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
摘 要：从近代东北地区地力下降的问题入手，运用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可以揭示生态系统变迁与政治权力运作的互动关系。东北地区的地力损耗问题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资源吸附和日本殖民当局对农产品疯狂的掠夺政策都对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近代东北土地所出现的严重生态问题，既有“隐性权力”生态转移的作用，也是殖民掠夺的恶果。
关键词：东北；农业；地力；肥料；政治生态学
一、问题的缘起*本文中使用的文献史料，从保留历史资料文献性的角度，对其中的人名、术语等，均无改动，对机构名称、地名，部分加引号处理。
地力损耗与肥料使用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环境史和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环境史、生态史研究与区域经济史结合，从研究区域性地力、肥料使用情况变迁入手，考察与评判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历史演进的研究“范式”被愈来愈普遍地应用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以东北地区为例，章有义和赵冈对近代东北地区地力衰退的问题关注较早，并将其作为该地区长期持续出现农产物单位面积产量降低的最直接原因。对于这种地力损耗的原因，章有义认为是小农经济“缺乏经营”计划、进行“掠夺性”开垦的“必然恶果”[1](PP.35-41)。赵冈将其原因与当地租佃制度相联系，认为这与当地租期很短造成的佃户“短期行为”有关[2](P.153)。另外，衣保中也在多项研究中指出，东北地区农业发展过程中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付出了该地区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甚至部分地区荒漠化等巨大生态代价。王大任则认为，东北地区的农民会根据地力损耗的情况，应对性地追加肥料投入，并以肥料使用情况的变迁为切入点，通过农民生产行为对环境演变影响的适应研究，深化对农民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3](PP.215-230)
上述对于东北地区地力与肥料问题的研究大多数本质上是遵循着一种人与自然关系中“平衡—失衡”二元对立解释范式。这种解释范式的研究对象侧重于人类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对生态危机的应对，忽略了对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往研究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近年来，各种生态现象背后所蕴含着的权力博弈与资源分配愈来愈引起生态史研究者的关注。1980年代以来，Watts、Blaikie、Bassett、Escobar等学者开始不断跨越生态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边界，探讨政治权力与生态系统构建的关联，他们所秉承的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观点也逐渐脱颖而出[注]对于政治生态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政治学研究者与生态学研究者有所不同。政治学研究者，如刘京希等，更加侧重于探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向，运用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探究政治发展的规律”，刘京希《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第119-126页。而生态学研究者则侧重于研究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此，笔者倾向于以生态学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展开自己的研究。。不过，目前国内研究中运用政治生态学视角诠释生态史事件的研究尚为数不多。就本文所关注的近代东北地区的地力与肥料问题而言，该问题出现绝非单纯的生态事件，而是多方政治权力、利益、话语交织夹杂其中的后果，将这些影响因素解构分离并加以准确地评判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欲从更深的层次解读近代东北的地力问题，就必须分析考察其背后的政治权力因素。
二、近代东北地区严重的地力问题
