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深入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且还严格要求并亲自带领其他党员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延安时期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过程，不仅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有益的学理探索，同时也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基础
读书是毛泽东人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对毛泽东读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学术界对毛泽东人物生平的研究，亦能深化学界同仁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的认识。笔者主要以《毛泽东年谱》为主要资料依据，对毛泽东在延安期间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相关史实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考证和总结分析。
一、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1934年10月，当毛泽东与红军队伍一起开始长征后，他就始终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当成了必须随身携带的重要物品。在毛泽东长征时期一路携带、精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当中，有两本是毛泽东不辞辛劳、甘冒炮火一直带至延安，同时也是毛泽东在长征过程中经常向周围的革命同志谈论的。其中，一本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简称《两种策略》），另一本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简称《“左派”幼稚病》）〔1〕。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之前，毛泽东因病一直是躺在担架上进行战略转移的，后来根据随队护理的医护人员追忆，毛泽东即使躺在担架上也一路“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2〕。
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更加忘我地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阅读和学习当中。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前后三四遍精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3〕615，并撰写了12 000字左右的阅读批注。就其批注内容之篇幅侧重而言，重点在于“认识论”与“辩证法”两个方面，而其中尤以“辩证法”部分的“三大规律”之内容为其批注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矛盾之“对立统一规律”部分的批注篇幅最大，就字数而言，大约占到了毛泽东批注总字数的50%左右。而所有这些批注内容，都为毛泽东撰写《实践论》与《矛盾论》奠定了坚实的写作基础〔3〕615。
毛泽东在1937年6月底，将“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精读完毕，并且撰写了2 600字左右的阅读心得式的批注。就其批注内容之范围而言，涉及“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等多个方面。从毛泽东相关批注内容之侧重而言，则以“对立统一规律”之相关问题为重心，其篇幅约1 300字左右，占到了批注总字数的50%左右。此外，关于“认识问题”方面的阅读批注，就篇幅而言居其次。显而易见，从其批注之篇幅分布而言，毛泽东在阅读该书过程中批注的重点是“矛盾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与其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所进行的批注一起，共同为《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撰写作了直接的准备工作〔3〕686。
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毛泽东精读完成了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一书。毛泽东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将书中所讲的哲学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写下了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读书心得〔4〕58。1941年，毛泽东对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进行了系统地研读，并将书中哲学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对接，撰写了1 200字左右的批注心得。就其批注内容之侧重而言，主要集中于该书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部分。其批注内容主要有：“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本质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据”，“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中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4〕349。
1943年12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学习时间为半年，学习的课本分别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上下册，并明确要求“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等等”〔4〕484。1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与其分享自己阅读唯物史观的心得与体悟，信中说道：“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竟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4〕487-4881945年4月至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明确提出，要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及《联共党史》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以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修养〔5〕30。
二、严格要求并亲自带领其他党员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1)信息技术安全弱。技术风险是互联网金融相比传统金融尤为突出的一种风险。由于其载体是互联网，因此本身在互联网行业就十分显著的技术风险便传导至互联网金融理财领域。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用户信息全部存放在互联网平台上，安全极难得到保障，一旦被黑客攻破，数据信息便可被任意修改或删除，从而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造成互联网金融技术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资金短缺，无法做到设备的物理隔离、数据信息的备份和不同机房间的无缝切换。
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涉及企业的全体员工，因此，要通过岗位培训、专题讲座、脱产进修等多种培训方式，对人力资源管理者及全体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及相应的管理理念及IT技术的教育，帮助员工转变传统观念，正确认识由信息化所带来的改变，接受新生事物、新理念，以尽快适应新岗位、新内容及社会信息化的变化，让员工对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从排斥到了解到赞同，再到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推动者，让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成为推动整个企业信息化建设和革新发展的有力契机，并最终成为带动企业信息化发展的前进动力[2]。
三、延安时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作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深入研读，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而言，均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6〕。具体而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深入研读，不仅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7〕，而且对于当今我们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除了自己深入而系统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将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外，还严格要求并亲自带领其他党员同志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研究组组长的名义，与副组长王稼祥联名致信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的同志，信中说：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的”〔4〕329-330。1942年8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工作会议上决定，“为准备将来的学习”，将“中央学习小组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其中“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三人编为第一组”〔4〕396。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致信何凯丰，强调指出：“整风完后，中央需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实是功德无量的”〔5〕42。1942年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及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条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在关于全党同志应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阅读方面重点指出：“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4〕412。
首先，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深入研读，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整个中共党史的发展全程而言，由于右倾及“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毛泽东虽然是中共一大代表且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一直没能得以完全确立〔8〕。而正是遵义会议之后，尤其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才逐渐确立并得以巩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持续不断地深入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华并巧妙地使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具体实际、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相结合，不但使毛泽东思想因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沃土之中而具备了科学理论的特质，而且也为毛泽东思想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式的动力源泉〔9〕。经过了延安时期的积淀和进一步发展之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被正式提了出来，并把其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其次，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深入、系统的研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有益的学理探索。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关键就在于其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作为重要思想来源，而且非常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精髓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实际和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独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之初所出现的一系列曲折经历说明，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如何透过浩如烟海的文字表述抓住其精髓并非易事，而要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发展及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更是难上加难。毛泽东在整个延安时期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过程，不仅是其思想升华的过程，也是其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并使之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实际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对接实践难题的历史过程〔10〕。
再次，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深入研读，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及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素养，与时俱进，是其组织性质内在规定的重要表现之一。实践中，要不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精髓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需要在全体党员中形成主动学习和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良好风气〔11〕。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不仅自己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且还非常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应用于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过程中及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其读书实践及热爱学习、善于学习的宝贵品质对于当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12〕。
对于一个路桥项目的计量管理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图纸法、均摊法、钻孔取样法、凭证法、断面法等等。上面的每种工程计量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下面我们对以上的这几种方法进行简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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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1-0113-03
〔收稿日期〕2018-12-29
〔基金项目〕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6041020-3）。
〔作者简介〕谢忠强（1980-），男，山东沂水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读书观等。
责任编辑 芳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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