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西学的舶来品传入中国，在它传入后不久，儒法两家的中国学者分别以不同的立场对社会主义思潮给予了关注和回应，开始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通过对1899-1921年间中国学者的社会主义著作译介的梳理发现，社会主义思潮论著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数量和质量总体较低，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主流，它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关键词：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潮；中国学者；新文化运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各种主义思潮在中华大地盛行。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受到当时中国学者的关注和回应。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最初理解是《大同学》里的理想社会，是“人群之说”的政治主张。军国体制给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这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使他们从学习西方转向学习日本。十月革命后，俄式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残酷的社会现实迫使他们抛弃了日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期，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依托《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继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背景
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同时，各种主义思潮在中国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主张取消国家和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也有主张个人自由、倡导“群已权界”思想的自由主义。1899-1921年间，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当时流行于中国的三大主要社会思潮。受“儒表法里”传统思想的钳制，当时中国学者分别站在儒法两家不同的立场上，对这些社会思潮做出不同的回应。他们或以儒家的观点来诠释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或以法家的立场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进行解读，这使得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显得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因此，要了解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背景，先要厘清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历程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上的争论。
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涌入中国，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逐渐瓦解了中国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开启了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如下的转变：其一，学习的内容从坚船利炮的科技，到宪政民主的制度，再到个性解放的文化；其二，学习的对象从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洲，到经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的日本，再到十月革命后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其三，学习的态度从一开始拒不承认洋人有何先进，到开始承认洋人的先进只在于技艺，再到承认洋人比中国先进很多，到最后认为中国的种种东西均不如洋人。从这些学习经历的转变可以看出，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也在逐渐地高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西学东渐”到“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再到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范围和程度一步步地加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并非意味着对中国传统体制决然的否弃，而是始终贯穿着学习西方与是否保留中国传统体制的争论，即所谓的“体用之争”。
以郭嵩焘、谭嗣同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秦制”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们抱守原始儒家的坚定立场，认为要强国需先要民主，宁要藏富于民，也不要以“国进民退”来换取所谓的富国强兵。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宪政民主与儒家的“三代之治、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所以不是“中学为体”，而是要“西学为体”。基于这种观点，他们主张要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来恢复“三代以来”的儒家传统[1]46。以杨度、章太炎为代表的法家知识分子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它完成了类似于中国的“周秦之变”的政治变革(1)当时日本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福泽谕吉等人，都积极倡导日本要“脱儒入法”“脱亚入欧”，即提倡个人自由、废除家庭的自由主义，提倡个人要听从国家(天皇)号召，走军国主义道路，实现社会结构从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他们认为，中国积弊深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传统的包袱过重，使得国家本位主义的优势得不到体现。因此他们在对待“体用”的态度上，认为既不要以“中学为体”，也不要以“西学为体”，而要以国家主义为体。
会上，汪洪还给肥料染色“算了账”：一亩地20cm耕层土壤质量一般为150,000 kg；肥料染色按1吨肥料加入染色剂按照0.5-3kg计算；一亩地一次施肥50kg，染料用量假设按照一次0.025-0.15kg计算，相当于一次带入耕层土壤中染料浓度为0.15-1mg/K。对于“算账结果”，汪洪表示，计算结果相对较低，但需要考虑长期累积效应，而染色剂用量过高或危害性较强都需要特别考虑。
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地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和特点
中国是一个礼仪大国，尊礼守礼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具备的良好素质与教养，“人无礼则不立”，受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十分的注重礼节，韩国由于一千年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文化风俗等方面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很多原因韩国人将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且在文化风俗方面相较于中国来说更为严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文化。
除了清政府派遣欧洲的外交人员对社会主义的记述以及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对社会主义的复述之外，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家著作的译介是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2]。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对内革新政治体制，对外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实现了从封建体制向军国体制的转变，一跃成为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长达二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为探求中国救亡之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学习西方开始转向学习日本，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涌现了一股日本留学潮。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要早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前，日本就出现了福井准造、河上肇等一批社会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社会主义论著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1901年广智书局出版，赵必振译)，书中历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各国社会党的基本状况；日本共产党河上肇的《贫乏物语》(1920年泰东图书局出版，李凤亭译)，该书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的日本社会来说，无疑具有现实的警世意义[3]；此外还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1901年广智书局出版，周百高译)。通过中国留日学生的译介，这些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才得以在中国流传，从而影响和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受到当时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出于探求救亡之路的迫切心情和基于自身的思想传统，对社会主义思潮给予了不同的回应，而20世纪初，中国报业的发展和各类报刊的创办为这种回应提供了传播渠道，《新民丛报》《民报》《天义报》等报刊杂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思潮回应和传播的主要阵地。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最占势力”的思想，并多次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1903年《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上，梁启超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4]123。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马君武等人于1903年先后发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实行于奥大利》《弥勒约翰之学说》《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等文章，介绍了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内容。1905年《民报》第2，3号，朱执信发表了连载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同期报刊上，宋教仁也发表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述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召开经过及基本决议。1906年廖仲恺在《民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史大纲》，其内容译自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布利斯的《社会主义手册》。同年，叶夏生在《民报》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了区分，指出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此外，在《天义报》上，民鸣(笔名)先后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部分和第一章的译文。1908年刘师培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言部分的译文。1912年施仁荣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把它命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表于《新世界》杂志。1918年李泽彰在《国民》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即《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内容。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传播力”较弱，传播范围和渠道相对局限，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毋庸置疑，这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对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主义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儒家学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关注与推崇跟儒家“天下为公”的治世理想是分不开的，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初始认识，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与儒家“三代之治”相一致的政治理想；具有法家立场的学者，则从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人群之说”，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本位主义。因此，儒法两家的中国学者，对当时流行于世的社会主义思潮都比较关注和推崇。但是，当时中国学者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家庭本位与国家本位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受此思想的局限，他们根本分不清楚作为改良还是革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弄不明白社会主义的基本派别，更不可能懂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涵。