近代东北农业经济毫无疑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为突出的是，该地区农产品的耕作面积和生产数量显著增长。东北地区耕地面积1908年时大约为8，048，000公顷，1918年时上升为10，751，000公顷[4](P.32)。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该数字上升为13,733，000公顷。东北沦陷后该地区的耕地面积上升的趋势并未中止，至1944年已经上升至15,180，123公顷。36年间扩大了88.6%。另外，1924至1944年间，农作物的生产总量也从14，571，000吨扩大到了17，433，543吨[5](PP.4-5)。另外，该地区的农产品市场已经实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商品化。1931年以前，整个地区的农作物平均商品化率达53%，其中以大豆和小麦为代表的一些农产品，其商品化率更是超过了80%[6](P.191)。东北地区生产的大豆在当时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上是最为畅销的产品之一。在东北沦陷前，世界上70%-80%的大豆出产于中国，而中国外销的大豆中95%出自东北地区[7](P.30)。1931年东北地区输出大豆及其加工品(豆饼和豆油)总计达492万吨[8](PP.94-96)，其价值达2亿海关两，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52.7%。[9](PP.16-21)
在近代东北农业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正如很多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到的，农业过度开发也导致了严重的地力下降，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持续减产。1920年代以前，东北开发年代较久的南部地区的土壤与日本、朝鲜等地相比，有机物和氮元素的含量就要少很多，而开发时间不长的北部地区上述两个数据则要领先于其他地区[10](PP.176-186)。就东北开原、铁岭、辽阳、营口、盖平等地具有连续性的统计数据来看，1908年至1940年间，这些地区土壤含量中腐殖质的数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注]参见奉省设立农工商局《满洲实业案》，上海：广习书局，1908年，页中所附《各地土壤分析表》；“南满洲”铁道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彙报(第10号)“南满洲”土性调査报告》，公主岭：“南满洲”铁道农事试验场，1919年，第67-122页；“南满洲”铁道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汇报(第31号)“满洲”の粟》，公主岭：“南满洲”铁道农事试验场，1930年，第47-48页。。另外，由于土壤中腐殖质产量的持续降低，在被开垦时间相对较长的东北南部地区，土壤颗粒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砂粒含量明显逐渐增加，保水保肥能力较差、养分较低的砂土在这一地区成为了分布最广泛的土壤成分，与开垦时间较短的东北北部地区以腐殖土为主的土壤分布成分迥然不同。[11](PP.80-81)
[教学片段4]执教老师在讲不同国家赠送礼物的文化时，提到朋友结婚送礼的问题，让学生给她建议。她设计了三类情况，中国人的婚礼、英国人的婚礼和中国女生与英国男生的婚礼，通过追问帮助学生认识赠送礼要随当地的习俗，可以帮助学生理清关键信息的内涵。提问如下：
对于因地力下降所造成农产品减产幅度，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略有分歧。“满铁经济调查会”认为不同种类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下降了1%-4%[12](P.320)。伪满政府中负责农业经济研究的刘祖荫认为农作物平均亩产量以每年1.88%的速度下降[13](P.272)，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则认为亩产量每年下降幅度为2.06%[5](PP.4-5)。“日满农政研究会”在抽样调查了东北地区41个屯长时段的亩产量变化后发现：开垦年代越久远的村庄，地力下降程度越高。该调查采用了口述史访谈的方式，因此对亩产量的调查最多可以回溯到200年前建屯时的数据。一般而言，开垦了50-200年的村庄亩产量都比刚开垦时降低了50%以上，而开垦了30-50年的村庄的亩产量则普遍降低了30%左右[14](PP.443-445)。甚至在东北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因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过于严重，形成了不少荒漠化的永久废耕地。[15](P.16)
三、东北农家维持地力的两个手段
以往近代东北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该地区所存在完全不施肥的现象是当地农民一种完全“掠夺性”的经营模式。上述观点所忽略的是，完全不对地力进行任何补充的耕作方式显然会在短时间内完全耗光地力，而不施肥的耕作模式已经在东北的大片地区存在并延续了很多年。伪满的“黑河省和兴安北省完全不施肥就进行耕作”，而其他地区则仅几年施肥一次，总的来看近代东北地区一年当中施肥的土地仅占总耕地数的19%。[16](PP.54-55)
