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在国外(论文文献综述)
蒋露[1](2020)在《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文中研究指明现今莫言研究正如火如荼,甚至还出现许多探索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的论文。可以确定的是,莫言从默默无闻的新人作家到蜚声世界文坛的着名作家的转变是经过了时代的重重筛选。因此,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以及文学史的记录都被用以研究对莫言成名的影响。本文将从选学(选刊、选本)视域独特的遴选特点去探究莫言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具体结合不同年代的文学背景和选刊、选本的发展情况去论证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影响。在80年代国内文学热下,文坛出现了大量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文学选刊作为披沙拣金的把关者,从浩如烟海的小说作品中发掘莫言小说并对其进行多次推介,其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的推介最为成功,引起了文学界热烈讨论。文学选本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80年代莫言小说的创作实绩。选本选家以专业的文学知识和不同的审美取向选录出可以代表本时期小说创作实绩的莫言小说。其中年选、争鸣选本、思潮选本以各自不同的选录标准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等小说。从这些被选刊、选本选择的莫言小说中,我们能看到,80年代新人作家莫言抓住文学新变的创作热潮,勇于尝试,创作出了在当时独具一格的小说作品。80年代的莫言小说得益于文学选刊的慧眼发掘和推荐,引起学界争论,从而获得广泛关注。90年代多元的文学格局,使得在80年代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几篇莫言小说,在本时期得到了更为公正的对待。一方面,文学选刊销量走低,业内掀起改版潮,多家小说选刊将“吸引读者的好作品”作为重要选稿标准。由此,莫言本时期的小说《沈园》《牛》《白棉花》等故事性较强的作品被选刊重点选载。另一方面,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新增经典选本和精品选本,特别是《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入经典选本,对莫言而言,这代表着各专业学者对其小说价值和影响的认证。进入新世纪,纯文学边缘化愈演愈烈,文学选刊以自身的影响力已经难以带来更多的销量,因此借用早前发掘、培养成功的文学作家名气,以转载文学名家作品的形式,吸引大众读者关注,而莫言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莫言小说不仅在新世纪前十年收获了一系列国内外文学大奖,还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时期文学选刊与莫言小说形成较为明显的互推关系,这也正是莫言“反哺”选刊的表现。而文学选本受市场经济影响,“名家崇拜”现象严重,以年选和教材选本为例,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数量激增。
陈英红[2](2019)在《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加拿大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荣获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她的小说对人性的精彩描绘,这是对她小说中深厚而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赞誉。她的小说以人性、理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等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主题,同时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了另一个罕为人知的惊人世界,实践着消解绝对价值的创作主旨,并以断裂的、含混的,甚至矛盾的艺术方式予以呈现,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创作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关系、探索她创作思想的形成原因,可为研究人文主义思想、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创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参考个案。西方人文主义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思潮,以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关怀为核心内容,以批判和重塑为其不断发展的动力。19世纪达到发展巅峰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逐渐表现出其忽略人自身局限和科学有限性的人类中心论、唯理性和科学论及世俗至上论的潜在隐患,这也成为其现代发展的瓶颈,并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西方思想界的批判。随着20世纪反思传统观念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持续影响,思想界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也不断深入。艾丽丝·门罗深受尼采、海德格尔及其启示的反思传统观念的思想影响,其十四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的反思,或者说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批判与超越。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中合理的一面:以摆脱宗教桎梏为出发点,关怀人自我保存的生存需求、尊重理性和科学对于消除愚昧和促进人自身发展的价值,也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们对现世的幸福追求。同时,她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出以存在主义、视角主义、解构主义等为指导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等不合理认知的反思。她的小说通过强调与人的主动性并存的人的被动性、展示自然的力量,证明了忽视人的局限性的人类中心论的狂妄;通过揭示绝对理性的虚幻和客观知识的主观因素,批判了漠视理性和科学有限性、确信理性和科学是解决人一切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唯理性和科学论;通过呈现自由至上和利益为先的观念造成的社会道德困境,质疑了忽略自由限度和人与生俱来的责任的世俗至上论。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重塑:抛弃人类中心论的妄想,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构建着眼于未来的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关系,并积极面对世界的偶然性;以具有亲和力的理性和科学观对待理性和知识问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找到理性的最佳状态,在辩证法引导下正确看待知识体系,以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追求脱俗的世俗理想,寻求超越自我的自由,并建立关怀他者的伦理道德,以走出传统人文主义的世俗至上论造成的伦理道德困境。