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培（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桂林541000）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92-01
摘要：赵宋一朝，宋丽两国在民间、文化方面的交流极其频繁。而佛教交流则成为两国交往的重要媒介，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了极大的作用。本文就佛教在宋丽两国的发展状况、两国在佛教领域的交流以及佛教交流对高丽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宋朝；高丽；佛教交流；义天
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随后统一了朝鲜半岛；几乎与此同时，赵匡胤也于960年建立了宋朝。此后，两国互通使臣，交往密切。但是，北方强大的辽政权建立了西起西域、东至日本海的大帝国阻断了两国的路上交通。尤其是辽通过三次对高丽的征伐，建立了双边的宗藩关系以后，宋丽间的官方交往几乎中断。但是，两国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交往却从未中断。
一、佛教在宋朝和高丽的发展概况
（一）宋朝方面。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反佛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宋太祖时期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又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此外，还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佑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又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
但，由于佛教的过度发展，到了北宋末年，政府便对佛教进行限制。徽宗时），由于宋徽宗笃信道教，曾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即停止额外的度僧，这使僧尼数量大为自然减少。
不过，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直到宋末。因此，宋国就成了高丽高僧的取经目的地。
（二）高丽方面。
关于中国佛教是何时东渐海东，一般认为是东晋时期，据记载“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四年，僧阿道来”，“五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此后经三国时期、新罗时期，朝鲜佛教均有极大发展。
而高丽开国的历史始于佛教，太祖王建赖佛教以创建国基。据说，早在王建出生前，有一个名叫道跣的游僧对王建的父亲说“此地当出圣人”，并流一封密信而去。等到王建长大后道跣再次来到王建家，并向其传授“出师置阵，地理天时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尽管此传说并不一定为真，但足以说明高丽王朝与佛教间的密切联系。在王建临终之际曾立十条要训，其中第一条为“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各治其业。”此后，高丽历代国王无一不尊奉佛教，大力加以扶持。
在政治上，高丽设立僧科、僧官。高丽的僧官不少，现存于史料中的机构有“两衔”和“僧録司”。两衔，即左、右两衔，高丽太祖设置，通管佛教公事，即掌管寺院僧侣名册以及僧官补授之事。僧録司，简称僧司，其掌职权有僧籍登记、僧官补授及寺院管理等事务。以上二者皆有僧録、副僧録、都监、首座和僧正等官名。为了选拔僧官，高丽还实行僧科制度。官府设官考试佛经，即“大选”，若成绩合格即可得到官府度牒，晋升法阶。
二、宋丽间的佛教交流
（一）高丽学僧前往宋取经。
高丽学僧前往宋朝求学取经是这一时期宋丽两国佛教交往的最大特点。高丽政府高度重视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928年，新罗僧人洪庆从中国福建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高丽国王王建“亲迎之，至于帝释院”。高丽王亲自过问高丽僧人旅宋取经事务，是高丽佛教史上的一大特色。
高丽僧侣来宋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大量经书，同时也传入高丽的还有宋朝的佛教风俗。宋朝的佛教不再是单纯的佛家思想，而是杂糅了儒道释三家精华的宗教。由于宋传佛教的引入，三家思想都在高丽得以生根、发芽。如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唤请僧人为祖先举行周年祭日法会的现象；甚至在父母生日时也请僧侣为其诵经祈福。这样，随着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华文化业传向海东。
（二）高丽学者对宋朝佛学的反馈。
当高丽僧侣从中国吸收佛教精华的同时，高丽僧侣也将其佛学成就向中国输送。据明代《慧因高丽寺志》记载“云华所造《华严收玄记》《孔目章》《无姓摄论疏》《起信论议记》，贤首所造《华严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清凉所造《正元新译华严经疏》，圭峰所造《华严纶贯》，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绝。至是义天持至坐下，咨决所疑，既佚之典，复行于是。”因此，由于义天的努力使得至唐朝五代已经失传的佛教经典再次传入中华。此外，义天回国后还将其所译《华严经》一白八十卷寄赠钱塘慧因寺，慧因寺持地建阁藏之。因此，如今称慧因寺为高丽寺。如今杭州的高丽寺成了中韩友好的象征，每年前往杭州高丽寺参观的韩国游客数以万计。
同时，也有一些高丽佛教法器传入宋朝，如高丽“僧衣磨衲者，为禅师、法师衲、甚精好”。为僧俗所珍重。由于高丽法器广受宋人的欢迎，宋哲宗大悦之下就曾赐法通大师善本“高丽磨衲衣”。
（三）海东高僧义天。
释义天，法讳询，字义天，高丽文宗大王第四子，宣宗大王之弟，文宗九年（1055年）5月28日出生于朝鲜开京王宫（今朝鲜开城），是高丽佛教华严宗的创始人。义天十一岁出家，居灵通寺修行，据史书记载，义天“天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变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在义天进行佛学研究时，发现“所传诸家教乘，或有绝本不行者，或有鱼鲁混淆者，或有缺于钞解者”。于是，便决意前往宋国以求真谛。但，他的多次请求多次为高丽君臣所阻挠而未能如愿。于是，义天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四月“潜与弟子寿介二人随宋高林船而去”，高丽王追之不及，便遣礼宾省官员数人随同义天渡海入宋。