从地力补充方面支撑东北北部这种不施肥的耕作模式而采取的手段之一，是该地区依靠大豆根瘤菌固氮作用而进行的“轮作”经营法。氮是土壤中农作物生长所最必需的元素。现代农业化学研究已经证实，大豆所含氮元素中67%是利用来自空气中的氮，每种植1亩大豆相当于可以从空气中固氮6.7公斤，与50公斤硫铵化肥的含氮量相当[17](P.136)。当然，这种轮作法对于植物生产同样所需的磷、钾等元素的补充作用不大。尽管如此，大豆轮作对于东北不施肥或施肥较少农业区的地力消耗还是能够起到不小的缓解作用。而在大多数施用相对较多肥料的地区，当地农民也习惯于轮作一定规模的大豆以增强施肥的效果。因此，大豆轮作可以说是和施肥同等重要的东北农家维持地力手段。
有趣的是，在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FD与kaopen指数均出现增速骤减，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甚至出现了两个指标的负向变化。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金融危机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影响可能是异质的，低收入国家由于经济规模、金融体系发展等相对滞后可能会承担更多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依据当前国际金融与国内金融环境审慎调整金融政策与金融开放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当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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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轮作和施肥这两种近代东北农村中维持地力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相互替代的关系。在大豆种植比率较高的地区，肥料的施用量可以相应减少。而在大豆种植比率较低的地区，则必须施用更多的肥料。表1中开列的数据所反应的是，1916年前后东北各县的大豆轮作及以土粪为代表的肥料施用量关系。根据对这些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大豆的种植比率和土粪的施用量构成负相关的关系(相关系数0.796)，大豆在农作物中的种植比率每增加1%，施肥量则减少32.94斤，反之亦然。
为提高地力，日伪所控制的农业学家们绞尽脑汁地想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地力更生对策”，主要包括：(一)在农民中宣扬硫铵、过磷酸石灰、磷酸钾等化肥的肥效，以提高化肥使用比率。并在种植一些日伪所急需的“特用作物”时配给一定数量的化肥。(二)在农民中宣传增加施肥量对农作物产量提高的益处，以期鼓励农家自发增加自给肥料的产量[28](PP.5-8)。(三)通过东北各地设立的41所“地力更生指导部落”，在各地农民中推广和指导一些提高土粪等农家自给肥料生产和利用效率的方法，如改善畜舍提高肥料收集效率、调整人畜粪和土壤的比率以提高土粪肥力、改良堆积场的布局促进土粪发酵、改变施肥的手法提高施肥效率等等[29](PP.182-189)。(四)提高牲畜饲养数量增加肥料生产原料，并提高绿化率以替代作为燃料的秸秆。(五)改良租佃制度，以防止佃户对土地的短期行为等。[13](P.200)
表1 大豆轮作与肥料(土粪)施用量关系表[注]大豆种植比率数据来自“南满洲”铁道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汇报第5号“南满洲”在来农业》，公主岭：“南满洲”铁道农事试验场，1918年，第36-37页。肥料施用数据来源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满蒙全书·第3卷(农业·林业·畜产业·水产业)》，大连：“满蒙文化协会”，1923年，第196页。其中肥料数据参考了当地的作物轮作比率。
大豆种植比率肥料施用量(斤/亩)金州5%1533瓦房店30%500熊岳10%1041盖平10%1900大石桥30%1000营口45%697.5辽阳20%1225奉天40%350铁岭30%315开原30%855四平街30%720公主岭30%300
四、商品化与隐形权力掠夺
将近代东北地力下降单纯地归结为小农无知而短视的“掠夺性”农法，显然忽视了其背后很多的复杂影响因子。尽管劳力的不足限制了很多东北地区农户施用肥料，但是大豆轮作毕竟对该地区地力损耗起到了不小的缓解作用。而大豆的大量种植、用于的施肥劳动力稀缺等因素的背后，又与该地区繁荣的农产品商品经济息息相关。
PRB安装在地下含水层当中，与地下水流方向垂直，以保证污染羽与反应介质能充分反应，当污染地下水流经PRB时，其中的污染物浓度能够被降低.目前常见的PRB结构类型有三种：连续墙式结构、漏斗-导水门式结构和灌注处理带式结构[22].其他结构如墙帘式PRB[23]、微生物反应墙[24]、虹吸式PRB[25]等都是在上述三种结构的基础上优化改进而来.