艾丽丝·门罗小说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其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小说以非线性叙述、元叙述等表现离散性的叙事,解构文本的中心,也揭示人的被动性和世界的自在性,消解了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以复调、历史与小说相交融等表现不确定性的表述,质疑文本内容的确定性和真实性,瓦解传统人文主义的唯理性和科学论;以悖论和反讽、开放性的结尾等引起反思的方式,强调世俗至上论放任自由和利益追逐的危害,表明了自我超越的必要。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加拿大社会文化环境及尼采、海德格尔等奠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家族迁徙和个人成长中的磨难、女性生存的艰辛导致艾丽丝·门罗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绝对理性、永恒价值等观念表示怀疑;而她矛盾丛生的家庭背景、文学熏陶、加拿大从落后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超越宗主国的发达国家的历程让她确信事物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她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进一步深入;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及其所激发的哲学思想给她以启示并为她提供了反思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据。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使其能批判地继承建立在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之上的传统小说的精髓,并实现主题的拓展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反思表达了小说主体间性审美立场和多向度的审美取向,表现了后现代的审美探索。同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传统人文主义反思是对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呼唤,也可作为新时期中国人文思想建构的借鉴,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钟海林[3](2018)在《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严歌苓是当今汉语新文学领域中最着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因内涵丰富深邃、类型丰富多样、创作手法灵活多元、语言细腻清新而大受读者欢迎。与此同时,伴随她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她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和同时代作家相较,严歌苓小说的风格独具特色。她从女性立场出发对人性善恶所进行的揭示是十分犀利、深刻的。她的作品也彰显了女性、母性意识,语言常可触及人的心灵隐秘和柔弱之处,因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拥有宽广的胸襟,对人类苦难持有普遍的悲悯和同情,这又使其作品充满人性的温情,并给读者以人性的温暖。严歌苓以求变求新的精神进行着小说文体的创新。她的每一部小说作品都带有文体实验与探索的印迹。她多样化的文体展示着小说的无限可能。从文体学角度分析,小说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当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本论文主要借鉴小说文体学理论,从严歌苓小说文本出发,从体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文体因素方面着手,以多个单篇文本案例分析为基点,系统勾勒严歌苓小说文体形态特征,梳理严歌苓小说文体多样化的存在形态。严歌苓的小说文体以小说内容分类,可以分为史诗体和女性文体两类。她的小说创作追求史诗品格。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发表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她的这种美学追求。这类小说具有反映生活内容广阔、历史跨度长、人物众多和故事曲折等文体特征。她的作品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女性体验、女性的精神世界等。在小说中,她塑造出了扶桑、小渔、多鹤、小环、王葡萄、田苏菲、梅晓鸥、何小曼、萧穗子、张蓓蓓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女性生存境遇做出深刻反映和剖析,这也使她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作家,其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小说的样板。史诗性品格、女性意识,以及多种叙事手法运用、丰富意象的营造、灵动的语言运用等,一起促成独具特色的“严歌苓文体”。以情节线索或表现方式分类,严歌苓小说可以分为传记体、传奇体、自由联想体、仿侦探体、象征寓言体等多种,有的文本同时兼具多种文体特征。她改造、发展了现有的文体,使这些文体以新的面貌出现。基于她孜孜以求小说文体的创新,勤于探索和实验,她的小说在文体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与中国当代作家相比,她的小说文体特征更加突出。本论文选取几部海外华文作家和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与她的作品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对比,更能发现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特色,由此,也可以看到严歌苓高超的文体驾驭能力。如果说张翎、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有属于自己文体的话,严歌苓有属于自己的文体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严歌苓多种小说文体的尝试及其独特文体的形成,与她小说的人性探索、她的世界观、编剧身份、商业化写作有着密切关联。总之,小说文体方面的创新追求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这一创作现象值得研究。
薛凤姣[4](2017)在《英语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喧哗与骚动》为例》文中指出本文以译介学理论为基础,介绍了英语意识流小说,主要是美国意识流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品——《喧哗与骚动》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及其在新时期中国成为代表性意识流作品之一的原因。
