其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是机械的、线性的自然规律，社会形态的更迭也并非决定了某一形态的必然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真正的必然乃是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规律。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制度层面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是达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不自由、不全面的发展才是真正的悲剧。马克思主义正是要克服和战胜这种悲剧，以实现最崇高的目标。
因此，马克思主义既不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作历史的宿命，也不把资本主义视作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更没有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视作自己的终极目标。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未对资本主义之“恶”的必然性进行辩护，也从未忽视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种种苦难。相反，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为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事业不断奋斗，以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高价值，这种终极意义上的善，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和崇高。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困境”。
参 考 文 献
［1］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61，79，62-6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4，3．
［3］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5．
［5］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M］．袁聚录，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405．
Is Marxism Trapped in Moral Dilemma？——Refuting the Doubl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OU Ying-jia
（College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Due to their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law and ultimate obj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some scholars wrongly interpret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kind of“fatalism”and “finalism”，and further questioned Marxism for the“moral dilemma”，namely that Marxism is suspected of defending for the“evilness of Capitalism”．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connot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law advocat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ly recognizing the value purport of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upheld by Marxism is the key to the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capitalism and also to the realization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Only by eliminating the double misunderstandings of“fatalism”and“finalism”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n we refute the questioning of“moral dilemma of Marxism”．The process is also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ctness and loftiness of Marxism．
Key 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moral dilemma；fatalism；finalism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33（2019）04-0036-06
收稿日期：2019-06-17
作者简介：周颖嘉（1995—），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校对：王国成］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论文; 《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