尽管奉天农事试验场等民族农业科学机构也进行了一些土性调查和土地肥料生产力实验，但因为人力财力资源不足，成果数量比较有限。客观地说，当时东北地区关于地力改良的调研、实验和对策性的研究工作多半是在日本所控制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官僚的参与下完成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国内的不少右翼史学家一直坚持所谓的“满洲开发有功论”，过分鼓吹日本在东北地区殖民统治期间“建设”的“功劳”。在农业领域，他们把化学肥料等农业近代科技在东北的使用看作是其殖民统制的“无形成果”，并对其作用进行了夸大。
以大豆贸易为代表的商品化发展给东北地力带来的影响还远远不局限于上述方面。以往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网络隐性地进行资源掠夺的事实。贡德·弗兰克和阿明等提出“依附论”的理论观点，比较早地意识到平等互利的世界市场体系并不存在，在“中心—外围”对立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中心”位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围”位置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和资源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就东北地区而言，王大任也曾在研究中指出，东北地区的大豆交易中存在着帝国主义通过操纵市场所形成的“隐性权力”掠夺氮元素资源的问题，即东北地区在出口大豆产品过程中，将其中所包含的维持地力所必需的氮元素也一并出口掉了。仅1931年出口的大豆及其加工品而言，其中就包含有245，525吨氮，相当于70，150，000吨土粪的含氮量。这一数字，远远高于该地区所存在的土地氮损失缺口。因此，东北地区的大豆出口，可以看作是一个“隐性”生态资源掠夺的过程，该地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23](PP.68-70)
不过上述研究显然还缺乏来自日本国内的数据作为佐证。Yujiro Hayami关于日本战前肥料需求和肥料价值的研究成果显然可以作为借鉴。Yujiro Hayami认为：日本农业在1883-1937年期间，在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土地固定资本投资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分别上升了194%和120%。这样巨大的成就主要来源于肥料投入的增加，而其中农民购自市场的商品化肥料的增加占了绝大多数的比重。在肥料投入增加的同时，肥料特别是商品性肥料的价格却明显下降。在肥料投入增加的原因中，70%归因于农业技术革新所造成的肥料需求的上升，30%归因于该国肥料工业的发展。因此，肥料、种子、机械、土地改良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24](PP.766-779)
一般而言，近代东北地区施用肥料中最常见的是将人或牲畜的粪尿埋入土中发酵后制成的土粪，直接施用人畜粪便或使用化肥的情况仅仅在种植少量蔬菜或特殊农作物时才会出现。[18](PP.194-195)
Yujiro Hayami的文章所列出的数据大致是宝贵而可信的，但其内容上更多的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思考农业基层设施投入的问题，对于这些数据的历史背景显然缺乏深入了解。比如其将1883-1937年期间日本肥料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下降都归因于肥料工业和交易市场机制的改良则明显是想当然了。造成日本商品肥料供应量上升和市场价格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应是东北地区输入的大量豆饼肥料代替了日本传统的“鱼肥”。1894年以后，东北输往日本的豆饼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急剧升高，1907年为4，172，609担、1910年为6，645，772担、1915年为10，338，862担、1920年为17，435，058担、1923年达21，187，403担。1925年以前，出口日本的豆饼份额始终在东北输出总量的63.4%—97%之间波动[21](P.32)。输入日本的豆饼主要被作为肥料使用，只有少数作为饲料使用。1930-1934年间输入日本的豆饼中78%-89%是被作为肥料使用的。“豆饼作肥料的需求者为农民，经济上不是很富足的农民对于同种肥料当然愿意尽可能使用价格便宜的”，“豆饼便宜，则购买量就大”[25](PP.17-18)。相对而言，日本本土的化肥工业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对豆饼的输入构成威胁。在日本，作为豆饼主要竞争者的硫铵产量，大正元年仅为10万吨，昭和元年为40万吨，昭和十年激增到80万吨[25](P.20)。硫铵对于豆饼的排挤作用直到1926年以后才开始逐步形成[注] 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下卷》，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内部资料，1988年，第17页。。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东北豆饼的输入不仅是在用自己潜在的肥料资源支撑着日本农业的转型升级，也通过市场机制中存在的“隐性权力”手段，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转移”。
五、地力改良活动的失败
780 Role of microglia in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 an update
根据预实验结果,分别对2种样品进行最优工艺的选择。确定制备工艺中的芯壁比(A)、水合速度(B)、水合时间(C)、水合温度(D) 4个影响因素,每个因素确定3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的设计,以精油的包埋率为评价标准。采用上述正交实验得到的最佳工艺条件,每种样品制备3份复方精油微胶囊,分别测量包埋率,以验证其准确性。