陈守湖[5](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研究表明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刘霞云[6](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陈蘅瑾[7](2017)在《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文中指出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反讽成为了一个不曾退场的存在。本文通过对反讽概念与反讽理论较为系统的梳理,在大量阅读文学文本的基础上,以反讽作为作品的视点,分析西方反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的新质和魅力,认为当代文学中反讽的实质是完成了文学中主体话语系统的转换,拆解曾经的一元话语体系,实现了五四以来现代性启蒙话语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话语等多元话语在文学世界中的共生与共存。引言部分从西方的反讽与中国讽刺的比较入手,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意识的弱化对于反讽在中国本土的产生所形成的制约,进而阐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极大促进了反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第一章从反讽概念的衍变入手,探讨反讽理论的构建过程,并对西方反讽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确认反讽作为沟通中西方文艺理论与思想的桥梁的价值所在。第二章通过1978年以来对于西方反讽理论的阐述的梳理和当代小说反讽批评实践的概括,旨在说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所具有的独特性。第三章从人物命运、政治文化的语境、语言反讽等方面进行分析,归纳出王蒙小说反讽具有的质疑与守护的双重性。第四章以王朔的作品为主要分析文本,通过作品中特殊的人物群体以及他们拼接式的语言,概括王朔小说反讽具有的颠覆崇高的特征。第五章则以王小波的作品为个案研究,通过分析,归纳其作品反讽所具有的笑谑中解构与理想追求相互融合的特征。第六章则从民间叙述视角展开对于刘震云小说中反讽特征的研究,认为刘震云的小说反讽完成了崇高的主体想象与琐碎的日常生活、宏大的历史书写与卑微的现实存在、喧闹的现实与民众的孤独灵魂的张力叙述。第七章从寓言叙述、反讽结构与反讽语言三个维度分析阎连科的小说,归纳其小说反讽具有的在革命乌托邦中叙述反乌托邦的锋芒与柔情的双重性。第八章则以米兰·昆德拉和马尔克斯这两位西方的反讽小说大家为着力点,梳理中国当代小说家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着力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家在小说反讽手法的运用对于西方反讽小说接受并融会贯通的过程。结语部分则对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同时分析了中国反讽小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黄乐平[8](2016)在《外国文学影响与张洁小说创作》文中指出张洁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而不断成长的女作家。张洁凭着敏锐与勇气使她在“新时期文学”和“女性文学”领域都获得了先导性的地位,因此在研究这两种文学史段落时,她都是不容忽视的作家个案。从不惑之年走向文坛到而今,张洁的写作生命已近40年,期间因为追求创作的不断自我超越而几度转型,风格的阶段性变化很清晰。张洁的创作具有鲜明和浓郁的个人生命经验特征,而外国文学对她人生的濡养的经验无疑也成为了影响她创作的重要因子。张洁曾撰文说自己的阅读是从格林童话、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话开始的,而之后的读书除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她每天必须吃的粮食。受时代语境的熏陶,早年的张洁从小享受了共和国“红色文化”的引导,阅读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有一种“俄苏情结”。上世纪80年代初,张洁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且随着她的小说在海外的大量传播和译介,得以频频参加各种国际性文学活动,后来更是长期旅居国外。这些经历,促进了张洁与外国作家和文学的交流,她的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日益与世界文学融汇,从一定意义上说,外国文学的影响帮助张洁开启了另一片创作天空。在与多种异质文学的对话和碰撞中,张洁也不时调整着创作思想和范式,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探寻张洁创作风格多变的原因,外国文学的影响与接受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视角。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多年来有关张洁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较为丰赡,可针对张洁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这一论题的探究却比较少,系统性研究成果更是鲜有。本论文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张洁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厘清张洁创作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创造性转化,勾勒张洁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图谱和创作风格嬗变的形态,解读影响中“异域风情”与“本土情结”在其写作中的呈现特征。文章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简略介绍了张洁在中外文坛的影响和地位,分析了其创作与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双重契机。在评述了国内外有关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本论题的研究价值与方法。挖掘外国文学这样一种特殊资源对张洁创作的潜在而重要的影响,不仅能为张洁的小说研究提供新思路,开辟新领域,也能为中国当代作家接受异域文学的影响提供参考和研究的范本。第一章重点阐述俄苏文学与张洁早期小说创作的契合。与新时期其他作家一样,张洁早年文学创作与俄苏文学的结缘主要是时代特殊历史文化语境造成的必然,是一种集体的记忆。张洁的写作除了表现了整个时代所赋予的影响因素外,也对影响做了基于个人经验的过滤与选择。在创作时张洁从不简单地效仿某一作家或作品,更多的是通过对俄苏文学整体性的艺术气质和精神思想的把握以获得灵感与方法,然后再力争提炼、表现民族的现实生活。因此,张洁早期的小说,实现了俄苏文学和中国本土现实的互相渗透。弘扬“圣洁的理想”是俄苏文学的“胎记”,而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精神超拔、对人的理想情怀和生存态度的艺术描写与现实观照是张洁和俄苏作家首要的契合点。不过相比俄苏文学理想主义品质的坚定意志,张洁却呈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焦虑体验。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书写有两个特质:悲悯的博爱和极富人道主义激情的女性形象。在构筑自身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视话语过程中,俄苏文学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直接创化了张洁,她早期的文学世界充溢着夺目的人性、人情之美。