义天的到来引起宋廷的极大重视，先后两次在皇宫召见他。义天向皇帝献上生日“兴龙节视寿佛像并金器等”，并上表请求“承师受业”；而哲宗回赐“衣著一千匹，银器一千两”，并同意为其选定导师，还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为管办陪其至吴中。义天又从天竺寺慈辨受传天台教规，依灵芝元照为说戒法，并受传所著《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等。他于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携同所求得的经书一千余卷随其国使还归高丽，大弘贤首、天台的教法，并奏请将所得经书皆刊行。
义天回国以后，以其丰富的学识，糅合宋、辽和高丽的佛学编著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京文类》、《大党团师文集》等重要经典，这对促进宋丽两国的佛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宋丽佛教交流对高丽的影响
（一）宋传佛教对高丽思想的影响。
通过宋丽双方的佛教交流，许多宋朝佛教教宗传往高丽，较重要的有禅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等。这些教宗通过与高丽本土的思想糅合逐渐高丽化。在高丽产生了诸如学一、之印、知衲等一系列著名的佛学大师。此外，宋传佛教对高丽俗人的影响同样重大。其中，禅宗的影响尤为重大，禅宗以“无念为宗”，其方法简便单纯，不读经、不立文字也可以信佛，所以得到武臣贵族和平民的虔诚信仰。可以说，佛教深刻影响了高丽上自王室、下至普通百姓的生活，佛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二）宋传佛教对高丽艺术的影响。
受到宋朝佛教的影响，高丽具有宋朝风格的佛教建筑、工艺和绘画等大为兴盛，尤其以佛教建筑最为著名。高丽王朝重要的佛教建筑有兴王寺、无量寿店、祖师堂、玄化寺七层石塔、元朝工匠修建的敬天寺13层石塔。其中以无量寿殿和祖师堂最为著名，它们都是优秀的木质建筑，特别是无量寿殿是韩国迄今为止现存的最古老的木质建筑。此外，高丽王朝还十分热衷于建筑金银佛塔，如文宗年间在兴王殿内建造金塔花费银427斤，金144斤；宣宗年间于会庆殿内修建建13层金塔；高宗年间用200斤黄金建造13层金塔。
（三）宋传佛教对高丽妇女的影响。
高丽时期，女性生活主要以家庭为中心，女性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信仰佛教，佛教信仰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刚经》、《华严经》、《阿弥陀经》、《千手经》等佛教经典是贵族阶层女性广泛诵读的读物，也是妇女受教育的主要教材。因此，高丽一朝则是朝鲜古代妇女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王朝。此外，佛教还为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高丽文献中提到“四方士女，不远千里，牛载马驮，背负首戴，供养佛僧者，踵相蹑也”。可见，当时高丽朝的妇女经济地位是相当高。据报到，如今韩国高丽时代的留下的记载香客的碑文中，女性香客远远多余男性。
（四）宋传佛教对高丽雕版印刷业的影响。
雕版印刷业最早起源于中国唐代，高丽作为中国近邻成为最早学会中国印刷术的国家。而佛教则成了高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助推器。高丽显宗元年（1010年），辽军大举入侵高丽，连下平壤、开城等重镇，国家岌岌可危。于是，政府组织力量雕刻《大藏经》，企图借助佛法的力量击退辽军。经显宗、德宗、靖宗及文宗四朝（共40年）的不懈努力，首部《大藏经》终于雕刻完毕。该部《大藏经》又被称为初雕《大藏经》，共1106部，5048卷。
但是，初雕《大藏经》却于高宗年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而毁于战火。于是，高宗于江华岛上组织学者和技术人员，举全国之力再度雕刻《大藏经》。新雕刻的《大藏经》也被称为再版《大藏经》、八万大藏经，共81258块，两面刻字，共162516面；长8寸，宽2尺3寸，厚1寸2分；每面可23行字，每行14字；共收录1512部，6791卷经。再版《大藏经》雕工之精，收录佛经之多，令人惊叹，对促进朝鲜雕版印刷业以及后来铜字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四、结语
尽管两宋期间宋丽两国沟通的障碍极多，但由于两国僧人们的不断努力，大量的宋朝佛学典籍以及佛学思想传往高丽，这对佛教的发扬光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宋传佛教对高丽佛学思想的进步、促进高丽科技文化的进步以及丰富了高丽人民的文化生活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实际上，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性的。尽管宋朝向高丽输送佛学文化是这一时期两国佛教交流的主流，但是以义天为代表的高丽高僧也将高丽的佛学成果向宋朝输送。如中国已佚佛学经典经义天等人之手再度传往中国以及某些高丽佛教法器输往中国就是最好的见证。
此外，佛教的交流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交往起了极大的作用。两宋时期两国的民间交往成为中朝数千年友好关系的有力见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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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危培，男，（1985-），汉族，湖北武汉人，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注释：
1.《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六，小獣林王
2.《高句丽节要》，卷之一，太祖神圣大王
3.《高丽史》，世家卷二，太祖二十六年
4.《朝鲜佛教通史》.下编.高丽譔佛初设僧科，294——295页
5.郑麟趾.《高丽史》，卷1
6.《高丽史》，卷93，韩延恭传
7.《宋史》.高丽传
8.《高丽史》卷4
9.《高丽史》卷9
10.《长编》卷279，卷330
11.《说郭》.卷77.引《鸡林志》
12.《高丽史》.卷九十，义天传
13.义天.《大觉国史外集》卷十一.杨杰《赠佑世僧统诗》
14.金英泰（著）.柳雪峰(译).《韩国佛教史概说》.121——1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15.李谷．稼亭先生文集[Z]．