应该说，日本农学家以及对于东北农村稍有了解的日本人对于该地区土壤肥力下降的严峻程度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对于地力衰退的原因，他们当然不可能意识到上文所提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对生态资源“隐性权力”掠夺的层面，而是大多将其单纯归结于当地中国农民农法上的“掠夺性”。如日本农学家小森健治就认为，东北地区严重的地力衰退完全是源于当地中国农民“犹如吸食鸦片一样”的“掠夺农法”。当地农民过度依赖雇工来进行无限制地土地开垦，将太多劳动力投入到大片开垦农场的维持工作中，所关注的仅仅是谷物的短期收益。他还对“南满地区每30年地力下降一半”的现象大加渲染，并将其作为日本对东北地区移民必要性的主要证明之一。[27](PP.1-8)
日本关于东北地区增强土地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即土壤研究和肥料研究。土壤研究以著名农业土壤学家池田宝为代表，包括土性调查、土地生产能力调查、地力与农业生产力的实验，已耕地的生产力推移和地力增进研究等等。肥料研究则以农学家大杉荣、荒川左千代为代表，主要从事肥料肥效比较实验、肥料的化学分析、肥料与土壤微生物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26](PP.195-245)
尽管日本对于东北地力和肥料的研究早在1905年就开始进行了，不过在1931年以前，其改良东北地区地力的活动大多仅停留在理论宣传层面，或局限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内很少量地贩卖一些化肥。伪满建立以后，就遭遇到以东北地区大豆等农业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严重滞销为代表的“农业危机”。后来随着侵华战争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殖民者掠夺东北农产品以补充战力的需求急剧扩大。在这些背景下，东北地区地力逐渐下降所造成农作物产量降低，已经妨碍到了日本殖民者对于东北农产品的掠夺。改良地力，提高农产品产量也愈来愈成为日伪当局的一项迫切要求。
3.1.3 规范出租停靠。对于出租车和网约车，要设置合理的出租车停靠点，在靠近医院门口的道路上通过摆设锥桶专门划分出一个车道来让出租车停靠上下客，而且要求不能滞留，保证车辆稳定经过。此外，医院出入口要坚决杜绝出租车违章占道和随意上下客的情况，防止堵塞医院的出入口以及妨碍救护车辆的紧急通行。
尽管，增加肥料投入会明显增加农产品的产出，例如，根据公主岭农事实验场的实验结果，施肥可以相对于不施肥使农作物当年就增加5%-64%的产量，但当地农民主动增加施肥量来增加农产品亩产量的情况却并不常见[19](PP.78-79)。一般而言，东北南部地区的施肥量要远远高于北部地区，但北部地区从粪便中获取肥料的比率却远低于南部地区，其中猪粪的利用率只有南部地区的二十分之一[16](P.53)。除了北部地区大豆轮作的比率要高于南部地区外，北部地区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也严重限制了肥料的收集和施用。事实上，只有在地力衰减严重威胁到作物产量时，农户才会被动地增加肥料施用量。这在当时东北的农村实态调查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如洮南县的大茂好屯，在1903年开垦时候就因为土地贫瘠而不得不施用肥料进行生产，自1925-1926年以来该屯地力急剧下降，当地农家也不得不增加施肥量，但是仍然于事无补。至1936年调查时为止，该地施肥量相对于开垦时增加了43%，但亩产量却还不到当时的五分之一。[20](P.140)
尽管日伪政府对于地力增产提出了很多对策，但其中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的却显然不多。日本为了更高效地掠夺东北农产资源，农村地主阶级是其必须加以拉拢的对象。因此，所谓的租佃制度改革在伪满时期一直流于纸面空谈。而提高牲畜饲养数量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撑，难免成效甚微。扩大绿化面积又与当时日伪当局为了加速农产品掠夺而推行的“紧急农地造成运动”相悖，伪满统治时期对于森林木材的砍伐量反而是每年都急剧增加[注]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上卷》，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内部资料，1988年，第534页。。
随着铁路、蒸汽船等近代化交通工具进入东北地区，该地区与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该地区的重要特产——大豆也逐渐产销于国际市场之上。1872-1931年间，东北大豆及其加工品的价格持续上升。其中大豆价格从每担0.93海关两上升到了3.27海关两，豆饼从每担0.66海关两上升到了2.35海关两，豆油从每担3.71海关两上升到了11.61海关两[21](P.36)。大豆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不仅仅促使当地农民在所经营农场中更大程度地扩大了种植大豆的比率，也吸引着更多的中国内地农民“闯关东”来到东北，开垦未耕地并参与大豆种植。大量土地的开垦，又造成了当地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当地无论长短雇工的价格都要明显高于关内其他地区[22](PP.203-204)。这种劳动力的稀缺，又加大了该地区施肥的难度，进一步增强了大豆轮作对于肥料使用的替代作用。
对于化学肥料而言，日本国内的化肥工业尚远不能满足其自身农业生产所需，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日本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各种化学肥料达169.6万吨。东北地区并不算发达的化学工业所生产的那一点点产品大多被用来缓解日本国内的肥料需求。在日本殖民者看来，东北农业生产除了棉花等“特用作物”外根本不需要化肥。因此，“设计”分配给东北农业需求的硫铵数量仅有6万吨，而其硫铵生产总量中的10.3万吨则必须优先供给日本国内[30](PP.112-117)。1935年-1937年间，东北地区每年净出口化学肥料价值达806万日元，基本全部出口日本，而同期日本却净进口了5126.6万日元化肥[31](P.34)。更勿论，农民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无法从市场上自由购买化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日伪当局的“配给”获得。 增加施肥量和提高肥料生产和利用效率，对于提高地力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两种措施都需要相应增加劳动力或资金的投入，而且日伪农产“出荷”政策导致农产品收益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运用上述两种措施进行粮食增产的积极性随之锐减，这两种措施对地力下降趋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必然是微乎其微了。