不同的是,俄苏作家的人道主义是“含泪的微笑”,寄予着深切的悲悯;张洁却传达了坚决维护女性尊严和权利的战斗精神。诗性语言建构了俄苏文学和张洁艺术的乌托邦世界,在叙事氛围层面,俄苏文学是诗性思维的流动,而张洁是一种感觉化书写。第二章着重评述欧美现代派文学与张洁中期小说创作裂变的关系。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强势涌入中国文坛后,张洁很快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立场走出,以兼容并蓄的方式吸纳欧美文学的养分,扩展了作家的创作视野与思维空间。理性精神一直贯穿西方文学传统始终,包蕴着人的自主批判精神、怀疑精神、追求真理以及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西方性别理论的发展对张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对完美爱情产生了质疑,小说文本彰显两性关系的对立紧张,对高大伟岸的男性形象予以解构,对两性隔膜有反思、有迷惘。欧美文学“恶的狂欢”是文学对社会文化思潮与哲学发展的一种折射,它的出现开拓与丰富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与视域,对传统审美领域所忽视的本能、欲望、梦幻等赋予了正面与肯定的价值。随着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译介、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及作家对生活理解的深入,张洁从追求理想走向了对社会“假、丑、恶”现象的揭露,她以冷峻的目光将人性虚伪赢弱丑陋的一面撕裂,剥离了生活的虚伪面具。张洁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借鉴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在叙事视角的变革、叙事结构的时空碎片化拼接,而叙事效果形成了陌生化与多义性的文本解读。第三章主要分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张洁晚近小说创作的影响。张洁是一个有幸创造了“晚期风格”的当代作家。为写《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她在耄耋之年登上秘鲁4300米的高原去寻找原住地的居民以了解印加文化。她坦言博尔赫斯是她最喜欢的南美作家,而马尔克斯是“大排档”似的作家。因为拉美文学对张洁晚近期小说创作的影响,她的作品风格又呈现出新面貌,再一次完成了创作的转型。“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学的中心主题,深刻地揭露了拉丁美洲被西方现代文明殖民,而后又被世界所孤立、抛弃和遗忘的苦难,既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保守、落后和孤独状态,也表达了一种对“一切巨大却徒劳的奋斗”的人生孤独感。张洁认同拉美文学的孤独主题,对于曾经期待的理想和爱情等都进行了反省,放弃了通常的写作规范,进入了越来越深的人性隐秘之所,用“灵魂流浪”表达人生无尽的孤独和距离。拉美文学具有一种“魔幻气质”,通过奇特的想象和巧妙的构思,将触目惊心的现实和天马行空般的印加传统神话相融合,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画面,使读者在恍惚迷离、如梦似幻的意境中,获得似曾相识又觉新奇的阅读体验。而张洁的小说则呈现一种“神秘色彩”,通过不可言说的宿命与轮回、血缘的神奇、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挥之不去的幻觉与梦境等方式来营造了奇美神秘的叙事氛围,以此达到作者的叙事目的。《百年孤独》的叙事者像一个预言家,相信一切奇迹和神话,把魔幻看成真实并对此津津乐道。同时因为马贡多不过是一个必将实现的宿命和预言,叙事者以纯粹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叙事。而张洁的《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和《一生太长了》的叙事者讲述的是生命的无常、永恒的隔膜和难以与世界和解的哀伤,既有回溯性的沉湎意绪,又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一个挽歌歌者的姿态。第四章是张洁与外国作家的比较解读。卓越的作家往往博览群书,所受的影响多元复杂,很难判定一个作家只受到某一个作家的影响,但也不能因此一概抹煞作家因机缘与另一作家文心汇通、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接纳与钟爱的现象,而放弃对其具体影响的追踪。谈论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并不是要遮蔽作家本人的艺术独创性,而恰恰是要在比较中更清晰明确地呈现其在文学领域的创新能力。契诃夫对张洁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度成为了她从事创作的范本和精神支点。契诃夫与张洁的短篇小说中“小人物”叙事特征非常突出,他们通过“小人物”形象塑造来“干预生活”,采取“切片”式客观叙述的叙事策略,表述简练、诗化。张洁小说创作中期,她的风格一度转型到现代主义。通观张洁此阶段小说的风貌形态,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卡夫卡的影响所在。运用象征、意识流等现代艺术手法揭露世界的荒诞虚无,展示人生存的困窘无助,这是张洁对卡夫卡创作的借鉴和承继。张洁与夏洛蒂·勃朗特对“女性成长”问题感同身受,也有不一样的表达。通过《简·爱》和《无字》两部自传性叙事小说的比较,揭示了文化差异对中西方女性成长的相异性。张洁被冠以“女堂吉诃德”称号,她的创作深受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影响。通过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方舟》、 《无字》等作品中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忧虑的疯癫骑士”的形象特质和情感取向的比较,了解张洁影响写作中对“异域情调”与“本土化”处理的焦虑体验。结语梳理了张洁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路径和图谱,是外国文学影响流变的典型范例,并归纳出张洁小说接受外国作家作品或文艺思潮的两种不同趋向:一是从“选择”到“契合”再到“创造”;一是从“影响”到“选择”再到“疏离”。这表明了以张洁为代表的当代大陆作家,应时代精神的召唤和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对外来文学因素予以了新的解读、改造和利用,作品中藏有的外来文学表征几乎都曾被“本土化”或经过本土文化过滤后才能发挥作用。在与异质文化与文学的碰撞与融汇中,张洁等作家对中国文学传统作出了重新的发现与独到的解释,为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自立于世界文坛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王艳文[9](2016)在《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新时期儿童小说,论文以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作为比较对象与参照物,主要从题材、形象、主题、创作原则与叙事模式五个角度来观察分析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特点,试图全面、具体地呈现出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的变化与得失。从题材上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校园小说呈现出从50-70年代的“去校园化”到新时期“再校园化”的文学现象。