如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的《大同学》，对流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对马克思只是作了“只言片语”的简述，其中第一章有介绍马克思的一句话：“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4]123这里把马克思当作工人运动的领袖，并说马克思是英国人，这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由此可见，受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传播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比较低的。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李大钊，以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为传播阵地，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指出了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性质的区别，认为布尔什维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5]223。1919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呼吁北京无产的劳动阶级要团结起来为自身的共同利益参加反抗贵族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陈独秀的《谈政治》(1920年发表于《新青年》8卷1号)，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几种政治观点，即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实业救国论、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指出这些思想的消极性[6]112。陈启修、渊泉(笔名)等人也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传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1919年食力(笔名)翻译了《资本论》的《雇佣与劳动资本》，并在《晨报》上发表。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会刊》上发表了《社会问题》，主张采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革命的十条措施。陈望道于1920年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本翻译，后来这个译本被称为“红色中华第一书”。恽代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内容)，之后他还翻译了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祖基的《阶级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小共同体本位的自由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开始由日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俄式的社会主义(2)著名学者秦晖认为，日式自由主义和俄式社会主义都倡导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区别只在于大共同体本位的主体是君主或国家，还是革命党或人民。。“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和后期的社会思潮分别转向激进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对日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46。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完全抛开了“体用之争”的思维模式，开始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来探讨未来中国道路的选择问题，最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俄式的社会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路。
（8）科学宣传力度不够。高原牦牛的养殖区大部分集中在高原地区，高原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牧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对于出血性败血症这种传染性的疾病没有过多的认识，对于发病原因和发病规律的认识不充分，因此，会出现牧民对于此类疾病的防治措施不到位的现象，需要进一步加大疫病的宣传力度。
1899-1921年间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播特点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从传播内容上看，由于当时精通外文的人才稀少，所以基本没有完成经典著作的全译本，更多的是对章节内容的翻译或语录式的摘译，如1908年《天义报》民鸣(署名)译的《〈共产党宣言〉序言》和《共产党宣言》，都只是《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内容；1919年《每周评论》成舍我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只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章的内容。另外，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质量较低，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许多不够规范或明显失实之处。由于大量的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的译介，当时出现较多的是日译本的翻译。其二，从传播群体来看，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群体较小，主要局限在政党领袖、知识精英和革命者范围内，他们一般兼具学者、报纸从业者、职业革命家等多重身份。当时对社会主义思潮比较关注的有三方面的群体：一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旧式知识精英，他们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性文章；二是辛亥革命前后，以朱执信、冯自由等人为代表的同盟会员，他们在《民报》《天义报》等三民主义的革命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三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和探讨。其三，从传播范围和渠道上看，当时传播的范围较小，传播的渠道较窄。传播范围主要局限于知识阶层和革命群体，尚未触及到人民大众的层面；传播渠道主要局限于自创刊物、机关党报，当时流行的商业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对此涉及的较少。因此，除了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新青年》对当时进步青年具有一定的影响之外，从整体上来看，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还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不断深入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从认识的深度来看，经历了从作为西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到作为政治主张的共产主义学说，再到作为建党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认识过程；从认识的广度来看，从不清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的认识，最后到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使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既有许多不同的派别，又有空想和科学之分，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5]223；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归纳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四个部分[6]212。这些阐释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发表足以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不断深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主流，而这股潮流的出现，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近代以来，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寻求中国救亡图强的方案做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但都一次次地失败了。历史和事实不断证明：不论是“中体西用”学习西方的“器”，还是“全盘西化”学习西方的“道”，都挽救不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改变不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把目光从日本转向了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统治，使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给予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无比的激励和启发，使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月革命使新文化运动的风向从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日式自由主义，转向反帝反封建的俄式社会主义。由此，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他们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备了理论基础，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国内外多地先后成立，终于在1921年7月，出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一幕，由此翻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翻译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并非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项宏大的历史工程。就《共产党宣言》来讲，其翻译就经历了从序言部分到第一章内容再到全译本的过程。此外，《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还有多种版本：陈望道版本、华岗版本、陈瘦石版本等，经过多种版本的多次翻译，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把握更加精准到位，使得这部“红色第一书”在中国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在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过程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储备了一批优秀的理论人才和译介人才，从中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传播经验[7]。此外，中国学者在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论著。在译介和阐释过程中，他们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诠释，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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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arlySpreadofSocialistThoughtinChina(1899-1921)
LIUGuo-xi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though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s a kind of Western science. Shortly after its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scholars of Confucianism and Law gave respective attention and response to it with different standpoints， which marked the early spread in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scholars’ translation of socialist works between 1899 and 1921， it is found that the sprea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ocialist thoughts in the early years were generally low， and they had not formed the extensive social influenc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Marxism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spread of socialist thoughts， which produced tremendous social influence. 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ushered in the great cours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Words： Li Dazhao； Socialist Thought； Chinese scholars； New Culture Movement
作者简介：刘国新(1980-)，男，福建连江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诠释研究。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5-0044-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5.007
(责任编校：李秀荣)
标签：中国论文; 思潮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马克思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唐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