整个伪满时期，东北农村中农作物亩产量下降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在伪满统治的14年里，东北地区的亩产量继续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下降[5](PP.4-5)。伪满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制定“战时紧急农产品增产对策”时，也不得不承认“提高单产在有些地区存在种种困难”，农业增产只能“优先采用增加能见速效的播种面积的办法”[32](P.756)。这也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其主导的“地力更生对策”的失败。
高校在推动学生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须将信息共享与学生管理工作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将不同类型的复杂信息存储于学校的各部门中。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与多元数据标准体系，为学生管理数据信息的无缝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首先，高校须采取顶层设计的方式，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与多元数据标准体系。其次，高校各部门间须加强相互间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最后，构建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信息共享平台，为高校提供优质、高效的网络运行环境，确保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的顺利进行。
六、日伪农产掠夺政策的恶果
在日本殖民者主导的地力改良努力宣告失败的同时，日伪当局所推行的种种农产掠夺政策客观上也间接使得东北农村地力衰减的情况进一步恶化。1938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地掠夺东北农产品资源以应对已经全面爆发的侵华战争和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日伪当局推行了一系列针对东北农业的“统制”经济政策。在农产品的生产领域，日伪当局通过强制手段将生产资源有限配置于其所急需的棉花、洋麻等纤维作物，以及水稻、大麻子和小麻子等“特用油料作物”。而“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战备上并不急需的纤维和油料作物，不但在生产组织上加以忽视，甚至还经常加以打压以促其萎缩”[33](P.4)。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伪满政府规定东北农村所要出售的农产品必须按规定的价格“出荷”给其下属的农产品统制机构，严禁农民私下交易。在农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交易领域，日伪当局将上述必需品交由“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等统制机构进行统一配给。杂货商只能从这些统制机构按规定“配给量”进货并转卖给农民。这种人为造成的必需品短缺还被日伪当作奖励农产品“出荷”的诱饵加以利用，迫使农民必须依靠“出荷”农产品的途径才能换到所需的必需品。[34](P.315)
就农产品的生产领域而言，日伪的控制实际上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日伪需要什么，东北农民生产什么，需要多少东北农民生产多少。他们为了促使农户集中生产资源扩大日本军需战备急需的“特用作物”。对于其并不急需的东北大豆，他们借口“奖励多种经营农业”，运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抑制”“替代”，以期实现东北农产品种植结构向“特用作物”倾斜[35](PP.3-14)。在这种情况下，伪满统制时期东北大豆种植比率逐年降低[33](PP.2-3)，农民以往依靠大豆轮作以补充肥料不足的手段，随着大豆种植比率的大幅度降低而逐步走向废弃，轮作对于地力维持的作用进一步减小，从而间接使得该地区地力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
就农产品流通领域而言，日伪所规定的粮食“出荷”价格大大低于粮食生产的成本价格，且后来还设定最低“出荷”指标，按土地落实分配到农民头上，强制超低价格收购定量的农产品，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抢劫行为。在这种前提下，农民按照正常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十分困难，只能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将之贱卖，其在农作物生产中投入资本和劳力的行为从经济上来讲无疑只能带来更大的亏损。一些地区在粮食出荷政策的威逼下，甚至出现了田主弃耕，地主将土地给人“白种”来转嫁“出荷粮”的现象。如克山县于莲屯有一户大地主，“在粮食出荷时，地白给人种”[36](PP.135-136)；在辽阳县首山铺，“本屯徐姓地主在韩家台有地六十五亩”，“因为种地要‘出荷’，不好的地没有人敢种”，而将“其中十九亩白送给人种”。另有一户农户的“十八亩山坡地找不到人种而‘撂荒’”[36](P.115)。在这些情况下，农民为了增加肥料数量和效率而向土地继续追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动力被严重扼杀。