家庭生活题材小说,表现为在50-70年代“去家庭化”的基础上实现“再家庭化”的描绘,甚至有“后家庭化”的特点。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从50-70年代“政治化”的农村逐渐蜕变为“去政治化”的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中,则从“反现代性”的书写转变为对城市“现代性”的描摹。在革命题材上,一反50-70年代的“宏大叙事”,采用“微观叙事”的方式对革命进行别样讲述,补充与丰富以前的“宏大叙事”。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儿童是适合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敢于质疑、勇于独立的“小小男子汉”形象。他们不再是50-70年代那种乖巧听话、低眉顺眼、唯老师与父母之命是从的“先进型典范”。新时期的红色儿童也开始褪尽光华,从出神入化的小英雄回归于平凡普通的小战士。新时期本色儿童的塑造是以新写实的手法还原当代大多数儿童本真的生存状态,他们再也不是50-70年代那种幸福快乐的小顽童,而是中间状态的读书郎。新时期小说中的“问题儿童”是需要教育与挽救的不良少年。不同于50-70年代的“问题儿童”,那时不是真正的“问题儿童”,而是成人把儿童天性中不符合成人要求的地方当成了“问题”,“问题儿童”其实不是儿童出“问题”而是成人出了“问题”。新时期的残障儿童是有明显的器官或组织残缺导致行为障碍的残疾儿童与有着轻微的器官损伤导致交往障碍的智障儿童。他们身体残疾,心地善良。50-70年代一般把反面儿童写成残障儿童,是一种刻意丑化的艺术行为,目的是突出神化小英雄,小说中几乎没有真实可信的有关残障儿童的描写,真正意义上的残障儿童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女童形象由50-70年代的“假小子”,“铁姑娘”演变成为新时期的“青春美少女”。从主题意蕴的角度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情感主题由50-70年代“公共情感”的抒发转为“私人情感”的表达。人性的主题,不再“唯阶级论”,认为一切人性都非通过阶级性体现不可。不再把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有着丰富多样性情的人,简单地当作阶级性的化身,而是还原人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写出了具体的真实可信甚至是感人的普遍人性来。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的苦难主题相对于50-70年代群体性的“政治苦难”而言,主要抒写个体的“生命苦难”。新时期成长主题旨在描写少年儿童生命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的“被动成长”,而是少年儿童生命的自然成长过程,是“主动成长”。从创作原则上来看,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打破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批判性。儿童小说发展到80年代中期,在外来思潮与寻根文学的影响下,被中断的浪漫主义思潮逐渐开始觉醒。新时期儿童小说家还挣脱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束缚,借鉴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对儿童小说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革新,创作出一批带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儿童小说,如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有些小说创作还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为结构的平面化与拼贴,内容的反深度与戏谑。从叙事模式上看,在人称与视角上,新时期儿童小说一改50-70年代视角的单一化特点,开始变得丰富而多样。在时间意识与叙事时间上与50-70年代也大为不同,体现为个体生命年龄时间对社会历法时间的取代,内在心理时间对外在客观时间线性顺序的打破。新时期小说的叙述重心从50-70年代注重外在的单一故事的讲述转移到关注人物心理情感的传达方面上来,于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原来的“故事—情节”模式的叙事结构转变为“心理—情绪”模式的叙事结构。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相对于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来说,在题材、人物、主题、创作原则及叙事模式等五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新变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之外,再就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新时期儿童小说在修正50-70年代儿童小说的不足,继承现代文学优良传统,借鉴当代成人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对经济利益的一味追求,也使儿童小说创作出现从重艺术追求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转移趋向。
李敏[10](2016)在《乔伊斯与中国作家意识流小说创作的补充研究》文中指出1918年梅·辛克莱将本是心理学术语的“意识流”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界,此后,英、法、美等国文坛上,意识流文学创作开始活跃起来,作家们将创作视角由描摹客观世界转向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抛弃由传统钟表时间组成的线性结构,采用一种语意含糊、飘忽不定、新颖奇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表现西方现代人复杂多变、朦胧晦涩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文坛上,詹姆斯·乔伊斯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作家刘以鬯深受乔伊斯影响,1963年发表的《酒徒》堪称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但是由于在香港发表,受政治历史等原因的影响,大陆读者对《酒徒》不甚了解,对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也缺乏系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创作逐渐走向成熟,一提中国大陆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大家首先想到王蒙,对他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王蒙的小说只能称得上具有意识流小说创作倾向,不能算作真正的意识流小说。80年代的文坛新星莫言结合本土元素,创作了一批兼具西方意识流审美品质与中国文化色彩的意识流小说。本文力图通过对比分析乔伊斯与中国作家刘以鬯、莫言的作品来探讨中西方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异同点,对中国意识流小说创作做一些补充研究,进而完善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乔伊斯意识流影响的接受史的研究。文章主体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挖掘内心真实、表现心理时间以及独特的表现手法三个角度分析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共性;第二章探讨了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理性因素的参与程度、理解难度与关照层面上;最后一章分析了造成二者不同的原因,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意图与创作理念的差异。尽管意识流小说语义含糊、条理不清,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形成挑战,但它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人物意识、潜意识,表现人物的内在真实,这无疑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在国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在国外(论文提纲范文)
(1)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80年代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选刊对莫言小说的发掘与推广 |
(二)对选本收录莫言早期小说的考察 |
(三)文学选刊对莫言小说的“不选”与“选” |
二、90年代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低迷期的选刊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二)探析选本对莫言80年代小说的高频收录 |
(三)“丰乳肥臀”风波与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三、新世纪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盛名下的莫言小说与选刊的互推关系 |
(二)莫言小说在选本领域的大丰收 |
(三)新世纪文学获奖与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莫言公开发表小说年鉴表(1981—2013) |
附录B 80年代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C 80年代选本收录莫言小说一览表 |
附录D 80年代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附录E 90年代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F 90年代选本收录莫言小说一览表 |
附录G 90年代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附录H 新世纪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I 新世纪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1.1选题缘起 |
0.1.2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2.1 国外艾丽丝·门罗研究现状 |
0.2.2 国内艾丽丝·门罗研究现状 |
0.3 主要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0.3.2 主要研究方法 |
0.3.3 主要创新点 |
0.4 传统人文主义的相关问题 |
0.4.1 作为西方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人文主义 |
0.4.2 传统人文主义的合理内核 |
0.4.3 传统人文主义的现代发展瓶颈 |
第1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传承 |
1.1 对人生存需求的关怀 |
1.1.1 对小人物的关注 |
1.1.2 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照 |
1.2 对理性和科学价值的尊重 |
1.2.1 对理性的认可 |
1.2.2 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 |
1.3 对现世幸福追求的肯定 |
1.3.1 对宗教教义的疑问 |
1.3.2 对个人现世幸福追求的认同 |
第2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 |
2.1 对人类中心论的否定 |
2.1.1 主动性与被动性相统一的人 |
2.1.2 自在的世界 |
2.2 对唯理性和科学论的批评 |
2.2.1 绝对理性的虚幻 |
2.2.2 客观知识的主观因素 |
2.3 对世俗至上论的驳斥 |
2.3.1 自由至上的危害 |
2.3.2 利益为先的隐患 |
第3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重塑 |
3.1 和谐的人与世界 |
3.1.1 人与自然的融合 |
3.1.2 人与充满偶然性的世界的和解 |
3.2 具有亲和力的理性和科学观 |
3.2.1 平衡的理性观 |
3.2.2 辩证的知识观 |
3.3 脱俗的世俗追求 |
3.3.1 超越自我的自由 |
3.3.2 关怀他者的伦理道德 |
第4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艺术表现 |
4.1 解构人类中心论的离散性叙事 |
4.1.1 意识流的涌动与非线性叙述 |
4.1.2 不可控的现实与元叙述 |
4.2 消解唯理性和科学论的不确定表述 |
4.2.1 视角的局限与复调 |
4.2.2 不可回避的主观性与历史和小说的交融 |
4.3 质疑世俗至上论的反思性手法 |
4.3.1 失望的贪念与悖论和反讽 |
4.3.2 无疾而终的过度欲求与开放性结尾 |
第5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的传统人文主义反思探因 |
5.1 艰难的个人经历与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诱因 |
5.1.1 家族遭遇和成长的磨难 |
5.1.2 女性生存的艰辛 |
5.2 独特的文化环境与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深入 |
5.2.1 成长环境和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 |
5.2.2 边缘中崛起的加拿大文化 |
5.3 20世纪的哲学思想与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思想基础 |
5.3.1 存在主义思想的熏陶 |
5.3.2 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及其启示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 |
第6章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意义 |
6.1 文学史意义 |
6.1.1 传统文学人文主题与艺术手法的扬弃 |
6.1.2 后现代文学人文主题与艺术手法的创新 |
6.2 审美意义 |
6.2.1 主体间性的审美立场 |
6.2.2 多向度的审美取向 |
6.3 思想和现实意义 |
6.3.1 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新探索 |
6.3.2 中国新时代人文思想建构的借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现状 |
二、本论文的创新点、研究意义及基本思路 |
第一章 小说文体类型及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一节 小说文体概述与小说文体类型 |
第二节 新小说文体构成因素与新小说文体创新变化 |
第三节 严歌苓的小说文体观念和创新 |
第二章 多样化的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一) |
第一节 史诗体:《一个女人的史诗》等 |
第二节 女性文体:《第九个寡妇》等 |