就农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交易领域而言，一方面，农村生活用品在伪满统制政策下变得日益匮乏，生活成本增加，农村雇工价格急剧上升，特别是在“依赖雇佣劳力”的东北北部地区农村，劳动工资上升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冲击很大[37](P.21)。“农家因工资上涨所遭受的打击也是相当严重。年工费用提高；日工工资上涨，而且雇佣难，因此，在康德七年出现减少耕作面积者”[38](P.20)。雇工成本的加大，对于大片地区缺乏劳动力资源的近代东北农业来说，其增加劳动力投入用以追加肥料生产的可能性趋势也被进一步遏制。另一方面，豆饼、化肥等肥料在日伪当局对农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统制政策下，变成了“统制”“配给品”，任何农村市场私下交易这些物品者都会被戴上“经济犯”的帽子而受到处罚。而“特用作物”生产中所配给的那部分少得可怜的肥料，又常常被伪满政府在乡村中的贪官污吏所克扣贪污，实际能发到农民手里的很少[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牡丹江文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8年，第163页。，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取得这些肥料的可能性。
结 论
近代东北农村所存在的地力下降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在东北农村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市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后，大豆轮作对于施用肥料构成了良好的补充替代作用，而伴随着大豆种植利益的移民开垦潮也使得东北“无肥”或“少肥”的耕作模式在当地加速推广。这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制中“隐性权力”也开始发挥生态资源吸附的作用。地力逐渐损耗中的东北农村把豆饼等潜在肥料资源大量出售给了日本，助推了日本本土农业生产技术的转型升级。而伪满政府成立后，日伪当局所进行的增进地力的努力，也因与其殖民掠夺动机相背离而鲜有实效，而其为了农产品掠夺，在农产品生产、农产品流通、农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交易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统制”政策，极大地减少了农民投资肥料的动力，削弱了大豆轮作的作用，并使得农民在市场上越来越难以获得肥料。在这些因素的复合作用下，东北土壤生态资源的损失进一步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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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anatory Comment on the Soil Fertility Decline of Modern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logy
WANG Da-re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cline of the soil fertility in modern Northeast China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of the change of ecological system and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s expected to be discovered. The loss of the soil fertility in modern Northeast China has its profou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n which both the resource adsorption of the market of capitalist world and the policies to violently plunder farm produce perform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st authorities have exerted significant effects. Consequently, the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 in modern Northeast China resulted from the ecological shifting action of “recessive power” as well as the colonist plunder.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 agriculture; soil fertility; fertilizer; political ecology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4-0124-08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9.04.014
收稿日期：2018-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第四卷)”(10&ZD07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大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组稿编辑：吴 芳)
标签：地力论文; 肥料论文; 满洲论文; 东北地区论文; 大豆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第四卷)”(10&ZD074)的研究成果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