第三章 多样化的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二) |
第一节 传记体:《陆犯焉识》等 |
第二节 自由联想体:《人寰》等 |
第三节 仿侦探体:《密语者》等 |
第四节 传奇体:《赴宴者》等 |
第五节 象征寓言体:《床畔》等 |
第四章 多样化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三) |
第一节 严歌苓的叙事个性 |
第二节 舞动的语言 |
第五章 严歌苓与海外、当代作家文体抽样分析 |
第一节 严歌苓与当代小说文体 |
一、《雌性的草地》与《爸爸爸》 |
二、《舞男》与《长恨歌》 |
三、《第九个寡妇》与《蛙》 |
第二节 严歌苓与移民小说文体 |
一、《我不是精灵》与《色·戒》 |
二、《人寰》与《桑青与桃红》 |
三、《扶桑》与《金山》 |
第六章 严歌苓小说文体的演变及得失论 |
第一节 人性探索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二节 世界观转变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三节 编剧身份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四节 商业化追求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英语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喧哗与骚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译介学及国内相关研究 |
三、英语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
四、《喧哗与骚动》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
五、结论 |
(5)“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选题缘起 |
第二节 研究对象描述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析 |
第四节 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难点 |
第五节 核心概念阐释 |
第一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 |
第一节 一种对抗——逃离元叙事 |
第二节 一种诉求——启蒙又重来 |
第三节 一种思潮——审美政治化 |
第四节 一种梦想——现代性追求 |
第五节 一种标举——先锋的姿态 |
第二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 |
第一节 “地下文学”的先锋萌动 |
第二节 “朦胧诗”的先锋意蕴 |
第三节 “意识流小说”的先锋探索 |
第四节 “寻根文学”的先锋突围 |
第五节 “形式实验”的先锋决绝 |
第三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 |
第一节 能指游戏:所指的遮蔽 |
第二节 间离陌生:奇幻的快感 |
第三节 声色涂抹:异端的修辞 |
第四节 私性拼贴:官能的狂欢 |
第四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 |
第一节 文学真实的解构 |
第二节 叙事时空的重置 |
第三节 叙事威权的拆解 |
第四节 隐秘历史的阐释 |
第五节 文本互文的制造 |
第五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 |
第一节 荒诞:现实的异化 |
第二节 疾病:晦暗的隐喻 |
第三节 死亡:在世的呓语 |
第四节 欲望:人性的沉沦 |
第五节 暴力:畸变的生存 |
第六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 |
第一节 是终结,还是转型 |
第二节 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 |
第三节 先锋文化与消费主义 |
第四节 形式实验的价值重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题的缘起 |
二、研究现状及可开拓空间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一章 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与演变 |
第一节 新时期初:落寞的整齐划一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异质新构 |
第三节 20世纪末:高蹈的实验狂欢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圆熟的多维探索 |
第二章 文化思潮的冲击与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西化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反叛 |
第三节 大众文化思潮与文体的消解 |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渗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异 |
第一节 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体表达 |
第二节 东方“合和”文化与文类互融 |
第三节 古典文学传统与文体“返祖” |
第四章 文化心理的诉求与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与文体的规约 |
第二节 代际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差异 |
第三节 女性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张力 |
第五章 限度与维度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考量 |
第一节 极致的文化拥趸与文体的局限 |
第二节 文学生态的营造与文体的突围 |
第三节 文化的汇融与文体发展的可能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反讽理论与反讽的魅力 |
第一节 反讽概念衍变中的理论建构 |
第二节 反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
第二章 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 |
第一节 反讽理论有在当代的传播与生成 |
第二节 当代小说反讽的新质 |
第三章 王蒙:质疑中的守护 |
第一节 命运反讽中的悲情 |
第二节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反讽 |
第三节 言语狂欢中的反讽解构 |
第四章 王朔:颠覆后的快意 |
第一节 不安分的灵魂——顽主群像的时代反讽 |
第二节 在熟悉与陌生间穿行——独特的反讽语言 |
第三节 尴尬时代话语秩序的消解 |
第五章 王小波:笑谑中的追寻 |
第一节 顽童的戏谑 |
第二节 戏谑中的浪漫理想 |
第六章 刘震云:困惑中的体悟 |
第一节 崇高的主体想象与琐碎的日常生活 |
第二节 宏大的历史书写与卑微的现实存在 |
第三节 喧嚣的现实与民众孤独的灵魂 |
第七章 阎连科:锋芒里的温情 |
第一节 身体寓言叙述中反讽锋芒的显现 |
第二节 独特反讽结构中的困境叙述 |
第三节 民间语言与革命语言交织中的反讽 |
第八章 中国当代小说家与西方反讽小说 |
第一节 中国当代作家与米兰·昆德拉的反讽小说 |
第二节 中国当代作家与马尔克斯的反讽小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外国文学影响与张洁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课题研究现状述评 |
二、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俄苏文学与张洁早期小说创作的契合 |
第一节 理想主义品质:坚定意志与焦虑体验 |
第二节 人道主义情怀:“含泪的微笑”与战斗精神 |
第三节 浪漫化叙述:诗性思维与感觉化书写 |
第二章 欧美现代派文学催化张洁中期小说创作的裂变 |
第一节 创作思想:理性传统与怀疑精神 |
第二节 艺术品格:“恶的狂欢”与“审丑” |
第三节 对欧美现代派文学艺术手法的合理借鉴 |
第三章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张洁晚近小说创作的影响 |
第一节 中心主题:“百年孤独”与“灵魂流浪” |
第二节 审美之维:“魔幻气质”与“神秘色彩” |
第三节 叙事姿态:“预言家”与“挽歌歌者” |
第四章 张洁与外国作家的比较解读 |
第一节 张洁与契诃夫:“小人物”叙事 |
第二节 张洁与卡夫卡:荒诞意识与反抗绝望 |
第三节 张洁与夏洛蒂·勃朗特:女性成长的书写 |
第四节 张洁与塞万提斯:“疯癫骑士”与“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
结语:影响“流变”与本土化写作 |
参考文献 |
附录:张洁小说创作年表 |
后记 |
(9)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儿童、儿童文学与儿童小说 |
(一) 儿童 |
(二) 儿童文学 |
(三) 儿童小说 |
二、新时期儿童小说研究述评 |
(一) 儿童小说思潮研究 |
(二) 儿童小说专题研究 |
(三) 单个作家作品研究 |
三、本文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新时期儿童小说题材的新变 |
第一节 校园题材: “去校园化”与“再校园化” |
一、“去校园化”回顾 |
二、“再校园化”新变 |
第二节 家庭题材: “非家庭化”与“再家庭化” |
一、“非家庭化”回顾 |
二、“再家庭化”新变 |
第三节 乡村题材: “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
一、“政治化”农村回顾 |
二、“去政治化”乡村新变 |
第四节 城市题材: “反现代性”与“现代性” |
一、“反现代性”回顾 |
二、“现代性”新变 |
第五节 革命历史题材: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 |
一、“宏大叙事”回顾 |
二、“微观叙事”新变 |
第二章 新时期儿童小说儿童形象的新变 |
第一节 理想儿童: “先进型典范”与“小小男子汉” |
一、“先进型典范”回顾 |
二、“小小男子汉”新变 |
第二节 红色儿童: 英雄与凡人 |
一、小英雄的回顾 |
二、平凡人的回归 |
第三节 本色儿童: “写实”与“还原” |
一、“写实性”回顾 |
二、“新写实还原” |
第四节 问题儿童:“问题”与“教育” |
一、不是“问题”的“问题” |
二、不良少年的教育 |
第五节 残障儿童: “遮蔽”与“凸显” |
一、“故意遮蔽”的回顾 |
二、“有意凸显”的新变 |
第六节 “女童”:“男童化”与“美少女” |
一、“男童化”回顾 |
二、“青春美少女”新变 |
第三章 新时期儿童小说主题意蕴的新变 |
第一节 情感主题: “公共情感”与“私人情感” |
一、“公共情感”的回顾 |
二、“私人情感”的新变 |
第二节 人性主题: “阶级性”与“普遍人性” |
一、“阶级性”的回顾 |
二、“普遍人性”的显现 |
第三节 苦难主题: “政治苦难”与“生命苦难” |
一、“政治苦难”的回顾 |
二、“生命苦难”的新变 |
第四节 成长主题: “被动成长”与“主动成长” |
一、“被动成长”的回顾 |
二、“主动成长”的新变 |
第四章 新时期儿童小说创作原则的新变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回归: “革命现实主义”之外 |
一、回归的开端——伤痕小说 |
二、回归的深化—问题小说 |
三、回归的发展——写实小说 |
第二节 浪漫主义儿童小说的觉醒: “ 革命浪漫主义”之外 |
一、“革命浪漫主义”的回顾 |
二、浪漫主义儿童小说思潮的觉醒 |
第三节 现代主义儿童小说的探索: “先锋小说”的艺术实验 |
一、意识流小说 |
二、象征主义小说 |
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儿童小说的闪现: 消费社会的影响 |
一、结构的平面化与拼贴 |
二、内容的反深度与戏谑 |
第五章 新时期儿童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 |
第一节 叙述人称与叙事视角: “单一狭窄”与“丰富多变” |
一、视角“单一狭窄”回顾 |
二、视角的“丰富多变” |
第二节 时间意识与叙事时间: 时间的束缚与挣脱 |
一、“时间的束缚”回顾 |
二、“时间的挣脱”新变 |
第三节 叙述重心与叙事结构: “故事—情节”结构与“心理—情绪”结构 |
一、“故事—情节”结构的回顾 |
二、“心理—情绪”结构的出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乔伊斯与中国作家意识流小说创作的补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cract |
绪论 |
1 乔伊斯与刘以鬯、莫言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共性 |
1.1 挖掘内心真实,正视灵魂中丑恶的一面 |
1.2 打破钟表时间,建构心理时空 |
1.3 契合意识流动的表现手法 |
1.3.1 内心独白 |
1.3.2 自由联想 |
1.3.3 蒙太奇 |
1.3.4 梦境与幻觉 |
1.3.5 诗化与音乐性 |
2 刘以鬯、莫言对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变异 |
2.1 理性因素的不完全退隐 |
2.2 理解难度的差异 |
2.3 关照层面侧重点不同 |
2.3.1 精神危机与人性堕落 |
2.3.2 生存状态的思考与生命意识的觉醒 |
3 乔伊斯与刘以鬯、莫言意识流小说创作出现差异的原因 |
3.1 作家生活经历与创作意图 |
3.2 美学思想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在国外(论文参考文献)
- [1]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D]. 蒋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2]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D]. 陈英红. 湘潭大学, 2019(12)
- [3]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D]. 钟海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4]英语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喧哗与骚动》为例[J]. 薛凤姣. 校园英语, 2017(36)
- [5]“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6]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7]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D]. 陈蘅瑾.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8]外国文学影响与张洁小说创作[D]. 黄乐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6(10)
- [9]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D]. 王艳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10]乔伊斯与中国作家意识流小说创作的补充研究[D]. 李敏. 辽宁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